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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專業質疑與先兆流產

    預算報告到了美國,沒有獲得批准。地產部那裏答覆説,預算報告沒有使用公司全球通用的格式,寫得太簡略,缺乏必要的數據分析,而且,沒有按正常步驟來考慮這個項目中的各個環節的關聯性。

    美國地產部總監羅斯質疑説:“DB中國一方面報請裝修,另一方面,卻尚未辦妥租約的續簽。假如續約的價格太高,則應該考慮換一個寫字樓,而不是在沒有談好續約的前提下,貿然地決定對現有場地的裝修方案。而且,有一個潛在風險,就是業主説不定根本不同意把物業繼續租給DB,或者,業主看到DB已經在裝修上下了投資,就在租金上來個坐地起價,DB將會陷入被動。”

    羅斯進一步提出:關於為什麼DB中國總部需要4500平方米辦公面積,報告中沒有數據支持。在未來三年內,這個辦公室裏,將會有多少員工在裏面辦公,為什麼是這麼多人,都沒有在申請報告中提及。我們首先得搞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多大的一塊麪積,才能避免租的場地太大或者太小。

    羅斯的MAIL發給李斯特的同時,也抄送給了何好德和柯必得,李斯特感到很尷尬。他思前想後,玫瑰手下的上海辦行政主管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派不上用場,眼下只有馬上把拉拉從廣州暫調到上海蔘與項目。

    李斯特和玫瑰談話,告訴她,怕她忙不過來,建議調拉拉過來協助她。

    玫瑰不動聲色地連聲道謝。

    李斯特又親自給拉拉打電話,他告訴拉拉,公司決定給她一個鍛鍊的機會,調她到總部協助玫瑰,她可以乘此機會,學習大項目的管理經驗。

    拉拉平時難得輪到和李斯特講話,今番老闆親自給她打電話,讓她受寵若驚,當下覺得李斯特所言極是,回家便匆匆打點行李,週末也不過了。

    拉拉到上海的當天,玫瑰找李斯特談話,説她懷孕了,並有嚴重先兆流產,需卧牀休息三個月。她已三十有二,婚後一直懷孕困難,原以為後代無望,不期竟然懷上了。

    玫瑰一面説,一面眼裏淚光婆娑。

    李斯特望着那張醫院開出的假條,頭登時大了兩號。

    李斯特感到很為難,像DB這樣專業的大公司,向來倡導生活工作的平衡,“Lifeworkbalance”(生活工作兩平衡)的口號懸掛在辦公室的牆上,他不可能讓玫瑰冒着流產的危險來上班。

    另一方面,DB在人頭(headcount)的控制上,也是典型的大型歐美企業的做派,非常嚴格。玫瑰還在職,這個經理的位置並沒有騰出來,他就沒有名額來另外招一個經理。

    而他本人對這類項目並不熟悉,他非常急需一個專業而敬業的行政經理來主管這個項目。

    他當然也可以和何好德談他的難處,請何好德特批一個人頭給他。不過,李斯特在何好德那裏並不討喜,何好德上一年度給李斯特的打分就不高,年終獎金也評得很不怎麼樣。

    何好德40出頭的年紀,是公司裏的少壯派,一心要在中國做出一番大事業;而李斯特的首要任務是安全退休,他的一切行動都以安全為基本原則,沉穩有餘,害怕變化,而創新就更是基本談不上了。

    何好德對李斯特碰到問題不願意做決定的做派,內心很不喜歡。礙於李斯特快要退休了,他不好多説什麼,但是李斯特在工作中的要求,時常被他駁回。碰壁多了,李斯特就更加避免去向他要求額外的資源了。

    李斯特盤算了半天,行政團隊現在唯一有可能頂上來的,就只有拉拉了,而他對拉拉並沒有信心:管理這樣一個大項目,不僅要專業、敬業,項目負責人還需要和很多高級別的人打交道——他覺得拉拉還太嫩,無法有效和高級別員工溝通。李斯特以為拉拉見識過的世面是不好和玫瑰比的,她能不能在何好德和柯必得面前像樣地把話説清楚,他都在心裏打個問號。

    他一方面希望玫瑰的身體情況能僥倖早日穩定下來,一方面也知道不能指望這個了。況且,他也意識到,玫瑰的懷孕,本身就是件可疑之事,只是他無法證實,一旦去核查,就等於大家撕破臉皮,一點回旋的餘地都沒有了,這不符合他安全退休的大戰略。

    玫瑰懷孕後,根據勞動法,女員工在孕期和哺乳期內受法律保護,也就是説只要她不犯大錯,22個月內沒法炒她,他也不好因為人家懷孕就降人家的職,他可是HR的頭,要是他敢這麼做,那以後但凡公司裏有員工懷孕,孕婦的主管就可以要求把人家降職,他李斯特還怎麼做這個HR?

    李斯特想,假如去找何好德特批招一個經理,何好德必定問他:以後兩個經理,多了一個出來怎麼辦?

    權衡了半天,李斯特打定主意:少不得拼着給何好德質疑一番,挑戰他對團隊的控制能力罷了,一定要抓緊搞回一個行政經理,先把這個項目做好再説,否則馬上就沒法過關。

    何好德正在新加坡開會,李斯特決定等他回到上海,再和他面談。同時,李斯特指使獵頭公司緊急搜尋市場上合適的行政經理人選,自己就先開始面試了。

    他在面試的時候,總要問應聘者同一個問題:假如由你來準備這樣級別的裝修預算,每平方米的費用會準備多少?

    結果幾個大公司出身的人選都告訴他:1500元左右。

    聽得他心裏直打鼓。

    李斯特找來拉拉,親切地問拉拉:“廣州辦裝修的時候,每平方米的單價是1000元,為什麼你認為上海這次的單價會到1500元?”

    拉拉説:“廣州辦沒有換交換機系統。傢俱也是用舊的。而且,在廣州辦,高級別的員工比例比上海總部低很多,就不需要像在上海辦那樣建那麼多經理房,機電上因而能省下不少費用。”

    李斯特説:“上海可不可以也不換交換機系統?”

    拉拉説:“我找了維護商的工程師一起去機房查過,系統已經滿負荷了,不能再擴容了。我們這次續約是保持現有面積,還是要擴大10%的面積?明年員工數會增加嗎?瞭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知道是否需要擴容。”

    拉拉的這個問題問到了李斯特心上的痛,這正是美國地產部對他的批評:未來兩三年內員工人數將會達到多少,相應的需要多大的辦公面積,這兩個信息都沒有在報告中顯示——還沒有談好租約的續簽,就談裝修方案了。

    李斯特説:“假設是增加10%的人頭,面積擴大10%,交換機的容量就不夠了嗎?能再想辦法調整一下嗎?”

    拉拉想了一下説:“這增加的10%的員工是什麼類的員工?假如主要是經理級別以下銷售類人員,還好些,公司並不為他們設立固定的辦公位置,而假如是別的function(職能部門),比如財務、市場、開發這些部門,就一定要給他們電話分機了——需要具體分析。”

    李斯特越發意識到,他向來看輕的行政,其實有很多專業的內容。他感到這樣太危險,不知道哪個環節就要遺漏什麼。

    先前,他還想過,找監理公司來,付點監理費,買個安全。隨着對項目參與的加深,他越發意識到,項目的主管,還得非常熟悉DB的內部流程和組織架構,這個不是監理公司能做得到的,就算找來一個內行的新經理,急切間恐怕都上不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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