憫忠寺剛蓋時候的北京舊城，早就沒有了，原來舊城的範圍，也沒有古蹟可尋，留下的紀錄，只能追溯到十世紀的遼朝。遼朝在北京蓋了新城，憫忠寺被新城圍住，位置在新城的東方。十二世紀的時候，金朝滅了遼朝，它把北京城重新加大。在遼朝蓋的城外面，蓋了一個大四倍的城，把它套在裡面，這時候的憫忠寺，在金朝的北京城裡，位置就偏向東南。十三世紀，元朝又滅了金朝，又重新蓋了北京城，這個城，整個的朝北移動了，金朝的城，只有東北角的一小部分併到元朝的新城裡，這時候的憫忠寺，被拋在城外的西南角。十四世紀，明朝趕走了元朝，又重建北京城，整個的朝南移，蓋了一個方形的城，併入了元朝舊城的三分之二，這時候的憫忠寺，還是在城外面的西南角，不過離城比一百年前近了。到了十六世紀，大臣告訴明朝第十一個皇帝說，城外面的百姓，比城裡面的多了一倍了，不能不保護他們。於是皇帝在一五五○年，叫一個奸臣嚴嵩主持，在城的南邊，加蓋了一個外城，東西比內城寬一點，南北比內城短一半。從此以後，這個古城的樣子，就確定了。就這樣的，四百三十多年下來，直到今天。
一五五○年外城蓋好的時候，憫忠寺正式重圈到北京城裡來。過了九十四年，清朝取代了明朝，原來在遼水流域的滿族，統治了漢族的中國。又過了八十七年，清朝的第三個皇帝世宗雍正皇帝，在他即位第九年、一七三一年的時候，想到了這座忠烈祠，他把它改名叫“法源寺”。四十九年後，清朝的第四個皇帝高宗乾隆也親來這裡，並且親題寫了“法海真源”四個字，刻成匾，掛在這廟裡。
又一百六十多年過去了，法源寺的附近，已經多了人煙，也多了寺南的義地和荒冢，許多從外地到北京來的人，死在北京，不能歸葬的，都一一埋在這邊了。那時候不流行火葬，人死後連同棺材運回家鄉，很不簡單。他們生時不能迴歸故鄉，死後埋骨於此，總希望有點家鄉味，所以，這些墳地也分區了，江蘇人埋在江蘇義地、江西人埋在江西義地、河南人埋在河南義地，不能明顯分區的，也有許多義地可埋。至於能夠歸葬的，都先把棺材停在廟上，在廟裡的空房，擺上長板凳，棺材就放在上面，有時候這一放就放得很久，甚至沒人再過問。有的棺木不好，會生蟲子、出惡臭，廟裡的人，也只好一再用厚漆漆它，漆不住的，也只好就地處理，淪入荒冢了。
就這樣的，北京的寺廟就成為人們生死線上的一個過渡，寺廟的和尚，除了本身的出世修行以外，他們的重要職務，就是代人們生前解決人神問題、死後處理人鬼問題。
法源寺的和尚，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法源寺在北京的寺廟裡，有它特有的悲愴氣氛。其他的寺廟，興建的原因大多比較單純，像隆福寺、法華寺，只是明朝皇帝應太監的請求，為了弘揚佛法，就蓋起來了；像護國寺、普渡寺，是元朝丞相托克託、清朝攝政王多爾袞的宅邸，舊宅邸一改就完成了。法源寺卻完全不一樣。它從唐太宗死前四年蓋起，目的就是追念為中國而死的先烈與國殤，它的悲愴氣氛，從它原始的憫忠字樣就已表露。北京的寺廟名字，柏林寺、賢良寺、普濟寺、廣化寺、寶禪寺、妙應寺、廣濟寺、崇效寺、龍樹寺、龍泉寺等等，都沒有悲愴的意味，嵩祝寺、瑞應寺、大慶壽寺、延壽寺等等，甚至還洋溢著一片喜氣。只有憫忠寺，它一開始，就表露了陰鬱與蒼茫。它日後的歷史，也一再和這種氣氛相伴。在它興建後四百八十年，一個亡國的皇帝被關到裡面，那是北宋的欽宗，他有著可憐的身世，他的父親徽宗，藝術家的成分遠多於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後，丟給了他，他只做了一年皇帝，就亡國了，然後做了三十年的囚犯。在憫忠寺，他回想故國，在曉鍾夕照裡，過著痛苦淒涼的歲月。
十三世紀，南宋也亡了。一個江西的進士謝枋得，參加抵抗蒙古兵失敗，妻子被俘。他隱姓埋名，在江湖上算命，他不肯用元朝的錢，只肯收米麵等實物，給他錢，他就生氣，丟在地下。後來被發現了，他逃到福建，藏身武夷山中。元朝統一中國後，為了籠絡漢人，到江南訪求宋朝的遺士，跟它合作，名單開出三十人，謝枋得在裡面，邀功的官吏找到他，強迫他北上。到北京後，他被安置在憫忠寺，他看到寺裡曹娥碑，想到曹娥這個為了找父親的屍體，十四歲就自殺了的漢朝女孩，感慨：“小女孩都能做到，我不能不如你啊！”遂把自己餓死在憫忠寺裡。死的時候，六十四歲。
憫忠寺，就帶著這樣悲愴的身世，從歷史走了下來。在十四世紀，當憫忠閣還沒倒塌的時候，一個生在元朝的第一個皇帝時候、死在元朝最後一個皇帝時候的老人張翥，曾為它留下一首哀婉的律詩，那是：
百級危梯溯碧空
憑欄浩浩納長風。
金銀宮闕諸天上。
錦繡山川一氣中。
事往前朝人自老，
魂來滄海鬼為雄。
只憐春色城南苑，
寂寞餘花落舊紅。
在“寂寞餘花”的時候，開始了本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