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從我講起。
我是公元第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華民國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十月成立，所以我呢算是民國出生，共和國長大。
按某種“話語”講，我是“舊中國”過來的人，好在只有半年，所以沒有什麼歷史問題，無非是尿炕和啼哭吧。
現在興講“話語”這個詞，我體會“話語”就是“一套話”的意思，也就是一個系統的“說法”。
“歷史問題”曾經是可以送去殺、關、管的致命話語，而且深入世俗，老百姓都知道歷史問題是什麼問題。
我出生前，父母在包圍北平的共產黨大軍裡，為我取名叫個“阿城”，雖說俗氣，卻有父母紀念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戰略成功的意思在裡面。十幾年後去鄉下插隊，當地一個拆字的人說你這個“城”字是反意，想想也真是宿命。
回頭來說我出生前，共產黨從北平西面的山上虎視這座文化名城，雖然後來將北平改回舊稱為北京，想的卻是“新中國”。
因此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城市出生的許多孩子或者叫“平生”，或者叫“京生”，自然叫“建國”的也不少。一九五六年，我七歲上小學一年級，學校裡重名的太多，只好將各班的“京生”“平生”“建國”們調來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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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言之，古代中國雖有“封建”與“郡縣”兩制之分，但兩千多年是“郡縣”的延續，不同是有的，新，卻不便恭維。
雖然本無新舊，一旦王朝改姓，卻都是稱做“創立新朝”，那些典禮手續和文告，從口氣上體會，也算另一種“創立新中國”吧。
次大而言之，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若將“郡縣”改為“君主立憲”，也就真是一個新中國，因為這制度到底還沒有過，可惜未成。
這之前四年的甲午戰爭，搞了三十年洋務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得知日本軍艦剛剛換了新鍋爐，節速比北洋水師軍艦的高，在清廷主和以保實力。被動開戰，則我舊中國人民不免眼睜睜看到了清廷海軍的覆滅，留學英國回來的海軍軍事人才的折損。
這刺激比五十四年前與英國的鴉片戰爭要大，日本二十四年前才開始明治維新，全面學習西方。
“戊戌”之後清廷一九零零年相應變法，廢除科舉，開設學堂，派遣留學生，改定官制，準備推行三權分立的憲政，倒也按部就班。
此前一八七二年，已經容閎上議，清廷向美國派出第一批小童公費留學生，其中有我們熟知的一八八一年學成回國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
容閎自己則是一八四七年私費留學美國，入了美國籍，再回上海做買辦。曾國藩委派他去美國買機器，他則建議清廷辦合資公司。
你們看一個半世紀之後，一些拿了綠卡的中國留學生，還是在做同樣的事情，這是有“古典”可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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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清廷有一項改革，與世俗之人有切膚的關係，即男人剪辮子。
也是按部就班，先海軍，因為艦上機器極多，辮子鉸進機器裡很是危險，次新軍，再次社會。
男人腦後留長辮，是滿人的祖法。清廷改革中的剪辮，我認為本來是會震動世俗的，凡夫君子摸摸腦後，個個會覺得天下真要變了。
衝擊視覺的形體變化是很強烈的，你們只要注意一下此地無處不在的廣告當不難體會。
不過還沒有剪到社會這一步，一九一一年，剪了辮子的新軍在武昌造成辛亥革命，次年中華民國建立，清帝遜位。以當時四萬萬的人口來說，可算得是少流血的翻新革命。
秦始皇征戰六國，殺人無算，建立一統的郡縣制，雖然傳遞了兩千年，卻算不得善始。
兩千多年後，清帝遜位，可算得善終吧。
凡以漢族名分立的王朝，覆滅之後，總有大批遺民要恢復舊河山，比如元初、清初。
民初有個要復清的辮帥張勳，乃漢軍旗，是既得滿人利益的漢人。另一個例子是溥儀身邊的漢人師傅鄭孝胥。
日本人在關外立滿洲國，關內的滿人並不蜂擁而去。滿族本身的復辟慾望，比較下來，算得澹泊，這原因沒有見到什麼人說過，我倒有些心得，不過是另外的話題了。
歐洲有個君主立憲小國，他們的虛位皇帝是位科學家，因為總要應付典禮實在無聊麻煩，向議會請廢過幾次，公民們卻不答應。保鮮的活古董，又不礙事，留著是個樂子。另一個例子，你們看英國皇室的日常麻煩讓幾家英國報紙賺了多少錢！
設若君皇帝在虛位，最少皇家生日世俗間可以用來做休息的藉口。海峽兩岸的死結，君皇老兒亦有面子做調停，說兩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兩家兄弟媳婦兒湊桌麻將，不計輸贏，過幾天也許雙方的口氣真就軟了，可當今簡直就找不出這麼個場面人兒。
不過這話是用來做小說的，當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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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清遜之後就是新中國，卻叫魯迅先生看出是由一個皇帝變成許多皇帝，寫在雜文和小說裡面。
馮玉祥將遜位的溥儀驅逐出紫禁城，中國的近代史幾乎就是一部爭做皇帝史，又是殺人無數。
你們對中國的近當代史都熟，知道孫中山先生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什麼“革命”沒有成功？當然是指革命的結果新中國。相同的“志”是什麼？當然還是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新”一些。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都是當時中國要學習的西方文化裡的現代派，新而且鮮。
恩格斯“甲午戰爭”時才逝去，列寧則一直活到一九二五年，而且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震動世界，建立一種從來沒有見過的國家制度，不管後果如何，總是“新”吧？
中國從近代開始，“新”的意思等於“好”。
也就因此，我們看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間的歷次經濟和政治運動，不斷掃除一切的舊，是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這些舊，包括戊戌變法甚至辛亥革命，算算到一九四九年還不夠五十年，從超現實的觀念上來說，卻已經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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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離北京宣武門外的琉璃廠近，小時候常去逛，為的是白看畫。六十年代初，榮寶齋掛過一副郭沫若寫的對聯，上聯是“人民公社好”，下聯是“吃飯不要錢”，記不清有沒有橫批，總之是新得很超現實。不要說當時，就是現在，哪個國家可以吃飯不要錢？
六四年齊白石先生的畫突然少了，幾乎沒有。聽知道的人說，有個文化人買了齊白石畫的一把扇子，回去研究，一面是農田裡牧童騎牛，另一面題詩，最後的一句“劫後不值半文錢”，被認為是齊白石攻擊土地改革的鐵證，報到上面內部定案，於是不宜再掛齊白石的畫。
到了一九六六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橫掃的了，還是要橫掃，竟持續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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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超現實的新中國為號召，當然凡有志和有熱情的中國人皆會趨之，理所當然，厚非者大多是事後諸葛亮，人人可做的。
這個超現實，也是一種現代的意思，中國的頭腦們從晚清開始的一門心思，就是為迅速變中國為一個現代國家著急。凡是標明“現代”的一切觀念，都像車票，要搭“現代”這趟車，不買票是不能上的。
看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國，你就能由直觀覺出現實與觀念有多大差距，你會問，現代在哪裡？超出了多少現實？走馬觀花，下車伊始就可以，不必調查研究，大家都不是笨人。
但是，看一九六六年的中國，你可能會在“藝術”上產生現代的錯覺。
六六年六七年的“紅海洋”、“語錄”歌、“忠”字舞，無一不是觀念藝術。想想《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可以譜上曲唱，不靠觀念，休想做得出來。你現在請中國最前衛的作曲家為現在隨便哪天的《人民日報》社論譜個曲，不服氣的儘管試試。李劫夫是中國當代最前衛的觀念作曲家。
“紅海洋”也比後來的“地景藝術”早了十年，毛主席像章可算做非商業社會的“普普藝術”吧。
六六年秋天我在北京前門外大街看到一面牆壁紅底上寫紅字，二十年後，八六年不靠觀念是搞不出來的，當時卻很輕易，當然靠的毛澤東的觀念，靠的是“解放全人類”的觀念。
凡屬觀念，一線之差，易為荒謬。比如“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觀念認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樣一種超現實國家的觀念與努力，近十多年來，很多中國人不斷在批判。當然不少人的批判，還不是“批判”這個詞的原義，很像困狠了的一個哈欠，累久了的一個懶腰。
我呢，倒很看重這個哈欠或懶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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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除的“舊”裡，有一樣叫“世俗”。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世俗生活被很快地破壞了。
五十年代有部很有名的電影叫《董存瑞》，講的是第三次內戰時人民解放軍攻克熱河時炸掉堡壘橋的董存瑞的成長故事。電影裡有個情節是農民牛玉合在家鄉分了地，出來參加解放軍，問他打敗蔣介石以後的“理想”，說是回家種地，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兒，大家就取笑他。董存瑞的呢？是建設新中國。
這兩樣都很感動人，董存瑞當然不知道他手託炸藥包象徵性地炸掉了“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兒”。互助組，合作社，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一級比一級高級，超現實，現代，直到毛澤東的“五七”指示，自為的世俗生活早就消失了。
農民的自留地，總是處在隨時留它不住的境界，幾隻雞，幾隻鴨，都長著資本主義尾巴，保留一點物質上的舊習慣舊要求和可憐的世俗符號，也真是難。
一九六六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破“四舊”，我問過幾個朋友，近三十年了，都記不清是四樣什麼舊，我倒記得，是“舊習慣、舊風俗、舊思想、舊文化”。這四樣沒有一樣不與世俗生活有關。
“新”的建立起來了沒有呢？有目共睹，十年後中國的“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
北京我家附近有一個飯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貼過一張告示，大意是從今後只賣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麵兒窩頭，買了以後自己去端，吃完以後自己洗碗筷，革命群眾須遵守革命規定。八六年的時候，同是這家飯館，牆上貼了一條告示：“本店不打罵顧客”。
我的經歷告訴我，掃除自為的世俗空間而建立現代國家，清湯寡水，不是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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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八歲的時候，由於家中父親的政治變故，於是失去了一些資格，六六年不要說參加紅衛兵，連參加“紅外圍”的資格都沒有。
在書上的古代，這是可以“隱”的，當然隱是“仕”過的人的資格，例如陶淵明，他在田園詩裡的一股恬澹高興勁兒，很多是因為相對做過官的經驗而來。老百姓就無所謂隱。
殊不知新中國不可以隱，很實際，你隱到哪裡？說彭德懷元帥隱到北京西郊掛甲屯，其實是從新中國的高層機構“隱”到新中國的低層機構去了。
若說我是邊緣人吧，也不對，沒有邊緣。我倒希望“階級鬥爭”起來，有對立，總會產生邊緣，但階級敵人每天認錯，次次服輸，於是就製造一種新的遊戲規則，你不屬於百分之九十五，就屬於百分之五。真是一種很奇怪的“數目字管理”。
我在雲南的時候，上面派下工作組，跑到深山裡來劃分階級成分。深山裡的老百姓是刀耕火種，結繩記事，收了穀米，盛在麻袋裡頂在頭上另尋新地方去了，工作組真是追得辛苦。
更辛苦的是，不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老百姓，怎麼來劃分他們為“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僱農”這些階級呢？所以工作組只好指派“成分”，建立了低層機構，回去交差，留下糊里糊塗的“地主”“貧農”們繼續刀耕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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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在雲南，有一天在山上幹活兒，忽然見到山下傣族寨子裡跑出一個女子，後面全寨子的人在追，於是停下鋤頭看，藉機休息一下。
傣族是很溫和的，幾乎看不到他們的大人打孩子或互相吵架，於是收工後路過寨子時進去看一下。問了，回答道：今天一個運動，明天一個運動，現在又批林彪孔老二，一定是出了“琵琶鬼”，所以今天來捉“琵琶鬼”，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這“琵琶鬼”類似我們說的“蠱”，捉“琵琶鬼”是傣族的巫俗，若發生了大瘟疫，一族的人死到恐慌起來，就開始捉“琵琶鬼”燒掉，據說可以止瘟疫。
我在鄉下幹活兒，抽菸是苦久了歇一歇的正當理由，不抽菸的婦女也可在男人抽菸時歇歇。站在那兒抽菸，新中國最底層機構的行政首長，也就是隊長，亦是拿抽菸的人沒有辦法，頂多恨恨的。
中國地界廣大，卻是鄉下每個村、城裡每條街必有瘋傻的人，病了傻了的人，不必開會，不必學習文件，不必“狠鬥私字一閃念”，高層機構低層機構的一切要求，都可以不必理會，自為得很。
設若世俗的自為境地只剩下抽菸和瘋傻，還好意思叫什麼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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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中的時候，學校組織去北京阜城門內的魯迅博物館參觀，講解員說魯迅先生的木箱打開來可以當書櫃，合起來馬上就能帶了書走，另有一隻網籃，也是為了裝隨時可帶的細軟。
我尋思這“硬骨頭”魯迅為什麼老要走呢？看了生平展覽，大體明白周樹人的後半生就是“走”，保全可以思想的肉體，北京，廈門，廣州，上海，租界，中國還真有地方可避，也幸虧民國的北伐後只是建立了高層機構，讓魯迅這個文化偉人鑽了空子。
不過這也可能與周樹人屬蛇有關係。蛇是很機敏的，它的眼睛只能感受明暗而無視力，卻能靠腹部覺出危險臨近而躲開，所謂“打草驚蛇”，就是行路時主動將危險傳遞給蛇，通知它離開。蛇若攻擊，快而且穩而且準而且狠，“絕不饒恕”。
我從七八歲就處於進退不得，其中的尷尬，想起來也真是有意思。長大一些之後，就一直捉摸為什麼退不了，為什麼無處退，念自己幼小無知，當然捉摸不清。
其實很簡單，就是沒有了一個可以自為的世俗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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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就來說這個世俗。
以平常心論，所謂中國文化，我想基本是世俗文化吧。這是一種很早就成熟了的實用文化，並且實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強頑，強頑到幾大文明古國，只剩下了箇中國。
老莊孔孟中的哲學，都是老人做的哲學，我們後人講究少年老成，與此有關。只是比較起來，老莊孔孟的時代年輕，所以哲學顯得有元氣。
耶穌基督應該是還不到三十歲時殉難，所以基督教富青年精神，若基督五十歲殉難，基督教恐怕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若是大略瞭解一些商周甲骨文的內容，可能會有一些想法。那裡面基本是在問非常實際的問題，比如牛跑啦，什麼意思？回不回得來？女人懷孕了，會難產嗎？問得極其虔誠，積了那麼多牛骨頭烏龜殼，就是不談玄虛。早於商周甲骨文的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則有涉及哲學的部分。
甲骨文記錄的算是中國“世俗”觀的早期吧？當然那時還沒有“中國”這個概念。至於哲學形成文字，則是在後來周代的春秋戰國時期。
我到意大利去看龐貝遺址，其中有個圖書館，裡面的內容當然已經搬到拿波里去了。公元七十九年八月，維蘇威火山爆發，熱的火山灰埋了當時有八百年曆史的龐貝城，當然也將龐貝城圖書館裡的泥板書燒結在一起。
三百年前發掘龐貝以後，不少人對這些泥板古書感興趣，苦於拆不開，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的祖上終於找到一個拆解的辦法。
我於是問這個朋友，書裡寫些什麼？朋友說，全部是哲學。嚇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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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呢，源兵家而來，一部《道德經》，的確講到哲學，但大部分是講治理世俗，“治大國若烹小鮮”，煎小魚兒常翻動就會爛不成形，社會理想則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衣、食、住都要好，“行”，因為“老死不相往來”，所以不提，但要有“世俗”可享樂。
“無為而無不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無為”是講在規律面前，只能無為，熱鐵別摸；可知道了規律，就能無不為，你可以用鏟子，用夾子，總之你可以動熱鐵了，“無不為”。後來的讀書人專講“無為”，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講越酸。
《棋王》裡撿爛紙的老頭兒也是在講無不為，後來那個老者滿嘴道禪，有點兒世俗經驗的人都知道那是虛捧年輕人，其實就是為遮自己的面子，我自己遇到超過一個加強營的這種人，常常還要來拍我的肩膀摸我的頭，中國人常用的世俗招法，話大得不得了，“中華之道”。我倒擔心缺根弦兒的讀者，當時的口號正是“振興中華”，贏球兒就遊行，失球兒就鬧事，可說到底體育是什麼呢？是娛樂。
愛因斯坦說民族主義就像天花，總要出的。我看民族主義雖然像天花，但總出就不像天花了。
汪曾祺先生曾寫文章勸我不要一頭扎進道家出不來，拳拳之意，我其實是世俗之人，而且過了上當中邪的年紀了。
道家的“道”，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秩序，所謂“天地不仁”。去符合這個秩序，是為“德”，違犯這個秩序，就是“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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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呢，一本《論語》，孔子以“仁”講“禮”，想解決的是權力品質的問題。說實在“禮”是制度決定一切的意思，但“禮”要體現“仁”。《孟子》是苦口婆心，但是傾向好人政府。
孔、孟其實是很不一樣的，不必擺在一起，擺在一起，被誤會的是孔子。將孔子與歷代儒家擺在一起，被誤會的總是孔子。
我個人是喜歡孔子的，起碼喜歡他是個體力極好的人，我們現在開汽車，等於是在高速公路上坐沙發，超過兩個小時都有點累，孔子當年是乘牛車握軾木周遊列國，我是不敢和他握手的，一定會被捏痛。
平心而論，孔子不是哲學家，而是思想家。傳說孔子見老子，說老子是雲端的青龍，這意思應該是老子到底講了形而上，也就是哲學。
孔子是非常清晰實際的思想家，有活力，肯擔當，並不迂腐，迂腐的是後來人。
後世將孔子立為聖人而不是英雄，有道理，因為聖人就是俗人的典範，樣板，可學。
英雄是不可學的，是世俗的心中“魔”，《水滸》就是在講這個。說“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其實常常是“群雄並起，天下大亂”。歷代尊孔，就是怕天下大亂，治世用儒，也是這個道理。
儒家的實用性，由此可見。
孔子說過“未知生，焉知死”，有點形而上的意思了，其實是要落實生，所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態度真是好，不像老子有心術。現在老百姓說“死都不怕，還怕活嗎”
，時代到底不一樣，逼得越來越韌。
有時間的話，我們不妨從非儒家的角度來聊聊孔子這個人。
儒家的“道”，由遠古的血緣秩序而來，本是樸素的優生規定，所以中國人分辨血緣秩序的稱謂非常詳細，“五服”之外才可通婚，亂倫是大罪過，“倫”就是道。
之後將血緣秩序對應到政治秩序上去，所以“父子”對“君臣”，父子既不能亂，君臣也就不許亂了。去符合這種“道”，是為“德”，破壞這種“秩序”的，就是“非德”。
常說的“大逆不道”，“逆”就是逆秩序而行，當然也就“不道”，同亂倫一樣，都是首罪。
“道貌岸然”，也就是說你在秩序位置上的樣子，像河岸一樣不可移動錯位。科長不可擺出局長的樣子來。
所以儒家的“道”，大約可以用“禮”來俗說。我們現在講待人要有禮貌，本義是對方處在秩序中的什麼位置，自己就要做出相應的樣貌來，所謂禮上的貌。上級對下級的面無表情，下級對上級的逢迎，你看著不舒服，其實是禮貌。
最先是尊禮的孔子覺得要改變點兒什麼，於是提出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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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一種規定，道變了，相應的德也就跟著變。
像美國這樣一種比較純粹的資本主義秩序，錢就是道，你昨天是窮人，在道中的位置靠後，今天中了“六合彩”，你的位置馬上移到前邊去。
我認識的一位中國女作家，在道中的位置也就是級別，有權坐火車“軟臥”，對花得起錢也坐“軟臥”的農民，非常厭惡，這也就是由“道”而來的對別人的“非德”感。中國人不太容暴發戶，暴發戶只有在美國才能活得體面自在。
“五四”新文化亦是因為要立新的道德，所以必須破除舊道德，“五千年的吃人禮教”。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標榜的立新道德，內裡是什麼另外再論，起碼在話語上繼承“五四”革命傳統的，我體會是中國共產黨。
最看得見摸得著的“道德”是交通法規，按規定開車，“道貌岸然”，千萬不可“大逆不道”。英國對交通的左右行駛規定與美國不同，“道不同不相與謀”，不必到英國去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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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諸子百家裡的公孫龍子，名家，最接近古希臘的形式邏輯，他的著作漢時還有十四篇，宋就只有六篇了，講思辨的文字剩不到兩千字。
雖然《道德經》也只有五千言，但公孫龍子是搞辯論的，只剩兩千字就很可惜。
一般來講，不用的東西，容易丟。與莊周辯論的另一個名家惠施，要不是《莊子》提到，連影子都找不見。
這與秦始皇焚書有關，可秦始皇不燒世俗實用的書，例如醫藥書，種樹的書，秦始皇燒思想。
能統一天下的人，不太會是傻瓜，修個長城，治下的百姓才會安全受苦。世俗不能保持，你搜刮誰呢？
可長城修到民不聊生，也就成了亡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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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將道家與道教、儒家與儒教混說，“家”是哲學派別。
留傳下來的儒道哲學既然有很強的實用成分，那麼“教”呢？
魯迅在《而已集·小雜感》裡寫過一組互不相干的小雜感，其中的一段雜感是：“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這一組互不相干的小雜感裡，最後一段經常被人引用，就是：“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這好懂，而且我也是具有“如此躍進”想象力的人，不必短袖子。現在全裸的圖片太多，反倒是扼殺想象力的。
可是“不憎道士”的一段，我卻很久不能懂。終於是在二十歲裡的一天在鄉下豁朗朗想通，現在還記得那天的痛快勁兒，而且晚上正好有人請吃酒。
什麼意思？說穿了，道教是全心全意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為世俗生活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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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管理了中國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也因此歷來世俗間暴動，總是以道教為號召，從陳勝吳廣，黃巾赤眉，漢末張角一路到清末的義和拳，都是。不過陳勝那裡用的還是道教的來源之一巫籤。
隋末以後，世俗間暴動也常用彌勒佛為號召，釋迦牟尼雖是佛教首領，但彌勒下世，意義等同道教，宋代興起一直到清的白蓮教，成分就有彌勒教。
太平天國講天父，還要講分田分地這種實惠，才會一路打到南京，而洪家班真地模仿耶教，卻讓曾國藩抓到弱點，湘軍焉能不勝太平軍？
道教由陰陽家、神仙家來，神仙家講究長生不老，不死，迷戀生命到了極端。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都成仙了，仍要攜帶世俗，就好像我們看中國人搬進新樓，陽臺上滿是舊居的實用破爛。
道教的另一個重要資源是巫籤，翻一翻五千多卷的《道藏》，符咒無數，簡直就是“十萬個怎麼辦”，不必問為什麼，照辦，解決問題就好。
巫教道教原來是沒有偶像神的，有形象的是祥獸，羽人。張光直先生說“食人卣”上祥獸嘴裡的那個人是巫師，祥獸送巫師上天溝通，我相信這樣的解釋，而懷疑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裡的“獰厲的美”。
彝器供之高堂，奴隸既無資格看見，怎麼會被“獰厲”嚇到？奴隸應該是不準進電影院看“恐怖”片的人。“食人”卣，“獰厲”美，是啟蒙以後的意識形態的判斷。
回到話題來，佛教傳入後，道教覺到了威脅。
佛教一下帶那麼多有頭有臉的神來競爭，道教也就開始造偶像神，積極擴充本土革命隊伍，例如門神的神荼鬱壘終於轉為秦叔寶和尉遲敬德。
《封神演義》雖是小說，卻道著了名堂。名堂就是，道教的神，是由世俗間的優秀分子組成，這個隊伍越來越壯大，世俗的疾苦與希望，無不有世俗所熟悉的人來照顧，大有熟人好辦事的意思，天上竟一派世俗煙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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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興起的氣功熱，特異功能熱、易經熱，都是巫道回覆，世俗的實際需要。不解決世俗實際的“信仰”失落，傳統信仰當然復歸。
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近年來毛澤東逐漸成為道教意義上的“神”，世俗間以他的像來驅邪避難。而在此之前，他的命相，開國時辰，死亡大限與唐山大地震天示徵兆，則在世俗間流傳。最有意思是他在陝北與胡宗南周旋時在葭縣請和尚算命的傳說，當時的那個廟現在香火鼎盛。
人類學家不妨記錄一下我們親見的一個活人怎樣變為一個道教神的過程，人證物證都還在，修起論文，很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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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儒教。
舉例來說，儒家演變到儒教的忠、信，是對現實中的人忠和信。
孝，是對長輩現實生活的承擔。
仁，是尊重現實當中的一切人。
貞，好像是要求妻子忠於死去的丈夫，其實是男人對現實中的肉慾生活的持久獨佔的哀求，因為是宋以後才塞進儒教系統的，是禮下庶人的新理性，與世俗精神有衝突，所以經常成為嘲笑的對象。
禮、義、廉、恥、忠、信、恕、仁、孝、悌、貞、節……一路數下來，從觀念到行為，無不是為維持世俗社會的安定團結。
講到這種關頭，你們大概也明白常提的“儒道互補”，從世俗的意義來說，不是儒家道家互補，而是儒教管理世俗的秩序，道教負責這秩序之間的生活質量。
這樣一種實際操作系統，中國世俗社會焉能不“超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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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樣一個世俗操作系統，還有自身淨化的功能。
所謂世俗的自身淨化，就是用現實當中的現實來解決現實的問題。比如一個人死了，活著的親人痛哭不止，中國人的勸慰是：人死如燈滅，死了的就是死了，你哭壞了身體，以後怎麼過？哭的人想通了，也就是淨化之後，真的不哭了。
悲，歡，離，合，悲和離是淨化，以使人更看重歡與合。
可以說，中國的世俗實用精神，強頑到中國從傳統到現實都不會沉浸於宗教，長得煩人的歷史中，幾乎沒有為教義而起的戰爭。
中國人不會為宗教教義上的一句話廝殺，卻會為“肏你媽”大打出手，因為這與世俗生活的秩序，血緣的秩序有關，“你叫我怎麼做人”？在世俗中做個人，這就是中國世俗的“人的尊嚴”，這種尊嚴毫不抽象。
中國古代的罵陣，就是吃準了這一點，令對方主帥心裡氣憤，面子上掛不住，出去應戰，兇吉未卜。我在鄉下看農民或參加知青打架，亦是用此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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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們不妨找兩個例子來看看中國世俗的實用性如何接納外來物的。
中國人的祖宗牌位，是一塊長方形的木片，就是“且”字，甲骨文裡有這個字，是象形的xxxx，中國人什麼都講究個實在。我前面已經講過中國人對祖先親緣的重視。
母系社會的祖是“日”，寫法是一個圓圈當中一點，象形的女陰，也是太陽。中國不少地區到現在還用“日”來表示性行為。甲骨文裡有這個字，因為當中的一點，有人說是中華民族很早就對太陽黑子有認識，我看是瞎起勁。
比起父系社會的“且”，“日”來得開闊多了。
後來父系社會奪了這個“日”，將自己定為“陽”，女子反而是“陰”，父者千慮，必有一失，搞不好，這個“日”很容易被誤會為肛門的象形。
中國古早的陰陽學說，我總懷疑最初是一種奪權理論，現在不多談。
男人自從奪了權，苦不堪言，而且為“陽剛”所累。世俗間頹喪的多是男子，女子少有頹喪。
女子在世俗中特別韌，為什麼？因為女子有母性。因為要養育，母性極其韌，韌到有俠氣，這種俠氣亦是嫵媚，世俗間第一等的嫵媚。我亦是偶有頹喪，就到熱鬧處去張望女子。
明末到中國來的傳教士，主張信教的中國老百姓可以祭祖先，於是和梵蒂岡的教皇屢生矛盾。結果是，凡教皇同意中國教民祭祖的時候，上帝的中國子民就多，不同意，就少。
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明末來中國，那時將“耶穌”譯成“爺甦”，爺爺死而甦醒，既有祖宗，又有祖宗復活的奇蹟，真是譯到中國人的心眼兒裡去了。
天主教中的天堂，實在吸收不了中國人，在中國人看來，進天堂的意思就是永遠回不到現世了。反而基督的能治麻風絕症，復活，等同特異功能，對中國人吸收力很大。
原罪，中國人根本就懷疑，拒絕承認，因為原罪隱含著對祖宗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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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是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西漢末剛傳入的時候，藉助道術方技，到南北朝才有了聲勢，唐達於鼎盛，鼎盛也可以形容為儒、道、釋三家並立。其實這時的佛教已是中國佛教的意義了。
例如印度佛教輪迴的終極目的是要脫離現實世界，中國世俗則把它改造為回到一個將來的好的現實世界，也就是說，現在不好，積德，皈依，再被生出來，會好。這次輸了，再開局，也許會贏，為什麼要離開賭場？
釋迦牟尼的原意是離開賭場。
觀音初傳到中國的時候，還是個長鬍子的男人，後來變成女子，再後來居然有了“送子觀音”。
這也怪不得中國人情急時是阿彌陀佛太上老君一起喊的。
佛祖也會呵呵大笑的，因為笑並不壞慈悲。
說到中國佛教的寺廟，二十四史裡的《南齊書》記載過佛寺做典當營生，最早的中國當鋪就是佛寺。
唐代的佛寺，常常搞拍賣會，北宋時有一本《禪苑清規》，詳細記載了拍賣衣服的過程，拍賣之前，到處貼廣告，知會世俗。
元代的時候，佛寺還搞過類似現在彩票的“籤籌”，抽到有獎。
佛寺的放貸、收租，是我們熟知的。魯迅的小說《我的師父》，汪曾祺的小說《受戒》，都寫到江南的出家人幾乎與世俗之人無甚差別。
我曾見到過一本北洋政府時期北京廣濟寺主持和尚寫的回憶錄，看下來，這主持確是個經理與公關人才。主持和尚不念經是合理的，他要念經，一寺的和尚吃什麼？
印度佛教東來中國的時候，佛教在印度已經處於滅亡的階段，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印度佛教的出世，中國文化中的世俗性格進入佛教，原旨雖然變形，但是流傳下來了。
大英博物館藏的敦煌卷子裡，記著一條女供養人的祈禱，求佛保佑自己的丈夫拉出屎來，因為他大便乾燥，痛苦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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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禪宗，更是改造到極端。
中國禪宗認為世界實在的不得了，根本無法用抽象來表達，所以禪宗否定語言，“不立文字”。“說出的即不是禪”，已經劈頭一棍子打死了，你還有什麼廢話可說！
你們可以反問既然不立文字，為什麼倒留下了成千上萬言的傳燈公案？
我的看法是因為世界太具體，所以只能針對每個人的不同，甚至每個人不同時期的實在狀態，給予不同點撥。如果能用公案點撥千萬人，中國禪宗的“萬物皆佛”也就是妄言誑語，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所謂公案，平實來看，就是記錄歷代不同個人狀態的個案，而留下的一本流水賬，實際是“私案”。現代人被那個“公”字繞住了，翻翻可以，揪住一案，合自己的具體狀態，還好說，不合的話，至死不悟。
“說出來的即不是禪”是有來頭的，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說出來的那個道，不是道，已經在否定“說”了。莊子說，“得魚忘筌”，捕到魚後，丟掉打魚的簍子，也是在否定“說”，不過客氣一點。有一個相同意思的“得意忘形”，我們現在用來已不全是原意了。
據胡適之先生的考證，禪宗南宗的不立文字與頓悟，是為爭取不識字的世俗信徒。如此，則是禪宗極其實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