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四月突以暴力清黨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幾被趕盡殺絕，生還者也難覓安全的棲身之所。不意共產黨裡出了一個毛澤東，不按牌理出牌，而大搞農民革命，於同年八月一日組成紅軍，先在井岡山發展革命根據地。這無疑是一點星星之火，需要時間才能逐漸燎原。蔣介石卻於無意中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時間。所以當一九二九年春，蔣桂戰爭大起，毛澤東高興地填了一闋《清平樂》：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詞說得很明白，國民黨軍閥開戰，使他能夠乘機“直下龍巖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農村革命。等到蔣介石打完中原大戰，國民黨四大集團軍同室操戈完畢，“匪勢已經猖獗”，已非一點點星星之火了。紅軍已活躍於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個省份。
蔣於一九三O年年底，確定“豫鄂皖三省連界‘剿匪’計劃大綱”，並命令他的親信江西省主席魯滌平，限期收復吉安，以及肅清贛江上下游。然後於十二月二日致電南昌魯滌平、漢口何成濬、長沙何鍵，要他們嚴督“剿匪”計劃，務於一個半月內收復失地。同月五日又以國府主席名義發表《告誤入共產“匪黨”民眾書》，發動宣傳戰。然後由南京啟程於九日抵達南昌，召開“剿匪”軍事會議，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計劃圍攻朱德與毛澤東在贛南的根據地。此一軍事行動，史稱第一次圍剿。
此次圍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率第九路軍(下轄五個師和一個獨立旅)，負責“圍殲”，即包圍紅軍根據地後聚殲之。朱紹良率第六路軍《下轄四個師和一個獨立旅)，於魯軍之東協剿。蔣光鼐率十九路軍(下轄三師一旅)，自粵入贛。十九路軍尚未集中完畢，蔣介石已指定於十二月十六日開始攻擊。魯軍的張輝瓚師自右方由吉水、永豐前進，於二十日抵達東固，但紅軍已撤走，又適逢大霧，竟把約略同時抵達的魯軍公秉藩師誤為敵軍，而激戰四小時。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動，張輝瓚亦不與聯絡，徑自向龍崗方向進發，猶如盲人騎瞎馬，行行復行行，離開龍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擊，結果全軍覆滅，張輝瓚也被活捉。魯滌平獲知敗訊，電令所屬譚道源師向第六路軍靠攏，進據源頭，卻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與紅軍遭遇，損失過半。第三天到了東韶，已是疲憊之師，在火網交射下全線潰敗，譚道源北遁宜黃，逃到撫州，已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月五日，立刻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
職師江(三日)晨在東韶遇朱、毛、彭、黃全部號稱八軍之眾，孤軍重圍，作殊死戰，自辰至酉，黃團長敬及營長X等相繼陣亡，初級官兵死傷尤重，戰鬥之烈，從來未有。職隨從員兵或俘或傷，勢窮力竭，幾難倖免。除將突圍官兵移駐撫州整理外，所有損失數目容詳查續報。
左路朱紹良軍的毛炳文師聽到敗訊，不願再孤軍深入，徑自撤兵。但是蔣介石卻要“趁匪共得意出動之時”，電令朱紹良、蔣光鼐兩路軍，向紅軍“巢穴龍崗進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張匪氛”。(蔣介石元月三日致魯滌平等電)然而士氣既挫，已無法挽回，只好暫時罷兵。蔣原意趁中原大勝餘威，一個半月足夠蕩平山野草寇，哪知張輝瓚兵敗被俘，片甲不還，總共被俘不下一萬餘人，繳槍六千支，機槍數十挺，子彈百萬發，紅軍並藉此展開戰略進攻，擴張地盤，蘇區更加擴大了。毛澤東又高興地填了一闋《漁家傲》：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崗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
倒黴的師長張輝瓚入了毛澤東的詩詞，可謂不朽，但死得確實很慘。他替蔣介石賣命，到江西剿匪，發現任何人家有去當紅軍的，滿門抄斬，並焚其屋，在東固燒殺尤烈，以至於民憤極大，在公審時被處死刑。頭顱被割下，釘在張氏宗祠的一塊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書“張輝瓚首級，送給魯滌平”，放入贛江，順流北漂吉安，張輝瓚號石侯，蔣介石得訊後，有“嗚呼石侯，魂兮歸來”的驚歎!魯滌平更是膽戰心驚，失去了鬥志，被蔣訓斥：“何膽小乃爾，使為共黨聞之，豈不為之所竊笑乎？”(見蔣介石復魯滌平電)遂把魯調往浙江，由何應欽來接替南昌行營主任遺缺，部署第二次圍剿。
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來的第六路與第十九路軍外，加上王金鈺指揮的第五路軍與孫連仲指揮的第二十六路軍，以及行營直轄的五個師和三個航空隊。王金鈺與孫連仲都是降將，屬於蔣介石的雜牌部隊，蔣以官位與獎金來鼓勵他們赴贛作戰。蔣即已領教到游擊戰的厲害，不敢再掉以輕心，除了軍事外，注意到黨政的配合來封鎖蘇區，尋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強地方團隊武裝，以及從事清鄉以破壞紅色工農組織等等。進攻命令則於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發出。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即進犯東固，但進入蘇區後，人煙全無，隱藏的游擊隊則鳴槍示威，此出彼伏，伺機偷襲，捕捉掉隊的士兵，令敵人有點神出鬼沒之懼。五月十六日，王金鈺所屬公秉藩師在東固遭到伏擊，死傷枕藉。公師長倉皇逃至吉安，分別向在南昌的何應欽和南京的蔣介石報告噩耗。蔣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談，一面嚴令王金鈺等立即向東固反攻猛進勿延，“切勿以公師而稍受影響，免中赤匪之狡計。此次我軍圍剿之實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衝破一點，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襲擊匪軍之側背，以為一鼓剿滅之機。”(蔣介石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電令)但是戰場上的發展並未遵從蔣的命令，王金鈺兼領的四十七師亦告失利，敗退水南，與郭華宗師的一個團合併。但郭師聽說公秉藩師全軍覆滅，心理上已有了壓力，無心戀戰，再退白沙時遭紅軍追擊，損失慘重。至於在藤田佈防的王軍郝夢齡師，知道紅軍各個擊破的戰略後，不但未聽從蔣命，“有進無退”，反而遠撤至永豐。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就此敗下陣來。孫連仲指揮的第二十六路軍，於四月一日分別自宜黃、樂安，浩浩蕩蕩南下，當接到蔣介石增援東固的命令時，即派所屬高樹勳師，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於郝夢齡師未戰先撤，於五月二十三日被紅軍包圍於一狹長的山谷之中，損失兩個團，高樹勳率殘部退回，孫連仲無意再冒進，將整個軍撤至宜黃。孫一面請中村敗績之罪，另一面則謊報回師之原因，說是得知紅軍將逼近南昌的情報，為了顧全大局而回師雲。南昌行營主任何應欽信以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紹良的第六路軍率三個師，自南豐出發，於五月十日進佔廣昌，然而偵知另兩路友軍被擊退後，僅留一個師守廣昌，其餘撤回南豐。留下的胡祖玉師於五月二十七日遭到攻擊，胡師長傷重斃命。紅軍乘勝追擊，切斷南豐與建寧之間朱軍的聯繫。並擊潰朱軍劉和鼎師的一個團於福建建寧。五月三十日，整個朱軍潰退。於是朱、孫、王三路軍皆敗，駐守在興國的第十九路軍，實際上是按兵未動。
蔣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圍剿朱毛三萬紅軍，竟大敗虧輸，被毛澤東各個擊破，再度暴露蔣介石在軍事上的低能，“棋差一著，輸個滿盤”，以及凸顯毛澤東的軍事天才。正是滅自己威風，大漲他人氣概。蔣介石於六月二十一日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時，竟痛罵部將無能，甚至當場痛哭流涕。毛澤東為“反第二次大圍剿”，又填了一闋《漁家傲》，頗多寫實：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蔣介石原想一舉殲滅紅軍，結果反而助長了朱毛的軍威，大大提高毛在共產黨中的聲望，紅軍的實力更是大幅增加。雖有上千成百的傷亡，卻有上千成萬的俘虜，不計其數的槍炮彈藥，還獲得在蘇區極為難得的藥品與電報設備等等。蔣介石豈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籌劃第三次圍剿，並決定“御駕親征”，早於六月七日致電朱紹良與孫連仲謂，十日後到江西督師，“自當能與諸兄同存亡”，且謂“一聽中正之命令，必能轉危為安”云云。六月二十日，果然抵達南昌，遂即舉行軍事會議，自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駐守南昌，由外國軍事顧問參謀策劃。何應欽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直接指揮兩路進擊軍與兩個軍團。陳銘樞被邀親自指揮十九路軍兼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包括蔣介石調配給他的四個嫡系師，總兵力達三十萬人，比上次又超過十萬，為紅軍之十倍。其聲勢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蔣介石並誓言“如不獲全勝，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戰的方針是，“厚集兵力，分路圍攻，長驅直入，先求擊破紅軍主力，搗毀紅軍根據地，然後再逐漸清剿。”他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正式簽署《第三次圍剿作戰命令》。(參閱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二O一至二O二)
作戰命令既下，何應欽左翼軍的七個師擔任主攻，自南城、南豐向廣昌、寧都進發，企圖捕捉紅軍主力，結果撲了一個空。左翼第一路挺進軍總指揮陳誠、第二路挺進軍趙觀濤，到處尋找無著，疲於奔命。原來朱毛軍自南豐、建寧一帶，沿武夷山經過長汀、瑞金、雩都西移，來了一個外圍大圈的“千里回師”，於七月二十八日結集於興國縣的高興圩地區。此時右翼軍上官雲相所率的第三路進擊軍，自永豐抵達龍崗，與找不到紅軍主力的陳誠相遇，以為紅軍已經流竄而去，陳誠續向東固行進，上官則西向蓮塘前進。八月三日，右翼蔡廷鍇的第一軍團三個師行抵崇賢，左翼第四軍團蔣鼎文的一個師進至興國，左翼陳誠的兩個師到達富田，與紅軍主力在贛江東岸對峙。朱毛派一部偽裝主力退向萬安，蔣介石的偵察飛機誤以為真，立命陳誠西進撲向萬安，令趙觀濤與蔣鼎文進軍良口，欲殲紅軍主力於贛江之畔。然而朱毛三萬主力實未西移，調虎離山後，於六日中午來到蓮塘，等候右翼第三路上官雲相來投羅網。上官所轄師旅回良村進向蓮塘時，果然鑽進紅軍的“口袋”，遭到伏擊，一個旅全殲，旅長譚子鈞陣亡。在良村的旅長張鑾紹被擊斃，消滅了一個團，三千餘人被俘，繳獲槍炮馬匹更多。之後，朱毛又令一軍佯攻龍崗，實際率主力東進，包圍黃陂，與左翼第三軍團朱紹良的毛炳文師對壘。七日午時，紅三軍彭德懷和紅四軍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黃陂，殲敵三個團後，師長毛炳文於午後三時向寧都方向突圍而去。八月中旬，朱毛又以紅十二軍引走衛立煌、趙觀濤、陳誠諸部，使紅軍主力得以在白石與楓邊地區整休，以逸待勞。是年九月初，兩廣異動，兵指衡陽，朱毛乘機殲滅蔣鼎文的一個旅於老營盤，擊敗蔡廷鍇的一個團於高興圩、一個師於方石嶺。及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不得不接受敗績而收場。此役動員三十萬人，進入贛南蘇區，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餘日，不僅沒有捕捉到紅軍的主力，而且又是損兵折將。何況蔣介石親自督師，並侈言“剿匪任務約月內可完”(見蔣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復福建省主席楊樹莊電)、“預計本月可全部殲滅”。(見蔣介石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匪宣言》)結果又落此慘敗，真是顏面何存？紅軍方面雖有紅三軍軍長黃公略被飛機炸死，士兵傷亡約六千人，但斬獲甚多，除獲得大量人員與武器外，中央蘇區擴張為二十一縣連成一體的贛南、閩西地盤，面積達五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二百五十萬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勢。剿“匪”變成煽風，愈扇火勢愈大。
九一八之後，蔣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繼續內戰，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內”，哪有把國力消耗於內戰之後，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憤與黨爭，逼蔣第二次下野。復出之後，弄到淞滬停戰協議，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旗幟(見《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二十期)，積極組織第四次圍剿，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然難度也增一成，蔣介石必須在全國抗日怒潮中，強行剿“匪”!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駐守寧都的一萬七千名官兵，因不準北上抗日，徑自投共去也。
蔣介石雖然繼續稱共為“匪”，但已不敢小視，實已把數萬紅軍當作大敵，動員數十萬眾。為了應付浩大的軍費，還向美國政府借得一千二百萬美元的小麥貸款。這一次，他決定對贛南中央蘇區先採守勢，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欲先剷除這三個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據地。他以武漢為總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軍，自兼中軍，以劉峙為副，何成濬指揮左路，副總司令李濟深兼右路，以王均為副。在戰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口號，即令地方厲行保甲連坐之法；在戰術上，“先肅清鄂中與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見蔣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濟深電)
蔣總司令於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漢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員，要他們注意守土責任，要求各縣長應具與城共存亡的決心。翌日又召見湖北士紳，徵詢意見。七月十二日，親自主持全省縣長會議，做長篇訓話，“希望湖北最近能剿滅赤匪，並且今後要做一個模範省”，要“剿滅赤匪”，須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這一點很可能是外國顧問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國藩、胡林翼的精神(這一點絕對是他自己的)。(參閱《蔣總統秘錄》，頁一九九)
此次圍剿的軍事行動，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陸續開始。先以數十萬大軍進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區，七里坪一戰，蔣於八月二十日致王均電曰：“據俘匪供稱，幾乎喪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據紅四方面軍俘虜蔣軍一軍官說，此戰國民黨有六名團長陣亡，傷亡一百二十餘名(見李新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二卷，頁一九八)，可謂雙方各有傷亡。不過，張國燾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的確於七裡坪戰後準備撤退，於十月間率主力經豫陝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區的紅三軍也被迫轉戰於襄北、豫南、陝南，進佔湘鄂邊區，再轉移到黔東打游擊。蔣介石對這一仗十分滿意，不僅驅走了紅軍，而且解除了蘇區對武漢的包圍形勢。他高興地把新集縣改名為經扶(劉峙號)縣、金家寨改稱(衛)立煌縣，並於九月二十二日向國府主席林森報告戰果說：
金家寨已克，長江北岸赤匪不難根本肅清。刻來廬山準備清剿江西殘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頁三八八)
所謂“江西殘匪”，即贛南中央蘇區，這是蔣介石的下一個步驟。此役總部仍然設在南昌。在發動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諸如開築公路、構築碉堡、興辦保甲、封鎖蘇區等等。圍剿的軍事行動則分中路陳誠、左路蔡廷鍇、右路餘漢謀。蔣介石此時受到抗日的壓力愈來愈大，而日本卻不肯放緩腳步，步步進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儘速“肅清殘匪”。在他的邏輯裡，“剿匪”成為抗日的先決條件。（參閱《蔣總統秘錄》，頁一OO一)在積極推動下，陳誠率主力中路軍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開始進攻，由贛北南犯，左路軍負責肅清閩北，右路軍負責清剿閩贛粵三省邊境。蔣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飭，於一月三十日舉行“剿匪”軍事會議，並於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總司令”，設行營於南昌。但是日本已於一月三日攻陷山海關，威脅熱河，抗日情緒更為熾烈，許多國民黨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於“剿匪”的士氣特別低落。而陳誠的主力軍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黃陂嚴重受挫，國民黨編的《剿匪戰史》說，“激戰兩日，雙方受創甚重”，掩遮了慘敗的真相。讓我們看看蔣介石於三月四日給陳誠的電文，便知端倪：
我軍此次進剿，不幸第五十二與五十九兩師在固崗、霍源橫遭暗襲，師長殉難，旅團長以下各軍官前仆後繼，奮勇殺賊，衝鋒陷陣，至死不屈，此乃為本軍未有之情事，其精誠實足以驚鬼神、動天地而寒賊膽也。中正接誦噩耗，悲憤填膺。從此我剿赤將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著我已死先烈之血跡，奮其義勇，殺盡赤匪，方足報復我軍上下官兵之仇憾，而為我陣亡先烈湔雪此無限之隱痛，以保存我軍此次慷慨悲壯、殺身成仁、視死如歸之光榮之歷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實行三民主義、奠定革命基礎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陣亡官兵姓名另案呈報追贈外，特先為我傷亡官兵頒發撫卹費五萬元，以慰莢靈，而獎特功，此令。((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頁三九○)
此一電文很像出自陳布雷的手筆，然而慘敗的真相已和盤托出。實際上，不僅僅五十二和五十九兩師，陳誠的先頭部隊第十一師，在霹靂山一帶中伏，於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師長負傷，全線崩潰，令陳誠震驚憤怒不已。
蔣介石有鑑於“剿匪”軍事不順利，而日軍侵佔熱河更震動全國，不得不於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將江西“剿匪”任務交由何鍵主持。（見蔣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鍵電，見同書，頁三九—)蔣回京之後，汪精衛復行政院長職，積極對日妥協，但日軍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達成塘沽協定。委曲求全，只不過是為了穩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實“剿匪”部署未曾間斷，蔣於四月四日已再親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開始佈置第五次圍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訓話，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紅軍當“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膚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親自主持南昌政治訓練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廬山開辦“陸軍軍官訓練團”，蔣介石自任團長，陳誠為副團長，至是年秋天，受訓人數已達七千五百餘人。受訓內容無不與“剿匪”有關，諸如《剿匪手本》、《剿匪訓練要旨》、《民眾組織》、《戰時政治工作》等等。蔣明言“要練習打赤匪的本領來消滅赤匪”，甚至說：“赤匪就是禽獸，我們剿匪就是要剿滅這個禽獸，要將匪區裡的人民，統統救轉過來做一個人。”(蔣介石《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與提倡四維八德等論調，以鼓吹“統一意志”、“一個政府、一個統帥、一個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訓軍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賣命；另一方面“天無二日”的豪情壯志，也不再加以隱飾了。
蔣介石於八月間在南昌召開“五省剿匪軍事會議”，聲言“剿匪”乃全黨全國的生死存亡關頭。九月間訂定《剿匪戰術綱要》完成東南西北四面包抄的軍事部署：北路顧祝同駐撫州，轄三十八個師，佈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鍵駐宜春，轄三個師三個旅，佈置在湘贛邊境；南路陳濟棠駐韶關，轄十一個師一個旅，佈置在粵贛之間；東路蔡廷鍇，轄十九路軍的六個師和一個旅，佈置在閩贛一線。以北路為主力攻入蘇區，東路配合進而剿之，西路與南路阻敵逃竄，以便再聚而殲之。整個兵力不下一百萬人，飛機二百架，德、意、美三國軍事顧問參與謀劃，可謂“傾巢而出”。難怪蔣於九月十日致電熊式輝轉蔣鼎文、衛立煌說：“此次剿匪，實關黨國與本軍之存亡!”
有鑑於前四次失敗的教訓，這一次蔣介石聽取了德國顧問納粹將軍施克(GeneralvonSeeckt)的建議，採用了嚴密的“反游擊戰術”(tacticsofguerrilla—partisanwarfare)，並不急著衝進敵境，而是先構築一連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進，步步為營，縮小包圍圈，穩紮穩打，壓縮蘇區，逼紅軍主力決戰爾後消滅之。根據此一戰術，蔣介石對於修堡築碉，特為重視，一再於電文中強調：“封鎖碉堡一日不完成，則進剿計劃即一日不能實行，希照屢電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誤!”(蔣介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致熊式輝井轉蔣鼎文，衛立煌電)第五次圍剿遂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蔣介石下達第二一三號令指示部隊行動綱領後，正式打響。
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厲害的碉堡戰與持久戰的壓縮下、在眾寡懸殊之下，紅軍再勇猛，似乎也難免劫運。然而紅軍方面處此大難，居然一反過去的運動戰，避強擊弱，各個擊破，而與敵方碉堡打陣地硬仗，直如以卵擊石。原來此時毛澤東被奪軍權，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憲)等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當家。秦邦憲當上總書記，年僅二十六歲，不過他們有共產國際的鼎力協助，並秘密派送一名德籍軍事專家奧托·布朗(OttoBraun)前來當顧問。此人碧眼金髮，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龍芝(Frunze)軍校畢業，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大戰前夕抵達瑞金，取漢名曰李德，又署名華夫。中共的新領導瞧不起土包子毛澤東，而信任洋顧問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棄蘇區寸土”，以及“禦敵於國門之外”，與數量眾多敵軍硬拼，一反朱毛的游擊戰術，使人數本來較少的紅軍，在消耗戰中受到嚴重損失而難以增補，雖然堅持抵抗了一年，終不免於瓦解，於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決定突圍，做戰略性轉移，國民黨稱之為流竄，共產黨稱之謂長征。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紅軍及機關人員八萬六千餘眾，分別自瑞金、雩都、長汀，向湘西行進，開始漫長的長征。十一月十日，蔣介石的軍隊終於佔領赤都瑞金。
蔣介石四次“圍剿”失利的對手都是毛澤東，而這第五次“圍剿”勝利的對手卻不是毛澤東。如果由毛指揮，蔣能得手嗎？毛雖熟讀孫子兵法，但並不是神仙，如果沒有機會，誰也無法憑空創造奇蹟。然而洋顧問李德以及中共新領導卻失去可以轉被動為主動，甚至轉敗為勝的良機。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發生的閩變。圍堵紅軍的十九路軍突然宣言反蔣，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濟深為主席，使第五次圍剿的四腳凳垮了一腳，很可能導致整個圍剿的夭折。毛澤東不僅洞察此機，而且特別寫信給總書記秦邦憲，建議兩點：
一、紅軍與蔡廷鍇的部隊聯合起來，在軍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對付蔣介石的進攻。二、鑑於蔣介石為了鎮壓福建事變，已將駐寧滬杭沿線的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全部調往福建，國民黨江、浙、皖後方腹心地區兵力非常空虛，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迫使其進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隊回援，這樣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蘇區之圍。(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三十六)
無獨有偶，據宋希濂轉述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的話，蔣介石“最擔心的，是怕共軍由閩北竄到浙江、安徽、江蘇一帶去……十九路軍在福建的變亂，他們如同共軍結合起來，形勢是很嚴重的，委員長曾因此幾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鷹犬將軍》上冊，頁一三一)可是總書記秦邦憲與洋顧問李德計不及此，坐視蔣介石調九個師的兵力平定閩變，全無動作，徒讓蔣軍攻破福建十九路軍後，再破江西蘇區，反被各個擊破。由此看來，如果毛澤東不被奪去軍權，恐怕蔣介石還會栽大跟頭呢。然而李德在回憶錄裡，雖承認第五次圍剿由他計劃，但認為蔣介石動員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飛機、一千五百門大炮，且為結合政治、警察、軍事三方面的大舉。言下之意，失敗非戰之罪，對毛之批評，甚不以為然，並斥毛是一陰謀家，顯然不願承擔軍事失利的責任。(閱Braun，ACominternAgentinChina.p.40-41,86-87，99.101)
不過，紅軍既被圍死，以其八萬餘眾，何能順利突圍，渡贛江而西？於是有蔣介石故意網開一面，於追剿之際，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雙鵰”之說。其實，若稍知蔣迫不及待要蕩滅“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說不實。真正網開一面的是守在南邊的陳濟棠，南天王非有愛於共產黨，而是與蔣有矛盾，怕被蔣一箭雙鵰，遂秘密“通匪”，只要紅軍不入粵境，答允借道西進，幫了共產黨一個大忙。毛澤東有詞為證：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那邊烽火連天，瑞金失守，而這邊得以借道，順利西行，放下心頭一塊巨石，當然是“風景這邊獨好”!“南粵”，更點出廣東方面的舉措，使紅軍將士得以順利過關。
蔣介石於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圍剿勝利在望，高興地於十月初帶著宋美齡下廬山，去登華山遊覽，並訪歸綏、察哈爾、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沒有想到久圍疲憊的紅軍居然給跑了。蔣雖屢電諸將，要求“努力截追”、“務將西竄匪部聚殲於湖北以東地區，勿使漏網”，並未能克竟全功。他還親自赴重慶、成都、貴陽等地督剿，亦無濟於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自峨眉山軍官訓練團下來，知道追剿失敗，自嘆“六載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則不徹底的勝利，並非真勝，甚至致日後之敗。而中共紅軍雖遭慘敗，然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克服千山萬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個真實而神奇的長征故事，奠立中共轉敗為勝的基礎。一位美國學者認為，長征鍛鍊了中共鐵的紀律、游擊戰倫理、擺脫共產國際控制，以及導致毛澤東的掌握中共最高權力(Wilson，TheLongMarch，P．292-317)，甚是正確，若問孰令致之？豈非蔣介石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