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姑說話有一種清平的機智見識，我告訴她有點像周作人他們的。她照例說她不懂得這些，也不感到興趣——因為她不喜歡文人，所以處處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這樣說了：“我簡直一天到晚的發出沖淡之氣來！”
有一天夜裡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裡鑽的時候，她說：“視睡如歸。”寫下來可以成為一首小詩：“冬之夜，視睡如歸。”
洗頭髮，那一次不知怎麼的頭髮很髒很髒了，水墨黑。她說：“好像頭髮掉色似的。”
她有過一個年老嘮叨的朋友，現在不大來往了。她說：“生命太短了，費那麼些時間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覺得生命太長了。”
起初我當做她是說：因為厭煩的緣故，彷彿時間過得奇慢。後來發現她是另外一個意思：一個人老了，可以變得那麼的龍鍾糊塗，看了那樣子，不由得覺得生命太長了。她讀了蘇青和我對談的記錄，（一切書報雜誌，都要我押著她看的。她一來就聲稱“看不進去。”我的小說，因為親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實地篇篇過目，雖然嫌它大不愉快。原稿她絕對拒絕看，清樣還可以將就。）關於職業婦女，她也有許多意見。她覺得一般人都把職業婦女分開作為一種特別的類型，其實不必。職業上的成敗，全看一個人的為人態度，與家庭生活裡沒有什麼不同。普通的婦女職業，都不是什麼專門技術的性質，不過是在寫字間裡做人罷了。在家裡有本領的，如同王熙鳳，出來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經理人才。將來她也許要寫本書關於女人就職的秘訣，譬如說開始的時候應當怎樣地“有衝頭”，對於自己怎樣地“隱惡揚善”……然而後來她又說：“不用勸我寫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裡專管打電報，養成了一種電報作風，只會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費來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來，挑剔得非常厲害，因為：“如果是個男人，必須養家活口的，有時候就沒有選擇的餘地，怎麼苦也得幹，說起來是他的責任，還有個名目。像我這樣沒有家累的，做著個不稱心的事，愁眉苦臉嫌了錢來，愁眉苦臉活下去，卻是為什麼呢？”
從前有一個時期她在無線電臺上報告新聞，誦讀社論，每天工作半小時。她感慨地說：“我每天說半個鐘頭沒意思的話，可以拿好幾萬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說著有意思的話，卻拿不到一個錢。”
她批評一個膽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說：“人家睡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嚨了。”
“愛德華七世路”（愛多亞路）我弄錯了當做是“愛德華八世路”，她說：“愛德華八世還沒來得及成馬路呢。”
她對於我們張家的人沒有多少好感——對我比較好些，但也是因為我自動地粘附上來，拿我無可奈何的緣故。就這樣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變得非常嘮叨（因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為對方太低能）。”有一次她說到我弟弟很可憐地站在她眼前：“一雙大眼睛吧達吧達望著我。”“吧達吧達”四個字用得真是好，表現一個無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溼地目夾著眼。
她說她自己：“我是文武雙全，文能夠寫信，武能夠納鞋底。”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頂喜歡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藍色字細細寫在極薄的粉紅拷貝紙上，（是她辦公室裡省下來的，用過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頁頁大小不等，讀起來淅瀝煞辣作脆響。）信裡有一種無聊的情趣，總像是春夏的晴天。語氣很平淡，可是用上許多驚歎號，幾乎全用驚歎號來做標點，十年前是有那麼一派的時髦文章的罷？還有，她老是寫著“狠好，”“狠高興，”我同她辯駁過，她不承認她這裡應當用“很”字。後來我問她：“那麼，‘兇狠’的‘狠’字，姑姑怎麼寫呢？”她也寫作“狠”。我說：“那麼那一個‘很’字要它做什麼呢？姑姑不能否認，是有這麼一個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說：“現在沒有人寫‘狠好’了。一這樣寫，馬上把自己歸入了周瘦鵑他們那一代。”她果然從此改了。
她今年過了年之後，運氣一直不怎麼好。越是諸事不順心，反倒胖了起來，她寫信給一個朋友說，“近來就是悶吃悶睡悶長。……好容易決定做條褲子，前天裁了一隻腿，昨天又裁了一隻腿，今天早上縫了一條縫，現在想去縫第二條縫。這條褲子總有成功的一日罷？”
去年她生過病，病後久久沒有復元。她帶一點嘲笑，說道：“又是這樣的懨懨的天氣，又這樣的虛弱，一個人整個地象一首詞了！”
她手裡賣掉過許多珠寶，只有一塊淡紅的披霞，還留到現在，因為欠好的緣故。戰前拿去估價，店裡出她十塊錢，她沒有賣。每隔些時，她總把它拿出來看看，這裡比比，那裡比比，總想把它派點用場，結果又還是收了起來，青綠絲線穿著的一塊寶石，凍瘡腫到一個程度就有那樣的淡紫紅的半透明。襟上掛著做個裝飾品罷，襯著什麼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樣的顏色上，倒是不錯，可是看不見，等於沒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顯得髒相了。還是放在黑緞子上面頂相宜——可是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著想，不放，又還要更好些。
除非把它懸空宕著，做個扇墜什麼的。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滑的。反面就不中看；上頭的一個洞，位置又不對，在寶石的正中。
姑姑嘆了口氣，說：“看著這塊披霞，使人覺得生命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