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上午，曹楠如約來到龍灣路八十八號。為了給曹楠一點真正的精神壓力，邵長水經請示趙總隊批准，從各個方面都認真做了些準備。首先把談話的地點從“複核組”所在的二號樓挪到了五號樓。八十八號院裡一共有四幢小樓，但不知道怎麼會出來這麼一個“五號樓”的序列號。是因為當初行管部門把屬下其他院子的小樓放在一起統一編號的緣故?這已經沒人說得清了。五號樓的外形和內部格局，和二號樓完全一致，只是因近來很長一段時間沒人去使用，顯得格外的空闊和清靜。邵長水派人按“預審室”的模樣把客廳重新收拾了一下，設置了“主審官”和“書記員”的位置。把曹楠的位置安在屋子的正當間，讓她前後左右都不著邊，產生一
種孤立無援的感覺。當然，跟真正的“預審室”不同，這兒“被告”所坐的那個椅子，並沒有用鉚釘固定在地面上，也沒附加任何限制她活動的裝置。邵長水覺得，即便是這樣，也能給她一個明確的警示：事情已經發展到了“很嚴重”的地步了，可不能再稀里馬哈了。
曹楠顯然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一走進這大廳，她就略略地哆嗦了一下，等到跚跚地被人引導到那把椅子上坐下，就覺得相當的不自在了，本能地、無助地去打量了一下已經在正前方那排桌子後就坐的兩位“書記員”，又回頭去看了看另一位男工作人員——就是這位男工作人員“引導”她到正當間落座的．而現在他則靜靜地
坐在門口的一把椅子上，臉上沒有一點表情。而在場的這幾位，包括那個男工作人員，不僅對她求助般的目光都不做任何反應，甚至連看都不看她一眼。
她深吸了一口氣，略略地有點心慌起來了。一會兒，邵長水大步走了進來，在場的工作人員都起立迎候．她也不由自主地跟著站了起來。
“曹楠，我希望你今天能說實話。”邵長水走到自己的位置前，一邊整理著桌子上那些紙張鉛筆和其他的小擺設，一邊故意把聲音放低啞了，莊重地功誡道。
“那當然……”曹楠立即答應。
“那就談吧。”
“行。”曹楠木木地答道。
“你知道從看守所一個被判了死刑的罪犯那兒把材料轉移出來，是什麼性質的行為?”一接觸到實際問題，邵長水的語氣立即顯得非常生硬和冷淡。
“我……”她想解釋。但她的眼眶突然溼潤起來，突然間一股酸澀和寒傖的感覺止不住地從心底湧出。她為自己居然“淪落”到這樣一種困境而不由自主地難過起來。
沉默。
些微的哽咽。
邵長水沒緊著催促。他等待著她從慌亂和不知所措中恢復平靜。看來，所有這些安排和設置，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她的心理防線在一點點崩塌。
昨天晚間，邵長水已經和那位齊神父長談了一次。那是晚飯後時分，突然接到齊神父打來的電話，說是願意“好好地和政府方面的人談一談”，而且“有一件十分重要的東西要交給政府方面”。邵長水立即帶人趕到領事館西口郡個九號小院。
他萬萬沒想到，齊神父要交給他的竟然會是祝磊寫的那材料的複印件。齊德培說，他從看守所裡挺專手務轉移出來後，當即就把它交給了曹楠。但幾天後，曹楠又給了他這樣一份複印件，囑咐他．好好保管，說不定以後還要派上大早場。齊神父一邊說，一邊轉身去身後一個專座上取下一個十字架。這時，邵長水才注意到，在神父的這個書房兼客廳裡，收集、陳放著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用各種材質做成的十字架。而他取下的那個，是其中最大的一個，也是最粗獷簡約有力的一個，未加任何雕飾，就是用兩根塗了柏油(或烤焦了)的礦坑木或鐵道枕木釘成的，顯現著一種原始的質樸威嚴博大和崇高，同時也意味著生存的全部重負和艱困。
齊神父先把那個笨重粗大的十字架依靠在自己的膝頭上，再把它翻轉過來。邵長水看到它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暗鈕。神父撳了一下那個暗鈕，“咔嗒”一聲，那根縱向方柱的下部居然彈開了一扇小門。小門裡邊是一個凹坑。神父從那凹坑裡取出一摞A5複印紙的散頁。完成所有這些動作，對於體不虛力不弱、年事也不算高的齊神父來說，應該是毫不費勁的，但是，當他把那些A5複印紙好端端地整理齊了，安放到邵長水面前時，他竟然咻咻地喘息著，額頭上同時油津津地滲出了一片細小的汗珠。
顯然，此刻他內心處於極度緊張之中。
“請……請您……請您給我打個收條……”最後神父還提出了這麼個要求。
接下來，邵長水就無心再跟神父多談了。他要趕緊回去向趙總隊報告這件事。祝磊的材料裡到底能提供多少破案線索?這是邵長水這一刻最關注的。邵長水大概齊地向神父瞭解了他是怎麼從看守所裡把這材料轉移出來的過程，然後對他簡要地進行了一番守法教育，並告誡他這一段日子不要遠行，不要離開省城。如果要離開，事先一定要打招呼，要得到批准，就趕緊回省廳去彙報了。當然，在走之前，他還向神父提了這麼幾個問題：
一，材料是怎麼到勞爺手中去的?
神父說，他不知道。
二，是誰讓他去看守所轉移這份材料的。
他猶豫了好大一會兒說，是曹楠。
三，曹楠又怎麼知道關押中的祝磊有東西要轉移出來呢?
神父說，是祝磊託他的辯護律師把這樣的口訊帶給曹楠的。那時候只有辯護律師還能見得到祝磊。由於律師的目標太大，很難神不知鬼不覺地把東西轉移出來．最後才不得不想到了“神父”這一招。
據說這個點子還是勞爺想出來的。
律師為什麼會去找勞爺“出點子”呢?
據說，一開始祝磊是讓律師去找曹楠的。曹楠又去找了勞爺。
祝磊怎麼會那麼信賴曹楠?他倆又是怎麼相識的?他倆之問到底又是一種什麼關係?這些問題．神父就說不清了。
昨天晚上邵長水最後向神父提的一個問題是關於祝磊的，也是他個人一直特別關心的一個問題：祝磊最後是否真的表態要“皈依”天主?齊神父說，其實他一直也沒傲這樣明確的表態。倒是跟我探討了一個有關教義方面的很重要的問題。祝磊問過我，耶穌基督到底是人，還是神，教會方面到底有什麼理論?神父說，當時要在看守所那樣的環境下，詳盡透徹地討論這個宗教哲學的根本問題，是不可能的。但問題的提出者又是一個即將終結自己生命的人，這又給討論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最適合的氣氛和條件：超脫和超然。因為一個看重自己靈魂質量的人．在生死之交時，總是比無數還在俗世中沉湎的俗人要更容易接受絕對真理，也更能接近和理解人生的本質。所以．神父當時就跟他引用了奧古斯丁的一段話……邵長水問．奧古斯丁是誰?神父說。簡單地說吧．他是我們天主教歷史上一位非常偉大的理論家。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人了，他的理論影響了在他以後產生的昕有基罾教的教派和哲學。他說過這樣一段話：上帝之子耶穌基督既是上帝．又是人；在萬世之前是上帝，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是人……總是上帝和人之間惟一的中保(中介?)，只有通過他．人間的罪孽才能得到赦免。神父告訴祝磊：“耶穌基督之死，是這種赦免的基礎。也就是說，他用他的死，換來了世間罪孽得以赦免的可能……”他聽了後，就呆住了．一動不動地看著神父．足足呆坐了有一兩分鐘……邵長水淡然一笑道：“怎麼?他還真把自己比作耶穌基督了?還想用自己的‘死’去赦免誰呢?”神父忙說：“沒有沒有。他當然不會這麼狂妄和幼稚。但我的那句話對他的確有觸動。他臉色一下變得極其灰白，眼眶裡甚至都湧滿了淚水，過了好大一會兒，才說了這麼一句話：是啊……人世間的許許多多的‘明白’也都是要用‘死’才能換得的……”
祝磊的這句話，還真讓邵長水“沉重”了一整夜。
有了齊神父提供的這些情況，邵長水覺得今天“拿下”這個小丫頭，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了。
“先說說，你帶著那位齊神父準備往哪兒跑?”，等曹楠稍稍平靜了一點，邵長水便問道。
“不是跑……一隻是想去避一下風頭……”曹楠略略地紅起臉答道。
“那還不就是‘跑’?”邵長水反駁道。
“……”曹楠又紅了紅臉，惶惶地看了看邵長水，沒再說話。
“你知道你自己問題的嚴重性嗎?”
“知道……”
“知道，還不說實話?”
“我一定說實話……”
“你很敬重你勞叔，對不?”
“是的。”
“你希望我們儘快澄清勞叔之死的謎嗎?”
“當然……”
“如果你勞叔是被人謀殺的，你當然也不想成為謀害者的幫兇。對不?”
“那是那是。”
“可你為什麼還向我們隱瞞關鍵性的重要情節?”
“沒……沒有啊……”
“沒有?”
“真……真沒有……”
“我要舉出這樣的例子來，咋辦?”
“我受罰。嚴厲的懲罰。”
“好。這是你自己說的：我先問你．你們搞到祝磊寫的那份材料後，又幹了些啥?”
“沒再幹啥了呀。我馬上把材料交給了勞叔。他把它藏到銀行保險櫃去了。”
“你確認你自己再沒幹啥了?”
“沒有……真沒幹啥了……”
“你想聽聽齊神父向我們交代問題的錄音嗎?”
“齊……齊神父?”
“你再看看這是啥?”邵長水從一個卷宗裡掏出一摞那材料的複印件，把它舉了起來，對著曹楠用力地晃了晃，說道，“需要我請書記員把它拿到你面前來仔細鑑別一下嗎?”
“……”曹楠的臉色一下灰白了=
“如果你真心實意地幫著我們破案．為汁麼不主動向我們提供祝磊寫的這個材料?”
“……”曹楠怔怔地看著邵長水．一動不動地呆坐著。
“還有，那天早晨，你突然出現在李敏分家門前的白楊林裡，警告我在向李前主任彙報時一定要有所保留……”
“那天……我沒在警告您……我只是想……只是想勸告您……”她結結巴巴地辯解道。
“不要跟我摳字眼兒：警告也罷．勸告也罷．你怎麼知道那天一大早我會趕回省城來向李前主任彙報的?這事兒，除了我自己，李前主任和我們刑偵總隊的主要領導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你怎麼知道的?時間、地點都那麼精準。你筒直跟那位搞到德軍進攻蘇聯、日軍進攻珍珠港情報的戰略間漂一樣．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啊?!你為什麼對李前主任有那樣一種戒備心理，但又一直跟他保持著相當密切的關係?你那麼敬重勞叔。但在他突然死去後，卻又長期隱瞞著對破案有重要意義的這份材料。你到底是什麼人?你到底想幹啥?小小年紀，想在這樣的事情上跟我們玩遊戲?你知道後果是什麼嗎?!”
“我沒在跟誰玩遊戲……沒有……”她哆嗦著，低聲地喃喃著，眼淚在眼眶裡亮亮地滾動著。
“今天我們不談了。”邵長水突然站了起來，“你這個態度，我們沒法談。今天你也別回去了，就留在這兒，好好地想一想。啥時候真正想通了，真正願意跟我們開誠佈公地交流了，我們啥時候再談。我們不是拘押你。這一點要跟你說明白。我們不這麼做，不等於不可以這麼做。就憑你組織人從看守所死刑犯那兒轉移材料
這一件事，我們就完全可以刑拘你。我們沒這麼做，這對你，對我們，都意味著什麼，你應該能想明白。我想，你也應該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寬恕的機會不會總是留給那些存心跟政府跟法律對抗的人的。”
隨後，曹楠被帶到樓上一個空房間裡。那天她沒吃午飯。飯送到她被“軟禁”的那個房間裡以後，她說她不想吃，心裡難受。她一直躺在那張空木板床上，輾轉反側地，到傍晚時分，她坐起來，呆想了一會兒，說她可以談了，願意“真正開誠佈公”地談了。邵長水讓伙房裡單給她做了碗西紅柿雞蛋麵條，然後幾乎一直談到天明。
談話還是在那個佈置成“預審室”的大廳裡進行的。強光燈把大廳某些部分照得慘白。但某些部分卻依然隱沒在黑暗中。她首先聲明，她從來沒有想過要跟誰“玩遊戲”，更不是在存心“耍弄誰”。現在她知道自己錯了，但她的錯，的確不是存心的；那錯裡，更多的包含著無奈和不知所措。就是到現在這會兒工夫，在許多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做。她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很長一段時間來，她其實一直是憑著一種直覺和內心的召喚在做這些事。她知道自己所做的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規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險”的，但卻扛不住自己內心的那種聲音、那種湧動的召喚和激勵……而在理性的層面上，她真的沒有認真去想過，到底該不該這樣去做，做了以後，又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結局，什麼樣的後果。
在“發表”了這樣一通開場白以後，她問：“我想從頭一點點說起，可以嗎？”
邵長水說道：“只要是實話，只要跟案子有關，怎麼說，說什麼，你自己決定。”
她點點頭，忙說，那我就從頭說起。先說我和李前主任、勞叔他們這些前輩和領導的關係。你們一定知道我是他們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還是祝副市長和顧代省長的好朋友。李前主任和勞叔經常到圖書館來找資料。因此，我們認識得比較早。祝副市長是李前主任介紹我認識的。他經常開一些書單來，讓我找齊了給他送到他辦公室去。一開始，送完書，他就讓我走了。後來總要留我在他那兒聊一聊。他和李前主任一樣，家庭生活不太美滿。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兒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楊林裡，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裡，撇下了他自己一個人。他需要一個女兒那樣的小輩來陪伴他，滿足他做父親和做男人的心理。在這一點上，祝副市長似乎也存在著同樣的“困境”：祝副市長的妻子是他大學裡的同學，至今還在一個學術機構從事經濟方面的研究工作，聽說是搞什麼制度經濟學研究的，是個非常有個性有主見、自由主義色彩相當濃烈的女學者：妻子不太贊成他從政。她認為中國在今後一百年內，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產生思想並有勇氣表達自己思想的學者。中國需要一批真正的腦袋。但她也不干預他的選擇；當然，說實話，她想幹預也干預不了=於是兩人相敬如賓，各幹各的。有個兒子，非常聰明好學．卻不幸得了先天性進行性肌肉萎縮症。也就是說，隨著年齡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將逐漸萎縮，最後導致多器官衰竭而終：這是一種迄今為止都無法醫治的疾病。大夫的判定是，活不過十八歲。兒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籠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塊陰影：也正是為了不讓兒子的心靈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擊，爭取讓他活過十八歲．夫婦倆才維持至今沒離婚。說老實話，他是第一個“發現”並公開說基我身上有一種清淡的香味的人：後來祝副市長經常帶我去參加他們那個所謂的“陶里根集團”的聚會。那樣．我又認識了顧代省長：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陶里根的市委書記兼市長哩；不久．就調到省裡來當副省長了。顧代省長後來還經常跟人開玩笑說．我是他的福星，給他帶來了“好運”，所以他要把我“收編”為他的乾女兒。但這也只是說說而已。他的情況，你們應該更瞭解。在調到省裡來以前，他真是一個啥事都敢幹、啥話都敢說、在陶里根絕對是老子天下獨一份兒的人。但自從調到省裡以後，尤其是當了代省長以後，可以說，他好像整個兒都換了個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斂了，慎重了，當然也不會去幹那種“收編”哪個女孩為自己的“乾女兒”那一類事了……下面，我將著重說說勞叔和我。當然，還會涉及那幾位。特別是跟案子有關係的，涉及誰，我再連帶著說說誰的事。到那時候，我會再說得詳細一點兒。
……勞叔出事，當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訴我的。事後我才知道，您給他打完電話，他隨後就給我打了個電話，告訴了這情況。他知道，在我心裡，勞叔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我是真把勞叔當“父親”來對待的。他也清楚，許多前輩和領導對我都不錯，但是真正把我當“女兒”來看待和交往的，也只有勞叔。在電話裡，他還告訴我，您將在第二天一早趕回省城向他彙報情況。他之所以要告訴我這個，是因為我們曾經約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醫院檢查身體。這樣，我就得知了您向他彙報的準確時間和地點，才會那麼準時準點地趕到那片白楊裡去等候您。這裡並沒有別的機巧。
聽到勞叔出事，我當然心如刀絞。那晚，我差一點要連夜趕到陶里根去探個虛實。我不相信勞叔會出事。他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過。他這人樂於、也精心於處置自己的生活。我絕對不相信，像他這樣一個人竟然會就這樣“輕易”地離開這個他無比熱愛的人世。一時找不到去陶里根的車，是我當晚沒成行的重要原因。當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還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強令一些朋友，開著他們的私家車，把我送到陶里根。但我最後沒下那樣的決心，就是因為經過再三權衡，我覺得我必須留下。比起趕緊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勞叔，我覺得更重要的恐怕應該是怎麼保證他在陶里根所做的那件“偉大”的事情能有一個合乎他願望的結局。對不起，這裡，我用了“偉大”這個字眼兒來界定勞叔在陶里根的行為，以後，我會向你們解釋我為什麼要這麼說。也就是說，當時我覺得，阻止您向李敏分彙報——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時發出警報，讓您在向他彙報時有所保留。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當時我並不知道您從陶里根、從勞叔那兒到底帶回了一些什麼情況，我也並不太清楚您當初到底又是帶了個什麼樣的具體任務去陶里根見勞叔的，但我覺得．您代表省廳組織去看他，勞叔一定會極其認真地對待您的：我知道，在陶里根的那幾個月裡，勞叔一直感到很孤獨。他不止一次向我講過他的這種“痛苦”。多少年來，他雖然有時在單位裡表現得很“孤傲”，很“不馴服”，很“特立獨行”，讓一些領導總覺得他是個刺兒頭，不敢、也不願意重用他。其實他這人滿不是那麼回事。他一生都“在組織”，“在集體”。從他的內心來說，他特別看重這個。組織”和“集體”。也就是說，他既像當代的許多年輕人那樣．非常講究“自我”，追求著一種“自我”，但他又特別看重“集體”和“組織”，尤其在“計較”著這個“組織”和“集體”對待他的態度。這是他一生做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終更改和泯滅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組織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會十分的興奮和激動。雖然表面上他仍會表現出某種矜持，或冷漠，但實際上他會是感激的。所以，我相信在出事的最後一刻，如果他明顯預感到自己已經沒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會跟您說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說、也沒來得及跟任何人說的情況……而這些情況．我覺得恰恰是不能讓李敏分知道的。
“為什麼?”邵長水問，“勞爺的死，跟這位李前主任有關係?”
“那倒不是……”曹楠遲遲疑疑地答道。她的遲疑讓邵長水覺得，這裡頭可能還隱著什麼難言之隱。
“那是什麼問題?”邵長水又問。
“……”曹楠又遲疑了一下，深深垃吸了口氣，這才又往下說道，“他從來就沒支持過勞叔．一直對勞叔去陶里根的行為表示不理解，甚至覺得他這麼幹，特別幼稚．特別的不成熟……”
“這很正常，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贊或蒡爺這麼幹的。包括我們機關裡的那些同志，都對勞爺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我想他們都不會同意你把勞爺去陶里根的行為說成是一個什麼‘偉大’的行為。”邵長水說道。
“所以你們……”
“我們怎麼?”
“沒怎麼……”
“所以我們跟李敏分都是一路貨。是嗎?那天晚問還發生了什麼事?我相信你不會僅僅因為這一點，就大清老早地趕到李敏分家來堵我的。”
“是的，那天晚上我還跟李敏分大吵了一場。”
“你跟他幹仗了?”
“是的。狠狠地幹了一仗。”
“為什麼?”
“您老說我大清老早地趕到那兒去堵您，其實不是……您見到我的時候，我臉色是不是特別難看?”
“是的……”
“那天，我根本就不是趕過去的，乾脆就是在那白楊林裡待了大半夜。”
“怎麼回事?”
“那天，李敏分給我打完電話後，我就去他那兒了。當時我的確非常難過。我沒法獨自待在碼頭街那個小屋裡，我急著找車想去陶里根。他把我狠狠罵了一通。他說你去幹嗎?添亂呢?我衝他大聲喊叫，說在勞叔最困難的時候，我們都沒能幫他一把。現在勞叔死了，讓人謀害了，我要去看他。他也衝我喊叫道，你怎麼知道他是被謀害的?別亂說一氣。你給我冷靜一點。現在人都已經死了，哭有啥用?喊叫又有啥用?然後他就把勞叔狠狠數落了一通，說他壓根兒就不該去陶里根出這個風頭。說他的死，壓根兒就不可能是謀殺。他說我其實並不瞭解勞爺。他說他總想跟別人不一樣。磕磕絆絆過了這一生，一直都沒真正吸取教訓。因為沒能充分實現他自己的這種‘不一樣’的追求，到後期，他內心都有些變態了。所以，很難說得準，他這個死．到底是怎麼回事……聽他這麼說，我完全忍受不了了，就跟他幹了起來……後來他索性說我也是個變態。我就跑了出來……”
“然後……然後……你就一晚上沒回碼頭街?”
“是的……我走到大街上……然後又回到白楊林裡……回到白楊林裡，然後又走到大街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去敲李敏分家的門，想告訴李敏分，勞叔肯定是被人謀殺的。在他被害以前，我們沒能制止這樣的謀殺，沒能從根本上幫助他。現在他死了，我們應該有所行動，救救更多像勞叔一樣的人……但是每每走到李敏分家門前，我伸不出手去再敲他的門=我害怕再看到他說勞叔內心變態時的那種眼神，害怕再看到他說我也是個變態時，眼睛中包含著的那種輕蔑。”
“你就這樣在外頭整整轉了大半夜?”
“是的……”
“……你可真是勞爺忠心耿耿的好‘閨女’。有你這麼個好‘閨女’，他老人家死也閉得上眼了。”
“可那又有啥用呢?”
“好，我們既然已經把話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那麼我想直截了當地問一句，為什麼你會那麼肯定地認為勞爺是被謀殺的?你拿到什麼證據沒有?”
“沒有。”
“那你做出這樣的判斷的依據是什麼？”
“勞叔在事發前一個多月．就對我說過。他說，假如有一天他在陶里根突然出事，那一定是被謀殺的……”
“他說了理由了嗎?”
“沒有。”
“你也沒追問他?”
“我問了。”
“他怎麼回答你的?”
“他說，你不該知道得太多。知道得越多．對你越沒好處。”
“你就沒再往下問了?”
“他都這麼說了，我還問啥?”
“可是……你應該知道，在出事前很長一段時間，他在陶里根已經停止所謂的調查活動了……對誰也構不成威脅了……”
“是的，他跟我談過這一點。他說他必須要轉向了，否則在陶里根就待不下去了。”
“他沒轉向前，人家都沒謀害他；轉向後，為什麼還要謀害他呢?”
“這大概就跟我有關了……”
“怎麼又跟你扯上了?”
“後來我如果不把祝副市長寫的那份材料交給勞叔，他就不會出這樣的事。”
“你的意思說，那些人害他，是因為他藏著祝磊的那份材料?”
“是的。勞叔跟我說過，材料轉到他手上後，有人匿名給他打過電話，威脅他，讓他把材料交給他們。”
“那些人怎麼會知道這份材料到了他手上的呢?當時不是隻有你自己才知道這檔子事嗎?”
“是的……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著這個問題：這些傢伙怎麼會知道材料轉到了勞叔手上的呢?想得我都快瘋了。頭疼得跟要爆炸似的，一下子吃三四片止痛片都止不住……”
“你跟另外的誰說過這事兒沒有?”
“你想，我能到處去亂說嗎?”
“從來沒跟任何人說過?”
“……”曹楠把頭低了下去，臉上同時出現了一種很奇怪的恍惚不定的神情。
“你一定跟誰說起過這檔子事……對不?”
“真的很難想象……”
“不管是能‘想象’，還是不能‘想象’，請你實話實說地告訴我們真相。”
“有一回……有一回……很偶然的情況下，我跟李前主任說過這檔子事。”
“你不是已經跟他大吵了一場嗎?怎麼又跟他扯這個?”
“不，那還是大吵前的事：當時勞叔還沒出事哩。對於李敏分，其實我一直是挺尊重他，也挺信任他的，如果說，在我心裡，我一直把勞叔當父親一樣來看待，那麼，這位李前主任在我心裡，一直是我走出校門後所遇到的、也是我久久敬奉的第一位人生老師。我認識他的時候，才十八九歲，完全是一個不懂世事的小女孩。心裡充滿著自我憧憬，而且也只存著這些自我憧憬=而這位李前主任，既是幹部世家，又接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且博學多聞，涉世又深，難得的是心地善良，還很會辦事．在省城擁有一個相當廣泛而又可靠的人際關係網。他的成熟、從容和豐富的閱歷，還有他能如此平等地對待我這樣的小輩，就必然讓我覺得他這人充滿了魅力。再加上這些年，人際關係中真誠的成分越來越少．機巧和利益的成分卻相對在增加。這種變化往往會給一些像我這樣剛進入這社會的女孩造成許多的茫然和惶惑。在這個坎節兒上．如果能遇到這樣一位大男人，他不僅體貼大度、又在跟你近距離的接觸時還能懂得自律，你當然會把他奉為‘老師’．而且還暗自感到欣慰和幸運，甚至還會產生一種‘成就感’：請你們別嘲笑我們。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錯覺的產生，很可能跟人們常說的那種女孩一般都擺脫不了的依賴性和虛榮心有關……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常常去李敏分家。我喜歡聽他談天說地。我也感到，有我在那兒，正如他後來經常對我說的那樣：‘他那個蕭瑟的白楊林和沉悶的木刻楞大屋就有了太陽和月亮，就顯得異常的生動和溫暖。’這一點，其實也讓我挺有成就感的。他不太會說笑話．但他卻有許多難得的回憶。關於他自己、他父親、他妻子、他的白楊林、他收藏的那許許多多古董和書籍，特別是關於他的這個工作圈子、他那些上級下級戰友哥兒們姐兒們……他只是很少說到縫的兒子．也很少說到他的母親。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為什麼很少提及他的母親．但能讓我非常明顯感覺到的是，他總在刻意地迴避談及他的兒子。他結婚早，相對他的年齡，他不該有那麼大的一個兒子，但他偏偏就有了。兒子的性格像他媽。用李敏分自己的話說，這兒子從小就不攏他。人家的兒子是小時候不喜歡父親，到大了都會比較尊重父親。但他這個兒子不知道為什麼，直到現在為止，都跟他不親。不僅談不上親近，甚至都談不上接近。‘啥原因?不會不是您親生的吧?’有一回我還跟他開過這樣的玩笑。‘照你這麼說，他是隔壁張木匠的種了?可我們家隔壁就沒住過張木匠啊!’他笑著這麼回答我。但接下來，我就發現他的神情會很快變黯淡了。兒子對他有意的疏遠和‘蔑視’，的確是他心裡永遠的一塊痛。正因為這樣，他常常會呆呆地看著我，突如其來地說上一句：‘我真羨慕你爸。他只生女兒，而沒生兒子。“那我爸還羨慕您哩，只生兒子，沒生女兒。’我就這麼笑著反駁他。然後他就嘆口氣，搖著頭，再不說什麼了……他那缺少親情的生活，也使我越發地‘可憐’他，越發地願意去接近他。”說到這裡，曹楠稍稍停頓了一下，小小地啜了口茶，然後又說道，“吵過那一架後，雖然還常見面，但我的確有一段時間就沒再去他家了。後來還是他主動給我打的電話，約我到他家好好聊聊。他想聽我彈彈鋼琴。其實我的鋼琴彈得並不好，只是在五六歲的時候讓爹媽逼著學過幾年，後來也就放棄了。當然，彈個小曲什麼的，還是可以的。有一回我彈琴的時候，突然感到他在我身後貼著我，離我很近很近，都能讓我強烈感覺到從他身體上發出來的那一種男人的熾熱和氣息。而且他的那隻同樣熾熱的大手，一動不動地放在我瘦弱的肩頭上。以前他有時也會偶爾地拉拉我的手，摸摸我的臉，或者開玩笑似的摟我一下，但從來沒有像這一回那樣，讓我震動和戰慄。當時大概因為我正在鍵盤上跳動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停頓了一下，而且整個人都變得僵直了，不知所措了，讓他感覺到了我內心那種異常的反應，他的手也顫抖了一下，隨即他的身體便離開了我，然後又順勢把手收了回去。當時如果我順勢往他身上靠那麼一下，我想事情會出現另一種走向的。然後我就找了個藉口，很快離開了他家。也許是讓他感覺到我不喜歡這樣過分的親暱，以後再沒有‘碰’過我。這反而讓我覺得有點尷尬。有時我還故意跟他‘撒撒嬌’，拉著他的手說點什麼。但他再也沒有那樣接觸過我。
“……有一回我倆就這樣默默相對坐著，看到他故意疏遠我的樣子，我真的有一點過意不去，總想告訴他一點什麼事兒，表示我對他的信任。後來我就跟他說了這份材料的事……”
“他當時有什麼反應?”邵長水問。
“他當時整個兒都愣那兒了，都不相信我說的是真事兒。直到我一點一點把事情的全過程說清楚後，他才信了。”
“那麼，有可能是他把消息透出的嗎?”這時，邵長水忽然想到拓片在自己家失竊，關係人中好像也涉及這位李前主任，便這麼問道。
“我不願意這麼想……”
“現在不是你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要搞清到底有沒有這個可能。”
“我一直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直到那天勞叔出事，晚間和他大吵以後，我突然覺得，勞叔的死跟這件事很可能是有關係的……”
“那我一開始問你李敏分跟這件事到底有沒有關係的時候，你為什麼要跟我說沒關係?”
“……”她歉疚地低下頭去，沒有正面來回答這個“為什麼”，過了一小會兒才又補充道，“這也是我第二天一早要攔住您，希望您在向他彙報時要有所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擔心您把一些真實情況連鍋端給他了，說不好還會……鬧出什麼更大的事來……”
“你可真行，南京到北京，繞出這麼一大圈兒去，才說到這麼個實質性問題上。”
“對不起……”她又惶惶地道了個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