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恭喜你。”他一説完就頹倒了回去，我連着棉被撐住了他。
“阿芳，”所以他又開口，“這一上台要跳多久？”
“巡迴演出前後要半年。”
“那跳完以後呢？你夏天會不會回公司？”
經西卡達一提，我想起了我的留職停薪身分，離開公司快半年了，歸隊日期也預定在半年之後，我在一片歌聲劃酒拳聲中認真思考，搖了搖頭。“不一定，我有點想寫作。”
吐出真言，我當下羞怯了，於是絮絮不休起來：“不知道能寫出什麼，我很想寫一本有關自由的小説，已經讀了不少相關理論，故事呢？問題就在這裏了，什麼情節也編不出來，沒什麼對象，沒什麼衝突，沒什麼悲劇，連白色恐怖都是笑料的年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西卡達？我説的是我們的生活，沉悶、雷同，像是隻有五個音階的琴鍵，要怎麼激盪出旋律？我吃快餐泡麪，我喝速溶咖啡，我進電影院看血淋淋的暴力美學，但那多半虛假，我讀後設想立場意識流小説，但那多半做作，原來我們是沒有故事的一代，我們是沒有美的一代，要説我無病呻吟，那我沒辦法上訴，你懂不懂我在説什麼？西卡達？”
沒有回應，我偏頭一看，西卡達已沉睡在我的肩膀。
回到我的部門席位，酒酣耳熱的同事們對我採用起圍剿攻勢，從來就是不喝酒的人，但今天我喝得豪放，自忖頂多是氣喘一場，我幹了許多杯，發現這種泡了酸梅的紹興酒相當可口，小樂團歌手的嗓音洋溢着濃厚的風塵味，格外挑逗了我今夜的愁緒迷離，微醺中我史無前例地捧起酒杯，逐桌敬酒而去。
沿着長條飯桌，我一路收聽新聞，每當選舉落幕，領了當選後謝禮金以後，就是同事們蠢蠢欲動的跳槽時分，這於我們公司也算是傳統，在非選舉年度裏，公司總要大量流失人事，多半的人往廣告公司靠攏，帶着一支鋭筆，逐高薪而居。台北是一座山，我們是生而只能往上爬的白領階級。這時一聽，接近半數的同事都將要離開。
到了企劃組老同事那一桌，我被攔了下來，老闆正好也在，幾個同事起鬨問我夏天歸隊一事，我據實回答，弄丟了留職停薪證明，竟然有人當場就重新起草了一張，多半是為着討老闆開心，在大家的鬧劇式脅迫中，我重新畫了押。
那麼多雙臂膀旋即抱住了我，雖然這些同事之中，有半數的人已不再戀棧公司。
我的酒灑了滿桌，有人給我新添了一杯，舉杯再喝，我與大家應和着小樂團，都唱起歌了。這是我所曾經深深厭倦的公司，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更換承載在打卡單上的人生，讓我迷惘的是在同事的胡鬧中我再度感覺到了温暖，同命相依的趣味，我懷念起了那些羣體作息中的虛情假意，虛情假意中的一絲真心，我並沒有與他們不同，都是在平淡中求生，追尋生活中點滴動人的細微處，等待着沉悶中小小的悲喜。
擱下酒杯，只因為突然感覺餓壞了，巨大的飢餓。同事傳遞給我一碗新盛的豬油拌飯，滿桌的台式大菜，竟然樣樣順口，我舉箸不停，以酒送飯，漸漸狼吞虎嚥起來。
“真是稀奇啊，沒看過阿芳喝酒。”一個同事喊着説。
“還喝酒咧，連阿芳吃飯我都沒看過。”另一個同事這麼回答。
這一夜每個人都失之濫情，我知道最後一定是這種場面，縱橫公司常年經營輔選，在酒肆間就是以兇悍著稱，連公司自己人聚餐，也要陣線混亂地互相猛灌，當老闆上台開始主持抽獎時我們都已跳起了舞，彷彿記得我被推舉到了台前，噪鬧歡聲中大舞一場，怎麼下台我已經不復記憶了，只知道再睜開眼時，我就在那幢老祖母眠牀上，四周非常窘迫，整張牀上荒唐地擠滿了六個爛醉的同事。
什麼人懶洋洋地唱着《愛你一萬年》，我一轉頭，見到西卡達就並躺在身邊，他正看着我，雙眼中精光燦然，他的酒已經全醒了，而我正滿腔的嘔吐感。
“寫出來，”西卡達在棉被中緊緊握住我的手，他説，“誰説我們這一代沒有故事？阿芳拜託你寫出來，我們這個城市還有我們這一代。”
“嗯。”我虛弱地説，他還是把我握得那麼疼。
西卡達載着我回家，沿路的寒風驅走了我的酒意，第一次喝酒，就醉得這麼不堪，雖已漸漸清醒，我的雙頰還是一片燒燙。
回到套房樓下，一轉念，我又要求西卡達載我去舞蹈教室，只是想着，也許還能再見上卓教授一面。
但是卓教授的房間已經人去樓空，坐在機車後座，和西卡達一起望向全無燈火的閣樓，冰冷的夜風又襲來，仗着最後的酒意，我伏在西卡達肩上哭了起來。
“那是誰？”西卡達問我。
以為教室中無人，原來龍仔就在一片漆黑中，我們都已放假，惟獨他一人練舞不休。我和西卡達都下了車，站在梧桐枯樹下，我們看龍仔的舞。
卓教授已經離去，龍仔失去了探照光源指揮，他不再跳我們的舞，在全黑的舞坪邊緣，放影機正放送着剪輯過的經典現代舞精華，憑着屏幕的微光，龍仔邊看影帶邊模仿，有時流利得更勝屏幕中人，他做了一個經典阿提久姿勢，凝止不動長達十幾秒鐘，連時光都凍結了似的，但是他又不跳了，龍仔在屏幕前靜趴而下，光影灑落幻動在他的裸背上，龍仔的背脊微微起伏。
“美。真美。”西卡達説。在審美上，西卡達對於男性的敏感度本來就高過於我，現在他問我，“那個男孩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