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1年十強賽到2004年G7革命前
2001年10月是個分水嶺，中國國家足球隊史上第一次衝進世界盃，舉國狂歡，但就像那場特洛伊戰爭，當雅典艦隊退去，一個巨大的木馬正待進城。
幾乎在衝進世界盃同一天，一場比賽中竟然出現11比2這樣在乒乓球賽中才會出現的比分。44年來首次出線加上“11∶2”事件，尷尬之餘閻世鐸發明了一個很雷人的現代漢語結構——“光榮的恥辱”。
這個時候人們對足球的認識還是很山寨的，國務院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民族英雄，各路企業動輒斥金百萬獎勵隊員，閻世鐸仕途一片光明……可是，就像加入WTO，得到世界的優惠同時也意味著承擔世界的責任，當中國足球成為世界32強之一，必須承擔這個名份帶來的壓力。比如，國際著名的博彩公司肯定要給你開盤，其實很多發達國家博彩已合法化，這是推動職業體育必不可少的內容，這符合足球全球化的規律。
我們只知道自己進入世界盃，不知道必然也進入盤口，整個日韓世界盃期間中國隊連輸3場共丟9球，被認為是“技不如人”“人不如人”“丟了民族的臉面”。甚至還忽略了一個新聞：范志毅被曝在世界盃期間通過渠道向境外博彩公司下注。這個新聞曝出後，范志毅大怒之餘打官司……大家只關心這是道德層面的事情，甚至被范志毅和老婆之間的紛爭吸引，為他在歐洲踢球的前途擔憂。最後，這條富有深意的新聞被做成很有八卦性質的東西。
還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是：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當澳門博彩公司宣佈正式對中國甲A聯賽開盤時，中國足協第一時間想的不是怎麼建立良好機制面對它，而是忙不迭地向博彩公司索要版權費，“太不像話了，怎麼可以開我們的盤卻不跟我們相關部門打招呼呢，怎麼不交錢呢”。中國足協的小農意識在此足以影響未來10年的大事件下作祟，經過之前8年職業化，腦子裡全是錢、錢、錢。那段時間，郎效農整天坐在電腦前想著怎麼打報告給總局，向澳門索要版權費，他憂心忡忡，當有人提出更重要的是“立刻建立合理機制面對開盤”時，他並非沒有反應，也不是沒想到過開盤後對中國聯賽的影響。但可以證明的是，他和整個中國足協骨子裡想的還是版權費，對於怎樣應對球員可能涉假，最惡搞的一個建議居然是安測謊儀。
那段時間無論閻世鐸還是楊一民，都在想怎麼把澳門博彩公司的錢要到手，為此還動用了律師，可律師也不懂，於是此事一直糾結著。
澳門博彩公司覺得中國足協的想法很不入流，他們的代表說：英超確實有版權費一說，但這是該國法律規定的。而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德國、荷蘭等國，卻無此法律，我們自開盤以來從未向上述國家支付過版權費，理由是——球賽比分、球員狀態、預測屬於公眾基本信息，和天氣預報是一個道理，電視臺不應向氣象臺交納預報費，博彩公司也不該支付版權費，足球運動是一項公眾項目，更深的考慮是，如果博彩公司向該國足協支付一筆錢，很容易被認為博彩公司有操縱聯賽的嫌疑。
澳門以及歐洲博彩公司還是開盤了。中國社會的觀念在這8年中迅速變遷，再也不會出現1995年那樣的為球隊保級而跳樓的球迷，只會有為股票而跳樓的股民，球迷也不會保衛X?X了，大家只會保護自己的錢包。中國足球從來都離不開社會背景變幻，這時候參與到澳門博彩的球迷不計其數，球員也參與其中。
2003年，可以用過江之鯽來形容參加賭球的人們，保衛城市已很土了，金錢的刺激才是王道，經常可以看到一個主隊球迷為客隊輸球垂頭喪氣，因為他押錯盤了，漸漸地，也會看到某個年輕球員攻入客隊一球后，老隊員竟小聲斥責他。最後，就是整支球隊分裂成數個賭球陣營，一場比賽即使國際足聯主席觀戰也看不懂究竟打的什麼戰術。
經過上兩個階段的不作為，賭球像一個拉了弦的手雷，積累已久的能量終於把中國聯賽炸成碎片，從堂口時代，慨然進入了“盤口時代”，只不過這還是散戶階段，不過正因為其散戶性質，才出現了綁架、槍擊、追殺、沉湖種種匪夷所思的事件。由於這時如上海申花這樣的大型國有企業俱樂部還保留著濃重的堂口時代特徵，二者交織起來，上演了一出史無前例的“球場現形記”。
所謂“盤口”，就是每一個選擇都講究數率，講究分寸間的得失，當人情不古，金錢挺進，江湖最後一批大佬戚務生、餘東風、金志揚、徐根寶紛紛敗在小崽子手下。在理清“盤口時代”思路時，我們無數次用香港黑幫的變化來形容這個階段，所謂盤口足球就是發哥沒用了，上來一幫古惑仔，手拎著砍刀一通亂砍，在他們眼裡沒有老大，只有利益，所以連魏群這樣的袍哥也嘆口氣：時代變了，玩不動了。
誰還為了情分，跟金錢過不去呢。
盤口時代發生了多少起兇殺案、綁架案，永遠是個謎，但它肯定是最兇殘的一個階段，最大化印證了“血酬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