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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世

    01

    我是個孤老頭子,而且誰都看得見,還是個殘廢人,拖着一隻蹺腳。這裏的人大多喊我叫蹺腳佬,年歲大的則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裏的,我自己也鬧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陝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説,我不知曉,也沒人知曉。我只記得我們家原來是在黃河岸邊上的,是一間用黃泥巴和石頭子堆起來的小屋,離渡船口很近。小時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過,但沒淹死,反而學會了游水。那時候,我大概只有四五歲。

    1941年,也就是我13歲那年,洪水把我們家和整個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誰也不知曉,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們家9口人,活下來的只有我和二哥,還虧得河灘上的那棵老水溝樹。我們在幾丈高的樹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樹葉和所有掛在樹枝上的死肉爛菜都吃盡了,洪水還沒在老樹的腰肚上。後來上游漂下來一張八仙桌,四腳朝天地顛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從樹上跳下來,抱住桌子腿逃命。因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餓死。我們在水裏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後又走了十來天,才看不見洪水和死人。從那以後,我和二哥像兩條野狗一樣亂竄着,竄到這裏時,已是第二年的陽春時節,大明溪兩邊到處都堆着剛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紮成竹排,漂去下游換大米。那時候,這溪水可不像現在這樣,溪流急得連秤砣都衝得走,幾十株毛竹,綁紮好了,往水裏一丟,飛得比天上的鳥還快。所以,沒個好水性,誰也不敢去碰這活,沒準兩個浪頭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幫人家幹這活,沒工錢,但有飯吃。

    就這樣,我們在這塊地方留了下來。

    第二年的麥黃時節,一隊日本鬼子到村子裏來掃蕩,走的時候,我二哥挑着一擔子東西,走在隊伍的前頭。我哇哇大哭,衝上去,抱住二哥不讓走。鬼子上來用槍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團爛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麼也打不脱手。後來我聽到殺人的一聲槍響,然後就什麼都沒了,聲音沒了,知覺也沒了。等我醒來時,看見一隻狗正悶着頭在我腿腳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麼,我想趕它走,卻感到小腿骨鑽心的痛。我起來看,半個腿肚子沒了,地上的血跟殺了只牛似的。不過,幸虧是狗幫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這跟死又有啥兩樣?二哥走了,誰來管我?一個無家無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餓死。過了兩個晚上,學堂裏的蔣先生差人把我揹回了他家,並找來一些蜘蛛幫我吸乾了毒汁,療了傷。後來我才知曉,蔣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屍首都沒找回來。我不知這跟蔣先生救我有沒有關係,反正是蔣先生救了我,後來又留下我在他開的豆腐坊裏做活,給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沒丟掉。解放後,人民政府鎮壓了蔣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給了村裏其他人,分給我的是這爿小店。幾十年來,我一直守着這爿小店生活,掙飯錢,從飯錢里扣一絲養老錢,就這樣一歲歲老了。

    我一直是一個人過。因為蹺個腳,幹不了農活,沒人願意嫁給我。有段時間,對岸阿根的寡婦對我好像有點意思,我去給她送過幾根蠟燭,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説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斷我另一條腿。我想沒女人我照樣可以活,沒這條腿可怎麼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個月去鎮上進點貨,我哪兒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廝守在這裏,像是在等二哥回來似的。二哥是這世上我惟一的親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來,有時還跟他説話。説實話,過去了那麼多年,我把家鄉話都快丟盡了。可是,我連我們家鄉在哪裏都不知曉,會説那話又有什麼用呢?

    02

    1976年,大概是端午節前後吧,一天晚上,天已經墨墨黑了,我關了門,正準備抽鍋煙就睡覺,聽到門外響起吃力的腳步聲,接着是敲門的聲音。我想一定是來買東西的,就把煙鍋一丟,去開門。門是那種老掉牙的門,門栓很難下的,我一邊撥弄着,一邊對外面喊道:

    “要什麼啊?”

    外面沒人答話。

    我糊塗自己剛才是不是聽錯了,就又問:“有人嗎?”門又輕輕地響了兩聲。

    我再問:“是誰啊?”

    外面説:“大伯,開開門。”

    是個女人的聲音,幽幽地。

    我把門剛撥弄開,女人就急煞地擠進來,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門看,左看,右看,外面什麼動靜沒有。再回頭看她,已坐在櫃枱旁的板凳上,身子和頭都靠着牆,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樣子。

    村子裏的人沒有我不認得的,但這人我怎麼也認不得,四十來歲的年紀,穿着格子樣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銅板大的毛主席像章,頭髮剪得短短的。應該説,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臉上灰的,眼睛裏一點神光也沒有,像在生病。聽口音,她不是村裏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進櫃枱,又問她:“你想買什麼,蠟燭還是洋火?”

    一般這時候要買的總是這些東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猶豫了一會,説:“我想要點吃的。”

    “吃的?”我看看貨架子,“我這裏有花生米,蕃芋幹,還有點桃酥,你要什麼?”

    “什麼都可以,”她説,“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抓了兩把蕃芋幹丟在秤盤上,準備稱個斤兩,她卻喊我不要稱,説她沒錢。

    我看着她:“你沒錢怎麼來買東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東西,只要點吃的就行了。”

    難道吃的就不是東西啦?我覺得這人有點不對頭,問她是誰,她説是過路的。剛才我一直以為她是村子裏誰家的親戚,既然不是這樣的,只是個過路人,我想誰認識誰呢,憑什麼我給你吃的?我丟下秤,對她説:

    “我這裏沒吃的。”

    她指着秤盤裏的蕃芋幹説:“這個也可以的。”

    我説:“我這是要賣錢的。”

    她説:“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心裏想,她這不是在跟我“叫花”嗎?可我不打算行這個好。不是説我稀罕這點蕃芋幹,也不是説我這人有多自私,沒有同情心。如果説人都是沒有同情心的,像我這樣的人恐怕早已經餓死病死了。我是説,我本來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碼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對她,這個像鬼一樣在黑夜裏冒出來的人,我缺乏應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確實奇怪,我開這爿小店已經二十幾年,還從沒遇到過一個外鄉人半夜三更來敲我門的,還是個女的。她這樣地出現,又這樣可憐兮兮的,我總覺得不正常,像個陰謀。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齋裏的故事。再看她樣子,穿得體體面面的,還挎着時髦的軍用挎包,哪像個叫花的人?我這樣想着,心腸變得很硬,幾乎抹掉了臉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氣,對她説:

    “大妹子,你找錯人了。”

    説着,我從櫃枱裏走出來,故意把蹺腳走給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個要靠人可憐活着的人,哪能可憐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裏誰都比我強,你去找他們吧。”

    她説:“我找過了,是他們叫我來找你的。”

    我問:“誰?他們是誰?”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説:“他們都幫不了你,我就更幫不了你啦,你走吧,我這裏的東西都要賣錢的。”

    她不走。

    屋裏靜悄悄的,外面也靜悄悄的。

    往常,這個時候,我經常可以聽到孩子鬧睡覺的哭聲,有時還有零星的狗叫聲,或者來來去去的腳步聲,或者罵爹日孃的吵架聲,或者樹上的高音喇叭聲,等等。但這天晚上,什麼聲音都沒有,好像村子裏誰都知曉有個神秘的外鄉人在我這裏,都在屏聲靜氣地偷聽我們之間的談話。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談什麼,只想她儘快走。我走到門口,有意做出要關門的樣子,催她走:

    “時候不早了,我要睡覺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沒地方去。”她頭也不抬地説。

    我生氣地説:“可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v她這才抬起頭,又喊我一聲大伯,説:“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個落難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頭了,會報答你的。”

    我問她落了什麼難,她説:“這説來話長,你先給我點東西吃吃再説行嗎?”

    説着,目光像着魔似的,從我的目光裏,不由自主地轉移到秤盤裏的蕃芋幹上。

    看來,她真是飢慌了,飢到骨子裏去了。我也是飢餓過的人,我知曉,人真正餓急時,眼睛是不聽話的,只會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氣轉,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飢似的。其實,看了以後,只會覺得更加飢餓。對自己飢餓的記憶,喚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過去,抓起秤桿,把秤盤裏的蕃芋幹,都倒在了她身邊的板凳上。但是,我説的話並不好聽:

    “你吃吧。這是我的口糧,我要靠它們賣錢換飯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們,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頓餓。”

    其實哪至於呢。我也不知曉,都決定給她吃了,為什麼還要説這難聽的話。也許是我覺得對一個過路人行好,是沒意思的,傻的。我們鄉下人就這樣,認識的人才叫人,不認識的就不是人,感覺氣派一點的當龍看,什麼事都客氣幾分,否則就當蟲看,該欺不該欺的都要欺。總之,我們鄉下人是不大會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個外人的。老實説,我當時是有點把她當蟲看了,所以,都決定給她吃了,還要説這麼難聽的話。

    但後來,我逐漸又看出來,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條蟲,而是一條落難的龍。比如,她的吃相,雖然飢餓得不行,但吃相一點不難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裏塞,囫圇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從容不迫地往嘴裏送,到了嘴裏又細嚼慢嚥的,不時還擰開水壺,喝口水。水壺是部隊上的水壺,她的挎包也是部隊上的,好像腳上的膠鞋也是部隊上的。從這些東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隊上有什麼關係,要麼她自己是部隊上的,要麼她有什麼親人在部隊上。部隊上的人當然是龍,哪怕只跟部隊上的人沾一點點親緣,少説也是條蛇,決不會是條蟲。我對門的阿木老師,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個遠房表哥在部隊上當連長,那年來村子裏走了一趟,阿木就從山上下來,去小學裏當了老師。聽説阿木當時只會寫自己的名字,連“老師”兩個字都不會寫,只會寫先生。阿木説先生就是老師的意思。可能吧。但一個把老師寫成先生的人,總是不大合適當老師的。當然,後來阿木不一樣了,有長進了,不但會寫老師,還會寫教師。教師兩個字是不容易寫的,村子裏的人,除了學校裏的老師,可能還沒有幾個人能寫。話説回來,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個在部隊上當連長的表哥,還不是嫡親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樣子也是有講究的,不是豁開嘴喝的,更不是仰起頭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氣氣的,沒有咕嚕聲,嘴角沒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説的。她説今天她已經喝了三壺這樣的水。山泉水。這是第四壺,是傍晚她下山時灌的。我們村子前後都有山,聽她講的,她該是從前山來的。前山叫螞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就能下來,等上去了才知曉,沒有一天是下不來的,否則怎麼叫螞蟥山呢?螞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條螞蟥一樣,細長細長的,還可以拉長,性子是磨人的。螞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蟲子,叮一口,人動作一下就溜了。螞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來,想扯下來得有耐心和訣竅,要慢慢地、輕輕地撓它,撓得它癢癢了,才會走掉。很多外鄉人經常上螞蟥山的當,不知曉它的厲害,不備點乾糧就上山,結果肚皮餓空了,還只走在螞蟥的背脊上,離下山還遠着呢。我想,她這飢餓一定是走螞蟥山鬧的,否則即使沒錢,哪至於這樣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時,我把剛才抽了一半的那窩煙,又點了抽起來。我一邊抽着煙,一邊思忖着,她到底是個什麼人,好人,還是壞人?壞人就是鬼,是來滋事的,鬧騰我的。思忖的結果,我覺得她是壞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説,我開始相信她是個落難的人。於是,我決定改變一下對她的冷淡,先是給她倒了一杯開水。在她對我表示感謝時,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飯,便對她説: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給你弄點吃的。”

    一聽這話,她激動地站了起來,連着表示了幾道感謝的話和手勢,接着還跟我轉到隔壁的灶屋裏,要求讓她自己來忙。

    我説:“黑燈瞎火的,還是我來吧,你去外面喝點水。”

    她説:“吃了蕃芋幹,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問她以前有沒有吃過這東西,她講吃過的。

    她説:“戰士們從家裏探親回來,都會帶點土特產,有的戰士帶的就是這種蕃芋幹,一模一樣的,我吃過好幾次。”

    這麼説,她還真是部隊上的人。但我這麼問她後,她又説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問:“算一半是什麼意思?”

    她説:“我只是部隊上的家屬。”

    就是説,她男人在部隊上。

    我又問她是哪邊的部隊,她説這個不好説的,她男人的部隊是保密部隊。

    我説:“既然你丈夫在部隊上,怎麼會落難呢?部隊上的人是沒人敢欺負的。”

    她説:“是他(她男人)先落了難,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難。”

    説着,傷心地嗚咽起來,好久才平靜下來。

    就這樣,她一邊看着我給她弄吃的,一邊回答着我問的一堆子問題,到她坐下來開始吃飯時,我對她的情況已瞭解不少。真是不説不知曉,一説嚇一跳,他男人不但在部隊上,而且還是個大官,團級幹部!團級幹部啊,那要管多少個連長!這麼大的官,還是軍官,我想不出還會落什麼難。

    她説:“誰也沒想到,簡直像做噩夢啊,頭天還好好的,還在大會上講話,讀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隊衞兵就衝進我家裏,把他從牀鋪上拖起來,五花大綁地押走了。”

    我問是為什麼,她受驚地叫起來:“只有天曉得!”

    我又問:“押走後又怎麼了呢?”

    她講道:“過了幾天,他們把我也關起來了,關在一個油庫裏,審問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錯誤。可我不知曉他犯了什麼錯,怎麼交代?我不交代,他們威脅我,抗拒從嚴,要槍斃我。”

    我問:“你就這樣逃跑出來了?”

    她説:“不,都是鐵門鐵窗的,怎麼跑得了呢。”

    灶膛裏的火勢萎了,要加柴火。我添過柴火後,她接着説:“又過了幾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個部下來看我,給我帶來了我男人寫的一張紙條,上面説我一定要想辦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長求救,否則……”她搖着頭憋出幾個字,“我男人説,只有等死!”

    我記得,她講的這位老首長是個真資格的老紅軍,解放後曾被授予中將軍銜,當時在南京軍區當大官,她男人曾經給首長當過三年警衞員,她自己也曾在首長家當過多年保姆,後來她們結成夫妻還是首長夫人做的媒。可以想,這時候,只有去找老首長,才有可能救他們。但是,怎樣才能逃出去?

    她説:“門窗是鎖的,外面還有專人看管,簡直沒有一點可能。天黑了,夜深了,我想的一個個辦法都實現不了,我急得一頭撞在牆上,只有哭,沒有任何辦法。後來,都到後半夜了,門突然被推開,進來的是我男人的老部下,就是下午給我送紙條的同志。他在屋子裏轉了一圈,找了一根木棍,遞給我,要我狠狠打他一棍逃走。他説我必須打他,否則他説不清的。他幾次催我打啊打啊,還把頭伸給我。我拿着木棍,試了幾次,都下不了手,急得亂打轉。最後,他看我實在不行,拿回木棍,自己朝自己頭上往死裏猛擊了一棍,當即頭破血流的。我嚇得哭起來,上去捂着他傷口,他推開我,喊我快走。當時是夜裏兩點來鍾,他説到明天早上八點會有其他人來接班,就是説我有六個小時逃跑的時間,並且告訴我逃跑的路線。我哭着往外走,剛出門,他又喊我回去,塞給我一把沾了血的鈔票,後來我數了,總共是18元4角。這一定是他當時身上所有的錢,也是我現在身上所有的錢。”

    説到這裏,她要我原諒,意思是她剛才説身上沒錢是假話,騙我的,只是這錢要留着趕火車用,現在她一分都不敢用。這我是想得明白的,在不知去南京的火車票要多少錢之前,她當然不敢亂用這錢。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要坐火車,其實螞蟥山那頭便有個火車站,是隔壁臨水縣的,為什麼她不在那邊上火車,專門翻過山來,難道僅僅是為了節約一兩毛錢嗎?

    “不,我是擔心有人來抓我。”她解釋説,“我們出門都會在那兒趕火車,所以他們要抓我,肯定會派人去那邊守着的,我去那兒就是自投羅網。”

    這麼説,她的部隊應該就在臨水縣。後來,她也承認了,就是這樣的。

    這時候,飯菜差不多已經熱好,飯是剩飯,菜是半碗老白菜,還有一小碟蘿蔔乾,都是蒸一下就好的。我揭開鍋蓋,把菜從蒸籠裏端出來,她看見了,上前來,把菜從我手上接過去,端到桌子上。然後,我幫她盛飯,用的是一隻海碗。鍋裏的飯大概有一碗多,這本來是我明天早上煮泡飯吃的。我總是這樣,煮一鍋飯吃兩頓、三頓,甚至幾頓、幾天。什麼叫孤老頭子?這就是孤老頭子,把燒飯和吃飯當作罪受,能偷減一點都是好的。

    我盛了一鏟,又一鏟,盛第三鏟時,我又把盛好的飯倒進了鍋裏。我不知她在背後有沒有瞅見,瞅見了又會怎麼想。怎麼想?肯定以為我是心疼這白米飯,不想給她吃這麼多。其實,我是想給她捂兩塊肉在飯裏面。是肉啊,兩塊油汪汪、香噴噴的肉!這肉看起來髒不拉幾的,上面沾着螞蟻一樣的黑傢伙,那是黴乾菜渣子。但吃起來饞人得不得了,香啊,好吃啊。除了過年過節,這是我平時能吃到的最好的菜,這邊人都管它叫黴乾菜蒸肉。黴乾菜是不值錢的,村子裏誰家都貯着一兩罈子,要從冬天吃到夏天;值錢的是肉,那年頭簡直比人還值錢,沒有誰家不稀罕的。其實,剛才給她準備飯菜時,我是看到這碗肉的,只是想它太稀罕,自己都不忍心吃,藏着,偶爾才打打牙祭,便沒拿出來。但聽她講過那些後,我真正有些同情她,所以又決定拿出來了。沒有熱過,是冷的,重新熱一下又太麻煩,所以我把它放在碗底,好讓飯把它捂熱。

    屋裏只點一盞松油燈,藉着灶膛裏的火光,才顯出一分亮堂。不過,我在往她碗裏夾肉時,柴火已經熄滅,屋子昏暗昏暗的,加上她又在我背後,根本不可能看清我往碗裏夾的到底是什麼東西,直到她吃掉大半碗飯時,才發現是兩塊肉。這時候,兩塊肉已經被飯捂得熱乎乎的,鑽出一股誘人的肉香和油氣,滿屋子地竄,饞得我口水直冒。她看着兩塊肉,像受了我什麼大安慰似的,感動得眼眶都濕了。她抹了把眼睛,對我説:

    “大伯,你是個好人,我不會忘記你的。”

    我説:“鍋裏還有飯,都吃了吧。”

    説着,我往外間走去,又聽到她在背後説:“只要我男人翻了身,我一定要報答你,大伯。”

    一個團長要報答我,這事情光想一想都覺得樂。心裏樂着,就又有了煙癮,於是我坐在門口剛才她坐的凳子上裝煙。煙才裝好,還沒點火抽,我聽到她起身又去盛飯的聲音,一鏟又一鏟的,聽聲音就知曉,她在把每一粒飯都往碗裏鏟。我想,她平時的飯量不應該會這麼大的,那飯量比我還大,還有兩塊肉。看來,她確實是飢慌了。後來,煙還沒抽完,我又聽到她起身的聲音,把碗筷丟進鍋裏,還勺了水,是要洗碗的樣子。我沒有起身,只是喊她別管,我會洗的。她嘴上答應好的,但還在繼續洗。我又説,時候不早了,你還要找地方過夜呢。這麼一説,她馬上丟了碗,出來,立在門口,對我説:

    “大伯,我沒地方去,求你再行行好,收留我一夜。”

    我説:“我是一個人住,不合適的。”

    她説:“你是個好人,我相信你,大伯。”

    我説:“相信我也不行,沒地方的。”

    她説:“就讓我在凳子上坐一夜也行。”

    最後,當然不是她坐,而是我。不過,我也不是坐,而是把櫃枱放倒在地上,像模像樣地搭了個鋪。我的櫃枱以前是有一面玻璃的,只有一面,是朝外向的一面,這樣人進來,櫃枱裏有什麼東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幾年前,治保主任喝醉了酒來我這買香煙,走到玻璃跟前還在往前走,結果一腳把一整面玻璃踢成了幾塊。他本來答應賠我一塊玻璃的,但最後賠的是一塊木板,是他兄弟來釘上去的,還上了兩層油漆,説這樣比一塊玻璃還值錢。值不值錢不好説的,但做櫃枱肯定沒有玻璃受用,只是當牀鋪要比玻璃受用。那天晚上,我就在櫃枱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剛朦朧亮,她就起了牀,要趕路的。我下了碗掛麪,又烙了兩張餅,面我們兩個人吃了,餅我都給了她。她接過餅的時候,又對我説了晚上的話,説我是個好人,哪天她男人翻了身,一定要報答我。

    我開開門看,天已經亮堂,要不了一會,村裏人就會出來倒夜水。我不想讓人看見她在我這過夜,便催她快走。她本來就急着要趕路,説走也就走了。走前,她跟我紮紮實實鞠了個大躬,頭低得頭髮都倒掛了。

    因為蹺腳不便,我只是立在門口送她,她走一會,回頭看我還立在門口,又對我鞠了個大躬。就這時候,我突然有種衝動,又把她喊回來,給了她五塊錢。

    説實話,這是我當時身邊僅有的錢,剩下的都是毛毛錢,總共加起來也沒一塊錢。她死死盯着錢,卻不敢來接,可能她知曉這錢對我來説很不容易吧。我把錢塞到她手裏,對她説:

    “拿着吧,萬一你身上的錢不夠買火車票呢。”

    我想得到,這樣説她一定會把錢收下,卻想不到,她收了錢會哭起來,跟着還要跪下來謝我。算我手快,及時拉住她,沒有跪倒在地。我責怪她:

    “這又何必呢?”

    她掛着淚講我太好了。我説太好你也不要下跪,我受不起的。她講我比她親爹還好,受得起的。我的年紀是可以當她爹,有那麼一會兒,我真覺得她就是我閨女,嘴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聲閨女,催她走。

    我説:“閨女,時候不早了,你趕早上路吧。”

    她説:“大伯,從今以後你就是我親爹,我死了也要報答你。”

    我説:“人出門在外,不要説這種倒黴話,還是活着來報答我吧。”

    她説:“好的,我活着來報答你,親爹。”

    這時,不知誰家傳來開門的聲音,我覺得再不能耽誤了,又催她走。可她又是哭,又是誇我,又是謝我的,老是走不了,我索性把她推出門。我怕她還不利索走,她一出門,我就關了門,躲在窗洞後面看她走。她好像知曉我在窗洞裏看她,走幾步,回頭看看,有時還揮手,就這樣拖拖沓沓地走了。

    天還早,空氣裏還沒有一點白天陽光的熱氣,屋子裏浮着一層涼了一夜的潮氣。我立在窗洞後,一直看着她走遠,立得腳都覺得涼了。最後,我看見她消失在清冷的天光中,心裏突然覺得很難過,好像時光又倒回到很多年前,二哥剛走的那一陣子。那陣子,好多天,我都一個人蜷在蔣先生的豆腐坊裏,默默地哭呢。

    03

    阿木老師以前當老師時,時間是一個星期一個星期過的,現在他得了風癱病,整日困在牀榻上,養成了每天晚上都看電視的習慣,所以時間變成是一夜一夜過了。我的時間一向是一個月一個月過的,因為我每個月都要去鎮上進一回貨。鎮子不遠,七八里路,只是沒有公路,像我這樣的就很不方便。村裏人一般都走路去,我怎麼走?我每次都是坐對門老三的獨輪車去的,去一個來回給一個工錢。以前,一個工錢才幾毛錢,慢慢長了,長到幾塊,十幾塊。去年開始,老三出不了車了,他比我還大三歲,快80的人了,老了,手上腳上都不大有把車的力氣,只有喊他兒子送我。他兒子一接手,就要我二十,今年又説要長五塊,我好説歹説總算降了兩塊。可我還是覺得多,23塊哪!我一個月能掙幾個23塊?都看見的,這些年,鎮上村裏,大店小店,開了一爿又一爿,誰還來我這兒買東西?來人已少得可憐,而工錢又一年年長。所以,阿木老師講得對,這些年,大夥的日子都是越來越好過了,只有我是越來越不好過了。不好過也得過,一個個月地過,一個個月地去鎮上,把貨弄回來,掙工錢和飯錢。我的日子就是這樣,是在一次次往返鎮上的獨輪車上翻轉過去的。每次,坐上獨輪車,我就想起,又一個月過去了,又一個月開始了。也只有在這時節,我才覺得時間在往前走,像獨輪車的輪子一樣地走,吃力地走,吃力得吱吱叫。

    怪得很,只要坐上獨輪車,聽着輪子吱吱地響,吱吱地走,我就會想起她。我不知曉她的名字,一直在心裏喊她叫閨女。其實什麼閨女嘛,只是見過一面的陌生人,時間久了,想多了,連長相也想不起來了。人的腦筋是很怪的,不想了要想不起,想多了也要想不起。我不知曉我為什麼會老是這樣想她,可就是想,經常想,一坐上獨輪車就想,有時到鎮上還找人打聽她,好像她真成了我親人似的。想來想去,最後都變成一個盼字,盼她來看看我。我相信,只要她男人翻了身,她是一定會看我的。但是,時間一個個月地翻過去,獨輪車的輪胎換了一隻又一隻,如今連駕車的人都老了,換了,她還是沒來看我。阿木老師説,這一定是她男人沒翻身呢。我想也是。我不知曉她男人到底犯了什麼錯,連那麼大的首長都救不了他。阿木老師又説,她可能根本就沒見到首長,甚至恐怕連火車都沒上,就給抓回去了。我想,要真這樣,她的下場一定會很慘,少説要坐牢,多説要槍斃,再多説可能連親眷朋友都要坐牢、槍斃。

    這麼多年了,我就是經常這樣的胡亂想着她,越想越覺得這女人命苦,怪可憐的,從天上不知怎麼一來掉到了地下,還掉進了窟窿裏。我雖然是個孤老頭子,無親無故,但這不是説我心裏就無情無意,沒有記掛。可能正因為無親無故吧,這麼多年來我總是忘不了她,老是把她當親人一樣想着念着。説實話,她沒專門送我啥東西,但還是給我留了一件東西。是一塊真絲手絹,乳白色的,上面還繡了一個紅太陽和兩株綠色的蘭草,繡的手藝很平常,可能是她自己繡的吧。我是在她走後理牀鋪時發現的,當時拿在手上還潮乎乎的,可想她夜裏一定哭過。本來,這手絹對我是沒啥用途的,但想這是她留給我的一個憑據,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它,有時候想她時就拿出來看看,看了,就像見了人似的,要安心一些。我想,如果阿木老師不得風癱病,我可能就會這麼惦記她一輩子,也算是我在人世有個牽掛吧。

    但是,前年夏天,阿木老師在竹榻上睡了箇中午覺,起來時一下子像條魚似的滾倒在地上,怎麼也站不起來。這就是風癱病,死不了,也動不了,活着比死還難受。我説過,我的小店跟阿木老師的家是門對着門的,以前阿木老師還在山上管林木時,經常來我小店坐,關係就這樣好了,後來也沒不好過。得了風癱病後,他經常在窗洞裏喊我過去他家坐,可我是要看店的,怎麼能出門?所以,只要他一喊,我就索性把他弄到我店裏來坐,到晚上才弄回去。去年春節,他小兒子從上海打工回來,扛回一台舊電視機,説是老闆當工錢抵給他的,他又把它當養老錢抵給了兩位老人。從那以後,我和阿木老師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白天他在我這聽收音機,晚上我去他房間看電視,一天只有睡覺時才分開。我們這裏,白天是看不了電視的,開開機器,上面只刷刷地冒雪花,不冒圖像。如果白天也有圖像,我就不必要天天把他伺弄過來了,因為我和收音機哪有電視機陪他好。

    啊,電視機確實是個好東西,守着它,時間比鬼還溜得快,連個影子都瞅不見。説來簡直神奇,有天晚上,我居然從電視上看到一棵有兩個人抱都抱不住大的水溝樹,長在黃河灘地上,背後是一間用石頭砌的抽水機房,我怎麼看都覺得它像我家鄉那棵救過我命的老水溝樹。阿木老師説,如果我能確定這就是救過我命的那棵樹,那我應該是河南蘭考人,就是焦裕祿那個縣上的人。當然,我不能完全確定,畢竟樹不是人,可以眼睛鼻子嘴巴地説出名堂來。但我還是有六七成的確定,一個是它長的樣子,二個是它長的地方,都跟我家鄉那棵樹太像了。總之,我基本上是認定它了,認定它了等於認定了我是哪裏人。河南蘭考人。焦裕祿的同鄉。是的,我是河南蘭考人,現在我就是這麼想的。真想不到,電視機有這麼神,還能把我這麼老大個謎團都解開了。更叫我想不到的是,那天……啊,簡直跟做夢一樣的,有一天,我居然從電視機上看到了她——我閨女呢!

    啊,這個電視機啊,簡直是存心要把我所有的謎團都解開,竟然把她的下落也給我折騰出來了。啊,我萬萬想不到,她還活着,而且看上去活得上好的,用的辦公桌比我的牀鋪還大,出門坐的是亮光的小汽車。阿木老師是識得字的,説這女人現今是一個什麼軍工廠的領導。黨委書記。董事長。三八紅旗手。巾幗英雄。電視上是在表揚她,説她把生意做到日本美國去了,賺的錢多得數不清呢。啊,這人是她嗎?她沒這麼胖,這麼白,説話也沒這精神氣。啊啊,這人不是她嗎?就是她!她就是再胖一點,白一點,説話氣再精神一點,我也識得,認得,就是她。人不是樹,不能完全確定,我完全確定得了,她就是她,錯不了的。那天晚上,我沒看完電視就走掉了,阿木老師問我怎麼了,我説人不舒服。我確實不舒服,從阿木老師屋裏出來,腳上一絲力氣都沒有,走路像走在水裏一樣,非常費力,幾步路走得我冒汗,進門時還叫門檻絆了一跌,硬生生來一個劈叉,痛得我叫。

    屋子裏黑作一團,心裏面也疼得發黑。我忍着痛從地上爬起來,稀裏糊塗地在房間裏瞎轉着,直到連着碰翻了兩張凳子,才想起我還沒開燈。我開開燈看,奇怪了,我手上居然已經捏着那塊手絹,也不知是怎麼拿到手的,它本來是藏在我箱子裏的。再看看手絹,就更奇怪了,以前繡的太陽明明是鮮紅的,現在怎麼成黑的,蘭草本來是綠的,活的,現在成烏的,死的。我以為是燈光的原因,湊到燈下看,還是這樣,太陽是黑的,蘭草是烏的。我不知怎麼回事,可能是因為我眼睛裏有淚水的緣故吧。我對自己説,不要哭,你哭什麼,你沒必要這樣……可我還是這樣,鼻子發酸,眼睛發燙,眼睛裏的東西都變了形,染了色。可能這才是真實的,我想。可能吧,我不知曉,我一個孤老頭子,一個殘廢人,能知曉什麼,知曉了又有什麼用?我只知曉,我要活下去,必須把這爿店開好,但現在着實是越來越開不好了,所以我也活得越來越難苦了。不過,我想,如果連我這樣的人都不覺得生活的難苦,那些幸福人的生活又怎麼能感到幸福呢?這樣想着,我心裏要感到好受一些。現在,我並不感到太難受,只是看進來的貨老是脱不了手,心裏頭發慌。我想,如果每一個月都能把進的貨順順當當賣掉,我覺得我就是個幸福的人。

    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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