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復生，我的字是卓如，卓文君的卓、司馬相如的如。我們雖不是同門，卻是同志了。”
“其實，我們精神上是同門。我私淑康先生，願意奉康先生為師。我早就看過康先生的著作，他的《新學偽經考》在四年前出版時，我就見過翻刻的和石印的本子，雖然康先生的書被查禁了，可是他的思想卻深入人心，他能用那麼大的學問，寫成專書，推翻兩千年來的成案，真是氣魄非凡，古今所無。對這樣偉大的知識分子，我甘願做他的學生。卓如兄，如蒙康先生不棄，請你務必先婉達此意。”譚嗣同誠懇地說。
“我一定照辦。我想，康先生如收到你這位好任俠、尚劍術、走遍大江南北、塞外東西的豪傑人物，一定高興極了。”
“奇怪，卓如兄，你對我的身世，好像瞭如指掌。”譚嗣同把頭一歪，斜看著。
梁啟超微笑著，“我比復生兄小了七歲，我生在廣東新會南鄉的熊子島，那地方是廣東沿海的漁村，很窮苦，我祖父、父親雖都考上過秀才，但是要吃飯，還是得自己種田才成。我十二歲考上秀才後，還下田呢。我出身普通人家，沒有云遊四海的機緣，人也文縐縐的，所以非常羨慕你復生兄能夠馳騁中原與大漠，結交四海英豪。聽說你從北京起，十二歲以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你都去過，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真不簡單。”
“臺灣我沒去過。去臺灣的是我二哥譚嗣襄，襄陽的襄。他被臺灣巡撫劉銘傳看中，叫他在臺南服務，結果六年前，三十三歲年紀，死在臺南府蓬壺書院。我差一點去了臺灣，本來我要去臺灣迎靈的，結果到了上海，唐景崧打電報來，叫我在上海等，我就沒去成。”
“唉，沒去成也好，”梁啟超說，“臺灣在今年交接給日本了。唉，臺灣是傷心之地！”
“真是傷心之地！我們中國人為了建設臺灣，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命，我二哥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割給了日本，此仇非報不可！此土非光復不可！誠如你卓如兄所說，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塞外東西，在書本上學問我不如你，但在行動上的歷練，我卻自負得不做第二人想。你知道嗎？我雖是世家子弟，但絕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公子哥兒，相反的，人間甘苦，我倒深嚐了不少。我十二歲時在北京大疫中被傳染，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活回來，我的字‘復生’，就是這麼來的。五天之間，我們全家死了三位，母親、大哥、二姐，全死了。我死裡逃生，十三歲父親到甘肅上任，我回到湖南老家。十四歲去甘肅，又碰到河南、陝西大凶年，赤地千里，隨我去甘肅的，路上一死就十多個。我在甘肅，最喜歡出塞探險打獵。可是，碰到西北風時，就好看了，西北風吹起來，真是飛沙走石，那石塊打在身上，就好像中了強弩一樣。當然冬天下雪就好一點，但下雪有下雪的可怕。有一次在河西，我和一名騎兵迷了路，七天七夜，走了一千六百里，都沒有人煙。脫險回來的時候，屁股上髀肉狼藉，褲襠上都是血。當然，在西北也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夜裡在沙上搭起帳棚，把羊血雜雪而食，或痛飲、或豪賭、或舞劍、或擊技、或彈琵琶、或聽號角，那種豪邁與蕭條的交匯之感，真是讀萬卷中所無。尤其，當你置身於古戰場中，感覺千百年前，胡人牧馬、漢將拓邊、嘗覆三軍、邊聲四起的氣氛，你真會有蒼茫之感。你的心胸會開廓無比，但那種開廓，是悲涼的、是流離的、是‘地闊天長，不知歸路’的，你感覺到千軍萬馬在你眼前走過，殺聲震天、血流遍地。可是，突然間，一切全停了、全都靜止了，所有的千軍萬馬，都一剎間變成一片塵埃與屍骨，天地為愁、草木含悲，百年為之銷聲、千年為之孤寂。這時候，你彷彿是人間唯一的活人，在行經鬼蜮，不是你生弔古戰場，而是古戰場把你活活死祭……有了那種人生歷練以後，卓如兄，我發現我已不再重視一己的餘生，那時候我只有十八歲，可是，我心蒼茫，儼然已是八十。十三年來，我沉潛學問，尤其西學與佛學，對人生的觀點，已愈發成熟，如今我三十一歲了，感到沖決網羅，獻身報國，就在今朝。因此從上海趕來，追隨康先生，希望大家一塊兒做點大事。這次來京，在路上寫了‘感懷四律’，正好有謄稿在身邊，特此奉呈卓如兄。我的一生心事，全在這四首律詩中了，務請不吝指教。”
梁啟超接過了詩稿。這時，法源寺的一個和尚走了進來，向兩人合十頂禮。兩人回了禮，走出大雄寶殿，為時已近中午。梁啟超說：
“你們瀏陽會館在北半截衚衕南口路西，在南口有一家坐東朝西的飯館叫廣和居，是個談天的好地方。復生兄北來，我就在今天為你洗洗塵。那家飯館很特別，它是一家知識分子常聚會的所在，一般市儈商賈倒不敢去那兒。這，就是北京城的味道。在北京城裡，有些地方不失為乾淨土，水準擺在那裡，風雅人去的地方，附庸風雅的人，也會望而卻步。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就不敢說了。”
譚嗣同接受了這一邀請。兩人攜手走出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