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
我在塔希提沒有待幾天便見到了尼柯爾斯船長。一天早晨，我正在旅館的露臺上吃早飯，他走進來，作了自我介紹。他聽說我對查理斯·斯特里克蘭德感興趣，便毛遂自薦，來找我談談思特里克蘭德的事。塔希提的居民同英國鄉下人一樣，很喜歡聊天，我隨便向一兩個人打聽了一下思特里克蘭德的畫兒，這消息很快就傳到每個人的耳朵裡去了。我問這位陌生的來客是否吃過早點。
“吃過了，我一起床就喝過咖啡了，”他回答說，“但是喝一口威士忌我並不反對。”
我把旅館的中國侍者喊過來。
“你是不是認為現在喝酒太早了點？”船長說。
“這該由你同你自己的肝臟做出決定，”我回答說。
“我其實是個戒酒主義者，”他一邊給自己斟了大半杯加拿大克拉伯牌威士忌，一邊說。
尼柯爾斯船長笑的時候露出一口很不整齊的發黑的牙齒，他生得瘦小枯乾，身材不到中等，花白的頭髮剪得很短，嘴上是亂扎扎的白鬍子碴。尼柯爾斯船長已經有好幾天沒有刮臉了。他的臉上皺紋很深，因為長年暴露在陽光下，曬得黎黑。他生著一雙小藍眼睛，目光遊移不定；隨著我的手勢，他的眼睛很快地轉來轉去，叫人一望而知是個社會上的老油子。但是這時候他對我卻是一片熱誠和真情實意。他身上穿的一套卡其衣褲邋里邋遢，兩隻手也早該好好洗一洗了。
“我同思特里克蘭德很熟，”他說，他身體往椅子背上一靠，點上我遞給他的雪茄煙。“他到這個地方來還是通過我的關係。”
“你最早是在什麼地方遇到他的？”我問。
“馬賽。”
“你在馬賽做什麼？”
他象要討好我似地賠了個笑臉。
“呃，我當時沒在船上，境遇很糟。”
從我這位朋友的儀表來看，今天他的境遇一點也不比那時好；我決定同他交個朋友。同這些在南海群島的流浪漢相處，儘管得付出一點小代價，但總不會叫你吃虧的。這些人很容易接近，談起話來很殷勤。他們很少擺架子，只要一杯水酒，就一定能把他們的心打動。要想同他們混熟，用不著走一段艱辛的路途，只要對他們的閒扯洗耳恭聽，他們就不但對你非常信任，而且還會對你滿懷感激。他們把談話看做是生活的最大樂趣，用以證明自己出色的修養。這些人大多數談話都很有風趣。他們的閱歷很廣，又善於運用豐富的想象力。不能說這些人沒有某種程度的欺詐，但是他們對法律還是非常容忍，儘量遵守，只要法律有強大靠山的時候。同他們玩牌是件危險的勾當，但是他們那種頭腦敏捷會使這一最有趣的遊戲平添了極大的刺激。在我離開塔希提之前，已經同尼柯爾斯船長混得很熟了，我同他的這段交情只有使我的經驗更加豐富。儘管我招待了他許多雪茄和威士忌（他從來不喝雞尾酒，因為他實際上是個戒酒主義者），儘管他帶著一副施恩於人的溫文有禮的神氣向我借錢，好幾塊銀幣從我的口袋轉到了他的口袋裡去，我還是覺得他讓我享受到的樂趣大大超過了我付出的代價。自始至終他都是我的債主。如果我聽從作者的良心，不肯走離本題，只用幾行簡單的文字就把尼柯爾斯打發掉，我會感到對不起他的。
我不知道尼柯爾斯船長最初為什麼要離開英國。這是一個他諱莫如深的話題；對於象他這樣的人直接問這類事也是很不謹慎的。從他的話語裡聽得出來，他曾經受了不白之冤。毫無疑問，他把自己看作是執法不公的犧牲品。我的想象卻總愛把他同某種詐騙或暴行聯繫起來。當他談到英國當局執法過於機械時，我非常同情地表示同意。令人高興的是，即使他在家鄉有過什麼不愉快的遭遇，他的愛國熱情卻並未因此受到任何損傷。他常對我說，英國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國家，他覺得自己比哪國人都優越得多，不管什麼美國人、殖民地人、達哥人、荷蘭人，或是卡納加人，全不在他眼裡。
然而我認為他生活得並不幸福。他長期患消化不良症，嘴裡經常含著一片胃蛋白酶藥片。每天上午他的胃口都不很好，但是如果只是這一病痛還不致於使他的精神受到傷害。他的生活還有一樁更大的不幸：八年以前他輕率地同一個女人結了婚。有一些男人，慈悲的天意註定叫他們終生作個單身漢，但是他們有的人由於任性，有的人由於拗不過環境，卻違背了上帝的意旨。再沒有誰比這種結了婚的單身漢更叫人可憐了。尼柯爾斯船長就是這樣一個人。我看見過他的老婆；我想，她的年齡不過二十七八歲，但是她是那種永遠讓人摸不清究竟多大歲數的女人，這種人二十歲的時候不比現在樣子年輕，到了四十歲也不會顯得更老。她給我的印象是皮緊肉瘦，一張並不標緻的面孔緊繃繃的，嘴唇只是薄薄的一條線，全身皮膚都緊包著骨頭。她輕易不露笑容，頭髮緊貼在頭上，衣服瘦瘦的，白斜紋料子看去活象是黑色的邦巴辛毛葛。我想象不出，為什麼尼柯爾斯船長要同她結婚，既然結了婚為什麼又不把她甩掉。也許他已經不止一次這樣做過，他的悲哀就來源於哪次都沒有成功。不論他跑多麼遠，不論他藏身多麼隱秘，尼柯爾斯太太就象命運一樣無可逃避，象良心一樣毫無憐憫，馬上就會來到他身邊。他逃不脫她，就象有因必有果一樣。
社會油子和藝術家或者紳士相同，是不屬於哪一個階級的；無業遊民的粗野無禮既不會使他感到難堪，王公貴人的繁文縟節也不會叫他感到拘束。但是尼柯爾斯太太卻出身於一個最近名聲漸著的階層，就是人們稱之為中下層（這個名稱叫得好！）的社會階層。她的父親是個警察，而且我敢說還非常精明能幹。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抓住船長不放，我不相信是因為愛情。我從來沒聽她開口講過話，也許同她丈夫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她的話很多。不管怎麼說，尼柯爾斯船長怕她怕得要死。有時候他同我坐在旅館的露臺上會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老婆正在外面馬路上走動，她從來不叫他，她好象根本不知道他在這裡，只是安詳自若地在街頭踱來踱去。這時候船長就渾身不安起來；他看了看錶，長嘆一口氣。
“唉，我該走了。”他說。
在這種時候，說笑話也好，喝威士忌也好，再也沒有什麼能把他留住了。要知道，尼柯爾斯船長本是個經十二級風暴也面不改色的人，只要有一把手槍，就是一打黑人上來，他也有膽量對付。有時尼柯爾斯太太也派他們的女兒，一個面色蒼白、總是耷拉著臉的七歲孩子，到旅館來。
“媽媽找你。”她帶著哭音地說。
“好，好，親愛的孩子。”尼柯爾斯船長說。
他馬上站起身來，陪同女兒走回家去。我想這是精神戰勝物質的一個極好的例證，所以我這段文章雖然寫得走了題，卻還是具有一些教訓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