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動念要寫作一本名叫《城邦暴力團》的小說的那個夜晚。大雨又劈頭罩臉地下著了，我一鼓作氣跑到中華路、西藏路口，設想著多年以後，當孫小六活到和我差不多年紀的時候，是不是仍然在想盡各種法子逃脫那些個老傢伙的追捕？他應該也會和我一樣、先躲進路口這幢名為「南機場公寓」的國宅型建築中避雨。彼時他身上應該還穿著那件他哥小四打從修車廠庫房裡削出來的夾克，胸前背後各繡了一組汽車油精牌子的英文縮寫字母，腰間纏著孫老虎傳給的一卷軟鋼刀，腳下趿拉著小五親手縫製的黑幫子白底棉布鞋，皮夾子勉強不算空，還塞著一迭他老孃在褥子底下攢了不知多久的小額舊鈔票。這小子也許不急著趕路——穿一身給雨淋得透溼的單薄衣褲行功疾走，這叫沒病找病；他應該會一直在「南機場公寓」地下樓的菜市場裡等到雨過天青。我猜那會是一個和今晚截然不同的季節(最好是微帶溼涼之意的初冬)。直至拂曉前後，夜雨漸息，孫小六不敢大意，先躡步竄上公寓頂層的樓梯間，從既小且破的玻璃窗中向下張望，確認方圓數百丈內並無任何一人的蹤影之時，他便一躍而出，一雙腳掌落在紅磚道上，拳抱兩儀、眼環四象、氣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個蹲姿。
關於《城邦暴力團》，我最初的想象僅及於此。這個小小的段落猶如一首交響樂曲乍然展開的
動機，反覆縈繞、迴旋，從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的那個雨夜開始，可說無時無刻不在搦動著、觸探著我的意緒，直到我把它寫出來的那天為止——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把它寫出來的那天正是民國八十八年的初冬某日清晨，孫小六當眞從我所說過的那個五樓破窗中一躍而出、逃向竹林市去了。
容我不帶任何神秘色彩地簡述一下這個創作動機的來歷：
當我瘋了似地衝逃出門，帶著些許離家出走況味地跑進一場大雨裡去，喊著：「我會把他們攪渾、攪亂的世界攪得再渾、再亂一點！」的時候，我的意識其實是十分清醒的。那聽來譫妄的語言實則再明確不過了；我的意思是：我會用寫小說的方式向那些曾經以窺伺、跟監、追捕甚至偷襲等手段對付我的人們施以最直截了當的報復。唯有透過一本小說，我也才能將「他們」多年以來亟欲掩飾、湮沒、埋葬的眞實歷史完全暴露出來。
在那樣叫嚷著的同時，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們」一定早已在暗中等待著——祇是「他們」不會料到：我居然如此肆無忌憚地奪門而出、呼喊奔跑，且全然處於孤立無援的境況。
然而，我眞地是孤立無援的麼？當雨水如澆似灌地把我的頭臉、四肢乃至渾身上下每一吋肌膚都淋浸冰涼之時，我猛力地搖起頭來，笑了。不！一點兒也不！因為我確信：在「他們」的對面，還有一批經年累月置身於幽冥晦暗之地的人物也隨時守候在我的四周，於眞正的危險迫近之前，這些人會從天而降，猶如在任何一部武俠小說裡都曾不斷復詠的主題旋律一般。我笑著跑進「南機場公寓」地下樓層空曠且闐暗的菜市場裡，大口喘著氣，勉力扯開喉嘴，喊了聲：「出來罷！」
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散了市的菜場裡會藏著什麼樣的人？他們會如何現身？又會如何對付
我？一多半兒的心情恐怕只是喊爛而已——也就是說：我其實有如夜半吹著口哨、唱著軍歌、行經一個在理智的認知之下不可能出現惡魔妖鬼的墳場中竭力嘶聲壯膽而已。帶著些許無人能識破戳穿的激憤，我喊了五、六嗓子：「出來啊！你們通通出來啊？不要讓我把事情全部寫出來啊！我反正爛命一條，你們有種就來啊！」
從廊柱和貼著白磁磚的水泥平臺之間飄蕩的回聲裡，我聽見自己的虛張聲勢——這裡頭存有些許微不足道的、屬於潛意識層次的僥倖心理作祟；說穿了其實很不堪：我沒有往相反方向的雙和市場或者青年公園跑，顯然是因為那兩處所在曾經出現過萬得福、四個豬八戒、面具爺爺以及竹聯幫孝堂的痞子們的蹤跡；而闖進這裡來大呼小叫一番，的確幾分如入無人之境的氣概。我猛裡喊破了喉嚨，咳嗽一陣，現實感也隨之浮湧上來；眼下有家歸不得，我該上哪兒去把這部小說寫出來呢？
從我倚身而立的柱邊抬眼往東南角仰望上去，勉強可以看見燒臘店老廣門楣上的一角招牌，我也許可以像上一回一樣，敲開他的門、假借徐老三的名義，請他開車送我一程。然而，時隔近十年，我已經完全記不那幢矗立在龍潭茶園中間的「美滿新城一巷七號」到底在什麼地方了。我當然也可以冒雨跑回村子，看能不能找著徐老三、小五甚至孫小六給帶個路什麼的，可是這樣做不過是重複一遍實則不可能眞正重複的人生；一個寫小說的人回頭走進他的故事裡搬請他的角色出來替他解決困境，又是多麼愚不可及的一件事。
日後再回頭比對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三號的情況，我——者實也不可能在村子裡找到他們。就在我進退失據、前路茫茫的那個雨夜，徐老三已經因為走私進口一貨櫃名為「黑星」的槍枝遭破獲而遠
走高飛，有人說他去了越南、有人說他去了廣西。小五則陪著她老孃住進臺大醫院的神經內科病房——據說是當年孫媽媽開煤氣鬧自殺那回留下來的老毛病——至於孫小六，當時正給困在第六個逮住他的怪爺爺的廚房裡學燒滷湯，我們必須稍晚些時日才會再不期而遇。
眞正冒出來為我指點迷津的居然是我的一個讀者。他的聲音先從一根三尺見方的柱子後頭傳出來：「小聲一點，拜託。」
我尋聲望去，柱子邊兒上歪出半個腦袋來，被稀稀落落、從公寓中庭天井裡透進來的日光燈一照，看得出是個膚色黝黑、髮色焦黃、年紀同我不相上下的男子。坦白說：我登時嚇了一大跳，可緊接著的一個念頭立刻讓我冷靜下來——這時就算冒出來個鬼、恐怕也比我孤零零一個人、在雨夜之中不知何去何從來得好些。我沒吭聲，他的膽子卻彷佛大了些，一晃眼閃出身，站在亮處。這一下我認出來了，他正是下午在青年公園廁所裡自稱是我的忠實讀者的那個冒失鬼。我仔細端詳著他瘦骨嶙峋的一張臉，既想不起是否曾經在別處見過，也不覺得他那長相會是讀我的小說的一種人。「對不起噢，弄髒你的褲子。」那人又走近了兩步，靦眺地乾笑兩聲：「可是沒辦法，師父說現在很緊急，到處是他們的人——」
「且慢且慢！你是個什麼東西啊？你師父又是個什麼東西啊？」
「咦？你不是張大春嗎？」那人一皺眉，五官全擠到一處去了，囁聲道：「奇怪！是我搞錯了嗎？」說到這裡，他也打量起我來，左一眼、右一眼，像是終於按捺不住了，才略微帶些惱意地嘟囔下去：「我們在榮總見過一面的啊，，你眞地不記得了嗎？」
我的確不記了。他是我老大哥道具組裡的助理，曾經向我轉述過老大哥被片場燈頭砸破了腦
袋的情景。不消說——他所謂的父，恐怕就是我那位失蹤多年的老大哥了。
「道具助理就道具助理、老大哥就老大哥，」我有些遭人戲耍了一下的惱意，斥道：「說什麼忠實讀者幹嘛？」
「師父說你現在是名作家了，等閒眼睛裡看不上我們這些低三下四的人物。萬一碰到什麼狀況來不及敘交情的話，就說是你的『忠實讀者』；你聽了一高興，眼睛就看見我們了。」
這話入耳確乎有些刺人，可一聽就知道它正是我老大哥那種老渾蛋說得出來的——也許他並沒有譏諷我的用意，卻很透著些那種自稱是「低三下四的人物」洞觀世故人情的慧黠。我反正是無言以對，祇好點了點頭，道：「老大哥呢？」
「師父剛被放出來，本來說要找你，又怕連累你們家。可是最近風聲實在太緊——」「什麼剛放出來？你說老大哥怎麼了？」
「你不知道嗎？」那人瞪圓了眼珠子，直往我的左眼瞅了瞅、又往我的右眼瞅了瞅，有如替我檢查視力的驗光師。然後，他以一種極之難以置信的神情緩聲斂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一清專案』哪！師父被掃進去了啊！」
那是我在陸軍通信電子學校服役期間發生的事。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二號，國父誕辰，全國放假一天，我和紅蓮在一間叫「平鎭雅筑」的民宿熱烈交媾、盡興歡愉。至少我個人無從知曉：由國家安全局策劃、指揮的掃黑行動「一清項目」正在各個地方展開部署。據說僅臺北市一地就投入了三百多名警力，分別隸屬於四十六個行動小組。參與者完全不知道任務為何，祇知道上級以直撥電話下達給各行動小組一個命令，而命令內容祇有一個時間指示——麼九洞洞；也就是晚間七點
鍾。時辰一到，各行動小組才許將事先接到的一枚信封拆開，裡頭是書寫了指定地點的紙條——所謂指定地點，其實是八家散處各地、毫不起眼的賓館。也就以這八家賓館作為前進基地，由各分局長任行動指揮，每分局下轄五到六個小組、展開全面的捜索和逮捕行動。至於行動通知則僅以分局長身上配戴的一具無線電話傳達。至於是什麼人——達命令？命令中往何處出勤？搜捕些什麼對象？以及為什麼要如此劍拔弩張而又藏頭翳尾？則連分局長本人也一無所悉。
當局事後對外的解釋十分籠統、也十分冠冕堂皇：這是有鑑於黑道不良幫派分子近來屢傳南北火併及彼此掩護流竄，為免警方不肖之徒「內神通外鬼」、走漏風聲，而能一舉破獲全省各地黑幫首惡，不得不如此詭譎行事。
關於這項十分重大而審愼從事的搜捕行動，外界有相當多的疑慮和揣測。有謂針對臺灣地區所有新幫展開的所謂「肅清」祇是一種白道替黑道搞權力結構重新「洗牌」的掩飾而已。也有謂國家安全局首長汪敬煦藉由大規模掃黑的名目乘機逮捕特定幫派分——一個替國防部情報局擔任殺手、「制裁」掉某位對「太子爺」不敬的作家的竹聯幫老大——而眞正的動機則更幽微難辨；極可能是汪敬煦為了連根剷除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爺寖寖日上、步步坐大的勢力。從這兩個看似倒因為果的推論上看，反而適足以摘發出伏匿其下、暗潮洶湧的宮廷鬥爭——國家安全局卯上了國防部情報局。此案首尾，俱見於我的大學同窗好友汪士淳所撰寫的《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天下文化出版)一書之中，此書初版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正當《城邦暴力團》寫到我老大哥被燈架砸破腦袋瓜兒，給送進了榮總，而萬得福則警告他：「這還算運氣好的——要是碰上治安單位裡有現成的需要，說不定哪天他就讓人抓進去頂數銷案了。」
簡而言之，我老大哥張翰卿以年近八旬之身教一夥兒年輕力壯、充滿幹勁兒、可是隻能聽令抓人、卻不知道嫌犯犯了什麼嫌的刑警掃進去了。苦蜜一蹲蹲了七、八年。於老大哥而言，卻是平生最愉悅、華麗、豐盈的一段時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這樣的：「我不過是個『逃家光棍』，字輩低得抬不起頭、直不起腰來；可一蹲著了，居然挨著那麼些『前人』、那麼些響噹噹的『幫朋大老』，可開了眼、長了見識了。」
原來「一清專案」令主其事者始料所未及的是：依據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此一行政命令，不經法院審理、徑將各地「不良分子」逮捕入獄的掃黑行動竟爾為幾個亡命天涯的老傢伙提供了極其方便的投止棲宿的機會。
熟諳法律的學者專家當然不會像一般愚騃大眾那樣，祇會從新聞報導的片段訊息中得知抓了幾百個流氓，因而額手㈱罾。這些知識菁英曾一再會同在野黨政客指責這種「取締流哦辦法」不符合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精神。可是看在我老大哥他們這些老幫老會的光棍眼裡，「取締流氓辦法」反而是莫大的恩賜；正因不須送交法院審理，遭逮捕的所謂「流氓」們祇要往軍事檢察官那裡報個到、應個卯、畫個押，就算完成了偵訊手續；既不必在冗長無趣的鞫審、辯詰過程中虛耗垂暮的歲月，又不必擔心被法官推事者流盤查出他們所不欲透露的某些身世背景。換言之：在常人是輕忽人權、草菅民命的惡法，在我老大哥和他所聲稱的「前人」、「幫朋大老」卻是極其優渥的託蔽或掩護。
其實，在動念要寫《城邦暴力團》的那個雨夜，我對如何勾勒出黑道勢力隱然操控了百數十年來我們這個社會現實的內幕並不全然熟悉，有很多關鍵性的細節甚至聞所未聞。我的初衷只不過是
想透過一部充滿謊言、謠誘、亂傳和妄想所編織起來的故事讓那些看來堂而皇之的歷史記憶顯得荒誕、脆弱；讓那群踐踏、利用、困惑、驚嚇過家父和我的「他們」嚐嚐當獵物的苦頭。我並沒有預期會和我老大哥重逢，而眞正同那幾乎已遭掩飾、湮沒、埋葬的眞實歷史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