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作為書名，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在國民黨黑獄中決定的。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國民黨政府關過兩次，第一次十足關了五年八個月；第二次十足關了六個月，一共十足關了六年兩個月，再加上被在家軟禁十四個月，一共是七年四個月。七年四個月中，六年兩個月是在牢裡度過的。我歷經七間牢房，其中有保安處不見天日的密封房、有軍法處臭氣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離的太平房、有臺北看守所龍蛇雜處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軍法處的八號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號房不到兩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門板架起的“書桌”，所餘空間，已經不多。一個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動，統統在此。不過不以人為本位，小房間內也不乏“生物”，白蟻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戶限為穿、來去自如。至於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嘆弗及。八號房的戶限與來去，主要靠牆與地交接點上的一個小洞，長方形，約有30×15釐米大，每天三頓飯，就從小洞推進來；喝的水，裝在五公升的塑料桶裡，也從小洞拖進來；購買日用品、借針線、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統統經過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來，檢查後，也捲成一長卷，從小洞一段段塞進。小房雖有門，卻是極難一開的。門雖設而常關，高高的窗戶倒可開啟，可是通過窗上的鐵欄看到的窗外，一片灰牆與肅殺，縱在晴天的時候。也令人有陰霾之感。在那種年復一年的陰霾裡，我構想出幾部小說，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於在黑獄裡禁止寫作，我只好粗略的構想書中情節，以備出獄時追寫。一九七六年我出獄，在料理劫後之餘，開始斷斷續續寫了前幾章。一九七九年我復出文壇，在其他寫作方面，一寫十二年，出書一百二十種，被查禁九十六種，被查扣十一萬七千六百冊。這十二年間，幾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寫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誤了。十二年中，只斷續寫了萬把字，始終沒法完成。
耽誤的原因其實不全在時間不夠，而是我心理上的一個求全故障。伏爾泰（Voltaire）說過一句話：“最好是好的敵人。”（Lemieuxestl’ennemidubien.Thebestistheenemyofthegood.）正因為我要寫得“最好”，結果連“好”都躊躇下筆了。
國民黨在臺灣三十七年之久的報禁解除後，我決定創辦《求是報》，一方面跟這個偽政權周旋，打倒它，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這種報紙媒體，造成時勢，深入人心，為中國造前途。我深知報紙一辦，我的時間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將不知何年何月問世了。因此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寫兩個多小時，終於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維林渥（EvelynWaugh）說一部長篇小說需要六個星期才能完稿，我這部書，恰如其說。由於它只是我史詩式小說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說涵蓋所有的主題，所以，它涵蓋的，只在四百個子題以內，但內容也很驚人了。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廟為縱線，以抽象的、煙消雲散的歷朝各代的史事人物為橫剖，舉凡重要的主題：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隱、朝野、家國、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強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變、去留、因果、經濟（經世濟民）等等，都在論述之列。這種強烈表達思想的小說，內容豐富自是罕見的。
為什麼罕見？因為《北京法源寺》是歷史小說。一般歷史小說只是“替楊貴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腳”等無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卻全不如此。它寫的重點是大丈夫型的人物。這是一部陽剛的作品，嚴格說來，書中只有一個女人，並且還是個壞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與活動。它寫男性的豪俠、男性的忠義、男性的決絕、男性的悲壯。但它並不歧視女人，從光緒的珍妃的哀怨、到譚嗣同的閏妻的死別，都可反映出這些，只是它的主題不止於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歷史考證做底子，它的精確度，遠在歷史教授們之上（例如張灝寫《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作者儼然譚嗣同專家，但書中一開頭就說譚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實上，譚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來三十六年？）。在做好歷史考證後，儘量刪去歷史中的偽作（例如根據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質《戊戌聞見錄》，譚嗣同在獄中，不可能再寫信給康、梁），而存真實。不過，為了配合小說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關鍵性的可疑文獻（例如譚嗣同獄中詩，“去留肝膽兩崑崙”的事，我在《歷史與人像》中早有考證，但這是歷史學的範圍，不是小說的範圍，在小說中，我另作處理），甚至還有將錯就錯之處（例如譚嗣同孫子譚訓聰寫《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中說“親赴法源寺訪袁”，但照袁世凱《戊戌日記》，他住的是法華寺。但我為了強調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譜將錯就錯處理）。大體說來，書中史事都儘量與歷史符合，歷史以外，當然有大量本著歷史背景而出來的小說情節，但小說情節也時時與史事掛鉤，其精確度，別有奇趣（例如書中描寫譚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館“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實上，是我根據一九○○年的一張日本公使館的照片做藍本寫出來的。又如整個有關法源寺的現狀，是許以祺親在北京為我照相畫圖的；有關袁崇煥墳墓資料，是潘君密託北京作家出版社李榮勝代我找的；有關康有為、譚嗣同故居現狀，是陳兆基親自代我查訪的……）。清朝史學家說“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中有調劑而人不知”，大率類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樣。能確有此人、真有其事的，無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當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儘量要求不憑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淨，他是三個人的合併化身，就參加兩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為共產黨獻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釗。我把他定名為“李十力”，並在李大釗等二十人被絞名額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來。又如在美國公使館中與康有為對話的史迪威，他確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國的人物，我把他提前來到中國，跟康有為結了前緣）。這類“苦心”與“調劑”，書中亦復不少。
總之，寫歷史小說，自然發生“寫實的真”和“藝術的真”的問題，兩種真的表達，小說理論頭頭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說理論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視過去的小說理論，也不重視現代的，因為它根本就不要成為“清宮秘史”式的無聊小說、也不願成為新潮派的技巧小說，所以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該趕快“過橋”的，也就不多費筆墨；該大力發揮的，也不避蕭伯納（G.B.Shaw）劇本《一人演說》之讖。
正宗小說起於十八世紀，紅於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小說家說來，本已太遲。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說到了福樓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James）之後己無可為，但那還是七十年前說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後現代影視的挑戰，將更驚訝於小說在視覺映像上的落伍和在傳播媒體上的敗績。正因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說加強僅能由小說來表達的思想，它將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說筆觸來說故事的也好、糾纏形式的也罷，其實都難挽回小說的頹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為小說的矮叢中，我高興我完成了以大人物為主角的這部《北京法源寺》。寫大人物是多麼振奮自己、振奮人心的事！書中大人物之一譚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屬敢死”（章太炎語），更是“清季以來”、“一人足以當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語）。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學》一書。寫成之後，他感於臺灣新喪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臺灣人所著書”顏其封面，借哀濁世；如今，我獨處臺灣，寫《北京法源寺》，“臺灣人所著書”之讖，百年孤寂，又復重演。契闊四十載。今印此書以歸故國，滄海浮生，難忘我是大陸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