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人最先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時代，稱之為“黃金十年”，也許從國民黨的眼光看，那是難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實在也“黃金”不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財政、交通、工業與教育上的建設，根本無法掩蓋那十年中，幾乎是連年戰亂、強寇壓境，國家命運的嚴峻，不下於北洋時代，而民生之凋敝，導致哀鴻遍野，以及對整個學術言論自由的壓制，則尤過之。總之，蔣介石基本上要求一個服從的國民，而於此十年之間，從來沒有認真談過基於憲政的民主、人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會的改良等等。(參閱Chi，NationalistChinaatWar，P．29)
許多中外民國史學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稱之為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其實，斯乃胡漢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與放逐之後，並未能真正地實施，其結果如胡氏所說，成為走向個人集權的軍事獨裁。更精確地說，應是基於特務組織上的軍事獨裁，連國民黨都被“閹割”了(參閱CambridgeHistoryofChina，P．136)，此一軍事獨裁的頭頭就是蔣介石。因而蔣氏個人密切關係到整個南京政府的成敗。
外國學者旁觀者清，較易看出蔣介石在知識上的短缺，理論的淺薄，對國際事務所知極為有限，只是一個十足的軍人。(參閱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2)其實，連軍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認為“十足”，因誤認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個士官畢業生，至少有相當的軍事知識與才能，但事實上，他只是在振武學校習軍事，與士官完全無緣。他在戰場上的表現，始終拙劣，北伐前期靠會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後期靠馮玉祥、閻錫山等。他又先後依靠俄國軍事顧問、德國軍事顧問以及美國軍事顧問。所以蔣介石軍事上的成績，如果除去這些人的貢獻，絕對是不及格的。
蔣於困難時，為了解決問題，尚可與能者共患難，但絕不可能享一點安樂，因其個人才智有限，下意識的自卑感，必然對能者疑懼，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時候無能的帝王一樣，唯有與皇親國戚和太監們患難安樂與共。蔣介石沒有太監，卻有太監的替身。所謂“替身”者，即可由他隨心使喚而效忠不懈的特務之類。唐縱日記所記蔣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在紀念週的訓話，可見一斑：
(校長)並且要我們團結精神統一意志，實質擔負黨的中堅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礙。統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長(自謂)的意志為意志、服從我(自謂，以下准此)的主張，一致行動才可以報中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九)
如此“統一意志”，除了唐縱輩視為當然外，誰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與馮、閻也不會肯，難怪無法與蔣“團結”了。
蔣介石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蔣之意志為意志。但畢竟有用不盡的“內親關係”，姻親之血更濃於水，在緊要關頭至少可以“一致行動”。宋子文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自有足夠的理財知識和本領。他原是在廣州以及武漢政府的財政部長，蔣把他爭取過來，與宋美齡結婚後，這層關係更加穩固。然而宋在所謂“黃金十年”中，並不能起“黃金”作用，主要由於他對中國問題理解的淺和狹，遠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識相襯，那些西方知識也就難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財政的蔣介石，時時掣肘，把國家財政視為個人的軍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見兵的尷尬，無可奈何的氣憤。繼宋為財長的孔祥熙，才學固遜，鄉愿更甚，更能配合蔣氏無知無能的獨斷獨行。然而無論孔、宋，以皇親國戚的地位，主持財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難免監守自盜，孔宋兩家都成為富可敵國的家族，豈偶然哉!
一九二七年以後的蔣介石，清黨反共，鎮壓群眾運動，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動派了。美國學者易勞逸稱之為“一個流產的革命”，並謂蔣氏已把國民革命轉化為軍事集權，把國民黨變成一個法西斯政黨。(Eastman，TheAbortiveRevolution，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離口，在他嘴巴里，連革命搞得最兇的共產黨都成了反動派了，無非要繼承孫中山的革命法統。其實他所謂的革命，必須以他的意志為意志，所有不服從他主張的人非“逆”即“匪”。這是一種霸道主義，邵元衝在日記中留下一條，頗可透露“蔣幫”的真面目，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國民黨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憤下聚會：
全市黨員在中央大學開會，介石前往演說，中有一人稍施譏彈，季陶即叱令縛跪，介石亦頓足怒罵，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衝日記》，頁七七六)
“稍施譏彈”，就被綁起來下跪，被“頓足怒罵”，固無一點言論自由之可言，更無人權之尊嚴與保障。蔣介石和戴季陶輩的作風，何異於北洋時代的惡劣軍閥。北洋大軍閥馮國璋、段祺瑞等的脾氣，還沒有蔣、戴那樣暴烈!
北洋軍閥固然是軍閥，國民黨的地方軍頭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也被稱之為軍閥。蔣介石沒有被稱之為軍閥，因其擁有中央，有大一統之志，所謂軍閥每指軍事強人割據的“地方主義”。事實上，馮、閻、李輩何嘗不胸懷全國，他們的民族主義不會遜於蔣。他們如擁有中央，作為也不可能輸給蔣。蔣雖擁有中央，有志統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過是他“割據”的地方較大、“資源”較多而已。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軍校學生訓話，說是“三年前立一個志，要統一中國，現在做到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十一)，但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後，以為統一了，其實西南仍然形同獨立，中共蘇區猶在。美國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報告，仍謂國民政府不成其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狀態(NelsonJohnsontoS．K．Hornbeck，Junel1933)。一直到抗戰爆發，同御外侮，才勉強可說是統一，已經是“黃金十年”的盡頭了。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統一外，還想到國家的尊嚴和建設，然而這兩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權利，自有助於國家的尊嚴，但除了一九三三年獲得關稅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權、租界、經濟權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時日本不僅加緊侵奪利權，更進而侵佔領土，使回收利權運動，顯得毫無意義。至於經濟建設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幣制統一了，於一九三五年發行了法幣，鐵路與公路增多了，還增添了航空、郵政等等，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間，一共請了二十六位國聯經濟專家，提供農業、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見。但是根據經濟學者鮑伍(DouglasPaauw)的研究，整個南京時代的經濟是遲滯的。(見氏撰“TheKuomintangandEconomic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OfAsianStudies，Feb．1950，P．213-220)我們認為主要原因，除了國家預算入不敷出，歲收只能支付八成開銷之外，就是軍費浩大，佔了預算百分之四十以上。這又與蔣介石有關，他美其名曰國防建設，實際上大力擴充其嫡系軍隊的裝備，從事不斷的內戰。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可能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
我們可以發現，所謂“黃金十年”的實業建設，約有百分之六的成長率，似頗可觀，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區，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國資本控制生產，且以消費及服務性為主，工廠規模亦小，全部員工不過兩百萬人，只佔非農業勞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對整體經濟影響輕微。(參閱Chang，IndustrialDevelopmentinPre-ComamunistChina)不僅此也，而其經濟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於蔣介石個人的軍事考量。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九三六年完成的粵漢鐵路，根本是為了便於解決西南獨立狀態的軍事動機。軍事掛帥的經濟建設多少促成蔣介石與德國之間的密切關係。蔣於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國顧問相繼撤離，使德國顧問進來填補空缺。德國軍官鮑爾(MaxBauer)於一九二七年到中國，以軍事與工業合一之論，贏得蔣介石的寵信，於一九二八年被派往德國購買大量軍火，於一九二九年蔣桂戰爭時，在戰場上死於天花，然已為蔣提供了以軍事為導向的經濟概念。接替鮑爾的是魏曹將軍(GeneralGeorgeWetzell)，於中原大戰時，就住在蔣介石的私人火車內，為戰役做了重要的策劃(見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P．110)，可以說是蔣介石的“秘密武器”。一九三三年以後，蔣德關係有新的發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國成為德國軍火的主要買主，同時德國於戰敗之後，大力振興，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權後，更大力擴充軍備，極需向中國以軍火交換戰略原料，諸如鎢、鋇、釩、鎳、鉻，完全取之於中國。早於一九二九年，德國即由中國獲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銻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鎢。鎢為耐高熱的金屬，在歐戰時即被視為極重要的戰略物資，而鎢與銻都盛產於湖南，難怪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當蔣介石聽到武漢政治分會調動軍隊，驅逐湖南省主席魯滌平時，“怒形於色”(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十三)，引發蔣桂大戰。李宗仁還以為是他的兩個軍長得罪了蔣介石之故呢。
蔣德間軍事夥伴關係，如此依存，關係自趨密切，大批德國軍事顧問團的派遣，實為順理成章之事。據估計德國顧問在華工作人員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將領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級工程師及技師四十人，此外還有非軍人身份顧問。(參閱辛達謨《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的探討》，《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四冊，頁九十三至一O九)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復出之後，魏曹將軍介紹施克(HansvonSeeckt)將軍接替。施克將軍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廬山與蔣深談，由朱家驊當譯員，得到蔣的信任，被聘為“高級顧問”，參與軍事、政治、經濟事務。普魯士出身的施將軍認為軍隊乃國家的象徵，為政治的工具，以及統治權力的基礎，尤與蔣委員長心心相契，積極希望德國顧問協助增強軍隊的素質，優秀軍官的培訓，以及建立在蔣一人統一指揮下的國軍。當施將軍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牯嶺重晤蔣時，蔣盛情款待，並給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為國民政府總顧問。蔣之嫡系部隊以及軍工業就在施顧問的設計下，進行改造，同時組成以法肯豪森將軍(GeneralvonFalkenhausen)為團長的六十一人德國軍事顧問團，訓練新兵。蔣介石邀請德國顧問來華相助的動機，顯然是因為仰慕德國的軍事體制，及其法西斯主義，引外力以壯大自己的武力。
在這個背景下，蔣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牯嶺與德方訂立以中國原料與農業產品交換德國軍工業產品的密約，以加強兩國關係。但是德方與廣東陳濟棠的交易，犯了蔣之大忌，並向柏林抗議。結果德國外交部既反對以物易物把軍火給兩廣以觸怒南京，也反對把軍火輸送給南京以觸怒日本。由此可見，蔣積極圖謀西南，尚有爭奪自然資源的原因在，收買陳濟棠的飛機起義，絕對是划得來的。地質專家翁文灝於此時受到蔣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蔣介石既定西南，與德國的交易又暢通了起來。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的國防部長賴清惱(GeneralvonReichenau)訪華，授蔣寶劍以示敬意，答應軍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議中德共同發表反共宣言，可見德國軍方的興趣甚濃，但在日本的壓力下，德國外交部持審慎態度。(參閱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ch.v)希特勒更決定與日本共同反蘇，並與滿洲國往來。一九三七年，孔祥熙馳函希特勒，盛讚德國元首為“我們大家的模範”(modelforusall)，說希特勒是為國家自由、榮譽與正義而努力的偉大斗士，並代蔣介石致意，但希特勒連信都不回。(見Kirby，GermanyandRepublicanChina，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蔣關係要平淡得多。美國於歐戰之後已洞悉日本崛起於東亞，故有華盛頓會議之召開，意欲加以羈縻，並強調門戶開放政策，以及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則，然而由於國內孤立主義的高漲，在國際舞臺上礙手礙腳，難有作為，更不願逆日帝之鱗，故九一八事變，日本悍然違反一九二八年不用武力解決爭端之公約，美國僅以溫和的“不予承認”處置，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大舉侵略中國，公然違背中國領土完整的原則，美方仍不願對日方做經濟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間的官方關係實在乏善可陳。
宋氏兄妹固有助於中美關係，他們幫助蔣介石瞭解美國，又為蔣介石遊說美國。一九二七年蔣宋聯姻以及—九三一年蔣介石受洗皈依基督，大有助於南京政府元首在美國的形象。然而這種良好關係僅限於非官方的民間關係，尤其是基督教會，導致大批傳教士來華，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經由宋美齡的中介，登堂入室，成為蔣介石的座上客。傳教士的影響當然不僅僅是宗教方面的，他們也希望能改造中國，使中國基督化，甚至美國化，故積極參與鄉村重建，辦學校、設醫院等等，晏陽初搞的定縣實驗區，尤為樣板，多少有助於中國近代化的建設，然而杯水車薪，並無助於廣大農村貧困問題的解決。要解決問題，除了需要技術革新外，首須扶助貧農、約束地主。但政府對農民的貸款僅佔百分之五，其餘仍從高利貸、當鋪、地主而來。而蔣介石又一直認為農村的安全靠地主，故實際上是不惜代價扶助地主恢復其威權，對地方鄉紳，尤視為反共的支柱。蔣介石擁抱耶穌基督，顯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飾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嘗不想借助教義來增強反共的功效，但是由於蔣介石連溫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對，傳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無濟於事。當然，日本的侵略以及發動全面戰爭，連有限的成績也付諸東流了。
蔣介石於一九三四年的二月裡，親自在南昌發動聞名一時的“新生活運動”。在南昌發動，並非偶然，顯然要把它作為精神剿共，以配合軍事剿共。表面上要喚起民眾，改變人民的精神面貌，藉此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等，實際上蔣介石想借此統一全國意志，服從他的領導，完成“消滅共匪”的使命。關於此一運動的思想淵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國漢學家賴特女士(MaryWright)見到蔣介石欣賞曾國藩、胡林翼，便與同治中興相比擬(見氏著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ism)，不免失之於偏。其實蔣之思想絕無深度可言，而蔣確是“新生活運動”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淵源必然是一個大雜燴，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學時所感受到的一點武士道意識，在戴季陶、陳立夫灌輸的一點儒家權威主義，在德國顧問影響下的一點普魯士軍國思想與法西斯主義，以及在妻子宋美齡叮嚀下的一點基督教倫理。此一大雜燴思想淵源是浮淺的，不可能成為一種思想體系，也難以補救三民主義之不足。
然而蔣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於上，藍衣社以及其他各種法西斯文化組織推波助瀾於下，必然是萬眾響應。一九三四年搞得十分熱鬧，一九三五年就有點洩氣，一九三六年連蔣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傳》上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結果是一敗塗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領導大搞新生活運動的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根本把問題看走了眼，無視乞丐、盜匪、貪汙、腐化等經濟成因，以為完全可以倫理道德來糾正，因而一再教導人們禮義廉恥，不要隨地吐痰、隨地丟垃圾，養成整潔的習慣等等，但是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全民復興運動不可能建築於牙刷、老鼠夾、蒼蠅拍之上。”(見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58)宋美齡的說法也很妙，她說中國有的是大米，有人捱餓因不知勞動神聖(見TheChineseRecorder,66：61～62)，真可說是不知民間疾苦矣，與晉惠帝所謂何不食肉糜，有異曲同工之妙。正由於不切實際、流於浮淺，難有實效，然而蔣氏夫婦親自領導，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強挾整個社會以行，缺乏民眾的自發性，推廣的範圍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問題。
一九三六年，蔣介石於失望之餘，連其本人也失去興趣，把“新生活運動”交給宋美齡來負責，宋美齡雖請美國傳教士幫忙注入“新生命”，仍然無濟於事，終於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