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杜魯門派出王牌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內戰，結果無功而返，他回華府後，認為和談的失敗，國民黨要負的責任多於共產黨(見Ｍａｙ，ＴｈｅＴｒｕｍ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１２），耿耿於懷。從蔣介石看來，馬歇爾好像是在幫共產黨的忙，其實美國人是要幫蔣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內戰就將中國統一於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幫蔣介石的忙也是幫美國的忙，一個親美的中國政府符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和平穩定的中國則符合美國的商業利益，戰後美國經濟獨霸全球，一度產品佔世界總額的六成，中國不僅是廣大的潛在市場，亦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國。奈蔣介石“冥頑不化”，一意想消滅“共匪”，偷雞不著蝕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國“失去了中國”(ｌｏ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杜魯門與馬歇爾對“損人害己”的蔣介石鄙夷與憎恨之情，可以想見。
馬歇爾畢竟是一正直的軍人，不苟言笑，不會出言不遜，然而杜魯門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擇言，國罵隨心所欲，頗具鄉土色彩。他退休之後，有人替他做“口述歷史”，雖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蔣介石仍然火氣甚大，氣憤溢於言表。他說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包括蔣氏夫婦在內的孔宋家族，盜取了美國對華援助三十五億中的七億五千萬美元，投資於巴西聖保羅和紐約的地產，以及用之於所謂的“中國遊說團”(ＣｈｉｎａＬｏｂｂｙ）。杜魯門毫不留情地說：蔣、宋、孔“他們都是小偷，他媽的他們之中每一個都是”(Ｔｈｅｙ’ｒｅａｌｌｔｈｉｅｖｅｓ，ｅｖｅｒｙｄａｍ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見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２８９）
杜魯門和馬歇爾雖早就不喜歡蔣介石，但他們的問題是別無選擇，從美國的利益著眼，他們更不喜歡毛澤東。美國人雖在延安沒有看到俄國顧問、任何俄式裝備，也深知斯大林為己遠甚於助毛，但毛畢竟是共產黨，毛的勝利仍然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勝利，在冷戰已漸成氣候之時，美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況杜魯門不像蔣介石是獨裁者，必須承擔其他政治勢力的壓力，而蔣介石在美國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盧斯(Ｌｕｃｅ）是最忠實的擁蔣派。通過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國遊說團”的組織，在美國形成一股強大的親蔣力量。
親蔣與親華本來是兩碼子事，但當時一般美國公眾往往和蔣介石一樣，把蔣介石當作中國。羅斯福的親信霍普金斯(ＨａｒｒｙＨｏｐｋｉｎｓ）就曾說過，“委員長可能是惟一的中國人，像美國公眾那般誤以為蔣介石就是中國”。(引自Ｋａｈ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Ｈａｎｄｓ，Ｐ．１０２）尤其是美國公眾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蔣”與“反共”視為一體，以“批蔣”與“媚共”為同義之兩詞。因而若干在重慶的美國外交人員因批評蔣介石，在“麥卡錫時代”被戴上紅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眾之外，美國的官方，特別是外交與軍事部門，都只有主張“助蔣滅共”，幾乎一致認為蔣介石垮臺和毛澤東的勝利，將導致蘇俄控制中國，威脅到美國在亞太的利益。第七艦隊司令庫克(Ａｄｍｉｒａ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Ｃｏｏｋｅ），於馬歇爾在華調停期間，就主張減少美國駐華陸戰隊的兵力，雖未被馬歇爾所接受，但仍繼續強調美國在華軍事基地的重要性，特別是青島海軍基地，認為一旦失去，將有災難性的後果，故提出訓練中國陸戰隊以及用美國海軍來支援國民黨等等各種建議。(參閱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７(１９４７），Ｐ．７３—８０，８６４—８６５，９４４—９４５，９５３）美國國務院上下以及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大都採取扶蔣、援蔣的立場，都希望美國的援助可以幫助蔣介石打敗共產黨。
在這種情況下，杜魯門和馬歇爾再討厭蔣介石，亦只好援助他。蔣亦心知肚明，有恃無恐，最後可以不買馬歇爾的賬，關閉和談之門，全面展開內戰。不過從顧維鈞的回憶錄看到，蔣還是低估了馬，所以當聽說馬被髮表出任國務卿時，感到“震驚”。蔣還想請馬留在中國當他的軍事顧問呢。總之，杜魯門也好、馬歇爾也好，並不存在援不援助蔣介石的問題，而是援助多少，到什麼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應有效果的問題。馬歇爾初來華時，就帶來一張五億美元支票，作為達成和議的“獎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馬歇爾曾以禁運軍火作為對蔣和談的壓力，但在馬氏離華之前，禁令已經取消了。蔣介石打共產黨始終有美國的軍援，到一九四七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計劃。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國國會又通過四億六千三百萬元的援華法案，據美方估計，自抗戰勝利五年以來，援助蔣介石政府不下二十億美元。而蔣介石卻一直認為美援不足，導致他的失敗，美國右派政客也藉此攻擊杜魯門政府“失去中國”。但是在華觀察的美軍一致認為國民黨軍隊挫敗絕非由於軍火缺少，而是由於領導無方，士氣低落。他們見到解放軍進入北平時所攜美械裝備，以及毛澤東閱兵乘坐的凱迪拉克敞篷轎車，很不是滋味。
當一九四七年秋天，戰況日漸對蔣介石不利，蔣在東北的據點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美國政府發出華北可能不守的預警。(見司徒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致國務卿函，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０l．７，Ｐ．８４—８６）他於六月四日又致電國務院說，中國現狀的悲劇是蔣總統及其周圍的人，不能理解全國人民和平的渴望，而只相信他們的特務，以至於不能迎合大眾的訴求，只能用殘酷的鎮壓方式，實在幫了共產黨的大忙。(引自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１５）馬歇爾懼怕國民黨政權全面崩潰，於六月間向一群美商坦言：“我用盡腦汁苦思而不得解救之道。”（ＩｈａｖｅｔroubledｍｙｂｒａｉｎａｎｄＩcａｎ’ｔｎｏｗｓｅｅｔｈｅａｎｓｗｅｒ．)(見Ｌｉｌｌｉｅｎｔｈ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ｈｅＡｔｏ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Ｙｅａｒｓ，Ｐ.２０１）最後他建議魏德邁率團訪華。魏德邁將軍的反共觀點眾所周知，又與蔣介石熟識，而其團員包括財政、經濟、政治和工程技術等各方面專家，在華府的顧維鈞大使即認識到，魏德邁率團出訪，“是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可能有所改變的跡象”。(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一七一）所謂“有所改變”，乃美國政府將會根據魏將軍的實地調查報告，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當時美國的一般輿論亦持這種看法。後來馬歇爾當面向顧維鈞說：
魏德邁的出使是(我）建議的，以便魏德邁研究中國的情況並回美提出報告。該報告將使(我）據以檢查美國的援華政策。(我）自己從中國回來，已逾半年，急切想幫助中國，但怎樣幫助最好，卻感到沒有十分把握。(《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二Ｏ三）
所以他派出此一訪問團，之所以遴選魏，就是因魏反共與蔣合拍，以及魏曾任蔣氏軍事顧問，可充分討論。由此可證實，馬歇爾確有更加積極援蔣以挽危局的意圖。
白宮於七月十一日宣佈派出代表團訪華，魏德邁做了一個多月的實地調查，走訪了南京、臺北、廣州、上海以及華北、東北等地。他雖然反共親蔣，但他是美國的軍人，負有調查真相的重責，其本國利益交關，他的真言無忌與坦率是必然的。他指出國民黨文武官員普遍貪汙和腐化，徵兵極不公平，權貴子弟紛紛出國留學，以逃避兵役，甚至在瀋陽直斥熊式輝說不出軍中實有人數，暴露了國民黨軍隊中吃空額的大弊病，並責罵熊從未到過軍醫院視察，所以不知道醫院中有多少床位。魏德邁八月二十四日離華前夕，更在報端發表一篇極為坦率的談話。一言以蔽之，他批評蔣介石政權的“精神破產”(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ｌｙ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ｔ）。這種坦率與直言，對魏德邁而言，乃職責所在，但對蔣介石而言，自然刺耳而又難堪。我們從顧維鈞的回憶錄中得知，外交部長王世傑電告顧大使，“委員長和政府其他負責人員對魏德邁的講話表示憤慨”，不僅惱怒，而且是“頗為惱怒”，不僅是反感，而且是“十分反感”，指責魏德邁“驕傲自大”。由於這些“反感”與“惱怒”，魏德邁離華前設宴招待蔣介石話別，蔣藉故不去，由宋美齡代表，然而正當夫人首途赴宴之時，魏也託故疲乏取消了宴會。(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一九三、一九五）蔣介石感到羞辱，已毫無可疑。一個美國將軍來到中國任意“調查”，已有干涉別國內政之嫌，但蔣竟表歡迎，且願把權力交給魏德邁，及其大肆抨擊，尤其是說中國當前需要一位能夠鼓舞群眾的領袖，尤覺難堪，難以自陳，雖曾央司徒大使說項，請魏德邁不要批評過甚，但大使先生以不便干預應之，實際上這位親蔣的大使私下贊同嚴評，庶幾有當頭棒喝之效(參閱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３３，１３７），總因求助於人，有如吃別人的飯，嘴巴既軟，腰幹更挺不起來。蔣介石口口聲聲毛澤東是蘇俄的附庸，而不自知附庸美國得利害。胡適之指蘇俄是中共的“太上政府”，也不自覺美國是蔣介石的“太上政府”。
魏德邁回美后報告，中國情況自馬歇爾離開後更趨惡化，但是他的反共立場不允許他建議美國洗手不幹，他仍然主張援蔣，而且主張大規模的經援，不過所有的軍援與經援，在企劃和運用時，都須經美國人的監督，才不至於白費。他深信東北已不可為，建議由聯合國託管，以免被中共所佔，淪為蘇俄的“衛星國”。蔣介石及其外交部長王世傑還以為美國要中國放棄東北，實際上魏德邁要保住東北，不為共產黨所取，因他早已察悉蔣介石的精銳實虛弱不堪，他曾向顧維鈞極具形象地把手握成拳頭，然後把食指伸直說：“形勢正像這樣，共產黨隨時可以切掉那個手指，從而掐斷國軍的補給線。”(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一九九）這位美國將軍到東北一看便知情況，然而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卻看不到，最後眼睜睜地讓解放軍把他的補給線完全切斷。馬歇爾有鑑於魏德邁的報告過於敏感，未即公佈，且做私下的參考。後來白皮書公佈後，《魏德邁報告》(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Ｒｅｐｏｒｔ）才公之於世。
從魏德邁的報告可知，這位將軍因反共所需，極力主張大規模援蔣，然而同時指出如無美國人的干預，再多的援助也無濟於事。所謂“干預”，最終勢必把蔣介石肩上的財經與軍事擔子挑過來。蔣曾向司徒雷登提出簽訂《中美反共協定》，司徒不予鼓勵，顯知蔣有套牢老美之意。(見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前引書，頁一九四）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瀋陽已於一週前棄守，徐蚌會戰開始之際，蔣介石向杜魯門做了“狂呼式的求救”(ａｆｒａｎｔｉｃａｐｐｅaｌｆｏｒｈｅｌｐ）。同時美軍駐華顧問團團長包大維(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ｖｉｄＢａｒｒ）向白宮報告說：“我深信那軍事情況已經壞到惟有美軍積極參與才有辦法。自我抵華之後，沒有一次敗仗是由於槍械不足。他們的敗仗，在我看來，完全歸咎於世界上最壞的統馭術，以及其他有損士氣的因素，以至於全無鬥志。”(閱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Ｔｒｕｍａｎ，ＨａｒｒｙＳ．Ｔｒｕｍａｎ，Ｐ．４１１）至此，杜魯門政府已有清楚的結論：除非美國願意花費數十億元，派百萬美軍赴華助戰，對蔣增援實同浪費。
美國出兵百萬保蔣，似乎是天方夜譚，其實不然，當時美國有的是狂熱反共人士，很願意組織反共十字軍，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至少阻中共於長江以北。共和黨於一九四九年大選，推出右派保守的杜威(ＴｈｏｍａｓＥ．Ｄｅｗｅｙ），極力附和反共援蔣論調。他公開說：“中國如果倒下，我們有理由認為整個亞洲將要完蛋，然則西歐與美國勢必孤立，在一個極具敵意的世界中受到孤立。”(見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２５Ｎｏｖ．１９４７，Ｐ．１８）儼然是越戰前的“骨牌理論”(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ｏＴｈｅｏｒｙ）?選杜威心目中的中國，就是蔣介石的中國，意在給蔣更大的援助以及與中共決戰。蔣介石素知與美國在反共上具有親密的共識，自然更冀望於杜威之當選。事實上，杜威麾下的共和黨人，有不少認為幫助蔣介石戰勝中共，乃是反共戰爭中一項較為便宜的投資?選
杜威呼聲頗高，輿論預測其當選，結果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杜魯門獲得連任，參眾兩院亦由民主黨得到多數席次，更加強杜魯門的政治實力。蔣介石也無法期望美國對華政策的大變動，其實杜威如果當選，是否真正會出兵助蔣剿共，乃是一個大問號。不過蔣對連任的杜魯門，所能盼望的，惟有爭取更多的美援，仍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蔣介石十一月九日的呼救電，就是在大選之後不久向杜魯門發出的，呼籲“加速並增加軍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國軍事顧問參加指揮作戰”(參閱《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五二三），但杜魯門基本上並沒有因而改變既定對華政策。
當徐蚌會戰情況不利時，美國國務院對蔣政權的態度已由鄙夷轉為冷漠，認為蔣介石倒臺將不可避免，而適於此時，蔣介石尚不知趣，還想派孔祥熙到華府做他的私人代表、“太上大使”，結果被馬歇爾認為“不妥”、被杜魯門拒絕接見，終於無疾而終。十一月二十四日，顧維鈞拜會杜魯門，美國總統比中國大使更知道徐蚌戰況，說是國軍三十二個師攜帶全部裝備投共。顧竟全然不知，後向葉公超詢問才證實。(參閱《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五四四至五五三）。
一九四八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呈癱瘓之勢，蔣介石原想親自到美國來求援，但杜魯門並不贊成邀請，認為“看不出此刻委員長怎能離開中國”。(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五六Ｏ）遂改由宋美齡代表蔣介石來，但美國方面堅持為私人訪問。宋美齡於十二月一日上午抵達華府。她此行的境遇與上次迥然不同，上次日本侵略軍雖佔據大片國土，他們夫婦受到美國朝野的敬禮，視為抗日英雄，接待的盛況空前，而此行根本不予官方接待，踉蹌和難堪之情難以掩飾。她此行的真正目的，連大使顧維鈞都搞不清楚，尚需猜測到底是委員長授意，還是夫人自作主張，甚至如謠傳所說的一些古怪原因。諸如與丈夫吵架以及怕被共軍俘虜等等。她向杜魯門提出的三要求：援華聲明、派遣高級軍官、增加軍援，已是連續的舊事重提，美國政府不感興趣的態度，已甚明確。杜、蔣之間已難於異中求同，杜認為蔣不肯改革，援亦無益，蔣則謂沒有援助，根本無從改革，討價還價全不投機。她若於行前行後好好與顧大使研商，瞭解華府情況，根本不必多此一舉，讓杜魯門說不，自取其辱。然而她抵達華府後，顧大使一再求見未予理會，更無機會向她細述“背景分析”，最後在她赴白宮見總統那天下午，才約見顧大使，卻板起面孔，原來是一個為孔家辦事、在大使館掛名為隨員的黃仁泉被撤職之故。談完話後，她起身以“嚴厲的聲調”向顧大使說：“黃仁泉將被撤職，是否真有其事？”然後一再反覆說，只要她在美國，就需要黃仁泉辦事，就不讓他被撤職。顧大使保證不撤銷黃的職務，她才走出客廳。顧大使得此“奇遇”，忍不住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
我有這樣一種印象，就是她(宋美齡）並不急於見我，因為她的心情不好，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煩惱，也許還因為她的親戚和黃仁泉在背後說我的壞話，她對我的態度不那麼友好和自然，和我們以前在各種場合見面時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們四十五分鐘的談話中，她一次也沒有對我說她是怎樣決定接受訪美使命、訪美的目的、委員長或政府的希望、馬歇爾將軍的態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等。好像她安排這次會見只是為了避免人們批評她不願瞭解我提供的情報或意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五七四）
顧維鈞的透露，很可印證這位高貴夫人的任性、不識大體、假公濟私，以及胡適之曾說過的“一股虛驕之氣”?選從她一下飛機就由馬歇爾夫人陪同，以及多次會見馬歇爾，可見她確想套舊關係，畢竟馬氏夫婦曾在華一年，多少建立起一些私人的交情，想憑其三寸不爛之舌，冰釋蔣馬之間的“誤會”，讓這位國務卿重視國民黨危局的嚴重性，在反共的共識下大力援蔣。但在馬歇爾的心目中，蔣介石的紀錄實在太差，即使有私情的話，他也不會以私害公。
宋美齡與馬歇爾話不投機，她已形之於色。她再次會見馬歇爾之後，記者問她有無收穫，她巧妙地反問：“有誰見到馬歇爾將軍而不感到有收穫呢？”無意中承認她的收穫僅止於見到馬將軍，顧維鈞證實了她與馬的會談是“極為失望”的。她於十二月十日與杜魯門惟有的一次見面，更加失望。她於下午五時在白宮用茶點，五時半在杜魯門書房談話，不到六點鐘就已結束，連晚飯都沒有，與上次吃住在羅斯福的白宮，不可同日而語。她走出來，在眾目睽睽下，“神色嚴峻，冷冷一笑，給人的印象是會談沒有成就”。(顧維鈞語，見其《回憶錄》第六冊，頁五七四）杜魯門退休後口述，提及此次會見說：
當一九四八年我仍是總統的時候，她來美國要求更多的“施捨”(ｈａｎｄｏｕｔｓ）。我不像羅斯福那樣住在白宮，我想她頗不高興，但我一點也不在乎她高興或不高興。(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
顧維鈞說，蔣宋美齡此行“沒有成就”，何止沒有成就，簡直是災難性的失敗。情況已經顯示，就蔣介石的對美關係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種“財富”，而是一種“負擔”。宋美齡於杜魯門不願再次見面後，悄然離開華府，隱居在紐約長島的孔氏豪宅，直至一九五Ｏ年大陸盡失後，才回到臺北，與夫君重聚。
杜魯門政府不願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無濟於事，真要救蔣，只有捲入中國內戰。蔣介石在抗戰期間不許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而今竟積極要求美國派遣高級將領指揮國軍剿共，美國亦曾考慮派麥克阿瑟將軍(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ｏｕglａｓ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來華。蔣介石為了“救命”，要美軍介入的意圖已十分明顯(見司徒雷登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致國務院函，謂蔣願將全部權力交給美方來企劃、監督與執行，函載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４２），美方初感猶豫，敬謝不敏，事機亦稍縱即逝。在六十年代，美國為了阻止共產黨，派遣了五十萬美軍到越南。杜魯門沒有在四十年代出兵中國保蔣，除了時、地、人諸多不同因素外，馬歇爾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過中國，與中共有所接觸，比較熟悉中國的情況。他雖然反共，但確知蔣介石的失敗並非蘇俄的陰謀，而是中國內部的力量。如果美國介入，無異把所有的中國難題一肩挑，如馬歇爾本人所說，“實際上勢必準備接收中國政府，無限期地投入大量的軍事力量與經濟資源”，故認為“如此大規模的投入和消耗，明顯地與可能獲致的結果，完全不成比例”。(參閱Ｍａy，ＴｈｅＴｒｕｍ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３０，８１—８２）美國人視越戰為一場災難，他們應當感謝馬歇爾阻止了更大的一場災難。如果真的發生，可想而知，不僅是美利堅的大災難，也必然是中華民族的大災難。就此而論，蔣介石夫婦求救、救援的“失敗”，豈不正是中華民族的“成功”？
當塵埃落定之後，杜魯門政府的國務院，國務卿已由艾奇遜(ＤｅａｎＡｃｈｅｓｏｎ）繼任，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發表了轟動一時的關於中美關係白皮書。此一白皮書的用心，顯然要回答日益高漲的美國右派抨擊，乃用大批檔案資料來說明，杜魯門政府已用盡力氣想幫蔣介石打敗共產黨，但中國內戰的不利結果絕非美國政府能夠控制和改變，所以“失去中國”的責任主要應由蔣政權的腐敗和無能來負擔，許多精良的美械部隊很容易地就投降共軍。這一點被毛澤東證實：“中國人民解放軍強大的物資裝備，大部分是從美國帝國主義得來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三七二）換言之，杜魯門盡力提供了軍援和經援，無奈蔣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敗了，到一九四八年底連支持蔣政府的一紙聲明也不願發了。(見《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頁九Ｏ二）但是杜魯門的用心顯然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卸下責任。蔣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陳寅恪有句曰：“可憐漢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話劫灰”，把杜魯門比做話劫灰的胡僧。美國的右派譏“白皮書”為“漂白書”(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ｗａｓｈＰａｐｅｒ），毛澤東更藉此大做文章，指出白皮書是美帝“無可奈何的供狀”，自承“出錢出槍”，由“蔣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戰爭。蔣介石一直指毛澤東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皮書正好為毛澤東證實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選最後，蔣介石扶不起來，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而毛澤東那邊卻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要“特別注意緝拿匪首蔣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