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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得住寂寞的鬥士

    我給大家看一個文獻。什麼文獻?你們可能看不到的一個有趣的一個記錄。首先,大家看看畫面,就是北京《大家》刊物一百年的時候的一個封面。這是北京《大家》的刊物封面,這是一個華表的柱子,這是現在這些年輕的可愛的北大畢業生。

    大家曉不曉得我父親就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不過呢,那是好早好早好早,是在1926年,在北京大學畢業的。他是在1920年進的北京大學,1926年畢業。為什麼唸了六年呢?因為頭兩年他們叫做預科,預科就是更加強你的語文訓練,所以,當時的北京大學是念了六年。

    我把我父親在北京大學那個時候的一個文獻給大家看,這就是那年的畢業同學錄,民國十五年,國立北京大學的同學錄。大家看看,那個時候,我的父親的照片。看看,李鼎彝啊,字璣衡,二十八歲,吉林扶餘縣。這是我父親。我們再看,他同班同學有一個人,大家也許會感興趣,他叫做王兆民,字墨林,二十八歲,黑龍江龍東縣。王兆民,大家注意他啊,他有一個有名的孫女,就是王菲,王菲就是他的孫女。

    我們看一些有趣的資料,當時有一個經濟系的講師叫做馬寅初,後來做了北京大學校長,我跟大家說過我很佩服他。我們以為說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錯的,馬寅初就是自由,因為他敢講話,他會說:毛澤東你錯了,你覺得人多好辦事是錯的,會給中國製造出很多人口問題來。當然,他被打壓,大字報從北京大學校長室一直貼到他的臥室,可是,他是個英雄好漢,他不屈服。

    我們再看,歷史學系教授李大釗,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他跟陳獨秀都是創始人,後來在北京上了絞架,被絞死了。他不但是史學系教授,他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館長。他在做圖書館館長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助理員,名字叫做毛澤東。

    好,我們再繼續看啊,這個是大家所熟悉的——我父親的老師,英文學系教授徐志摩。大家再看,這就是胡適,注意,當時在英文學系啊。後來胡適在臺灣聽說我爸爸是北京大學的,問我爸爸是哪一班的。我講給他聽,他不記得了,因為我爸爸在大學裡面並不出色。我們再看,這裡面,這就是國文學系教授周作人,他就是魯迅的弟弟。為什麼這本書裡面沒有了魯迅?因為當時魯迅,他教過我父親,可是後來到南方去了,陳獨秀也是這樣子。這時,我們再看到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

    你李敖拿這個書來幹嗎?告訴你們,(當時)整個北京大學畢業生也不過兩百個人哪,現在北京大學多少人畢業呀?當時,在他們那個時代,四千個文盲才有一箇中學生,請問:多少箇中學生裡面才會有資格、有機會、有運氣、有能力,進京師大學堂,進這個北京大學?那談何容易啊!他們能進北京大學,是天之驕子。有的人進不去,進不去做什麼呢?做圖書館的管理員,像毛澤東。這是當時北京大學教職員的清冊,毛澤東他每個月多少錢?毛澤東就是在這個小辦公桌前面做工,做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這就告訴我們,當時多麼有難得的機會去變成北京大學的學生。

    這裡面關鍵的人物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清朝的翰林。翰林什麼意思?就是你考取翰林以後,你自然就有官好做,可以外放做縣太爺。所以當京師大學堂成立的時候啊,有這種笑話,有的人寧願去做學生,他也不要去做老師。什麼原因呢?因為做學生將來等於是變成洋翰林,等於翰林一樣,做老師反倒沒有這個機會。蔡元培最了不起的一點就是他是清朝的翰林出身,可是他是革命黨,他看不慣這個政府,出來革命,玩炸彈,所以他是革命黨。

    後來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的時候,是民國成立以後十年了,他們搞革命是第二批革命分子。在共產黨的圈裡面,我們看到董必武。董必武了不起,他參加了兩個階段的革命,第一個(階段)反對清朝的時候,他參加過,然後共產黨革命的時候,他也參加過。所以,我們才看到這是很不容易的一個現象。

    蔡元培是第一波的革命黨,民國元年的時候,他是教育總長(就是教育部長),我父親在北京大學的時候他是校長。今天我們罵北洋軍閥,你可以看看北洋軍閥多了不起。怎麼了不起啊?這麼大一個大學,全國第一個大學堂,給什麼人來做校長?給一個國民黨來做校長,他是國民黨。那種國民黨當然不是臺灣這種爛國民黨。他是國民黨,北洋軍閥有這個度量,把他所統治下的第一名的大學給一個國民黨來做校長。你想想看我們每天罵軍閥,哪一個軍閥或哪一個黨有這種度量呢?當時蔡元培就是這樣子。可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以一介書生來把舵,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站在第一線來表現知識分子的風度。

    這種知識分子沒有了。為什麼呢?我講到原因:第一,他們那個時候啊是被尊敬的一代,對一個大學校長是多麼尊敬,大學校長也值得別人這樣尊敬,像蔡元培;第二個現在時代改變了,時代改變了以後呢,知識分子變成臭老九了,而真正有勢力的在軍人手裡,在商人手裡,在企業家手裡,在政黨的手裡,在這些人手裡。真正的政治力量在這些人手裡,知識分子只能在旁邊幫閒幫忙,沒有勢力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做一個獨來獨往的知識分子是非常難的。

    我常常開玩笑。人家說李敖在臺灣是異類的。臺灣人可出不了我李敖這種人。他們說:那你怎麼長大的?我說:我是子宮外孕出來的。臺灣哪裡會出來我李敖這種人哪?那你李敖是哪一派的人啊?沈葆禎到臺灣來的時候(沈葆禎就是林則徐的女婿),他給鄭成功寫了一幅對聯,我覺得寫得非常有氣派。他描寫臺灣,也描寫鄭成功,他說: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下一次李敖寫給鄭成功的: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一生無可如何之遇,就是國破家亡。當時對他而言是這樣子的,他自己要保持他的理想,他來了臺灣。當然我自己沒有,我是跟著一個反動的政權,我爸爸不得已,在無可如何之下,跟著一個反動政權,我們流亡到臺灣。

    我來臺灣到今天,連續第五十五年。我覺得我這五十五年來做得最不容易的一點,我告訴你們是什麼:我不是國民黨,我也不是民進黨,我也不是新黨,我什麼黨都不是,我沒有做過任何黨的黨員。哎,這叫什麼功勞啊?這就是好大的本領。你曉得吧,在國民黨統治的時候,你不做國民黨有多難嗎?中國的古書有一句話,叫做“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有了它你沒什麼,沒有它就不行。什麼東西啊?國民黨的黨證。國民黨比狗還多,有了這個黨證,有之不必然(沒什麼了不起,我也有你也有);無之必不然,你沒有這個黨證,我們就懷疑你了,因為你沒有。

    大家曉不曉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英國美國的聯軍打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們要找一個有頭有臉的人來維繫德國的重建。他們想找一個從來沒有跟希特勒合作過的,沒有跟納粹黨合作過的,找來找去沒有,全天下的人都跟希特勒鬼混過,都搖旗吶喊過,都助紂為虐過,沒有一個人清白的。就有一個人清白的,就是當時做過普朗市市長的一個人,叫做艾德諾,可是他那時候已經很老了。他從五十七歲時開始被希特勒迫害,一直迫害到什麼時候?一直迫害到我這個年紀,迫害到六十九。到了六十九歲以後他才抬頭,做了西德的總理,幫助德國的復興,一直到他九十一歲的時候死掉。可是,知道他這麼一個人沒有跟希特勒合作過,當然,他也坐過牢啊,好了,就請他出來幫忙。

    我不是說你們在臺灣幹什麼找我,我只告訴你:找個有頭有臉的人,他沒有跟國民黨、民進黨做過的,你找一個人沒有加入過國民黨,沒有加入過民進黨,或者說沒有加入過新黨的,你找一個真正所謂的無黨無派,獨來獨往的,就是我。看起來是很容易,事實上能做到這點是極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文件。當時民進黨的宣傳部長陳芳明找我,來拜訪我,他後來寫了一篇文章,他就講:“李敖是臺灣文化的一個現象,他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臺灣的一個延續,但是,他在這個島上的戰鬥,以及隨著戰鬥而來的愛與恨,已經把他改造成為一個臺灣人。”——這是他們的希望。後邊一段話他說:“對傳統中國的擁抱,海峽兩岸恐怕沒有多少人趕得上他。他的擁抱不是抱殘守缺,而是活學活用。另一方面,對於臺灣現實政治的瞭解,在島上似乎也沒有多少人能望其項背。李敖就是這樣變成臺灣人的,縱然他對臺灣人痛恨無比。”民進黨宣傳部部長的描寫,描寫得很有趣啊。

    我不承認我是臺灣人,我說:我兒子是臺灣人,我不是臺灣人,因為我從十四歲來了臺灣,我對大陸的懷念、回憶使我無法像一些外省人一樣說我就是臺灣人。那個是誰呀?蔣經國。蔣經國公開說:我是臺灣人。我李敖說不出這句話來。我不能否認我是吉林省人,或者說我是黑龍江省人,我生在哈爾濱,可是,我無法說我是臺灣省人。但我的兒子生在臺灣,我的兒子是臺灣人,我是臺灣人的爸爸,一點都沒有錯啊。可是,陳芳明說:“李敖孤軍奮鬥,為臺灣知識分子爭取言論自由留下了可貴的歷史,相對的,他也為國民黨的統治留下了無可擦拭的劣跡。在沒有任何的屏障與保護下,他單槍匹馬建立了一座抵抗權力的透明城堡,在臺灣所有不能敢寫出的文字,都由他代為發抒出來。沒有李敖,臺灣的言論版圖絕對沒有今天這樣的遼闊縱深。”

    我講這些話,嚴格說起來,是我的敵人對我評價,不需要我自己來吹牛。你們可以看看,他們用了這樣子無可奈何的看法來看我,就知道我是多麼頑強的一個人。所以他說:“李敖是自由主義者,但也是無政府主義者,所有統治者與權力人物幾乎都是他的敵人。可以想象,所有附和權力人物的御用學者與政客自然也不能倖免於難。他的戰爭,場面與規模都很龐大,製造出來的敵人也就與日俱增,這使得他很孤立。在都市叢林裡,他是一匹獨來獨往的獸,他的敵人最不能忍受的便是李敖在孤立之餘,竟然耐得住寂寞,還甘之若飴,還神氣活現。”為什麼這樣子?就是因為我有我的一些信仰。

    我告訴大家,我始終認為:不要以為這個環境多麼惡劣,這個政府多麼可惡,這個黨多麼黑暗,所以我們一無可為。我從來不這樣想。我覺得這件事情做了和不做是不一樣的,你努力做過和沒做過就是不一樣的。牢是沒有白坐的。所以,後來我在第二次坐牢出來以後,我寫篇文章,叫做《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為什麼?我們有一份耕耘,就一定有一份收穫。只是這個收穫有時候我們當時看不見,或者當時我們是倒黴鬼,我們沒有好的運氣能夠躲過這一劫。

    我算是有個好運氣的人啊,我能夠躲過。像我第一次坐牢的時候判了我十年,大家都上訴,一般被判十年這還得了?當然上訴。我不上訴。為什麼不上訴?我的理由很簡單,他媽的你要能關我十年才算嘛,不能關我十年,你判我十年幹什麼?什麼人關我十年?蔣介石嘛。果然,關了我五年以後,蔣介石死掉了。死了以後呢,在美國這些人的壓力之下,特赦大赦,所以,我坐了五年八個月就跑出來了。所以,我的丈母孃——胡茵夢的媽媽——恨我,她說國民黨太寬大了,怎麼把李敖給放出來了。我就那樣放出來了。什麼原因?就是你要能夠活得過我,你才能夠關我十年嘛;你活不過我你垮了,你關我什麼十年啊,對不對?那佛朗哥也是啊。西班牙的佛朗哥,他殺了幾十萬的人,可是,最後他死的時候還有一千個政治犯活過他——你死了我們還沒死。所以我認為,為什麼你不是那一千人中的一個?我李敖一直是用這個精神,這個眼光來活下去的,包括我最近這個開刀。為什麼我的前列腺要開刀?開刀就為了我不要那麼早地死掉,我要繼續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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