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諸侯發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時候，皇帝向四方堵侯要錢；有時候，叫四方諸侯挑選漂亮的女孩子；有時候，皇帝得了盲腸炎，躺在“龍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諸侯從四面八方趕到京城來，來看他病，聽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諸侯有的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皇帝叫他，他聽不到，皇帝沒有麥克風，有也不行，太遠了。他照樣可以耍賴皮、裝聾、裝孫子。
當然皇帝也沒有電報、電話、電視，不但沒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這些玩藝是怎麼一回事。當時有些聰明人，整天把枕頭墊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來想去，想他們的白日夢。
他們居然想出一種“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孃；他們又想出一種“順風耳”，可以聽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孃在罵他。
可是這些只是“想”、只是“夢”，壓根兒沒實現過。
我們的老祖宗很容易滿足，他們只想想就算了，他們懶得花腦筋。他們不會用腦筋去發明望遠鏡或電視機，也不會發明麥克風和電話，他們只會用腦筋去“神遊四海”，用腦筋去歌頌“精神文明”、歌頌“形而上”的“道”。
可是聰明人這樣做可以，皇帝這樣做卻不可以。皇帝要統治全國，皇帝要發脾氣，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發脾氣，皇帝要得盲腸炎。
於是皇帝叫道：‘來人哪！你們各地的諸侯派代表來，站在我身邊，替我傳話給你們！”
於是，各地的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興了，他為代表們蓋了官邪，整天朝他們下命令。
代表們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頭昏眼花，大家趕忙把命令轉出去，轉給四方諸侯，這種來自京師官邪內含命令的報告，稱做《邸報》。
這種《邸報》，就是四方諸侯專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報”。當時這種官報，讀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沒得看，他們至多看看牆上的政府告示，或是聽聽傳說和謠言，他們對政治沒興趣，他們的口號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這種人生觀，翻成白話，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納稅又完糧，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諸侯卻不能不管，因為他們有了專用的“官報”看，不能再裝聾了。所以，“官報”一到，四方諸侯的眉毛就皺起來，皺得像老太婆的臉，非用熨斗來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處是，四方諸侯雖不能裝聾，卻可以偷懶。因為“官報”來得很慢，一般情形，“官報”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條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諸侯手裡，那時候，皇帝可能氣消了，盲腸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來，就先給它一拖，不肯講也不必講辦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所以，歷史中國官場中的一個大特色，就是不講辦事效率，不育講也不必講辦事效率，辦事總是饅騰騰的，好像沒睡醒一樣。
但有的時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搶官做的時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這個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揭你的蛋。
漢昭帝時，一天諸侯燕王忽然派人來，向皇帝上書告了大臣霍光一狀，說他檢閱羽林軍準備造反。霍光嚇得躲在家裡，不敢見皇帝。皇帝那時候才十四歲，可是很聰明，他把霍光找來說：“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檢閱羽林軍的事還不到八天，燕王怎麼會知道呢？可證明有人從中搞鬼。”於是霍光便無罪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時沒有電報電話飛機火車，所以消息傳得非常慢。
當時傳送消息的工具是“驛”和“馬”。“驛”就是今天的車站，站裡養了很多“馬”，一有消息，就騎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個“驛”，於是連人帶馬都可以休息，或者換人換馬再繼續跑。這樣跑，一天可跑十個驛（三百里）。不過遇到緊急和機密的公算，為了保密起見，往往把公事封在“郵差”背後，蓋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準碰，於是快馬加鞭，限時專送，一天跑五百里。這時候，這個郵差就苦了，一驛一驛地跑過去，換馬不換人，跑到後來，郵差支持不住了，於是驛站的人（郵政局長）乾脆把他（郵差）綁在馬背上，反正那條路馬跑熟了，識途老馬可以不由人操縱，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郵差帶到目的地。所以那時候，誰都怕做綠衣人，絕不像現在這樣搶破頭。
這些苦命的綠衣人，和今天的綠衣使者一樣，不但送信，還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楊貴妃，住在京城（陝西長安）裡，嬌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東西吃。可是她要的東西都在京城附近買不到，她喜歡吃荔枝，荔枝產在廣東佛山，當時為了滿足楊貴妃的口福，只好動用大量的快馬與騎士，接力賽跑式的，日夜不停傳送新鮮荔枝。一看遠處的快馬來了，塵土飛起來了，楊貴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這個典故，起源在唐朝詩人杜牧的兩句詩——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
不錯，沒有人知道快馬運來的是荔枝，但是沒有人不知道人和馬的血汗與辛酸。那時候的郵差，真他媽的太苦了！
上面說到古代的車站叫做“驛”，這是指一般的情形說的。這一類的名目，還有一些別的。例如有一種叫做“亭”的，是秦朝、漢朝最流行的“車站”。每個“亭”都有個“亭長”，亭長除了是郵政局局長以外，還是旅館老闆、警察局長、調查站站長。亭長有時候會因執行職務而殺人，有時候會利用職務而謀財害命，有時候也做好事，幫助一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漢朝最有名的將軍韓信，在年輕時候，就靠著南昌亭長吃過飯，後來亭長的老婆不給他飯吃了，他才跑掉。
漢朝的亭大概近三萬個，和亭配合設立的，有一種叫做“郵”，“亭”是十里一個，“郵”是五里一個，當時習慣也連在一起，叫做“郵亭”。這“郵亭”兩個字，直傳到今天還在用，可是意思已經不同了。
“驛”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個，有的驛很小，只有八匹馬；有的驛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馬，多得可以開一家跑馬廳。唐朝法律對驛的規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說：
一、從驛中騎馬的，要憑“符券”才成，這等於現在的“先買票、後上車”。沒票騎馬的，處一年徒刑。
二、有“符券”了，還得在一定時間內騎馬，過時不候。好像今天買票，“限當日有效”。
三、只用一匹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處一年徒刑。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五、該換馬的時候不換馬，打八十下屁股。這叫做“虐待動物”。
六、不該帶的東西多帶了，叫做“超載”，也是“虐待動物”，多帶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種錯誤，毛病都出在騎的是馬；若騎的不是馬而是驢，那麼罪就輕一點，被處罰的時候，可打八折。
為什麼要有這些嚴格的規定呢？這是由於古代的驛，本是為了行政上和軍事上的原因而設的，有關國家大事，所以不能馬馬虎虎。誰要馬虎，就打誰屁股，或者就把誰關起來。
宋朝時候，驛的情形有四種：
一、步遞——用人走路來送消息。
二、馬遞——用馬。
三、急腳遞——用快馬。
四、金字牌急腳遞——用快馬加木牌。
最後兩種，要加以說明。所謂“急腳遞”，是用快馬來跑，每天可以跑四百里，本來已經很快了。可是，為了行政上和軍事上的原因，有時候，還嫌“急腳遞”不夠快，因為“急腳遞”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擋路的，由於“交通擁擠”，難免耽誤時間。這時候，就有人發明一種花樣：用一塊木牌，上面漆上金字，放在馬背上，由於反光的緣故，老遠便可以看到金光閃閃，這時候，路上的其他人員車輛就得趕快讓開，因為人人都知道“金字牌急腳遞”來了，還是趕快讓開為妙。
現代的警察車、救火車、救護車，走在路上當當亂響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腳遞”，大家一聽到一見到，就會讓開。
現代的國賓護衛儀隊，在馬路左右兩旁由摩托車嗚嗚開道，不許你先走而要你讓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腳遞”。大家一聽到一見到，也就趕快自認倒黴，乾脆讓開。
歷史上最有名的“金字牌急腳遞”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
宋朝的將軍岳飛，本來在北方正和金人打仗，後來朝廷方面主張跟金人講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式，趕忙把岳飛弄回來。那時候用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掛著金牌的急腳遞。當時宋朝政府一連用了“十二道金牌”來催岳飛，急得簡直用快馬跑成了一條線。於是，岳飛只好回來了。
用快馬去跑，當然是一個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國的古人們實在沒有更好的法子，他們沒有電報、電話、電視，也沒有飛機和火車，也沒有汽車和摩托車，他們若要辦急事、急辦事或事急辦，只有倚靠快馬加鞭。
像岳飛這種將軍，現代處理起來就方便多了……（略——編者）科學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統治的效率，使命令傳達得快快快……（略——編者）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驛站的情形更大規模的發展起來，一直髮展到清朝後期，接受了近代科學的通訊設備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驛站。
對增加傳達命令的速度，中國古人曾有過美麗的幻想。舊小說（水講傳》中，曾說有一個叫戴宗的人，外號叫“神行太保”。因為他有一種秘密的魔術：他有一種叫做“甲馬”的小東西，當把兩個“甲馬”綁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術，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個“甲馬”綁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來，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於說把八個“甲馬”綁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講傳）中沒有交代清楚，我們就不好亂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現代科學的高速進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經是一個可笑的小數字了；但對我們善於幻想的古人說來，卻已是一個不能想像的偉大速度。在製造速度一方面，我們的老祖宗留下一個落伍的紀錄，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當清朝的大臣、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到俄國去，他的報告由電報打到上海，時間只花了一天；可是這個報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轉，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為上海北京之間，沒有電報，只有船和馬。這件事，使當時大臣李鴻章起了大念頭，他立刻要求政府趕快設立電報局。從那個時候起，我們的國家，才開始多了的的答答的電報聲，少了答答答答的馬蹄聲。那個時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離發明電報的日子，已經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個多麼教人落伍的日子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