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看到一篇大陸小說《八千歲》，裡面寫一個節儉的富翁，老是吃一種無油燒餅，叫做草爐餅。我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個悶葫蘆終於打破了。
二次大戰上海淪陷後天天有小販叫賣：“馬……草爐餅！”吳語“買”“賣”同音“馬”，“炒”音“草”，所以先當是“炒爐餅”，再也沒想到有專燒茅草的火爐。賣餅的歌喉嘹亮，“馬”字拖得極長，下一個字拔高，末了“爐餅”二字清脆迸跳，然後突然噎住。是一個年輕健壯的聲音，與賣臭豆腐乾的蒼老沙啞的喉嚨遙遙相對，都是好嗓子。賣餛飩的就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乾也要黃昏才出現，白天就是他一個人的天下。也許因為他的主顧不是沿街住戶，而是路過的人力車三輪車伕，拉塌車的，騎腳踏車送貨的，以及各種小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裡走著吃——最便當的便當。
戰時汽車稀少，車聲市聲比較安靜。在高樓上遙遙聽到這漫長的呼聲，我和姑姑都說過不止一次：“這炒爐餅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現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說，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聲。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餅油條是平民化食品，這是貧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這樣想。
有一天我們房客的女傭買了一塊，一角蛋糕似地擱在廚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闊的大圓烙餅上切下來的，不過不是薄餅，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許略灑了點芝麻。顯然不是炒年糕一樣在鍋裡炒的，不會是“炒爐餅”。再也想不出是個什麼字，除非是“燥”？其實“燥爐”根本不通，火爐還有不幹燥的？
《八千歲》裡的草爐餅是貼在爐子上烤的。這麼厚的大餅絕對無法“貼燒餅”。《八千歲》的背景似是共黨來之前的蘇北一帶。那裡的草爐餅大概是原來的形式，較小而薄。江南的草爐餅疑是近代的新發展，因為太像中國本來沒有的大蛋糕。
戰後就絕跡了。似乎戰時的苦日子一過去，就沒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見過一次，擦身而過，小販臂上挽著的籃子裡蓋著布，掀開一角露出烙痕斑斑點點的大餅，餅面微黃，也許一疊有兩三隻。白布洗成了勻淨的深灰色，看著有點噁心。匆匆一瞥，我只顧忙著看那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食品，沒注意拎籃子的人，彷彿是個蒼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沒想到與那年輕的歌聲太不相稱，還是太瘦了顯老。
上海五方雜處，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反而少見。叫賣吃食的倒都是純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而且黑中泛灰，與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較像南太平洋關島等小島（Micronesian）與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從前進的中學，舍監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稱與黃浦對立，想來都在黃浦江邊——生得黑裡俏，女生背後給她取的綽號就叫阿灰。她這同鄉大概長年戶外工作，又更曬黑了。
沿街都是半舊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戶為了防賊，位置特高，窗外裝凸出的細瘦黑鐵柵。街邊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筆直的白圓筒樹身映在人行道的細麻點水泥大方磚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曬褪了色，白紙上忽然來了這麼個“墨半濃”的鬼影子，微駝的瘦長條子，似乎本來是圓臉，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見嚇人一跳。
就這麼一隻籃子，怎麼夠賣，一天叫到晚？難道就做一籃子餅，小本生意小到這樣，真是袖珍本了。還是瘦弱得只拿得動一隻籃子，賣完了再回去拿？那總是住得近。這裡全是住宅區，緊接著通衢大道，也沒有棚戶。其實地段好，而由他一個人獨佔，想必也要走門路，警察方面塞點錢。不像是個鄉下人為了現在鄉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無法存活才上城來，一天賣一籃子餅，聊勝於無的營生。
這些我都是此刻寫到這裡才想起來的，當時只覺得有點駭然。也只那麼一剎那，此後聽見“馬……草爐餅”的呼聲，還是單純地甜潤悅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異樣的人。至少就我而言，這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噪音，背景音樂，不是主題歌。我姑姑有一天終於買了一塊，下班回來往廚房桌上一撩，有點不耐煩地半惱半笑地咕嚕了一聲：“哪，炒爐餅。”
報紙託著一角大餅，我笑著撕下一小塊吃了，幹敷敷地吃不出什麼來。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沒有，還是給了房客的女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