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不過是個喻體。
我們常常會陷入語義的陷阱——1、你心裡想的，無法用詞語表達；2、一旦你表達出來，你立刻會發現你的詞語已經遠遠離開了你的本義。
禪宗的僧人都是不成功的教育家。禪不可說，不管是口頭禪還是文字禪，實質都一樣：迴避問題本身。
有僧問石頭希遷禪師：“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
這種教育方法著實駭人聽聞。在課題設置上，“如何解脫”和“誰導致了束縛”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即便“師”的意思是“沒人束縛你，無須求解脫”，也實在沒必要故意裝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高深模樣。況且求解脫、求涅磐，尋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最終境界，一直是佛教徒的追求。
一僧問趙州：“什麼是佛祖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一僧問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景德傳燈錄》）
在貌似高深的詞義之下，往往藏著經不起推敲的負邏輯。比如景德傳燈錄上記載的這段公案。類似的問答，我們也可以來上一段：
你：什麼是生活的意義？
我：桌上二鍋頭。
你：什麼是成功人士？
我：半斤醬牛肉。
你如果聽完後“大悟”，覺得如醍醐灌頂，如當頭捱了一棍，從此明白了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而且對我的學識崇拜得如滔滔江水，那隻能說明幾個問題：1、你是個傻瓜；2、咱們倆都是傻瓜；3、咱們倆誰也不傻，只是作樣子給別人看，北方話管這種人叫“拉驢的”。
禪宗主張“不立文字”，反對語言、反對邏輯，反對一切程式化的表達方式，同時還反傳統，一切經典理論在他們眼裡都是“魔說”、“戲論”、“粗言”、“死語”，最匪疑所思的是，作為信仰者，他們連信仰的最終假定物都顛覆了。德山和尚說：“我這裡，佛也無，法也無，達摩是個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盤是系驢橛，十二分教是點鬼薄，拭瘡紙，佛是老胡屎橛。”還有一個雲門和尚，當被問及“如何是佛”時，他這樣回答：“佛是乾屎橛”。
他們蔑視一切表象化的敘述，自詡抓住了“真如”，也就是事物的內在邏輯。他們無意於研究事物本身的內涵和外延，尋求邏輯上的解決之道，而致力於在內心，在矇昧之處，以人所不見的方式去把握事物的形狀、大小、顏色、結構。到現在我們都知道認識是一個“信息收集——信息分析——比較論證——得出結論”的過程，這個認識鏈在說禪者那裡就完全失去了作用，有一派禪宗只承認“頓悟”，“冥思無不可解”，一切都可以在內心找到答案。與其讀書，不如面壁。面壁這事我也幹過，不過我面壁時想的不是什麼“天人之合”，而是“男女之合”。
當然，禪宗的教喻也不是完全的無跡可循，無厘頭也有無厘頭的規則：“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
這就是決竅，要“語中無語”，翻譯成我們都能懂的語言，就是要話不及義，要正話反說，要人話鬼說，要著三不著兩地說——反正不能“有話好好說”。所以我經常說禪宗是最早的無厘頭和達達主義者。
慧能是個文盲。他那個著名的偈子：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據傳也是託別人寫的。菩提樹、明鏡臺，其實這首流傳千古的半打油詩，不過是唯心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喻體而已，無法推理、無法論證、無法明明白白地指給你看。但千百年來，被中國文人奉為圭臬的，正是這些無法推理、無法論證、無法擺在桌面上的模糊概念。而更為可悲的是，我們把文盲也當成偶像了。
前些日子讀一位大師的詩論，他說“文人詩不如農民詩”，因為農夫詩質樸而文人詩矯飾，所以唐詩不如樂府，樂府不如詩經，有字詩不如無字詩，“楓晚殘橋”不如無意義的嗯嗯啊啊。這種理論用薩德的話來說就是“蠕蟲結論”，我覺得這見識跟蟲子也差不多。說一首詩的好壞，質樸與否固然可以作為評判標準，但它畢竟不是唯一的標準，可大師不管這些，他不用分析論證，不用取樣統計，他心中想到的就是真理。
這也是禪宗的思維方式。佛祖和乾屎橛之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兩者有多少神似或形似，大師不會告訴你，這要靠你的領悟能力。
在社會上混了這些年，我總結出了一條百試百爽的應對之道：如果有人問你一些你也不懂的問題，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避實就虛，說一些誰都聽不懂的鬼話。
比如在酒會上，有人問起：你怎麼認識後共產主義的民主運動？
你不妨這樣回答：分散排列的非結構主義個體在承受外部無序性作用力時會呈現不均勻的顆粒逸失和非幾何形狀的自我碰撞，並以非理性的方式重新改寫人類社會的初始狀態和自始不能確定的結構序列。
問：如何是道?
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
問：如何是實際之理?
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
問：如何是相似句?
師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五燈會元》）
我自始至終堅信：如果“師”他老人家知道正解，他肯定不會繞這麼大的彎子，走直路又近又省力氣，他不會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