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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時代

    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從臺灣返抵橫濱的孫文住進了尤列在橫濱的租屋處。

    尤列在香港被稱為四大寇(四大造反者)之一,是個生龍活虎的名人。當然,與同是四大寇之一的孫文交情甚好。

    在惠州起義時,他協助鄭士良與長江的會黨進行聯絡。當時不知何故,清朝方面竟然公佈了逮獲尤列並已在武昌處決的消息。此事是以湖廣總督之名發佈的。

    “哦,那他豈不是成了無法昇天的孤魂野鬼了?真可憐!……”

    有友人如此揶揄他。

    尤列的身邊圍繞著許多年輕學生。

    前來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終於開始增多。一九○○年時,中國人在日本留學的人數僅約百名。一九○二年達六百名,鼎盛時期是從一九○五年起至翌年間,人數一時高達八千名以上。

    孫文冷眼觀察此一狀況。

    不論自費或公費,留學生皆是精英分子。用當時的說法,就是士大夫階級出身,也就是孫文不太想拉攏其參與革命運動的人。因為這些人屬於會因革命而喪失許多擁有之物的階級。

    一九○○年的義和團事件導致守舊派潰滅,科舉制度再也無法維持下去。最後一次的科舉會試(最終考試)是在一九○四年舉行。

    取代科舉的將是往後的“學校”時代,任誰都如此認為。留學生人數的急遽增加應該也是跟科舉的廢止有關。

    駐日公使裕庚曾招募十三名留學生,即所謂的第一批留學生。因系政府所招募的學生,革命派當然不會對其展開活動。

    然而,這十三人當中卻出了一個熱烈支持革命的戢翼翬。他在自立軍起義之際九死一生,後來和秦力山等人在東京創立《國民報》。

    一###五年的革命派首次起義被稱為乙未廣州之役,或以紀念起義之日而稱為重陽起義。

    孫文等人的團體和輔仁文社這一排滿意識極強的集團合作,以興中會之名起事。從一開始該會就有分裂的危機,因孫文自願屈就副會長一職而暫時解除了危機。

    然而,之後因倫敦蒙難事件孫文之名舉世皆知,此外對外的活動也有孫文派人士(陳少白、鄭士良、史堅如)屢仆屢起而甚受矚目。一###九年,三派(哥老會、天地會、興中會)聯合起來共推孫文為首領,改稱“興漢會”,因而興中會的會長一職亦由孫文取代楊衢雲。

    清朝當局深知革命派內部存有矛盾,欲乘機進行勸降工作。惠州起義可說僅進行了一半,革命軍戰死者也僅四人,若將山田良政這一失蹤者計算在內也不過五人。清朝當局甚感焦灼。

    此時有一原是興中會會員但中途叛節轉投清朝者,名叫陳廷威,自願對楊衢雲進行說服工作。陳廷威與楊衢雲是姻親。

    楊衢雲出身福建澄海縣,在香港並無太多同鄉。若對其進行說服工作,則在保密方面並無太多顧慮。

    楊衢雲對陳廷威的活動想來個將計就計。

    ——斬肉斷骨。

    楊考慮及此,便將陳廷威所開出的條件告知孫文。

    該條件是革命黨的首領獲任命為道府的副將,統領五千軍隊並可支應數萬費用。楊衢雲認為,既然可公然領軍並支應費用,那應可以此為基礎擴大黨的組織規模。

    ——此豈非投降?你想設計對方,但反中對方的圈套,對方比你更精。

    孫文拍回電堅決反對此一佯裝歸順計劃。同時他又指示在香港的陳少白警戒楊衢雲的動向。

    賊軍歸順而成為官軍並非罕見之事。在那個時代,亦有從賊轉而成為官的軍隊頭子。劉永福即曾是賊黨太平天國的部將,後來轉而成為官軍。之前###劉永福的馮子材也曾經是讓官軍感到頭痛的土匪頭目。勸降工作原本就是戰略的一環。

    孫文之所以指示陳少白警戒楊衢雲的動向,乃因擔心清朝方面若勸降失敗恐有殺害楊之虞。

    孫文等人勸楊衢雲赴日本避難。楊的腦袋有懸紅三萬兩。為懸紅而想取楊項上人頭的恐怕非僅職業殺手而已。

    “香港還是有危險。就連傳聞中的刺客也能大搖大擺走在街頭。說起來還是日本的治安最好,更何況又有自己的同伴。”

    眾友人勸他赴日本。

    “又是日本嗎?……”

    楊衢雲不大睬理這一忠告。在惠州起義之前,他曾去過日本,當時在芝的紅葉館由犬養毅和頭山滿等人舉辦了一場“孫文、楊衢雲、鄭士良歸國壯行會”。前一次的日本之行,楊衢雲將興中會的會長一職轉讓給了孫文,此事對他而言夾雜著一種複雜的情緒。

    孫文勸楊衢雲前來日本,並在興中會的會議中通過一項支付前會長赴日旅費的決議案。

    “男子漢死有何懼?我在此地教英語足可養妻育子。我不願亡命而使用會里的費用。”

    楊堅決不受。

    其祖父楊福康曾任官職,後棄官赴外國。其父楊清河生於當時的英屬檳城。楊衢雲也是出生在檳城,十六歲時歸國方始讀了五年漢文。他回到福建後又移居香港,在造船所工作時因事故而失去右手三根指頭。之後他學會英語而任教職,後來又進入招商局和外國公司工作。

    他眼見外國人輕侮自己的同胞,興起“種族思想”而與友人創立輔仁文社。後來與孫文等人的團體合併而成為興中會的母體。兩者合併的關鍵人物便是楊衢雲的友人尤列,也是“四大寇”之一。

    反叛清朝的人可在相距咫尺之遙的香港漫步街頭,但也受到香港政府的警察的監護。

    鄭士良和楊衢雲遭查明是惠州起義的主謀,讓清朝當局對他們燃起莫大敵意。

    當然,遭通緝者時時都保持著戒心,而且他們也約莫清楚殺手是誰。

    殺手是個名叫陳林的男子。陳林放棄了精心策劃的刺殺方式,選擇在光天化日之下發動突襲的方法。

    楊衢雲的英語教室設在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殺手陳林突然闖進教室,掏出手槍射擊後立即離去。因平常熟練射擊,僅一槍便讓楊身受重傷。

    陳林仔細調查過現場,行兇後在瞬間便逃逸,急奔廣州。

    友人勸他,縱然你動了手,但當局為杜悠悠眾口,可能會殺你滅口。

    ——什麼?不冒險行事焉能發大財?我打算將獲得的賞金分一半給某個人。哈哈,那樣就等於買了保險。你大可不必擔心我的性命安全。哈哈。

    陳林一笑置之。

    楊衢雲的首級懸紅三萬兩,外加“千總”一職。千總是武職,乃一哨(小隊)之長,約相當於日本的陸軍少尉。而且非僅虛銜,清朝政府又保證授予一個守衛南石頭炮臺的實缺。

    陳林果然獲得這份賞賜。楊衢雲並未當場死亡,而是到翌晨才去世。暗殺日期用當時清朝的舊曆算是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下午六時,依新曆則已是年後的一九○一年一月十日。

    但不到一個月後,陳林的住處即遭到搜索,搜出意圖造反的證物。顯然是清朝當局唆使牢裡的小偷將造反的信函證物藏放在陳林家中。

    可憐的陳林就在自己奉命任職的炮臺門外遭槍殺處決。

    接到楊衢雲遇害的消息後,待在東京的孫文便赴橫濱為他舉辦了一場追悼會,並募集一千二百元捐款給遺族。

    孫文等人的革命派是由兩派合併而成,一是以孫文為中心的孫文派,一是原以輔仁文社為名而聚集的楊衢雲派。因皆欲得興中會的會長之職,兩派之間不免有些小爭執。

    一開始是孫文禮讓,由年長五歲的楊衢雲當會長。楊自年輕時便富俠義精神又無野心,故適合任會長一職。然而,秘密結社三派合併後,孫文被選為總會長,而孫文派人士的活動又甚受矚目,因而楊衢雲便引退,但之後仍不時為興中會盡力。有一度他想要將計就計利用清朝勸降的機會從事活動,但在和孫文商量過後打消了念頭。孫文衷心哀悼楊氏之死。

    在七個月後,孫文又喪失了一位盟友鄭士良。

    惠州起義一役的現場全由鄭士良指揮,或許是過於勞累了。到香港打電報雖是短距離,但仍須通過敵方地盤,難免每天緊張異常。鄭士良後來撤退至香港,肉體與精神上一定還繼續蓄積著壓力。

    有一天,他和《中國日報》的記者們在瓊林酒樓飲酒畢,返回永樂街的中國日報社,同行的記者正在開門之際,他已倒在人力車上。人立刻被送往警局,未發現任何外傷,被鑑定為腦溢血。

    但因時局敏感,有傳聞說是友人在贈送給鄭士良的食品中下了毒。此一友人的姓名是鄭夢唐,被以真名刊載出來,一時之間在香港蔚為話題。

    《中國日報》是香港知名的革命派報紙,由陳少白擔任主筆展開論戰,亦稱《中國報》。相對於此,保皇派則以《商報》與之抗衡。

    在此之前,海外的唐人基於交際考慮,大多數人都同時加入革命派與保皇會兩團體。例如在夏威夷的孫文之兄孫眉,便是保皇會的幹部。

    但以一九○○年為界,之後不準腳踩兩條船的氣氛便越來越濃。

    在鄭士良死後的翌月(一九○一年九月),義和團事件以簽訂《辛丑和約》作為善後。

    連同死刑在內受處分者達一百數十名,賠償金則高達四億五千萬兩。大清國的歲入當時尚不滿一億兩,不可能一次支付如此鉅額的賠償金,因此商定以三十九年的年賦抵算,外加百分之四的年利息。依專家的計算,這四億五千萬兩加計利息,實際上已超過九億八千兩。

    即使大清國覆亡,中華民國仍須承當此一債務。因有關稅做擔保,賠償金的支付確實無誤。直到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中國仍在繼續付款,最後總算付清了。

    依該和約所載,清朝須進行改革。改革豈不就是變法嗎?

    在不久前才處死主張變法的譚嗣同等六人,如今清朝當局卻又急轉直下要進行變法。

    若認為這樣就該赦免康有為,那可就想錯了。康有為仍舊被稱為“康逆”,即是逆賊康有為之意。

    ——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

    此話出自由西安發出的《變法詔書》。

    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是“亂法”,並非是真正的變法,這簡直是莫名其妙的歪論。

    中央的高官因未能阻止義和團作亂,如今權勢大不如前。清朝的當權者換成了外放地方的漢人總督。

    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上折啟奏變法事宜。湖廣之地自古被稱為“楚”,故此一奏摺又稱為《江楚會奏》。最初的奏摺日期是一九○一年七月十二日,提出三項建議:

    盡廢科舉。

    設立學校。

    派遣留學生。

    “今後將是學校和留學生的時代。起義尚需準備的時間,學生之事就暫且託付給弼臣(鄭士良)吧……”

    在報上閱知《江楚會奏》一事後,孫文自言自語道。那是在接到鄭士良的訃聞前不久的事。

    一九○一年是二十世紀的開始,但當時卻沒什麼人意識到這一點。

    這年的正月初(舊曆是前一年),楊衢雲遭暗殺,對孫文而言又是一記打擊。

    “南方先生既有邀請之意,何不赴和歌山一遊?”

    開口說這話的是在橫濱負責照料孫文的華僑溫炳臣。溫炳臣是天祥洋行(Dodwell)的買辦。

    在當時若非擁有絕佳信譽就不可能當買辦,在香港為革命派提供巨資的李紀堂也是日本郵船的買辦。外國公司與中國人做生意時,只以買辦為對象,因其他人的信用不佳。任何公司都會付佣金給買辦,然後利用買辦之名進行交易。

    買辦一詞就等同於信用。

    天祥洋行的買辦溫炳臣邀孫文前去探訪南方。去年自倫敦歸國的南方熊楠已將自己歸國的消息通知了孫文。

    南方一家在他遊學外國期間便傾注所有錢財,歸國後他在財務上又接受弟弟常楠的資助,因而若要熊楠前來橫濱,可說不可能之事。

    “我想見見南方先生。溫先生,請你代為安排好嗎?”

    孫文說道。

    令人懷念的倫敦時代的友人。有些像是怪人,還曾做出咬英國人的鼻子等怪事。這些回憶一一浮上腦海,令孫文心中頓覺寬慰。

    “先通報警察一聲比較好吧?”

    溫炳臣說道。他與孫文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即使不通報,也會在後面跟蹤吧!可是時局如此,還是通報一聲吧!”

    孫文說道。

    時局如此是指在楊衢雲遭暗殺後不久之意。清朝當局對孫文首級懸賞巨資。隨時都可能會有人暗下殺手。

    此次探訪南方熊楠的詳情經由外務省的數據得到確認。孫文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日本政府的掌握之中。

    因楊衢雲之死而感到沮喪的孫文想利用與南方熊楠再會,恢復自己消逝久矣的高昂鬥志。

    跟倫敦時期一樣,兩人用英語進行溝通。同行的溫炳臣是英國天祥洋行的買辦,偶爾也會加入兩人之間的對話。

    跟倫敦時期的友人見面,讓熊楠最感高興的是碰到一個瞭解植物尤其是菌類話題的對象。溫炳臣一碰到這話題,便閉上嘴巴,光在一旁微笑。

    熊楠號稱記憶力超強,但其實只對關心的事如此,對其餘則馬馬虎虎。他有時稱溫炳臣為黃先生,有時又稱陳先生。

    “我是一貧如洗。”

    這是他的口頭禪。

    “難道不想找個工作嗎?”

    一聽孫文這麼問,他大笑道:

    “當然想。不過很少人有這個度量敢僱用我。哈哈哈。”

    孫文抱著胳膊。

    的確熊楠不適合在別人底下做事。就算是大英博物館這般研究機構,他也是在短期內就數度受到懲處。

    “那就只好盡力找個有這種度量的人了。世界如此之大,應該會有這樣的人吧!”

    孫文合上雙眼沉思。

    在從事這趟和歌山之旅時,孫文寫了一封信給犬養毅拜託代南方熊楠謀一職位。

    連招待遠來客人時,熊楠也正如自己所稱的一貧如洗,身上分文全無。

    熊楠在和歌浦一間名為蘆邊屋的料理店設宴待客,這是他的總角之交小笠原譽至夫所開設的店。

    “請笑納!就當做是今日的紀念吧!”

    孫文說完這話,脫掉自己所戴的白色巴拿馬草帽送給熊楠。

    “咱們的友情永遠也不會變。”

    南方熊楠舉杯說道。

    在和歌山之旅後的一個月餘,孫文便又返回第二故鄉夏威夷。對他而言,夏威夷是療傷之地。

    在夏威夷停留了二個月左右,他才在六月中旬回到橫濱。他未忘記和南方熊楠談過的話,特地採集了只有在夏威夷才有的植物標本,帶回日本送給南方。《江楚會奏》出現在一九○一年七月,是在孫文從夏威夷返回日本之後的事。

    在建議盡廢科舉的同時,又提到留學國度以日本為佳。其理由是文字相近,另外經費也只需歐美的三分之一,來回所需的日數亦短云云。

    “今後留學生會大幅增加。任公(梁啟超的號)大概早已迫不及待了。可惜我方陣營並無可與其匹敵的人才。”

    孫文捲起袖子說道。

    “連少白先生也不行嗎?”

    溫炳臣說道。

    “依我之見,少白的文筆不亞於任公,只是過於正派。任公的文章能令人沉醉,少白則過度認真,無法令人沉醉。再說善辯一項,也不得不承認任公略勝一籌。”

    孫文嘆氣說道。

    “我這邊的唐人也無這般人才。若說經商倒是不輸人。”

    溫炳臣像是被孫文的嘆氣傳染般,也不由自主嘆了一口氣。

    “哈哈,若說經商,任公可能也相當有一套呢!……”

    孫文考慮半晌。他心想,梁啟超是個可怕的人物,若是能將其拉攏至我方陣營,那會如何?

    梁此刻即使是在夏威夷或澳洲,也持續地強化保皇會的組織。對不同陣營之人,他會毫無愧色地壓低音量說:

    ——我是革命派,只是暫時戴上保皇會的假面具罷了。

    即使是對孫文,他也是這樣說。

    孫文倒不認為這是梁啟超的詐欺言行。梁內心裡對革命懷著期望,但身為康有為的大弟子卻又不能表現出來。

    ——梁啟超!你這樣豈非太狡猾!

    孫文真想如此大罵。

    此刻尚被稱為“康逆”的老師康有為在不久的將來應該會獲赦免。

    頂著勤王這塊招牌走遍天下,突顯出保皇會第二號人物的重要性,縱然革命成功,孫文也會說“其實梁啟超一直都是革命派”來替他辯解。

    雖不知會有多少留學生到來,但不難猜想到,這些留學生應該會受到梁啟超的影響。隨著科舉廢止,今後留學生將蜂擁而至,而且是以孫文之前一直不願拉攏的士大夫階級居多。

    話雖如此,總也不能將這些人都逼進保皇派的陣營裡。

    此時(一九○一)留學生人數僅不過百名。除駐日公使館所招募的十三名外,浙江省有四名,後又追加八名,湖廣總督派遣二十四名,南北洋大臣各派遣二十名,幾乎全是“武備學生”。因為在日清戰爭中失利,派人赴日本學習軍事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這些留學生組成了一個名為“勵志會”的敦睦團體。該會現有會員約四十人,包括在漢口之役戰死的自立軍黎科,也包括宗室(準皇族)良弼,由此可知該會並無特定的政治主張,其性質僅屬於同鄉會組織。

    來年的一九○二年,該會內部有人組成“青年會”,主張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導致穩健派分子退出該會的騷動。

    另外,在同年的四月二十六日預定舉行一項:

    ###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事件,為留學生的革命運動點燃了火苗。

    籌劃此項活動者是著名的國學大師章炳麟。若往前推算,明朝永曆帝被吳三桂所擒是在辛丑之年(一六六一),而四月二十六日(舊曆三月十九日)則是崇禎帝自縊於景山之日。基於以上種種意義,章炳麟才發起紀念明朝亡國的活動。

    章炳麟比孫文年輕三歲,很早以前就是一位廣為人知的國學大師。他是個中國的國粹主義者,曾參與《時務報》的編輯工作,但跟公羊學派(不依史實而著重其內含之義理)的梁啟超不合,有段期間擔任張之洞的幕僚。為避戊戌政變之禍而亡命臺灣,接著又轉赴日本。

    今恰值漢民族最後王朝“明”滅亡後的二百四十二年,他為此打算召開一場紀念會。

    獲知此事後,大清國駐日公使蔡鈞便赴外務省拜會,並提出解散該會的請求。會名定為“亡國”,究竟滅亡之國是指哪一國呢?

    大清國公使的請求獲許,日本政府下令警視總監製止開會。在開會的前一天,該會的十名發起人被傳喚至神樂坂警察署。發起人之一的馮自由記錄下署長和章炳麟之間的對話:

    署長:你是清國的哪一省人?

    章:我們都是###人。不是清國人。

    署長:階級為何?士族或平民?

    章:是遺民。

    因警視總監下達禁止命令,雖經抗議亦無效果,一行只得悵然返回。但開會通知已經寄發出去,當日在會場的上野精養軒附近,有數百名留學生遭警官攔阻。

    孫文亦夥同數名橫濱華僑赴會場,到達後方知活動遭取消。亡國紀念會雖取消,但精養軒仍照常營業,所以孫文等人便在那裡用餐。用餐畢又返回橫濱,緊急聯絡同志,改在橫濱永樂樓“補行”紀念會。此一補行紀念會除發起人代表章炳麟之外,自立軍的倖存者秦力山等人也皆與會。

    此一紀念會系經過包括孫文與梁啟超在內的留日重要###人同意而舉行,但梁之後又來函表明不願具名。

    民族意識強烈的中國人並不喜歡使用“清”這一國號,而偏愛使用佛經中的“###”一詞。此典出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三藏法師被印度王問道“###國何若”(###國如何?)。

    “###”一詞後來成為含有侮蔑意味,那是跟往後的日中關係有關。

    十九世紀末的赴日留學生中,除公使館招募的十三名外,幾乎全都是“武備學生”,亦即為學習軍事而來的學生。

    中國古代是日本派遣遣唐使前去求學之國,如今反過來要赴日本學習,不少人因而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然而,在日清戰爭失敗是事實,軍事上的劣勢顯而易見。

    ——只因軍事一項,真是遺憾……

    就在這種氣氛中,武備學生大批前去日本。

    日本的陸軍省委託成城學校訓練他們,當做是進入士官學校之前的預備教育。之前原有五年制的學校設有留學生部,後於一九○三年改名“振武學校”。此校不歸文部省管轄而隸屬於參謀本部,首任校長是以橫越西伯利亞而聞名的福島安正少將。修業年限原為十九個月,但在一九○七年後改為三年。從振武學校畢業後,先在各連隊實習,然後才能進入士官學校本科就讀。

    北洋大臣裕祿曾在一###八年有意派遣六名海軍學生,但日本的海軍兵學校拒絕外國人入學。經交涉後,議定先讓其在日本的商船學校接受一般教育,然後再赴海軍的各學校參加實習。然而,經由此一制度就讀者不滿百名。

    除了日本海軍排外氣氛濃厚的原因外,在海軍方面,也因大清國的福州船政學堂從一八七五年起開闢了可赴英國海軍大學就讀的課程。翻譯赫胥黎、斯賓塞(HerbertSpencer)、史密斯(AdamSmith)等人著作而聞名的嚴復,便是畢業於英國皇家海軍學院。

    宏文學院是一間專為想進大學、高專就讀之留學生教授日語的學校。魯迅也是先進入宏文學院後才進入仙台醫專(現東北大學醫學部)就讀。

    其他尚有高楠順次郎創立的日華學堂,那是間奉行少數精英主義的學校,曾將遭海軍兵學校拒絕入學的三名海軍學生送至東京帝大就讀。

    東斌學堂、明治大學開設的經緯學堂,還有法政大學、早稻田大學、實踐女學校等皆設有清國留學生部。

    自一九○二年起,留學生便暴增,在此之前任何活動皆未將留學生放在眼裡,但如今革命派與保皇派都不得不重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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