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元
有人說力拔山河不幸事件，拔掉了陳水扁臺北市“江山”，這樣的說法，似乎有些誇張，但如能透視此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就會發現，原來陳水扁就是這樣丟掉“江山”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天，“力拔山河——臺北市秋天萬人角力”的宣傳旗幟，還飄揚在臺北市街頭巷尾，在基隆河河濱運動公園轟動登場的萬人拔河比賽，驚傳血淋淋的斷臂事件。
在這個事件中，有多達五十三位參與者輕重傷。其中最嚴重的陳銘國、楊炯明，都是左手臂斷肢；蒲清旁肝裂傷出血。另有朱永川右手撕裂傷；洪儷玲左鎖骨骨折、胸部挫傷、頭部外傷；張忠厚右手腕開放性骨折、孫柑林頭部淤血腫脹等。
這個悲劇鮮血淋漓的呈現在媒體上，嚇得有的民眾一段時間內不敢吃豬腳肉。
當然，參加力拔山河的受傷民眾受到照顧與理賠，是市府應迅速去做的事，問題出在擔任市長的陳水扁以違亂法紀的方式，來處理善後。
首先出現的大問題，是慰問金、補償金及醫療、復健、看護等費用的支付過程。
從事發的一九九七年十月到陳水扁卸任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陳水扁為了解決此事，動用人民的納稅錢高達新臺幣三千九百四十六萬七千餘元，而馬英九接任市長後，基於法人延續原則，接續陳水扁曾經向受害者協議的承諾，在一九九九年持續動用第二預備金四百零五萬元，支應受害者的醫療、復健費用，市府的支應須永遠承擔，因為陳水扁以白紅黑字承諾在醫療、復健，甚至工作上，要照顧他們一輩子。
不明就裡的人會覺得陳水扁的做法很對，很有“愛民如子”之心，願意挺身以違亂法紀的做事風格，來完全滿足受害民眾的要求。
而實際上顯非如此。比如，顧問金的發放標準不一，兩位最嚴重的斷臂民眾，各獲發二十萬元，但頸部淤血腫脹的孫柑林獲發二十五萬元。而另外獲發二十萬元的有蒲清旁、朱永川、洪儷玲。其餘受害者都獲發五萬元。
違法發放補償金杜悠悠眾口
補償金的發放過程可就惹人爭議了，陳水扁為了立刻塞住民眾的口，甚至希望受害者能美言陳水扁，便以逾越法令規範的方式恣意發放補償金。其實“依法行政”的做法，陳水扁應積極協助受害者申請政府賠償，但申請政府賠的時間較久，陳水扁怕日久生變，惹來更多批評，便極力擴大市長的權限“便宜行事”起來。再者，如申請政府賠，受害者依法獲賠後，相關市府官員，包括陳水扁，依法得負起行政疏失及被政府求償的責任。也就是說，陳水扁如協助民眾走政府賠的路，等於是在搬磚頭砸自己的腳。因為受害人政府賠成功時，陳水扁市府團隊可能會為了負起行政及償付責任垮臺。
於是，陳水扁選擇了“非法”的途徑，動用自己的第二預備金（俗稱市長零用金），支付大筆的補償金。
其中，斷臂的陳銘國、楊炯明各獲賠六百萬元，肝裂傷內出血的蒲清旁獲補償八百萬元，右手撕裂傷的朱永川獲賠四百五十萬元。
當然，除了這筆補償金外，陳水扁滿口答應他們為其醫療、復健一輩子，並將其中某位在區公所任職的受傷公務員連升三級，嚴重破壞政府人事制度，公務員如為執行其本身職務上的公務，不幸受傷，理應大加敘獎升級，但公務員參加公餘拔河活動受傷，就能快速升官，豈不怪哉。
問題是，陳水扁發放補償金基本上是毫無標準的。比如慰問金髮放最高的孫柑林，就沒有另外得到半毛補償金。因毫無標準，便惹來另外一位右手腕開放性骨折的受傷民眾張忠厚不滿，把陳水扁及事發時擔任新聞處長的羅文嘉等一干人，一狀告進臺北市地方法院。
這一狀可能會把陳水扁告得“破功”，因為陳水扁好不容易以櫃面下運作的方式耗了三千多萬元，眼見事情就要擺平，卻在一九九八年市長選戰開打時，殺出了張忠厚這個“程咬金”。
在一切為勝選，視人民納稅錢如無物的情況下，請假參選中的陳水扁指派時任副市長的林嘉誠，與張忠厚簽下“哀的美敦書”（即降書），協議的時間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距離市長投票日只剩一個禮拜。
同時，陳水扁等人也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市長投開票前夕，獲得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犧牲納稅人一切為勝選
陳水扁與張忠厚協議的內容主要分四點：
一是陳水扁拿人民納稅錢五百萬元，補償張忠厚。
二是市府全額負擔張忠厚未來一切必要的醫療、復健費用。
三是市府協助張忠厚就業，並保障張忠厚工作的繼續，直到張忠厚自行離職或依法令規定必須離職為止。
四是張忠厚撤回原告訴。
社會大眾如理性來看待這份協議書，就會發現陳水扁居然可以為了一己市長之勝選，就偷偷地、恣意地犧牲納稅人的權益，簽下這樣完全不合常理的協議書，如果手腕開放性骨折的傷害，市府就須賠償五百萬元，還得保障其一輩子工作，那麼政府的現行法令可以完全停擺。如陳水扁真的有誠意，為何不拿出他自個兒“福爾摩沙基金會”的錢來支付呢？用“荒唐至極、為所欲為”八個字來形容陳水扁的做法，應不為過。
誰敢想象，哪一天陳水扁不會為了成就一己的名利，偷偷以一紙協議書犧牲掉整體臺灣人民的權益？
令人不平的是，另有一位左鎖骨骨折，傷害比張忠厚嚴重的洪儷玲，只因不懂得去告陳水扁，結果前後只獲發二十萬元慰問金。這就是陳水扁平日常掛嘴邊的公平、正義嗎？
原住民為公死亡不值錢
尤其是，“力拔山河”事件發生後，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有兩位參加市府龍舟隊的阿美族原住民，積極練習準備代表臺北市參加中國內地所舉辦的福州市龍舟賽，不幸賽前在新店碧潭演練落水溺死，結果每人只獲發一百萬元的救助金，市府採用的善後賠償法令是所屬員工因公傷亡慰問金髮放標準。這個標準與市府處理“力拔山河”事件的模式比較起來，前後標準嚴重不一，為公而死還遠不如受傷者。陳水扁口口聲聲重視原住民權益，是真情，還是假意？清楚得很。
陳水扁以市長的身份，創下“力拔山河”這樣的補償先例及模式，宣稱“依法行政”的市長馬英九，始終不敢跟進。如二零零四年一月發生的信義國小不當施工，小山貓鏟土機碾死學童不幸事件，馬英九隻一再宣稱願積極協助學童家長申請政府賠償。但依“法人延續”原則，馬英九應延續陳水扁的作風，但馬英九敢嗎？一個學童的生命代價比不上一個成人的手腕骨折或斷臂嗎？馬英九隻敢說今後市府舉辦活動，將為參與人員加保二百萬意外險。
陳水扁舉辦“力拔山河”發生不幸的責任，在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的不起訴書中略有言及：“被告等應注意事先聘請專家檢測繩索結構安全，確保參加拔河比賽民眾不受意外傷害，並能注意而疏未注意，於事前對拔河繩索未為任何檢測即貿然使用，致該拔河繩索因抗拉強度不足，於比賽中斷裂，導致多人受傷……因認被告等均涉有業務過失傷害……”（注：因張忠厚撤回原告訴，所以不予起訴。）
其實，陳水扁涉及的業務過失豈止於未於事前檢測繩索，還包括事前未為參賽民眾加保公共意外險，這本是市府主辦部門應注意的常識。而這也導致市府在事發後被批疏失，而被迫額外支付更高額的人民納稅錢來善後。
最後，採用《中國時報》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一則短評《“力拔山河”兮又出事》作結：“真正應該檢討反思的……它凸顯了當前許多地方政府，動輒以大手筆、大規模辦活動的作秀心態，結果造成大而無當不說，同時也增加意外的出現幾率……普通的拔河一下子膨脹到萬人拔河，人數規模確實是空前，但發生起意外來也是嚇人的。”
從“力拔山河”拔掉陳水扁臺北市“江山”的過程觀之，作秀的代價是很昂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