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略事洗漱，邵長水便和衣把自己放倒在了床上，合上眼，稍稍鎮靜一下自己，讓呼吸勻和下來，然後又坐起，重新翻開記事本，把跟曹楠的談話內容，逐一回憶了一遍。他忽然想起，跟她談了這麼長時間，怎麼沒問一下，祝磊那份材料的原件到底哪去了?還沒整明白在保險櫃裡被炸掉的那份，究竟是不是那原件。
他趕緊打通五號樓的電話，告訴曹楠先別忙著休息，他還有個挺重要的事情必須當面來補充問一下；說罷，匆匆往五號樓趕去。
曹楠當然不會馬上休息。經過這樣一番談話，就是木頭人，一時半會兒也無法平靜。況且不知道為什麼，這時手腕上的傷口比在醫院“搶救”時那會兒，一脹一脹地跳疼得更加厲害了。也許那會兒只想著死，疼就完全被忽略了。也許大夫當時用了麻藥或止痛的藥，而幾個小時過後，這些作用於神經的玩意兒，逐一在失效。
也許八十八號這兒的環境，那死一般的寂靜，能使最麻木的人也可以充分感覺到自己身體上每一點最微弱的疼痛……她低聲呻吟了幾下，輾轉換個睡姿，還是忍受不住，便開開燈，查看了一下傷口處的包紮。剛想探過右手，去拿水和止痛片，門外就有人進來了。她以為是邵長水，便索性披上衣服坐起。但進來的是複核組的一位女工作人員。她被安排在隔壁房間休息，目的還是為了照顧和看護曹楠。
“疼嗎?”那女工作人員遞過藥片和水，輕聲地問道。
“真對不起，鬧得你們都沒法好好休息。”曹楠誠懇地說道。
“年紀輕輕的，幹啥不行．非得走那絕路”女工作人員跟大姐或大嫂似的，溫存地啐嗔道。
“……”曹楠紅紅眼圈，低下頭去。
“快把藥吃了。躺下吧。”女工作人員說著，就要替曹楠把披在肩膀頭上的衣服給去了。
“一會兒邵助理還要來說事哩。”曹楠忙解釋道。不知道為什麼，她總習慣稱邵長水為“邵助理”。也許看他的年齡和氣質，應該是擔當“助理”那個角色?
“沒事。他來歸他來，你就躺著。出那麼多血，不好好歇著，怎麼行?吃一塹長一智啊。流點血，長點記性。你不想想，你要真出事了，最受不了的是誰?還不是你爹媽?!”女工作人員提到“爹媽”，眼睛略略溼潤起來。
“……”曹楠再次低下頭去。
“躺下吧。快躺下吧。有啥事。叫我。啊?自己別瞎動。”女工作人員替曹楠掖好被角，擰弱了有調節光線強弱功能的檯燈，便徑直回她自己的房間去了。她也想到，一會兒邵組長還要來，留一點燈光，比較適宜。
沒等腳步聲完全從房門口遠去。曹蒲便又慢慢睜開了眼睛。疼痛，加上稍微的頭暈，口乾舌燥，使她覺得還是稍稍坐起來一點為好，同時又喝了口水，潤潤又有點苦澀的喉嚨，掙扎著把外衣穿好，並設法把傷了的左手墊得高一些——這也是剛才那位“大嫂”教她的，抬高受傷部位，免得血往那兒淤積!能暫時減輕傷處脹疼。
不知是此方法的功效，還是剛吃下的那兩片止痛藥的作用，或者還是因為同時使用了這兩種方法而產生的一種心理暗示作用，傷處果然不像剛才那樣火辣辣地疼了。執疼到不太疼，這種感覺真好。但這一刻的恍惚間，她再次感覺到冰涼的刀口切割到手腕上的那一陣麻酥酥的痙攣，再次看到自己在拿起刀片前，在屋子裡不知所措地近似瘋狂的張望．那種絕望和恐懼，多義的絕望和恐懼，非常混亂的恐懼和絕望……
事情當然還是由齊神父的那個電話引起的。齊神父並不知道“改寫”和“偽造”的事，但她是知道的。那天，勞叔跟她談完後，她心情非常古怪，說沉重，不太夠；說壓抑，也不太全面；說害怕，似乎仍嫌單一了些……她不願意相信勞叔因為對他自己和周圍這個世界感到絕望了，才要向這世界說“假話”的，而且還要“強使”即將被處決的祝副市長在臨死前也“奉獻”出一份“假話”。
難道人只能這樣活?他們的今天，就是她的未來?
接受委託，把一個人，一個曾被自己“無比”欽羨和敬仰的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寫下的話，從“死的牢籠”帶往“鮮活的人間”——這使命讓她惶惑，卻也讓她激動萬分。替一個活在最艱難之中的人做一件他最想做的事，而且又充滿著風險——二十歲剛出頭的她為此而激動、戰慄。她一直為自己能跟這些富有閱歷，並且充滿生命活力的長者交往而感到榮幸。(有沒有虛榮的成分?也許吧。)圖書館是一個收藏曆史的地方，哪怕是最新出版的書，它本身和它的講述，都是屬於過去時的。即便它講述的是對未來和未知的預測和猜想，當這些預測和猜想形成文字和書籍，被送進圖書館來以後，它一定也就成為了“以往”和“已知”。更新的預測和猜想，對更廣漠的未知的探索，一定已經或正在萌發和產生了。站在圖書室的櫃檯裡，注視著櫃檯外來借書還書的人，她知道自己其實是站在歷史和現實、已知和未知的交界線上。她把歷史遞給現實，她讓現實傾聽歷史。但她知道，自己卻是淺薄的、蒼白的、柔弱的，甚至在許多時候還是茫然的。有種“無依無靠”的感覺，讓她有
足夠的理由讓自己感到“茫然”。她尋找成熟、成就，尋找力量……為此，她結識了李敏分、勞東林，結識了祝磊，以至顧立源……書，是他們之間的媒介。他們從她這兒找到了書。她要在他們這些擁有現實的長者身上去尋找對她來說依然還是比較遙遠的“現實”。他們都對她很好——雖然各有各的好法，但有幸的是他們都不曾妄圖“傷害”她。(是來不及，還是不敢，還是壓根兒就不願意傷害她?她沒細想過。)跟他們交往，總有一種異樣的陌生、緊張、興奮和忐忑，同時也存在著一種隔閡和拘謹。其實她並不想完全破除這種“隔閡和拘謹”。反倒是在他們中的一些人身上，她時時感覺到有那種破除這“隔閡和拘謹”的衝動。
第一次見顧立源，就讓她感到特別不習慣。是祝磊帶她去見顧立源的。那會兒，他還沒調省裡來。也就是後來所有人都說他自我感覺最好的那個時候——還在陶里根當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時候。“這就是你說的那‘閨女’?那，是不是該叫我大伯?”他嚷嚷著，用力地握著她的小手。標準的國字臉，濃眉，吐字十分清晰的男中音嗓門，狡黠而活躍的目光．寬闊的前額和稍嫌稀少的頭髮．肩頭披著那件“著名”的黑大衣，不時地習慣性地聳聳頭，以使大衣不會從肩頭上掉落下去。不管上哪兒身後也總是跟著一個或兩個秘書、隨從之類的人。一轉身，一投足，他那雙永遠擦得明光鋥亮的扁頭皮鞋總在閃爍著經典的光彩……所有這一切都使年輕的曹楠產生了特殊的困惑，他怎麼不像平時在報紙和電視裡常常看到的那市委書記和市長啊?他怎麼更像印象中的老闆、經理?而讓她更為“出奇”的是顧立源接下來說的那句話：“我是不是得給一點見面禮啊。”他大聲笑道。這句話剛說完，他那位秘書立即從隨身帶著的黑皮包裡數出一千元現金遞給曹楠。當時給曹楠的感覺，自己就像是個上這屋裡來搞直銷的女孩，眾目睽睽之下，可憐兮兮地正等著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拿多少?”對錢的多少似乎有非常準確的敏感度的顧立源，在瞟了一眼那些票子後，立刻很不高興地瞪了秘書一眼，訓斥道，“你在打發誰呢?”秘書蒼白起臉，忙又數出一千元。顧立源更不高興了．大聲呵斥：“你摳摳索索地在丟誰臉呢?花你錢了?快掏!”秘書嚇得趕緊再去黑包皮裡掏錢。但在包裡摸索了一下後，那隻手好像是粘在了包裡似的．遲遲也拔不出來了。在場的人，包括顧立源自己都明白，包裡肯定沒現金了。秘書又不敢明明白白說出這個可能會讓顧立源更加惱火的情況。顧立源一時間也有點尷尬：這時．聰明的祝磊出來救場了。他微笑著走過來，從那兩摞現金裡饅條斯理地抽出一張一百元的鈔票遞到曹楠手上，說道：“頤伯伯的心意你明白了就行了。他是想給得越多越好。但多到什麼份兒上才是個頭呢?多就是少，少也就是多。惟少才能多，惟多才知少=沒有少，也就不會去多。沒有多，也就不會去少。少者，多所倚。多者，少所趨。好了好了。多多又少少，少少又多多。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這‘多’和‘少’，就是這個世界所有人為之苦惱的嚮往的矛盾的掙扎的根本。讓我們還是回到這‘一’上來吧。回到這最少、也是最偉大的起點上。拿著吧，閨女，顧伯伯希望你能在這‘一’的基礎上，演繹出真正屬於你自己的幸福未來的百、千、萬來。”隨後他把其餘的一千九百元又放回到那個黑皮包裡了。事後，曹楠困惑地問李敏分：“您不是一直特別推崇陶里根的這位顧書記的嗎?我怎麼看都覺得他就是一個俗人。對不起，我甚至都覺得他有一點‘惡俗’。你瞧他那霸道勁兒，加上那件在肩膀頭上晃唧晃唧的黑大衣，那兩個一時也不離身的跟屁蟲，還有讓他那些跟屁蟲替他往外掏錢時那股老子天下第一的蠻氣，啥市委書記麼，整個兒一個黑老大嘛。”李敏分笑道：“沒錯，在陶里根市委市政府機關裡，上上下下都叫他‘老大’。”曹楠皺起眉頭問：“這樣好嗎?”李敏分笑道：“這有什麼嘛。‘老大’這個稱呼本身並不具備什麼褒貶性。漁民把漁船上掌舵的人稱作為‘船老大’，是褒耶，貶耶?我們漢族人把家中長子也稱作‘老大’，是褒耶，貶耶……”曹楠特別忌諱別人不把她當“漢人”，於是立即搶過話頭說：“你們漢族人?別跟我說這個!”李敏分忙揮揮手笑道：“咱們漢人。咱們漢人。對不?”然後他又解釋道：“顧立源從本質上看就是一條咱們北方的豪爽漢子，一個特別講義氣的人。一個特別耍得開，又特別收得攏的人。你現在看到的，無非只是他表面上的一些東西。一些很淺層次的東西。”“他深層次還能有啥?我真的很懷疑……”曹楠皺起她那好看的小尖鼻子，哼哼道。“那你可大錯特錯了。”難得激動的李敏分這時卻激動了，立刻站起來大聲叫道，“這是一個深淺難以捉摸、前程也讓人無法估量的人。難以捉摸，無法估量。難以捉摸，無法估量啊。”他毫不吝嗇地傾情重複了兩遍。
後來，曹楠在不斷接觸顧立源的過程中，才真正體會到了李敏分當初所說的這“難以捉摸”和“無法估量”八個字的含義。這裡有令她“生厭”的東西，也確有讓她“難以捉摸，無法估量”的東西。那一回見面後不久，頤立源到省城來參加省委擴大會。前邊說過，按這兩年的慣例，只要顧立源一到省城．那些先行調到省城來工作的陶里根籍幹部都會找個好地方，“聚一聚”，讓他“高興高興”，“放鬆放鬆”，同時也讓他們自己“高興高興”，“放鬆放鬆”。自從祝磊調任省財經學院副院長後，這樣的聚會一般都由他牽頭組織。參加聚會的常常還會有在省城做生意的一些陶里根籍的老闆。當然，能有幸參加這樣的聚會，一定是有相當實力的大老闆。一來，這些陶里根籍的老闆平時和這些陶里根籍的領導幹部們的確也是處得相當不錯的朋友、哥兒們；再者．有這些老闆參加，聚會無論花銷多大，也就有人埋單了。所以．潛意識中，大家也願意有這樣的老闆參加。這些老闆當然根本不在乎這一點花銷．都爭著埋單，爭著做東。
那回曹楠也參加了：是祝磊把她帶去的。這是曹楠第二次見顧立源。顧立源還是那樣的咋咋呼呼。但可以看得出，他見到曹楠，非常高興，主動過來拉曹楠的手．親自安排她坐在他身旁的貴客位置上。說話的時候還老拉著她的手不放。有時乾脆摟著她的肩，把腦袋貼過來．幾乎要挨著她的臉頡了，仔細傾聽她的低聲細語。(曹楠是心慌，不自在，才不敢大聲說話的。但這樣一來，卻鬧得她越發心慌，越發的不自在．還有一點反感。)但很快，她得以稍稍地安心了：原因是。她發現，昕有在場的人都沒把這當一回什麼事。沒人用異樣的眼光去看著他倆。難道他們都認為這麼接觸是很正常的?可再問一問，這麼接觸．又有什麼不正常的呢?這一群人，年齡大約都在四十至五十之間．均為閱盡當下人世滄桑的中年男子，還有什麼場面是他們“讀”不懂、或“讀”不了的?他們都是顧一手提拔和扶攜的，顧把他們視為心腹。他們視顧為知己。況且，曹楠後來發現，顧書記注視她的眼神里有一種讓她非常意外、甚至讓她多少還有一點感動的東西．那是一種很直率的探詢，很平等的交流，他把那一幫人完全撇在了一旁．只是在低聲地跟她探討一個“心理學”問題：“心理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人正常能力的發揮?“心理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們幹部隊伍的素質?你覺得像我這樣的人會不會產生“心理問題”?為什麼長久以來，心理問題在我們這兒總是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我們這種超穩定結構的社會體制，對人的心理病態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呢，還是相反，僅僅是在起著掩飾和推波助瀾的作用?等等等等。開始，她還能回答一二，到後來，完全聽他一個人在那兒絮絮地論述了。她也回答不上來了，他也不容她插嘴了。聽得出來，他對這個問題，是讀了一點書的，也做了些思考的，但也僅此而已……
在他跟她談論“心理學”問題的時候，別人也在三三兩兩地談論著他們各自感興趣的事情。他們平時也並不是有很多的機會能像今天似的，湊到一塊兒來的。一旦湊到一塊兒了，總是會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的信息要交換，有很多的事情要相互“拜託”，也有某些以往的誤會要澄清，甚至有一些“秘密協議”得趕在這樣的機會里趕緊在口頭上“草簽”了。這時候，顧書記往往會突然停下跟曹楠之間的激情論述，突然插到其他人的談論中去，針對他們正爭得不可開交的某一件事，或狠狠地把其中的某一位批評一通，或為他們做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或發出一些嚴厲的警告，然後又回過頭來接著和曹楠論述他的“心理學問題”。這的確讓曹楠非常吃驚和佩服。他那麼瞭解方方面面的情況，始終在掌控著局面，即便在這麼一個很具體的微觀場面中，他也絕不“放之任之”。是責任感所使?還是精力特別旺盛所使?還是權力慾過於強烈所使?還是他太把這些同志當自己人了，所以他們的一切，他都想幹預，都想幫助，都想指點，才做得如此無所顧忌?
後來的事實證明，他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任何場合下都這麼無所顧忌的。這頓飯吃到一半時，又來了兩位陶里根籍的女老闆，是姐妹倆?還是妯娌倆?還是倆老同學?這就說她們不清了。反正她倆一來就嚷嚷，今天這頓飯，由她們埋單，然後請各位上春光劇場看二人轉。位子都訂好了，是三十元一位的貴賓席。據說在劇場裡演出的是鐵嶺趙本山那圪瘩最好的二人轉劇團。然後就鬧著非要跟顧書記敬酒。“能喝一斤的喝八兩，這樣的幹部欠培養。能喝八兩的喝一斤，這樣的幹部黨高興。”“你喝仨，我喝仨，咱倆花好月圓一窩發。”“一窩發、一窩發……”其中一位女老闆一邊接茬往下說笑著，一邊一歪身就要往頤立源褪上坐去。顧立源卻不慌不忙地站起來，一側身，躲過了那“一歪”．並用手扶了那位年輕的女老闆一把，笑著連聲說道：“喝多了，你喝多了。”那位女老闆把眼一瞪，“譁”地往自己手上那個玻璃杯裡倒了大半杯五糧液，足有三兩多吧，一口就幹掉了，然後小牙一咬．小眼一瞪，發著狠勁兒說道，“今兒個在顧書記跟前，誰……誰……誰也不許……不……不許說自己喝多了。誰說自己喝多了，就罰一瓶吹。”所謂的“一瓶吹”，就是一手拿著一瓶白酒，一手叉著腰，嘴對著瓶口，一仰頭一氣喝完一整瓶。那形狀酷似“吹號”，所以“美”其名目“一瓶吹”。“好。喝酒就得這麼幹脆。”顧立源讚許道．讓一直伺候在一旁的服務生給自己的玻璃杯裡也倒了有大半杯的五糧液，並一口乾了。還倒扣過杯子，向在場的各位亮了亮杯底．贏得一片掌聲。但後來曹楠發現，不管這兩位女老闆如何地來跟顧“套近乎”，顧總是不溫不火地跟她們保持著三分距離，總是習慣性地把手都背到自己的身後，後來其中的一位實在瘋鬧得太不像話了，兩位男老闆不得不把她架了出去。其中一位是介紹她倆來的．事後挺不好意思地向顧道歉。顧卻十分寬容地揮揮手．什麼批評的話都沒說，還簡單地問了問她倆企業的情況，知道她倆還在艱難起步之中，便請那位男老闆轉告她倆，有啥困難，可給他秘書打電話：還說，這兩人將來一定能辦成一點兒事，就是路子有點野．得攢著點勁兒、留點後路才行。
後來，曹楠跟祝磊也談過自己對顧立源的印象。祝磊讓她別在背後瞎議論領導，同時也說了一些李敏分說過的話，比如：你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現象：不可以只憑這些很淺層次的東西去判定一個人，更不可以據此去判別一位領導同志。人是一種很複雜的生命現象，非此即彼不對，非黑即白也不對。當領導的也一樣。他們有他們的難處。他們最大的難處是不能成為他們真正的自己。他們得遵從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斷改變+不斷重新塑造他(她)自己。能夠不斷改變自己、不斷重新塑造自己的，就是成功者。反之，就很難說了。所以，你們在場面上看到的，常常不是他們真正的自己。而他們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有時反而變得不是那麼重要了，也常常被許多人忽略，有時甚至被他們自己所忽略、遺忘，甚至“丟棄”。“您也是這樣?”曹楠好奇地問道。“你說呢?”祝磊不置可否地反問道。“您也是當官的，而且官也不小。但我覺得您在人前人後，變化不大嘛。”曹楠想了想，說道。“是嗎?”祝磊仍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漫不經心地反問道。後來，相識得更熟了，她才從祝磊和李敏分那兒得知，顧立源這些年的確有非常大的變化。尤其是在任陶里根市委書記兼市長後的兩三年裡，變化最大。他原先為人也豪爽，辦事說話也乾脆利落，脾氣也有點急，而且聰明，點子多。人說他“眼睛一眨一個點子，一轉身一個點子，一個壞笑一個點子”。但，很明顯的區別是，那會兒極少看到他在公眾場合發脾氣。基本上不會逮誰訓(罵)誰。而現在，這幾乎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飯。
……這裡當然也得說一說顧立源和祝磊的區別。這也是很長一段時間來，曹楠所關注的一件大事。祝磊每過上一段時間，總會打個電話把曹楠叫到家裡，或別的什麼聚會場所去，“聊上一聊”，問問工作、生活情況。顧立源卻很少這麼做。在這方面，顧要顯得謹慎得多。在曹楠的記憶裡，好像顧書記從來也沒有單單為了要
見她而主動打電話來叫她的。顧在陶里根任職時，曹楠還能見他多些——因為有那樣的聚會。自從曹楠認識了顧以後，每一回這樣的聚會，祝磊總會叫上曹楠。一見曹楠，顧總會顯得特別高興，拉著手，摟著肩膀，低聲說上一些玄而又玄的話題。他喜歡稱呼她“我們的小朋友”、“早熟的小朋友”、“眼睛會說話的小朋友”、“臉色蒼白的小朋友”，有時還會稱她“陰沉的小朋友”。但也就僅此而已。從來沒有發生過為了要見曹楠而特地由他自己出面來約她的事情。但看得出，他是願意見到她的。這一點，任何一個女孩，即便秉性不是那麼靈捷敏感，第六感不是那麼發達，也是能清楚地判讀出來的。有一回聚會結束前，祝磊先走了。那回．李敏分又沒去。(李敏分不是陶里根籍人氏。但他喜歡幫著張羅這一類的事。他跟祝磊關係特別好。所以，這樣的聚會也常常能有他的身影在場。)以往聚會結束，不是由李敏分開車送曹楠回家，就是由祝磊的車送。那天顧立源說，我送。其他人就不作聲了。上車時，顧立源讓曹楠到後邊來坐在他身旁：曹楠猶豫了一下說道，我還是坐前邊吧，可以給司機師傅指個路。“坐這邊來。要你指啥路嘛?你說個路名就行了。保證錯不了。坐過來坐過來。”他招招手，強求道。事實證明，顧立源的司機對省城大街小巷的熟悉絕對不亞於省委大院裡的任何一個司機師傅。他的司機對省城的熟悉，不僅僅是因為要經常送他到省裡來開會辦事。另外，還有一些特殊關係特殊事情需要特辦的時候，不宜或不必由他本人出面時，也是由他的秘書坐著他的車，有時乾脆就由司機師傅一人帶著要送的禮物東西和材料，獨自前往省城把事辦了。這樣的事，在過年過節的前夕，特別多。那時候，顧立源手裡還掌握著一份省委省政府機關部門處以上幹部和中央各大媒體駐省記者站記者的生日日期明細表。每逢如此“佳日”，他都會委託司機，代表“陶里根人民和黨政機關的同志們”，帶去一片真誠的祝福和“微薄”的一點心意。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司機甚至比省委大院小車隊的師傅還要熟悉這個城市。因為，那些師傅真還不一定知道省委省政府大樓上每一個處級幹部和每一位中央駐省記者的家門是朝什麼方向開的。
說實話，那天曹楠坐進暗暗的車後座．坐到顧立源的身旁，心裡多少還是有一點忐忑的：這位在眾人面前都毫無顧忌地喜歡拉著她的手說話的顧書記．在這個窄小私密、又完全由他掌控的空間裡，進一步會做出什麼“誇張”的舉動．真的很難預測。曹楠有過類似被男同事和男領導的某種“誇張舉動”騷擾的遭遇。他們在跟你說事時，裝作漫不經心、特別隨和的樣子，說著笑著，那隻“鹹豬爪”就會伸到你腿上按兩下，抓一把．或拍拍你的腦袋，有的甚至還會摸摸你的臉頰，捏捏你的鼻子：對於某些人，她會毫不留情地撥開他們那隻“鹹豬爪”；對於另一些人，她不會去“撥”，但會躲一下；有的，則會狠狠地瞪他們一眼；對個別“老油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不知道尊重別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的傢伙，在他湊過來又摸又拍時，她既不躲，也不撥，她會用她穿著硬底中跟皮鞋的腳突然朝對方的腳面上狠狠地跺上一腳。等對方疼得既不敢哇哇亂叫，又不得不哎喲喲直吸冷氣時，她會不動聲色地問：“還有啥要說的?我聽著哩。”……但是對待這位顧書記，她的心情卻挺有點複雜。他身上的確有讓她感到“討厭”的一面，但隨著瞭解的深入，她知道他在陶里根也確實受到不少人的“敬重”和“崇拜”。三五年內，他的確讓陶里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知道自己是在很真實地接觸一個在真真正正“創造著一個地區開拓史”和“改變著某個地區歷史走向”的人。也就是說，最起碼，今後人們在書寫《陶里根當代史》的時候，只要抱著秉筆直書的態度，是不能迴避這個人的。否則，這部《陶里根當代史》就會出現幾頁或十幾頁的空白。隨著瞭解的深入，她也漸漸地感覺到了，這個人身上表現出來的那些很“俗氣”、很“淺薄”、很“外露”、讓她很不喜歡的東西，有一些確係他天性中原有的，但多數是在後來一點點的變異膨脹中，不知不覺地吸附到(依附到?)他身上去的。就像一艘萬噸巨輪長途跋涉後，原先光滑的船身和船底，總是會沾滿堅硬而龐雜的貝殼類吸附生物。它們把你當成了自己繁殖和繁榮的最佳平臺，全然不管你原定的航程有多麼遙遠和艱難曲折。再加上你又缺乏自衛的心理準備和自潔的外部機制，那麼這艘航船越走越沉重、越走越吃力是肯定的了，有朝一日終將擱淺或傾覆，也是指日可待的……
在此同時，曹楠從這位顧立源身上還感受到了一種在別人身上少見的執著和頑強。你可以說他主觀，武斷。但他所說的所做的卻總有幾處是你所想不到的，或者是想到了又不敢付諸行動的，或者是付諸行動後又不能堅持到成功的那一天的，或者堅持到成功後又無心去積小功為大功的……比起他周邊的人，他總是顯得那麼的生動。咄咄逼人。似乎不可一世。卻又處處腳踏實地。他在陶里根能拍著桌子罵啞了所有的市委常委，獨自強行拍板決定一項數億元的投資項目。事後證明，他那一回的“強橫決定”是“英明正確”的；他又能親自跑到老城區的後橫街去，親自搖著三角小紅旗，吹著哨子，指揮兩臺功率強大的推土機把幾個釘子戶推平了。這就是顧立源。
他身上確有某種東西深深打動著曹楠。這“東西”，到底是個啥?很長時間，曹楠自己也說不清。但它肯定不是職位和級別那一類的玩意兒。在比較了祝磊的幽雅從容．李敏分的機智熱情，以及其他各種曾讓她注目過的那些大男人後．她確實感覺到，在這位顧立源先生身上，有一種為他們所都不具備、或不太具備的東西，一種她心目中的優秀男人應該必備，但相當多的優秀男人偏偏都沒備，或備了又並不充分的東西=它是什麼?應該是屬於生命力那一類範疇裡的東西=再具體的．她就說不清楚了。她只能感覺到它，就像一架正在濃霧中強行起飛的大力神運輸機一樣，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它的存在．它的移動．而這種存在和移動的模糊感偏偏又是突破性的，偏偏是那麼的強烈，無法抗拒……
所以，那天她第一次搭乘“顧書記”的專車回家，又得單獨和“顧書記”同在後排就座，她是忐忑的．不安的。她怕真會鬧出啥特別的不愉快來，那一向以來就讓她感到錯綜複雜難以把握的“高大形象”崩潰於一旦，是她萬萬不願它發生的事。但又不願在這短暫的時刻中，啥事也不發生=如果這個“刨造過一個地區的開拓史”和“改變過某個地區歷史走向”的人．一路上只是稀鬆平常地跟自己打幾聲哈哈，而後就無事人一樣，把自己當一件東西那樣送到家門口，應付差事似的敲敲車窗玻璃告個別．那也是自己萬萬不願它發生的事。
那麼，你究竟願意他怎麼對待你?
不知道。
上車的時候，她的確有點心慌：
今兒個慌啥呢?
車剛啟動的那一陣子，這位年輕的書記大人似乎沒去在意自己身旁還坐著一位客人，而且是一位非常年輕的女客人。他完全放鬆下自己，臉上也卸去了剛才在眾人面前必須要有的微笑，顯得略有些疲乏，半閉著眼．默默地坐了一會兒。車裡當然不會開燈。兩人就這麼在黑暗中默默地坐著。那一對刻，曹楠還真有些尷尬和不快。後來，突然聽到書記大人說了這麼一句話：“你能不能把你的手包放到座位上?人也放鬆一點。這裡沒人要搶你的這個包。”慌慌的一瞥之間，她看到，他說這話時，眼睛仍半閉著，人仍仰靠在柔軟的車座靠背上，甚至連頭都沒有向她這邊轉過來一點。
經他這麼一說，她才發覺，自己上車後．一直非常緊張地靠車門那邊坐著，而且一直把小皮包緊緊地摟抱在懷裡。她臉一紅，趕緊把包“扔”下。這一“扔”，不料用力過大，包滾到了地上，滾到了顧書記的腳下。因為它緊挨著顧書記的腳，讓她覺得不便立馬彎腰去撿，正在無比尷尬和再三遲疑之際，顧書記卻已經把包給她撿了起來，同時也沒忽略了幫著抹去包上那點根本也不存在的灰塵。
“謝謝……”接過包時，她再一次漲紅了臉。書記而後就詢問了些有關她家常生活的問題，比如，“你住在那兒多久了?…‘那是誰的房子?”“那兒每月租金多少?”“有沒有拆遷的可能?…‘你家裡有下崗的嗎?”“每月除了那點死工資外，省文化系統還能給你們一點額外的補貼嗎?”聽曹楠回答這些問題時，眼睛雖然不再是半閉著的了，但還是不看著曹楠，只是偶爾地會回過頭來深深地打量一下曹楠；只是在問到“最近社會上流傳些啥新的順口溜和政治笑話”時，他完全把身子轉了過來，不僅聚精會神，而且饒有興味地看著曹楠，等著她回答。談下來，曹楠發現，她知道的順口溜和政治笑話，遠不如他多。而且他能用地道的東北、河南和四川“龜兒子”方言，抑揚頓挫地念那些順口溜和講述那些政治笑話，產生奇佳的現場效果，讓她不僅笑出了眼淚，還笑疼了肚子，笑得直喘不上氣。但他不笑，只是很平靜很溫和地說著，就像在說春風春雨日落日出一樣。車快到碼頭街了，他不說話了，而且突然問了一句：“你有啥事要我辦的嗎?”或者說是習慣性地隨口問了這麼一句。他這麼問，真的可以說是“習慣性”的。這些年，無數人找他，接近他，繞來繞去，說天道地，到最後無非就是“求”他辦事。所以，他習慣了，只要來人，簡單寒暄後，不等對方開口，就先主動問這麼一句：“你有什麼事要我辦嗎?”如果沒有，再談別的事。如果有，就趕緊談“要辦的事”。這樣省去許多寶貴的時間。這對於他來說，已經像一般人見面問“吃了嗎”一樣，常規化了套路化了，並沒有半點見外和居高臨下的含意。但這句話在曹楠聽來，卻挺不舒服的。她覺得，對方把她放在了社會上那些女孩的位置上．好像她們來接近領導，都是“有求”於他。在這一瞬間，她覺得有一點彆扭，甚至隱隱地覺得受到了某種“傷害”……
當然，當時她不可能做出別的反應，只是微微笑了笑，搖著頭說：“沒有啊。沒有什麼事要求您書記大人辦啊。”
“真沒事?”他還不信。
“沒有啊。真沒有。”她答道。這時的微笑已經使臉頰上的肌肉感到有一點僵硬了。但還得保持著。
車很快到了碼頭街，停在大雜院過街門洞前。也許沒有想到曹楠這麼樣一個出色的女孩怎麼會住在這樣一個破舊的大雜院裡，他透過車窗仔細看了看那灰暗骯贓的街面房子，又回過頭來看了看正待要下車的曹楠，遲疑了一下，又問了句：“你……真沒事要我辦?”言下之意，好像是：只能住在這樣一種老房子裡的女孩，會沒事要我辦?曹楠沒再出聲回答，只是默默地笑了笑，就下車去了。等她都快走進那個在路燈下看起來非常黝暗的過街門洞了，顧立源的那輛奧迪車還沒啟動。好像到這時候，顧還不信她真的住在這裡，非得等著看個究竟似的。一直等到曹楠進了院子，踏上那架直通三樓去的搖搖晃晃的木樓梯後．奧迪車才不甘心似的開走了。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曹楠都沒再去見這位“顧領導”。顧立源當然不會主動打電話來找曹楠。不久．顧調到了省裡。又過了一段時間，祝也離開了省財經學院．調任省城的副市長。後來，她只是聽說，升任副省長後的頤立源．尤其是後來當了代省長後，整個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辦事雖然依然還是那樣的雷厲風行，乾脆利索，但顯然要謹慎和穩重得多了……他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又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她當然不會知道得那麼清楚，也不可能知道得那麼清楚。祝磊當上副市長後．變化倒並不大，只是忙得厲害，但他還是很願意抽一點空．找個清靜的地方，跟這個“乾女兒”待上一會兒。他跟曹稽相處時．從來不像顧立源似的，會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過於親切”的舉動。他總是不遠不近地坐在小丫頭的對面，饒有興趣地聽著她那好聽的女中音的發聲。(有時候，很累的時候，他想跟曹楠待上一會兒，真的只是想聽聽她清脆的聲音，看看她可愛的笑容，至於她到底在說些什麼，笑些什麼，對於他完全不重要。但他要比顧立源更懂得這樣一種自視較高的女孩的心理。他不會去告訴她，我只想聽聽你的聲音，而根本不在乎你到底在說什麼。)
有一回，曹楠去看祝磊，無意中撞見顧立源和祝磊在吵架，吵架後不太長時間，就發生了那起祝磊開槍殺人事件，給她心靈蒙上了極沉重的陰影……
當時，她已經感覺祝磊和顧立源之間似乎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關係已然不像從前那麼融洽。這讓她感到困惑。因為顧立源到省裡工作以後，幾乎跟所有的人關係都有很大的改善：人們過去都怕他，現在覺得，他人變得平和了，許多事情拿到他那兒，都可以商量，可以探討了。惟獨以前跟他相處得最為體己的祝磊卻跟他疏遠了。當然，他倆之間的這種“疏遠”並不是一般人能感覺得出來的。但曹楠卻能明顯地感覺到。有一回，她無意間跟祝磊談起，最近常有人在議論“顧副省長”調到省裡來以後所發生的變化，想聽聽他的看法。祝磊對此卻顯得相當的不耐煩。祝磊在曹楠面前，是很少表現出“不耐煩”的。因為祝磊的“不耐煩”，曹楠特別忐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再去看望他。她不是生氣了，而是不想(不敢?)再去惹祝副市長不高興。後來還是祝磊先給她打了電話，先是說，他夫人去澳洲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了；又說這些日子他重感冒了，帶病堅持工作了兩天。今天實在抗不住了，休息在家。問她，能不能去看望他一下。“病了?咋整的嘛!吃藥了嗎?我馬上就過去。”她驚詫萬分地放下電話，打了個出租，就過去了。出租車是不允許進他們那個家屬院的。下了車，在傳達室辦完登記會客手續，急匆匆地往裡走去。
院子很大。這裡曾是一個很重要的航空研究機構所在地。中蘇邊境緊張時刻，研究所撤離，這裡變成了某主力野戰軍總部的駐地。邊境氣氛緩和以後，大批野戰部隊撤走：研究所又沒回遷，院子便空關了一陣。後來由市裡接管。研究所時期在院裡為中外專家建了些小樓。祝磊調任副市長後．當然要為他解決住房問題。市政府辦公室的同志試探著問祝磊，願意不願意上“航空所”院裡去住。那兒地方大，但就是遠一點．房子也舊了一點。不少市領導寧可等著新房子，也不願意上那兒去“將就”。沒想到，祝磊挺痛快，去。幹嗎不去?再遠，總不會有陶里根遠吧?這樣，他就帶了個好頭。以後，陸陸續續又有一些市級領導，包括一些退下來的副省級幹部，住進了這個院落：其實這兒幽靜=開闊。四處散佈著一些百年大樹。後山不遠。空氣清新：生活嘛，只要有省市一級的領導來住，自有人趕緊來張羅這方面的事，完全不用犯愁。機關事務管理處的同志原先還想著要為祝磊把小樓重新裝修一下，被祝磊拒絕了，只是全部粉刷了一下．因為有些邊邊角角上還殘留著什麼“打倒蘇修美帝走資派”之類的標語．太煞風景。
由於院子大，又是步行，那天曹楠還帶了一罐事先燉好的野生菌湯，記憶中，好像走了挺長時間．待走到那幢小樓前，忽然發現，已經有人“搶”在她之前來看望祝磊了。那是一輛黑殼的大奧迪車，車牌號是熟悉的，司機也是認識的。是顧立源來了。
她已經有很長的時間沒見到顧立源了。那時，圈子裡的人都在傳，顧立源很快要“扶正”，升任省長了：她好幾次想打個電話去，表示一下祝賀，順便跟他開個玩笑，說一些諸如“官越做越大了，怎麼朋友越來越少啦”之類的話。但．每一回猶豫半天，拿起電話，還是又放下了。不想去麻煩一個快要升官的長者。但這會兒，驟然間看到那熟悉的車號和車身．她還是有些激動的；悄悄地跟司機打了個招呼，又做了個手勢．詢問副省長和副市長都在屋裡嗎?得到肯定的回答後，她便加快步子向小樓走去。小樓的大門果然是虛開著的。在門廳裡放下手中的東西．套上塑料做的鞋套，輕手輕腳地走到客廳門前，剛要伸手去敲門，就聽到從門裡傳出一陣陣激烈的爭吵聲。一開始她以為屋裡除了顧、祝，還會有另外一個(些)人在。因為在她的印象中，假如只有顧和祝兩人，是絕對不可能吵架的。她多次見到過顧和祝同在一個場合時的情景。他倆總是相處得十分和諧。當然這種和諧是以顧為主導，祝做配合、協調。他倆主輔分明，相得益彰。即便在什麼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也總是以祝的忍讓和保持沉默，而維護了現場所必須的那種和諧和一致。
……但在門外稍稍“偵聽”了一會兒，她驚愕地發現，客廳裡並無他人，爭吵的正是顧和祝兩位。這下，她完全愣怔住了，甚至都不敢去敲門了。就這樣在客廳門外，呆站了好大一會兒。更讓她感到意外的是，雖然聽不明白他倆到底在吵個啥，但是，兩人中，嗓門扯得更大、語調更為激烈、滔滔不絕地說得更多的不是顧立源，而是平日在眾人面前總是顯得溫良謙讓低調的祝磊。這又是為什麼?她整個兒都被弄糊塗了。她聽到他倆不斷地提到“陶里根”，提到“盛唐公司”，提到“饒上都”。她不時聽到顧立源在用嘲諷和挖苦的口吻，重複著這樣一句話：“這太可笑了……簡直太笑了……”每一回重複，都會引來祝磊的一陣極其慷慨激昂的長篇反駁。由於祝磊反駁時語速超常地快，語氣超常地激烈，說的那些事情又是她完全陌生的，所以，能讓她捕捉到的語句就是剛才提到的那一些了：“陶里根”、“盛唐”和“饒上都”……還有就是祝磊不斷地在使用“我們”和“他們”這個複數的指稱代詞：“我們”怎麼怎麼，“他們”又怎麼怎麼……其實，如果她要能靜下心來細聽一下的話，談話內容大部分還是能夠聽個八九不離十的。畢竟只有一門之隔嘛。小樓裡又比較安靜。他倆的嗓門兒又那麼大。但是，當時她無論如何也靜不下心。她平生頭一回接觸到這樣的場面：一個省裡的主要領導和一個市裡的主要領導，面對面地跟兩個撕破了臉面的中學生似的在那兒扯著嗓門幹仗。完全匪夷所思……
她知道自己不該在門外這樣“偷聽”下去，但又不情願就這樣悄悄地走了。她知道自己既不該、也沒法去過問他二人之間的任何矛盾和分歧。但沖天海嘯再囂張，也總有退潮的那一刻。作為他倆共同的“小朋友”，別的事做不了，適時地給他倆火辣辣的“傷口”上敷上一小塊清涼的敷料，讓跳疼的傷痛稍稍得以舒緩；再遞
上一小杯同樣清涼的飲料，潤潤他們焦躁的喉嚨，總是可以辦得到的，也是應該辦的吧?於是在稍稍地遲疑了一下之後，她提溜起那個湯罐和一網兜水果，踮起腳尖輕輕地上了樓梯。在樓梯的一個拐角平臺處，悄悄坐了下來。二十多分鐘後，客廳裡的爭吵聲終於中止了，而且是突然之間停息的。兢像是晚間從空中俯瞰一個千萬人的大城市，突然遭遇雷擊，發生大面積停電事故似的，所有的亮點，瞬間從視界裡消失了一樣。這樣靜靜地過了幾分鐘，客廳的門響了，顧立源獨自走了出來，並立刻上車走了：祝磊連送都沒出來送一下。而後，小樓裡就徹底地安靜了下來。
……等曹楠走進客廳的時候．祝磊依舊一動不動地依靠在沙發裡，臉色灰暗，眼睛木木地盯著落地窗外那幾盆呵護得並不精心的鐵樹。整個人就像是水泥澆鑄的一毀，只是給強行套上了一身活人穿的衣裝而已。就這樣足足呆了有十來分鐘，對於在一旁肅然呆立著的曹楠，則完全不給一點“惠頤”=完全視而不見。一開始，曹楠還以為祝磊沒覺察到她進屋來了哩：又過了一會兒，當天色漸漸暗淡下來時，他突然打了個戰。沙發裡跳起，對曹楠說：“咱們晚上吃什麼?我是一點都不餓。但你總得吃點啥啊……”
那天，她在那兒待到很晚：她總希望祝磊能主動跟她說說，剛才為什麼要跟頤立源吵嘴幹仗。他不說，她不便問。但祝磊始終就像啥事都沒發生似的，把他夫人從澳洲寄回的照片，一一展示給曹楠看。也許是病後虛弱的緣故．也許是剛才那一陣的餘波還在暗中攪擾他的心境，曹楠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拿照片的手在微微地顫抖著，神情中多少帶著些心不在焉的成分。曹楠知道他這時極需要獨自一人待一會兒．要沉下心來想一想自己跟“副省長”發生的這場尖銳衝突，但又礙於曹捕是自己叫來的，不便馬上將她打發了。他這是在痛苦地“敷衍”著自己哩。她還能說什麼?還能做什麼?她替他盛出一碗湯．把剩餘的那些都放進冰箱裡，然後大略地為他收拾了一下屋子，便告辭了。
祝磊果然沒表示一點挽留的意思。
這是她最後一次見祝磊。中間差不多隔了有半年時間吧。那時，顧立源已經擔任了“代省長”。然後就發生了祝磊開槍殺人的事情……
事情發生後，曹楠震驚萬分。好幾天都轉不過彎來。一直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一場噩夢。一種直覺在告訴她，祝這一回的犯事，應該跟那天他和顧在小樓裡乾的那一“仗”，存在著某種蹊蹺的聯繫。為此，她曾去找過一回顧立源。
那天，她先給顧立源打了個電話，使用的還是顧當副省長那會兒留給她的一個手機號碼。她一直沒怎麼用過它，甚至可以說，一次都沒用過它。那天，手機裡傳出顧立源的聲音時，曹楠緊張激動得都有一點戰慄了。更沒有想到的是，顧代省長居然在稍稍猶豫了一下後，就答應了她“見一面”的請求。
他倆是在代省長辦公室見的面。
那天，他倆其實也沒說多少話。不僅是因為曹楠有一點拘謹，也不僅是因為顧立源有些疲憊和沉重，更主要的大概還因為顧立源在當了代省長以後，發生了為眾人稱道的那種種變化：謹慎了，穩重了，但也沒有了在基層工作時的生動和隨意。不再生動，不再隨意，這對一個高級領導幹部來說，是必要的，是有“修養”的表現。但要把他當“人”來交往，可能就會覺得缺失了一種十分重要的東西。也許正因為這一點，那天，曹楠覺得他顯得有些生分。他已經忘了自己當初怎麼會把這麼“機密”的一個手機號給了眼前這個“小丫頭”的。
“找我，有啥事嗎?”他疲憊地笑笑，並溫婉地問道。
“沒事，就不能來看看您?省長同志……”曹楠不無有點緊張，但她還是裝出一副輕鬆的樣子，打趣道。
“可以。當然可以。”顧立源笑了笑，應道。然後，保持著那個必須的笑容，不再說什麼了。似乎還是在等著曹楠說出到底是為了啥事，才來找他的。
“您大概都把我忘了吧?”曹楠略有些難堪地問道。
“曹楠。沒說錯吧?”顧立源不動聲色地點出她的姓名。顧立源的記憶力還是不錯的。只要他想記住的事情，他能記得很快很多，也記得很牢。
“我曾經還有個身份．您記得嗎”曹楠這時漸漸放鬆了下來。但她知道，此處不是讓你閒嗑牙花胡扯支的地方，時機也不對，得趕緊切人正題。
“請說。”顧立源果然已經顯得有一點不耐煩了，隨手去辦公桌上翻了一下待批閱的文件，臉上卻還竭力保持著那點微笑。如果不是因為站在面前的是個年輕女孩、而且還是個氣質較為清純的女孩，他很可能已經很乾脆地要請她走人了。他哪有這樣的時間來陪一個無所事事的年輕孩子閒扯?!
“我還是祝副市長、祝磊的乾女兒。”曹楠很快說道。
“……”一聽曹楠提到“祝磊”二字．頤立源臉上的那笑紋立刻顫動了一下，並僵持住了．同時在他瘦憊的眼神中，立刻又添加了一絲警覺。當然，不管是那“顫動”。還是“僵持”，或是“警覺”，都只在顧立源的神情中持續了極短的一個瞬間。而後，一切又都恢復了正常。
“您過去跟我說過．今後我要遇到汁麼想不開的事，解決不了的生活難題．可以隨時來找您：“曹楠緩緩地提醒道。
“是嗎?”顧立源再一次不明所以地笑了笑，眼睛中也再一次閃出了一絲警覺的光澤。
“關於祝副市長他出的那檔子事……”曹楠剛低聲地說了這麼半句話，顧立源立即坐直了身子．毫不遲瑟地打斷了她的話頭，整個人的神情也變得相當嚴肅起來。他這麼告誡道：“這檔子事司法部門已經介入。所以，任何人都不應該再插手過問了。只能靜候結論。”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祝副市長到底出了什麼事?您比我們誰都更瞭解他。他這麼一個人怎麼可能去開槍殺人?怎麼可能……”曹楠不甘心地問道。
“我說過了，司法部門已經介入的事情．任何人都不應該再插手過問。”他再一次打斷曹楠的話．然後就聽見他問，“還有事嗎?”這明顯在表示，“你可以走了”。
她站了起來。
告辭。
往外走。一步……兩步……三步……她忽然感到自己快要被一種巨大的、從來也沒經受過的失望擊垮了。是的，他說得全對：司法介入，靜候結論，任何人都不得再隨便插手，等等等等。這一切都對。但是……但是……對於這一切，他怎麼能說得那麼冷靜(冷峻、冷酷)呢?好像在說一塊跟他毫無關係的爛木頭似的。誰都知道祝磊曾是他最好的朋友，最親密的同事，最忠實的部下和最起作用的左臂右膀。你可以不跟我透露祝磊犯事的內情，但一起來感嘆惋惜一下都不行嗎?當了“代省長”，就必須如此迅速地“劃清界線”?如此的“原則”和“堅定”?快走到門口時，她都感到有點窒息，喘不上氣來，頭腦因為一時間的缺氧和缺血，也有一點暈眩起來。地板開始有一點晃動了。她本能地伸出手去扶了一下門框，又本能地回過頭去看了一眼。為什麼要回過頭去?回過頭去又想幹什麼?不知道……完全是本能在驅動，習慣在使然。但隨後在這回頭一瞥之間，所看到的，卻讓她大為吃驚，還讓她實實地為之心顫了好長一段時間。她看到顧立源呆呆地站在辦公桌的一頭，眼睛直直地望著她的背影，臉色灰暗，神情慘淡，眼光雖然仍在閃爍，但閃爍的卻是一種讓曹楠無法忘卻的愧疚和為難……當他發現曹楠突然回過頭來看他了，便立即掉轉視線，低下頭去，同時又迅即擰轉身去，拿背去對著曹楠了……
原來他是在剋制著自己的一份情感。他是不得不如此的——這是她當時那一剎那問得出的惟一結論……
是的，他有他的難處。的確不能要求他像我們這些普通人一樣，在個人情感的表達方式和程度上“恣所欲為”——這是她在走出省政府大樓時，再一次回過頭來尋找顧立源辦公室的窗口時產生的又一個想法，並以此想法來安撫自己突然劇烈疼痛起來的心靈……
但他為什麼會表示出一種“愧疚”?為什麼在那一瞬間，臉色竟然會如此的“灰暗”?是因為辦公室裡光線不足，還是這一階段剛調任代省長，工作過於繁重?
不知道……
走出省政府大樓，她幾乎沒有做任何辱留，穿越了它那挺有現代建築意味的中心廣場．快速向大門口走去：從下樓的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決心，不再上這兒來了．起碼不會僅僅為了看望這位姓顧的領導，再進入這個廣場，進入這幢大樓。她曾經很偶然地進入了他們的圈子，甚至十分接近過他們。但仔細想起來，這也就像我們這個渺小的星球曾比較接近過某一顆拖著美麗的長尾巴的彗星。所謂的“接近”只是相對而言，它畢競還是會呼嘯著遠離我們而去。同樣的，“代省長”、“副市長”畢竟離一個“年輕的圖書館管理員”太遠太遠。就像我們無論再怎麼接近那顆美麗的彗星，宇宙生存發展的規律決定了我們之間仍然要保持相當的距離。若即若離，是宇宙萬物相處的基本規律。又何況遠沒有擺脫“自私”和“弱肉強食”的噩夢糾纏的人類呢?!走出省政府大院那巍峨的大鐵門時，她還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為自己能做出這樣的決定而感到無比輕鬆。要不是後來發生了另一件事，曹楠也就這樣慢慢地從顧、祝這兩人沉重的“陰霾”之下超脫出去．就像高緯度地區的人常說的那樣：該幹嗎幹嗎去了。
……事情就發生在祝磊一審被判處死刑以後。有一天，曹楠辦公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是個男人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沙啞，有點低沉。他說他想跟曹楠見一面．商量一點兒事。曹楠問他是誰，他遲疑了一下說，我是你一個熟人的朋友。曹楠馬上問，哪個熟人?他又遲疑了一下回答道，能見面再說嗎?曹楠又問，我認識您嗎?對方回答得很老實，不認識。曹楠立即說，我既然不認識您，您又不肯告訴我那熟人是誰。我怎麼知道自己應不應該跟您見面?對方沉默了一會兒說．事情挺重要。非常希望你抽點時間來見我一下。我不是不願意告訴你那位熟人是誰。我擔心，現在就說了，你有可能就不願意出來見我了。但我必須見你一面。這樣吧，如果可以的話，你這會兒到你們圖書館傳達室來一下，我當面告訴你是誰委託我來找你的。在你們單位傳達室裡，你總不用擔心會出什麼意外吧?曹楠考慮了一下，又問了一句，你能告訴我你是幹什麼的?當聽到對方在稍稍猶豫了一下後說，我是個律師。曹楠的心騰地停跳了一下。她立即猜到了可能是誰委託這人來找自己的了，慌忙收拾了一下辦公桌，趕緊向傳達室跑去。
來人果然是祝磊的律師。他當然知道傳達室裡安有監控的攝像鏡頭。他背對著攝像頭，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了“祝磊”兩個字，交給曹楠，等她看清楚了，又馬上把紙條收了回去。“他讓你來找我幹啥?”曹楠強抑住心臟的狂跳，小聲地問。“能另找個時間認真談一談嗎?”律師的聲音雖然也壓得很低，內心保持著高度的戒備，但他臉上卻裝出一副散淡的神情，彷彿只是在跟曹楠議論窗外的天氣似的。曹楠一點都沒猶豫，當即應承了下來。那天下班後，她就直接去了律師約定的一個茶室。在茶室裡，律師向她轉告了祝磊那個關於把他在監所寫的材料安全轉移出去的請求……
曹楠當然知道這麼幹是要冒風險的，這個風險就是犯法。但她又安慰自己，自己這麼幹是為了“伸張正義”，“主持公道”。她相信，祝磊在這時刻想說的話，一定是真話，一定有助於把某個真相大白於天下。她就像眾人一樣，都直覺到這檔子事裡一定隱藏著什麼幽靈似的“謎”，撲朔迷離，若隱若現，甚至稍縱即逝。如果能借助“阿拉丁神燈”的威力，將真相露布，這一點“風險”當然是值得冒的，這一點“過錯”終究也是會被原諒的。一度，她甚至為自己能有幸被選中來參與這樣的冒險，而隱隱地激動不已，興奮不已，當然也忐忑不已。由於這一段時間來，她的神經一直處於高度的緊張之中，所以，後來一旦遭遇那一連串突發事件，一連串重大挫折，她本來就不能算十分堅強的精神防線就“順理成章”地垮塌了……
給她第一個重大打擊的是勞叔。很長一段時間，她並不知道勞叔突然辭職去陶里根到底是為了什麼。但她相信，他一定是接受了什麼“秘密任務”。能不惜代價地去幹一件自己特別想幹的事，而且是在快到六十歲的時候，她覺得勞叔“特偉大”。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男人，能夠埋頭去死磕一件事的，真不太多。中國男子足球就最能說明這一點了。這一幫被豐厚的薪酬供奉著的年輕男子，假如上半場贏了，肯定就開始洋洋得意．開始忽悠，然後就一次又一次遭遇“黑色三分鐘”，以敗北告終：假如上半場就輸了，你很少能看到絕地反擊的悲壯場面。中國男子足球，不是輸在技術和體力上，而是輸在沒有真正的男子精神上．輸在像容志行、高豐文、郝海東、范志毅、李鐵那樣的真男兒太少了=這也是曹楠在生活中總是想去接觸一些“大男人”的原因吧。為此，她欽佩勞叔。所以，一旦聽到勞叔突然也洩氣似的說出這一切都“沒用”的話，確實讓她很傷心。這些年來，她周邊無數的人都放棄了，或本來就鄙視“理想主義”。她在同事和親朋好友們中間，素常也是以嘲弄和挖苦“理想主義者”為樂的，也常常跟池們一趁表現出對此不屑一顧的灑脫，但在潛意識中，在本能的層面上，她又常常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和停留在那些能執著從事的異性身上。“執著從事”者，也就是上邊說到的“埋頭死磕”者：他們不一定就是“理想主義者”。而理想主義者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不一定裁能執著從事，去死磕一件事。但是這樣的人卻常常讓她的一顆女孩心怦然而動。大概這也是女孩們通常所理解和要求的”男子漢氣概”之一吧。但今天勞叔居然也說“所有的這一切努力．都沒用”．“都不可能真正改變什麼”，居然改寫了祝磊“最後的話”。他在精神上“投降”了。這讓她已然覺得傷心之至。最後他還是被“謀害”了。如果說，殺一個執著從事的對抗者，還算一個“壯舉”．那麼連一個已經明確表示要“投降”的人都不放過，那算個啥?那段時同，勞叔經常從陶里根打電話來告誡她，方方面面要多加小心。她說，您已經把祝副市長的那份材料改得對任何人都沒有威脅了．還怕啥呢?勞叔說，事情不會那麼簡單。你還是多加小心為好=結果．老謀深算的他，卻先倒下了……然後是李敏分的恍惚……銀行保險櫃被炸和保安員被殺……然後是齊神父的“背叛”……然後是省公安對自己的反覆“審訊”……是的，現在還沒逮捕自己．但是從他們嘴裡不是已經多次聽到過這樣的說法。要逮捕她．其實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補辦個手續就行……
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讓自己實在無法理解的事情呢?為什麼在學校裡，在電視上，在報紙上告訴我們那麼多的光明，並總是信誓旦旦地向我們保證我們這一生肯定能在光明中前行；把我們推出學校後，卻讓我們自己單獨去面對現實中的疑惑和不解?為什麼不在學校裡電視上報紙上做出同樣的努力去告訴年輕人，我們的現實存在著疑惑和不解，同時又能經常和他們討論怎麼去對待現實中的這些疑惑和不解?聽說，省電視臺還做出了這樣一個決定，為了讓更多的人思想保持一致，情緒保持穩定，禁止在黃金時段播出反腐敗的電視劇和涉及社會黑暗面的涉案警匪片。真是不可思議，都什麼年代了，還這麼自欺欺人?還表現得如此“弱不禁風”?還使用行政手段干預文藝創作?!!
當齊神父跟邵長水談完話回來，立即打電話告訴她，他已經把那份材料交出去以後，她一下呆住了。當時的感覺只有一個：“最後的審判日”到了。但那時，她還沒想到要離開這世界，只是不知道該跟誰去說說心裡的恐慌和鬱悶。勞叔不在了。祝磊也已經抱憾地離世了。顧，她是絕對不會再去找的了。還有誰?父親?老師?圖書館的領導?他們就更不是談這種層次問題的人。她想到了李敏分，想起了很多回小雨梨花下，傍晚幽窗前……雖然他不是個十分有主見的男人。實事求是地說，他為人並沒有壞心，就像這世界上無數沒有壞心也沒有特別大的決心去做大好事的男人一樣。“製造”他們，讓他們最後定型的，只是環境、機遇。他們並不屬於他們自己。仔細想想，他從沒有傷害過她。也許能跟他談談?她撥通了白楊深處的電話。這是她在給齊神父打電話前，撥出的最後一個電話。李敏分在家，在修理一把多年前從古舊市場淘買來的一把硬木藤椅。好些年已經決心洗手不玩古董的他，近來因為家藏一匹唐三彩馬被一個行家鑑定為晚唐時的“真品”，而再度激發了他收藏和把玩的熱情。這時誰要上家裡來看到他，一定會認為看到的只是一個修舊貨的老工匠——戴著老花鏡和深藍色的
袖套，穿著皮圍裙，腳邊放著斧鑿鋸刨一整套工具，手指頭和指甲縫裡都沾滿了腥臭的騾皮膠。李敏分一邊接電話，還一邊歪過頭去悉心地打量著那把只修了一半的椅子。最近也有人拿著一張早已發黃的照片來告訴他，這把椅子很可能是從當年關東軍侵華總部流失出來的“珍品”。
應該說，李敏分的這個電話最後促使曹楠下決心去拿起了刀片。曹楠向他訴說了自己的那樣一種心情．說自己原想能從“你們這些長者和前輩們身上找到自己人生起步的精神依託，想得到一點‘借力’，但是……”曹楠剛說到這兒，李敏分抱歉地、但又略帶一點譏諷地對她說道：“小楠，能容我技一個別的時間來再跟你探討這些人生哲理，行不?我這兒手頭有個急活兒……”‘難道說修理您的那些老古董，比跟我探討這些人生哲理還重要?”曹楠說道。她聽出他在“人生哲理”這四個字上所附加的譏諷意味來了。“你……你怎麼知道我在修理老古董?”李敏分換了一隻手拿電話，並把整個身子都轉了過來，去面對電話機，大聲說道．“你們這些小年輕啊，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世界上除了你們的事，好像就再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事了：我跟你說過多少回了這樣下去，你一定吃大虧。”“……”曹楠不作聲了，李敏分也不作聲了。過了好大一會兒，他問：“你還在聽著嗎?”曹楠答道：“我聽著。”李敏分說道：“你說你希望這些長者和前輩還要怎麼對待你?你怎麼老是那麼天真?你們要‘依據’，你們要‘借力’，這願望不錯：但你把他們當作誰了?幼兒園裡的阿姨?中學校裡的教師?還是大學校園裡的政治輔導員?他們喜歡你，是因為他們在處理種種繁複沉重的人事糾葛和經濟事務之餘，需要一個短暫的清靜的歇息。他們需要你這種清純和單一來消解中和稀釋那些讓人難以忍受的‘繁雜和沉重’，你的‘清純和單一’恰好是這樣一種最美妙的‘消解’、‘稀釋’的中和劑。你難道從來也沒想過．那麼多女孩都想接近這些同志，都想進入他們的圈子。為什麼偏偏讓你進入了．讓你接近了?這些話，我本不應該跟你挑明瞭的。我也不想替他們來說些啥。但我發覺小丫頭你近來好像有點不大對頭．說話傲事，有點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時說出話來，還挺刻薄的。這就不好了嘛。你要失去了原先的那點‘清純和單一’，這些長輩還會喜歡你嗎?還能放心地來讓你接近他們嗎?誰願意身邊擱一個尖酸刻薄的刁蠻婆子?即便再年輕，再漂亮，也不行啊。嗯?你在聽我說嗎?”“……”曹楠沒回答。“小楠，我問你吶。”李敏分又問了一遍。“……”曹楠還是沒回答。等李敏分再問時，那邊“咔嗒”一聲，卻把電話掛了。李敏分還以為“小丫頭”犯倔勁了，無奈地苦笑了笑，掛了電話，又去修理他那把“珍品椅子”去了。
應該說，李敏分的這一番話有一點說過頭了。這個閱歷不淺的大男人可能也是帶著情緒在跟“小丫頭”說話，想借此刺激和教訓一下這個“小丫頭”，壓壓她的“傲氣”。如果要放在往常，曹楠也許還能掂出對方話裡哪些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哪些是蓄意誇張和歪曲的。但這時她已經站在了“懸崖”邊上，一陣最細微的風也能讓她跌落下去。而李敏分的這一番話恰恰就起到了這陣風的作用。雖然他的原意絕對沒有想把她怎麼樣。如果當時他不急於修理那把椅子，興許還不會說那麼多刻薄的過頭話。就像曹楠對他的評估那樣，李敏分本不是個不容人的人。
他們只希望我清純和單一。只把我的“清純單一”當作一個在繁忙和沉重中能幫助他們稍稍消解和中和那些繁忙、沉重的點綴物。就像某些當官的，在宴席上，常常喜歡叫一些歌星影星或藝校的女學員來陪著吃飯喝酒一樣，我就是那飯桌上助興的“星”?沒有人真正想幫助我，真正能幫助我。我倒是也想清純單一下去。但據此，能清純和單一得了嗎?笑話……
然後她終於下決心給齊神父打了最後一個電話……
放下電話後，她想了很多方法，怎麼死才不丟人不痛苦。她原是想小試一下的。於是拿起了刀片。沒想這是一把老頭牌的雙面刮鬍刀片。是誰留在這兒的，她已經想不起來了。總之是男人的用品吧。冰冰涼，麻酥酥。就那麼一下，幾乎沒怎麼用力，潔白細嫩的皮膚就張裂開了。這時她才看到，也才知道，年輕人的血一旦不受皮膚和血管壁的阻礙而往外噴流時，是同樣可以做到很洶湧，很澎湃，很不可阻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