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磊在提筆寫下這些文字時，沒有半點要為自己開脫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後悔自己因“一時衝動”而走上這條“不歸路”。但他覺得，自己的這個“一時衝動”，並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經受不住‘仕途升遷的誘惑’而起的。但實事求是地說，我並不是一個天生熱衷於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來嚮往學術研究，醉心於教書育人。我不擅長於在人與人之間搞關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可以說十分‘厭惡’這種關係學。但不能因此就說，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在中國進行歷史性大轉折的關鍵時刻，需要一大批知識分子去操作這場改革。一大批知識分子因此進入政界掌權，這是歷史必然的選擇，是時代進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來中國這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傳統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應該說是應運而發，得盡天下之先機。問題在於，進入政界、手握大權以後，我，以及類似我這樣的少數分子，為什麼沒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說，我們都是有知識有教養有頭腦的一代新人。雖然，我們不一定都讀過老版的《資治通鑑》，但我們這些人畢竟還是諳熟新世紀的‘通鑑’的。結果，我以及類似我這樣的少數分子，還是在‘清醒’這個老城門樓前潰敗了下來。這是否說明，‘知識’並不一定就等於‘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確還需要‘知識’以外的許多條件來做保障……”
……
“要說清楚我的犯罪原因，就不能不說到那起‘侵吞職工股事件’。我要鄭重地申明，這個事件肯定是個圈套。被我槍殺的那個張秘書，也肯定是讓人利用來對我設套的一個‘工具’。那個設套的人非常瞭解我的為人，知道我素有韌性，可以忍受任何委屈和煎熬；同時他們也知道，像我這樣一個平時很少發脾氣的人，一旦發起脾氣，就不可收拾，就可能幹出一些很難想象的事情來。因此，他們認為，不管我採取哪種方式來應對他們這個‘圈套’，結局都只會有利於他們。如果我默默地嚥下他們給我設下的這顆苦果，我自然就會像他(們)希望的那樣．自動從他(們)視野中完全消失，不再成為他(們)的一個障礙和阻力=假如我衝動發作起來，大概也會把自己毀滅了。他(們)可能沒想到，我竟然會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來處理這檔子事。現在想起來．我的確不該由著自己情緒的驅使，如此愚蠢地鑽了他們的這個圈套……”
“他(們)為什麼要設套來害我呢?我希望我能儘可能地實事求是地把事情說清楚。”
……祝磊說，在職工股事件發生的兩個多月前，顧立源曾經突然上他家“造訪”過。那天，他倆大吵了一場=(這大概就是被曹楠撞見的那一回。)前邊已經說過，顧立源自調省裡工作以後，為人和行為方式突然間都有了很大的改變，依祝磊分析，他的這種改變並非是“做秀”，也並非一時心血來潮，頤立源在陶里根後期，權力太大，再加上他身邊的絕大多數人幾乎沒有一個敢在他面前說一個不字的。使他產生了這樣一種錯覺：他可以在陶里根說一切他想說的話，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祝磊寫道：“當時他就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說，祝磊，幹到這個份上．咱倆也就到頂了。咱們就在陶里根好好‘造’吧。當時他確實沒有想到自己還可能有更大的發展。後來把他調到省裡，以他的年齡和當時達到的級別，他意識到‘副省長’可能還不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後一步。他還可能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時，面對全省這樣一副幾千萬人的重擔，面對中央對自己更直接的領導和監督，他開始冷靜下來，重新調整自己。於是在他身上就產生了我們許多同志都感覺得到的那種‘變化’。變化之一，就是跟原先那個所謂的‘陶里根集團’的同志，只要不是工作必須的，就不再來往。只是由於工作的關係，他和我的往來要稍多一些，但那也嚴格保持在工作層面上……”
……所以，那天顧立源突然說要上家裡來看他，祝磊的直覺，一定是出什麼事了。果不其然，那天顧立源一進屋，未及坐穩，先問，家裡就你自己嗎?祝磊答，是的。說著，轉身想趕緊替顧立源燒水沏茶，因為家裡現有的開水還是隔夜的，而顧立源好喝茶，這方面還挺講究。在陶里根當市長前，喝花茶，三毛錢一兩的，大粗梗兒，夠勁兒就行。後來喝烏龍。再後來，聽一些從南方來陶里根投資的老闆說，真茶客都講究喝綠茶。包括紅樓夢裡那些大家閨秀、公子哥兒們，品來品去的，一定也都得是綠茶。他又改喝了綠茶。到省裡後，經常接待外商，聽說又改喝了紅茶。而且還非得要加檸檬，只是仍然不習慣加糖。但不管喝什麼樣的茶，沏茶用的水一定得是新煮的。如果是用來沏新綠茶用的，那水溫還不能太高了，七十度足矣。特別講究的是，還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取茶葉。沏茶前杯子和茶壺必須預熱。貯存茶葉走氣、或混入其他氣味兒，更是大忌。至於用隔夜的開水去沏茶也會讓人掃興至極等等等等。祝磊瞭解他的一切癖好，所以才會提出要為他去新煮一壺水。“不用。我一會兒就得走。”顧立源擺了擺手說道。“那你喝啥?”祝磊若有所失地問，好像為此而喝不好茶的是他自己似的。“不用。我說不用就不用。”顧立源指著自己對面的那張舊沙發，對祝磊強調道。意思是讓祝磊趕緊坐下，別再跟他噦嗦茶的事了。於是祝磊只得勉強坐下了。
“老饒最近來找過你沒有?”顧立源問。他說的“老饒”，就是饒上都。
“沒有。”祝磊平靜地答道，並反問，“怎麼了?”
“嗯’…一”顧立源沉吟了一下說道，“他最近可能會來找你。”
聽說饒上都最近會來找自己，祝磊剛才那種“出事了”的預感，便一下變得實在起來。
“……我對民營企業家並沒有成見。”祝磊在材料中這樣自我辯解道，“……不僅不抱任何成見，而且對民企在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有足夠的認識的=我主管省城經濟工作的那個時期，是該市有史以來民營經濟規模效益最好的一個階段。但是，正因為我主管過一段經濟工作，跟許多民營企業家打過交道，它也使我深切感覺到，如何建立起一批相應的法規，並依法管理好這支充滿生氣、蘊藏著無限生機、肩負著歷史變革重任的隊伍，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老闆已然充斥我們社會各層面的各個角落。他們已經成為中國這塊大陸上舉足輕重的一支經濟力量，也即將會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是這塊大陸上最能吃苦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活躍的人，但又是最不受人管、生活最奢華、最善變、欺詐工人和黑暗腐敗的事情幹得最多的一批人。我曾派人到一些建立黨和工會組織的民營企業裡去做過明察暗訪。那些企業裡的黨委書記、工會主席，或黨支部書記，站在他們的老闆面前．說得不好聽一點，幾乎跟兒子站在老子面前一樣，少有不唯唯諾諾的=至於那些明目張膽地拒絕建立黨團工會組織的老闆就更不用說了：打開近十年各地紀檢委、反貪局的反貪檔案，你一定能發現．每十起黨政幹部犯下的大要案中，足有七八起會跟某些老闆有關=這也難怪，在當今的中國，誰能一下就拿出幾十、幾百，甚至上千萬理金來購買權力為自己服務?只有一種人，那就是這些老闆和包工頭=黨政幹部一批又一批血淋淋地倒下，這只是結果=這些人也是罪有應得。社會機構當然也需要從結果上去堵：但是．自古以來有個規律也是鐵打一般的不可違背的：不去清源。哪來的河清有日?!!
“饒上都在陶里根的開發初期．的確有功．而且還應該說是有大功的。那時許多條條框框都還沒破除．不少公家辦事機構的工作人員，觀念落後，精神惰性更強。你沒法指望他們協同你去做一些開創性的大事。在那個時期．一批像澆上都郡祥，來自民間，有衝勁、無約束，甚至可以說身上還有點野性、少數的還犯有前科和種種‘劣跡’的人，不管不顧，拳打腳踢．衝禁區．越雷池，辦成了一批在一般人看來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而對於顧立源，祝磊寫道：“……我一直特別感慨這一點：上帝太眷顧我們這位顧代省長了。他真是一塊天生當領導的料。他真是擁有這方面全部的天賦。上帝太寵愛他了。”“他永遠不會停止他向前的腳步。他永遠走在被領導者的前頭。他永遠讓你受到鼓舞，受到激勵和指引。但在陶里根的後期，我卻極其痛苦地發現，他變了。就像他調任副省長後，人們感覺到他又一次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樣，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他的變化似乎是發生得那麼突兀，但確又是那麼的自然……”
祝磊舉了個例子：當時，饒上都做了個二十萬平米的房地產開發規劃。其中四分之一搞經濟適用房，其餘的一半建高檔低密度板樓，另一半用來建別墅區，也就是後來邵長水奉命去陶里根找勞爺談話，在那片柞樹林前所看到的那些出售率和人住率都很低的獨幢別墅群。他倆都覺得，要充分估計到國內中產階層的形成，以及迅速增多的富商富豪們的需求，他們一定會考慮購置度假、休閒用的“第二套”或“第三套”住宅。對別墅的需求肯定會是今後十年二十年的一個新的銷售熱點。祝磊當時不是不支持顧立源和饒上都的這個“宏偉構想”。陶里根因邊貿起家後，旅遊業發展也極快。GDP幾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三四十的幅度提升。短短幾年，它的經濟實力在全省地級市中便進入前三，並一直穩定在這個“第一集團”行列中。顧立源想把房地產業搞起來，做成陶里根一個新的支柱性產業，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對改變和改善城市面貌、市民生活和增強社會凝聚力，加大安定團結的力度……可以說能收到一舉多得、一石數鳥的功效。但祝磊認為，對陶里根這些年的“迅猛發展”一定要有一個冷靜的預測，它的發展，雖然是“迅猛”的，但畢竟是在低起點、低水平的基礎上“迅猛”著。陶里根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杭州深圳。一定要考慮到，你建那麼多高檔板樓和獨幢別墅，會不會有那麼多的富人到你陶里根來購房定居。本市的居民的確是比從前富了，但富裕程度和消費心理準備，是否已經足以把他們引到這些高檔樓盤跟前來，下這樣一個買房的決心?如果不能，這筆爛賬就很難收拾。
“那你說怎麼弄?”顧立源很不高興地瞥了祝磊一眼，冷冷地問道。
“我還是上一回在市委召開的年度經濟工作會議上說的那八個字，打好基礎，適度擴張……”祝磊答道。
“在會上你跟我打官腔：在這兒你還跟我打官腔?至於嗎?!”顧立源已經非常不耐煩了。
“我在會上沒跟誰打官腔，在這兒也沒跟誰打官腔。再說，我即便要打官腔，也不能在你面前打啊。正如你說的，至於嗎?”祝磊婉轉地解釋道，“我說的這八個字，也不完全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也是經過我們經貿委研究室幾位老同志集體討論後得出的看法……”
“別跟我提你們研究室那幾個老傢伙。他們懂啥?嗯?”
“……”祝磊心裡格登了一下．他還是第一次聽到顧立源用這樣的口氣說到經貿委研究室的那幾位老同志老專家。他心裡很彆扭。但又不敢再說什麼。怕說了什麼，顧立源會更不高興。但猶豫了一會兒，覺得這件事關係實在太重大．他作為市委和市政府領導主要的經濟幕僚，有這個責任提醒一些什麼。聽不聽是他們的事，說不說，那就是自己的責任了。
“饒老闆搞這麼大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資金一定會從銀行方面貸……”祝磊儘量把語氣放平和了說道：但剛才說了個開頭，顧立源就打斷了他的話：顧立源說道：“這事不用你操心。”
“他至少要五個億吧?”
“我說了，這方面的事，不用你操心。”顧立源再一次生硬地打斷了祝磊的話。他現在經常打斷別人的說話，甚至不止一回兩回地發生過這樣的事：很不耐煩地把正向他彙報工作的部門領導一下“趕出”了他辦公室。
“好。那我就不操這個心了：”祝磊淡淡地苦笑了一下。
如果換另一個人，顧立源很可能會跳起來．狠狠地訓斥對方一通。但因為是祝磊，他還是抑制住了自己的不滿和怒氣。他知道這件事幹起來有相當的難度。他希望得到支持。尤其希望得到祝磊的支持。他知道祝磊有時候考慮問題比自己更周細。但這時候他不希望聽到反面的意見。他需要支持。需要援手。
“……老大(陶里根後期，機關裡的同志和領導班子裡的同志都這麼稱呼顧立源)，法國有個哲學家叫帕斯卡爾，他死的時候，跟你我現在的年齡差不多大，也就三十八九歲。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人的靈魂有兩個人口，一個是理智，一個是意志……”沉默了好大一會兒，祝磊緩緩地說道。他本來可以不再說什麼了。如果他不
再說什麼，那天也就不會跟顧立源“幹”起來了。事態也就不會急劇“惡化”，也就會像從前無數次發生過的那樣，以所有其他的人保持沉默，服從顧立源的意見來結局。但祝磊想來想去，最後還是覺得自己和顧立源之間畢竟存在著非同一般的關係。無論如何也應把自己該說的、已經想到的危險性告訴他。盡責在己，成事在天。寧讓天下人負我，也別讓我負天下人——此刻，一種異常悲天憫人的感覺突然襲上祝磊的心頭，讓他暗自哽咽了一下。但他剛說出這半句話來，聰明絕頂的顧立源立即反問道：“啥意思?你覺得我是一個缺乏理智的人?我是一個靈魂殘缺不全的人?”
“立源……”祝磊忙準備解釋。他預料要出大事了，心跳急速地加快。
“嘿嘿……”顧立源出乎意料地沒有暴跳起來，只是冷笑了兩下，默默地用異樣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祝磊，沉吟著說道，“你不用擔心，饒老闆對你構不成威脅。人家不想取代你到市政府機關來謀這一官半職。你也不必事事處處地在人家要走的路上設置這些不必要的絆馬索……”
“顧立源同志!”祝磊的臉色一下變得極其蒼白了。社會上有過這樣的傳聞，說顧書記要起用一批“老闆”來從政，特別是要起用饒老闆來主管市經貿方面的工作。對於這些傳聞，祝磊當然不信。起用一些素質好的“老闆”來從政，他認為這是一件大好事。大概也是種種必然會出現的社會趨勢中的一種。但短期內，要起用“大批”的“老闆”來取代現有的政府官員執政，這恐怕是非常不可能，也是非常不現實的事。起碼在十年二十年內，還不可能。或者說，還不會這麼幹。前些年，為了認可發展一些極優秀的“老闆”入黨，黨內就有人吵吵了好大一陣。再讓大批“老闆”來執政，無論從時機或條件上來看，都還遠未成熟。再說，當代的這些“老闆”，大部分人對入黨和當官真感興趣嗎?恐怕未必=對於這一部分人來說，掙到足夠多的錢，以保證自己和自己的兒孫能過到足夠富足的生活，大概還是他們惟一的人生目標。至於讓饒上都來取代他祝磊，那更是無稽之談了。對這種說法．他都不屑一顧。但今天這話居然從顧立源嘴中說出，還把它說成是他反對饒上都的房地產擴張計劃的主要動因，這簡直就是在侮辱他嘛。完全是在踐踏他的人格嘛。
祝磊一下站了起來，臉色瞬間從蒼白漲到通紅。但幾秒鐘後，他還是控制住了自己，他希望這是頤立源氣急之下的一個“口誤”。在反覆權衡後，他結結巴巴地只是問了這麼一句：“你覺得我祝磊是這樣的人嗎?”
“你是什麼樣的人，你自己最清楚!”顧立源居然毫無收回原話的意思。
“那你乾脆下令把我撤了算了嘛!”祝磊真受不了了。
“你以為陶里根離了你就真的不行了嗎?祝磊，你在威脅誰呢?啊?你還有點樣子嗎?”顧立源竟然叫喊了起來：
“我應該有點樣子，那麼別人就不應該也有點樣子了嗎?”祝磊終於扯直了嗓門跟顧立源對嚷了起來：他覺得自己早就應該跟他這麼“吼”一嗓門的了：實在是憋得太久太久了：自己實在是沉默得太久太久了：沒有人不讓你嚷嚷啊，自己為什麼要沉默，而且沉默得如此之久呢?驟然間，深感委屈的祝磊，眼眶居然溼潤了起來。
“你……”很長時間還沒遭遇過別人在自己面前如此“吼叫”過的顧立源，一下驚呆了。他愕愣了，轉身就走出客廳去了……
應該說正是因為這一次“吵嘴”，才使得祝磊萌生了離開陶里根的想法。後來他就去了省財經學院重執教鞭去了。說句真心話，離開陶里根，離開顧立源，祝磊內心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失落，隨之而來，還伴生了一種強烈的失敗感。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在“失落”和“失敗”中，他真的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離開陶里根的那天，顧立源來送行了，還派他那輛大奧迪，專程送祝磊去省城。他沒說什麼。他也沒說什麼。兩人都沒再說什麼。好像啥事也沒發生過似的。顧立源還笑著說了句：“想咱陶里根的蘑菇了，捎個話，我讓人給你送。要多少送多少。”祝磊也笑著答道：“行行行。我要是在財經學院講臺上混不下去了，就上大街上開個餐館，專賣咱陶里根的蘑菇燉小雞。”但奧迪車走很遠很遠了，整個陶里根都消失在那條清新明晰的地平線下時，祝磊的心卻還在戰慄。
顧立源為什麼會發生那麼大的變化?他是那麼聰明的一個人啊，怎麼會保持不了那麼一點必要的清醒?他怎麼會答應饒老闆去動用銀行五個億的貸款去做一個基本不可能有足夠回報的房地產項目?他親口答應為饒老闆做貸款的擔保，甚至還親筆給銀行行長寫了這麼一張便條。如果沒有這張便條，後來的事情對顧立源也許會好辦一些。但正因為有了這張便條，這筆五億元的貸款就成了埋在顧立源腳下的一顆定時炸彈了……
這顆“定時炸彈”一直“悶”著，到顧立源去年被任命為代省長的時候，它終於開始倒計時了……正因為它的倒計時，才迫使那天顧立源匆匆趕到祝磊家去看望祝磊。饒上都用五億元貸款建起的豫望小區，正如祝磊預料的那樣，售出情況相當不理想。事後查清，饒上都並沒有拿全部貸得的款項來建房。如果他認真建了，精心建了，樓盤的銷售情況會好得多。特別是那些別墅，會吸引周邊幾個省的富商和富豪們來這兒購置他們的“第二套”、“第三套”住宅。這兒畢竟有絕妙的藍天白雲和黑土地，有詩畫一般的白樺林，有金子一般純淨的空氣，有去俄羅斯旅遊的極大方便……但饒上都“挪用”了相當一部分的資金去做別的事情。樓盤建得不甚理想，銷售情況也很不理想。幾家銀行原先礙著“顧書記”“顧副省長”“顧代省長”的名分，對盛唐總還讓著三分，到這時也開始警覺和著急起來，畢竟是五個億啊，不斷上門來追討債務。最近甚至給顧立源打了電話，不僅希望“顧代省長”幫著出面做做饒老闆的工作，也提到了那張便條。人家銀行方面一直把它當作重要的擔保憑證，收藏在保險櫃裡……
中央早就有規定，各地黨政領導不得為企業在向銀行貸款時做擔保。對國有企業不行，對民營的當然就更不行了。中央說不行，他怎麼就還敢“行”呢?是的，那還是他在陶里根後期最不清醒時乾的事情。陶里根離北京的確也比較遠。但再遠再不清醒，你總能整明白自己和中央的那點關係吧?
“……在這裡，我真的不知道該責備誰。不知道僅僅是責備和怨恨，會不會起到警示後人的作用：”祝磊痛心地寫道。
隨後的一兩年問，顧立源又建起兩三個。高新科技園區”。陶里根再一次發生“鉅變”：城區迅速擴大：這時，他收到了調任副省長的命令。但他知道，饒上都那五億元的貸款仍然是一個能讓他致命的“暗疾”。離開陶里根時，他找饒上都長談過一次，要他停止多方擴張兼併，集中精力經營好旗下現有的那些企業，設法把賬還上；又分別找各銀行行長談了一次．名義上是瞭解盛唐公司還貸的情況，實質上還是希望這些行長同志鏈把當初的那些擔保便條替他“撤消”了。這檔子事，他明裡暗裡，跟這些行長同志說過多次。但行長們也是用“太極雲手”的招式在應付著他，哼哼哈哈地既不拒絕，也不答應，一直拖了下來=這一回他想利用自己去省裡
任職的機會，對這些行長同志稍稍施加一些壓力，讓他們替他把這事辦了；並暗示，如果為他辦了這事，他絕不會忘記這些行長同志。果然，身為“副省長”再出來說話，就是比。市領導”要強。行長們在稍稍猶豫後，便答應了，並立即去保險櫃裡取出那些擔保的便條，紛紛將它還給了顧立源=顧立源因此大鬆了一口氣，卸下人生最大一個包袱，離開陶里根，意得志滿地去省城赴任。但他完全沒有想到，那些行長同志，早把他來銀行要求撤去便條的整個過程都在暗中拍攝了下來，並且將那些便條也都複印留了底。畢竟是五個億。誰的腦袋能扛得起五個億這一筆賬?作為銀行行長，他們當然是算得清這個算法的。複印件在法律程序上雖然不能算作直接證據，但它們作為間接證據還是可以起到相當的作用的，特別是已構成證據鏈的情況下，它們的加入，還是有重大“殺傷力”的。
顧立源在就任副省長後，對自己在陶里根那一段的工作和生活，認真進行了反思。這反思，應該說從那天他帶著那張便條，走出銀行大門，長長地吐出那一口擔驚受怕的氣的時候，就開始了。他甚至還想到過，留著這張便條，用鏡框把它裝裱起來，懸掛在新居的客廳中央，“警鐘長鳴”，讓自己“永誌不忘”。當然，這僅僅是想想而已，便條還是立即就被銷燬了。他不會留著這個“禍根”。但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的確讓他嚴重地感到，自己必須反思和反省了，也下決心要當一個清醒的省級幹部。
“……他到省裡以後，出乎我的意料，競很快主動來找我談他的反思所得，談得既沉重又誠懇，讓我感動了好長一段日子……”
祝磊在材料中這樣寫道。
這反思和反省的結果，前邊已經多次提到過，也就是大傢伙都感覺得到的，顧立源到省裡以後，變了，變得謹慎，細心，寬容，周到。
“現在重新回到我槍殺張秘書事件發生前兩個多月的那天。那天，已經當上了代省長的顧立源突然打來電話，說要見我，而且要到我家裡來見我。那天我感冒了，感冒得很重，正在市政府那個比較偏僻的新宿舍區家中休息著……”祝磊在材料中再一次這麼寫道。
……那天，顧立源的確有點著急了。他是獨身一人去的祝磊家。雖然還是披著他那件黑呢大衣，頭髮卻顯得有點零亂，連鬢胡也沒修得那麼幹淨。
頭天晚上，他在省城最豪華的五星級賓館主持了一個高緯度地區開發利用能源的聯席會議。與會的是該地區幾個省的省長和主管副省長。這些年，能源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扯皮拉筋的事情也越來越多。因此，每年都需要召開一次這樣的會議，協調解決該地區各省之間產生的能源矛盾：會議由各省省長輪流做東。今年輪到了顧立源。省長們都很忙。這樣的會．約定只開一天。有事沒事，當天都得結束。所以，有時就會開得很晚。那天散會時，已經到晚上十點多鐘了。招呼了各省領導去吃夜宵，他匆匆離去，沒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家五星級賓館。上那兒會見饒上都。這位饒總已經在那兒一個豪華套間裡等了他整整一天了。
最近銀行似乎是聽說了些什麼，不僅在還貸問題上對盛唐加緊了催促，還傳出話來，可能要對這筆鉅額貸款的使用情況，進行審查。(當時簽下的貸款合同，給了銀行方面這樣的監管權。)這幾年，銀行對盛唐方面能否按時還貸早已存有疑慮：他們不斷派人去公司催促，同時也不時“請求”顧立源能幫著做做饒總的工作。這“幫著做做工作”的含義，當然首先就是希望能督促饒上都早點還錢。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顧立源作為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人，能設法“指導”饒上都，改善公司經營管理狀況，迅速改變目前這種多頭出擊、攤子鋪得過大、經營管理又比較粗放，效益低下的局面。假如羊兒身上壓根兒就不長毛，你又上哪兒期待著去剪那該剪的
毛呢?銀行方面是真心希望這隻羊能多長几根毛的。顧立源跟饒上都談過很多次，也派一些專家權威去盛唐幫著做過經營管理方面的“諮詢”。但根本的一條，饒上都始終隱瞞著“抽逃資金”炒期貨這件事。漏洞不堵，整個公司的狀況怎麼可能有大的起色?而饒上都原先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有足夠的衝勁．敢於面對別人不敢面對的禁區，他以勇闖禁區為樂=他病態似的喜歡聽那舞著柴禾棍打進“瓷器店”以後必然要發出的那一片稀里嘩啦的碎片聲。他尤其喜歡聽那同時從街邊響起的喝彩聲和詈罵聲：但是他卻缺乏必要的耐心，也不善於通過一磚一瓦的努力．建起一家“新瓷器店”來贏得更高層次的掌聲和喝彩聲。最近．不知道為什麼，“抽逃資金炒期貨”的事不脛而走，促使銀行方面加緊了“催逼”和“核查”行動。這使饒上都決定要認真技顧立源談一談。
饒上都這兩年老多了，雖然臉色依然紅潤。但每每說上兩三句話，總要深深地喘上一口。有人說他這是“裝”的，因為他發脾氣訓斥手下那些經理和部長時，常常能連續不停地罵上一二十分鐘，而不待歇一口氣。但他們哪裡得知，訓斥完了以後，他一定會感到胸悶難耐，人也像是要癱了似的。這樣發一次脾氣，他會難受兩三天。這些年，體重急速增加，腰圍持續擴張。房間裡汽車裡的空氣總讓他覺得不夠用。不少五十歲前的嗜好，突然間都變得淡然乏味了。比如從前他特別喜歡看二人轉，可是現在他聽著那些打情罵俏的“葷口”，瞧著那些忸怩作態的“表演”，就覺得坐不住。他不是不再喜歡那些帶色的笑話和民間的“葷口”，而是嫌他們太吵鬧了，嫌他們有點沒完沒了地在那兒糟踐他們自己，為了博得別人的喝彩，寧願不把自己當人。這會讓他想起當年的那個自己。但他還是保留了兩樣“愛好”。一是吃“殺豬菜”，一是住賓館。隔三差五，他一定得上那“殺豬菜”館子，要上一盤店家自制的血腸，再要上一盤“手把排”，再來一盤“辣炒肥腸”，要一小瓶二兩裝的二鍋頭，就著瓶口，慢慢喝，慢慢嚼，慢慢瞧著來來往往的吃客，看看他們，再比比自己，再瞧瞧停在店門外自己那輛大奔，他總會得意兮兮地冷笑一下，在心裡發出一聲這樣的責問：“小樣兒的，擋得住我嗎?”自己到底在責問誰?他也說不清楚。只是常常想這樣大聲責問一下，衝著窗外大喊一聲：“小樣兒的，擋得住我嗎?”另外，隔三差五地他得住一回賓館。有事沒事，他都喜歡住到非常高級的賓館裡去清靜一下，享受一下。越是高級的賓館、會所，越是能維護這些住店人在私密方面的要求。他知道不管自己現在多麼有錢，這社會上仍然會有一些人打心底裡是瞧不起他的。包括那些低聲下氣來求他贊助的客戶，窮學生，包括那些熱情非凡地來找他去投資的區長鄉長縣長和市長。(說實話，這些當幹部的，倒是有不少人不再瞧不起他了。但他又常常地有一點瞧不起他們。)無論是誰們瞧得起誰，還是誰又瞧不起誰們，現在都開始有點讓他感到心煩了，心累了，而這時最好的解脫，是躲進一個高級賓館和會所裡，隱居個一天兩天。只有在那樣的環境裡，誰也不問你過去是誰，現在又是誰，只要你掏得起那一晚上五百美元或一千美元的房錢就行。
……今天他找顧立源，是希望顧能幫他在省城找到一筆款子付銀行的利息，以此來穩住陶里根的那兩家銀行。最近銅在期貨市場行情看漲，他又“賭”了一把3607號銅的期貨。這一把如果能贏，當然還不足以讓自己徹底翻身，徹底扭轉這兩年在資金問題上被動尷尬的局面，但是拿它去付那拖欠了一年多的銀行貸款利息，補上維持那個旅遊城營業開支所需的那點資金缺口，還是足夠了。
這樣他可以喘過一口氣來。是的，近來，他時時感到胸中的這口“氣”喘得越來越費勁了……
他知道顧立源會幫他忙的。有那五億元的一筆賬，還有那些便條，有這兩檔子事，這位從前的市委書記兼市長，現在的代省長，已經跟他完全栓在了一根繩上，不會不幫他，也不能不幫他。如果他垮了，銀行真的跟他翻了臉，他顧代省長最後也不會有好果子吃。當時他很擔心顧立源不肯出頭來幫他借那五億元。他壓根兒就沒想到，顧立源不僅豪爽地應承了，最後居然還願意親筆寫下一張張便條，讓他去找銀行方面的人解決這五億元的貸款問題。他當時真被顧立源的豪爽熱情感動了，但又暗自驚訝於對方的粗疏和大意。這樣的事，在眼下，換一百個人．特別是那種頭上有烏紗帽的人，是誰也不肯幹的。他當時感動於頤立源對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但又詫異於對方居然如此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在越來越推崇法律觀念，法律體制也越來越完備的中國，一張有你親筆簽字的便條，是足以把一個人捲進一個無底深淵去的，也足以把一個人吊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
有時，他甚至覺得自己多多少少有一點。愧對顧立源”，不該就這樣把他扯了進來的。這一手有點太狠：但有時他又想，這能完全怪罪於我嗎?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那樣．萬事成敗變遷，起著主要作用的還是內因：石頭再加溫，也是孵不出小雞來的。
在顧立源被任命為陶里根市委書記的一年內。饒上都沒有去找過他。他知道那段時間，顧忙得不得了。(陶里根日報》頭版二條上幾乎天天有他的消息。(頭條當然是報道中央領導的活動，或轉發中央領導的講話精神。)那年的年三十晚上，他去看望顧立源。他知道每年的三十夜，顧立源都會去慰問邊境口岸值班的海關工作人員和邊防戰士，也會去看望那些異想天開地留在陶里根的雪窩窩裡過年的少數旅遊者。他在顧家門口一直等到凌晨三點，才見到已頗有些醉意的顧立源歸來。
“你……你……你這是幹……幹啥呢?嚇我一大跳……走走走……上……上屋裡坐……坐會兒……我那裡還有瓶真正的茅臺……我……我……我告訴你，外頭那些茅臺，沒……沒幾瓶是真傢伙……你……你品品我那一瓶……我就剩這一瓶了……跟你這麼說吧，你信不?過了這個村，你……你還真……真找不著那個店了哩……”說這些話的時候，顧立源的舌頭還真有點嫌短了。
進了家門，顧立源讓夫人給饒上都沏上茶來，自己去衛生間用涼水狠狠地衝了衝腦袋，又喝下去大半杯蘋果醋，再拿溼毛巾捂住自己的臉，默默地站了一會兒，酒意才基本消去了一些，再回到客廳裡來，就不再提那瓶“真正的茅臺”了。
“深更半夜地，守在我家門前黑影地裡，準備打劫呢?”顧立源往饒上都對面的沙發上一坐，嘿嘿笑道。
“茅臺呢?怎麼跟天橋小把式似的，光說不練?不捨得?不捨得，明天我給送二十瓶真正的茅臺來。”饒上都也笑道。
“啥茅臺?你都喘成那樣，還茅臺呢!不要命了?我早讓你把酒戒了，你不聽。到那一天，讓大夫來給你下最後通牒，你就哭吧。喝口茶吧。我這茶可是好茶。臺灣極品烏龍。”
“行了，我也不喝你的酒，也不喝你的茶了。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晚會都散了場了。你也該休息了。趕緊跟你說個事吧。咱倆結交這麼一場，可以這麼說，沒有你顧書記，就不會有我饒某人的今天……”
“打住。打住。”敏感的顧立源自打酒醒那一刻，就意識到今天晚上這位饒老闆藉口“拜年”深更半夜“殺”上門來，是要有所“作為”的，所以立刻下了封口令，“別大年三十的讓我不痛快。”
“你能讓我把話說完嗎?”饒上都那天也有點倔，不軟不硬地反問了一句。
“……”按顧立源過去的脾氣，是絕對不可能再允許饒上都說下去的。但當時也是怪，聽饒上都這麼一說，頤立源居然不作聲了。是酒起了作用，還是感情起了作用．或是這兩者都起了作用?至今仍然是個謎。
“知恩必報，這是人之常情……”饒上都剛說了這句話，顧立源又想站起來去打斷他的話。饒上都卻立即傲了個非常堅決的手勢，讓他“稍安勿躁”，並立即把自己的口袋一個個都翻出底來，表示自己沒有帶任何貴重禮物，更沒帶一分現金。
顧立源慢慢地又坐了下去。兩人隨即都默默地坐了會兒。
“但此恩，今生我必須報。不報．我就不是饒上都。當然我不會害您，更不能害您。這麼跟您說吧，我在北京上海替你各買了一幢別墅。現在正在裝修。這房子，我現在不會給你。你現在也用不著它。等你完全退下來了，沒人理睬了．一月就剩一兩千、兩三千那點幹工資了，只等著老幹部處忙裡忙外組織你們這些老頭老太去集體逛北京故宮頤和園的時侯，你要願意帶著孫子孫女去北京上海度晚年，我想你總也該有個落腳的地方吧?你替我支撐了前半生，我替你後半生找個落腳的地兒，過分嗎?你現在是市委書記，拿我一分錢都是受賄。到那時．你啥也不是了。你也替我辦不成任何事了。你就是拿我一百幢別墅，那也只是個交情往來。共產黨再嚴格，總不能讓兩個普通人不講一點交情吧?”饒上都說得相當激動和誠懇。
“唉，算了算了，說這些幹嗎，饒老闆……”顧立源感慨萬千地揮了揮手，嘆口氣說道。
“他沒拒絕……”當時饒上都心裡還一格愣，一邊這麼想的同時，他已經站了起來，說道：“這事就這樣了：我走了。您趕緊歇著吧。”
那天，顧立源的確沒有明確拒絕：過了幾個月，他接到饒上都的一個電話，說上海的房子已經裝修完了．有空，趁出差的機會，想請他順便去瞧瞧，看看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讓裝修隊再返返工。顧立源在電話裡只應了句：“你真逗，還當真了呢?”仍然沒有明確拒絕。當時，他的確有過那樣的想法：在陶里根能順利幹完兩屆，萬一提不上去，自己還不到五十，或者找個閒職乾乾，或者下海。到那時候，“總該有個落腳的地方吧?”饒上都的這句話的確隱隱地、卻深深地觸動了他……
又過了幾個月，他去上海參加全國中小城市市長會議。報到後．剛進房間，就接到饒上都的電話。他也到了上海，而且就住在他們所住賓館旁邊的一個賓館裡。“會議咋安排的?抽點時間，我陪您去看看那幢房子吧?”會議只開了一天半。臨離開上海的那天下午，他跟饒上都去看了一下那幢別墅。三百二十平方米。外帶一個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花園。車庫，狗屋，一應俱全。三層大開間。戶內還裝置了獨用的電梯——考慮到七八十歲以後，腿腳不便利時，仍能上下自如。又過了兩個月，他又在饒上都的陪同下，去北京看了看那邊的一幢別墅。二百八十平方米。外帶一百六十平方米的花園。地處溫榆河邊。特點是整個小區裡擁有一百多棵樹齡在八十年以上的老樹。房地產商說，你用什麼建築材料，請什麼外國設計家設計，想啥怪招，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可以用錢換得來的。惟有我這一百多棵老樹，你是用什麼也換不來的。有了這百多棵老樹，你會感到你和大自然融合了，你會覺得你和歷史在共存，你會擁有一種別人不可能擁有的生命厚度和廣度，你的人生價值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延伸……那年的年三十晚上，他去完成了慰問和看望的任務回到家，妻子告訴他，饒老闆剛才來過了。他說他還得去看望別的領導，就不等你了。也沒說啥，在我們家門前跟孩子似的放了兩串鞭炮，留下一個大信袋，嘻嘻哈哈地就走了。聽說饒上都留下一個大信袋，顧立源有點不高興了，瞪起大眼說道：“他留啥信袋?信袋裡裝了啥玩意兒?我跟你怎麼交代的?誰上家來，都不許收人的東西。”妻子說：“那信袋裡沒啥玩意兒，就兩串鑰匙。鑰匙也值得你那麼著急上火嗎?那上頭沒鍍金，也沒鍍銀。他給你鑰匙幹嗎?是你辦公室門上的，還是他辦公室門上的?”“誰知道呢。我去瞧瞧。”顧立源隨口應付了這麼一句，進屋就把那兩串沉甸甸的鑰匙收了起來。他當然明白，這就是那兩幢別墅大門上的鑰匙。
現在再回過頭說說那天顧立源和祝磊兩人“幹仗”的事情。顧立源那天上祝磊家，是希望祝磊能動用一下他那“常務副市長’’的影響力，在省城為饒上都拆到一點“頭寸”。以渡過眼前的難關。這也是饒上都的意思。他覺得頤立源作為代省長，從表面上看起來，影響力似乎要比“常務副市長”更大，但是．官場上的事，往往是“現官不如現管”。顧立源要在省裡拆到頭寸．還必須得通過主管金融財政的副省長，或其他主管官員才能辦得成。但顧立源任職省府的時間並不長，況且還戴著“代理”的帽子．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考慮，都不如由祝磊出面，直接在省城去辦這件事來得順當。因為祝磊在省城主管的就是金融、工交、財貿，正所謂“現官不如現管”，他正管著哩。
沒想到的是，那天，他卻遭到了祝磊的婉拒。祝磊在材料裡是這樣講述這件事的：“……其實那天我並沒有正面拒絕他，不僅沒正面拒絕，還說了一些諸如‘我儘量給想想辦法吧，萬一銀行那頭不行，我再試試別的路子’一類的話。說實話，我也不敢當面拒絕他。雖然顧調到省裡後，為人做事的風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在陶里根後期形成的那種‘一個人說了算’的做派。但我清楚，在關鍵時刻、在重大問題上．在本質上，他是變不了的。他是不會允許別人來妨礙他，來做他的主的。我深信，所有有過這樣經歷的人都會同意我下面這個說法：凡是嚐到過‘絕對權力，滋味的人，終生都會想念它。輕易也是不會自動放棄它的。以顧立源的經驗和聰明，他當然一下就掂量出．我當時說的那番話，有許多搪塞和應付他的成分，他當然要不高興。但，當時我們並沒有上‘開吵’。我們畢竟都是有相當政治歷練的人，畢竟也是多年來關係相當密切的老鄉、朋友和上下級。尤其是我，說我是他一手提撥起來的，絕非過辭。我當然更不能動不動地就跟他‘開吵，。那麼幹，於情於理於禮，於場面上的規矩．也都通不過!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則。”
……那天，兩人勉勉強強地又聊了一會兒，祝磊見顧立源的臉色不像剛才那麼尷尬和灰暗了，便勸說道：“老大，我有一個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該不該說……”顧立源不以為然地撇撇嘴說道：“別跟我來這一套。成熟不成熟，你就說你的吧。”祝磊低下頭沉吟了一會兒，鼓了鼓氣，說道：“我是絕對支持發展民營企業這個政策的。但是，我覺得對待民營企業和這些所謂的企業家們，也得遵照優勝劣汰的規則，讓這些老闆在歷史進程中接受時間的汰選。真正優秀的，讓他們強大起來，實在不行的，不能與時俱進的，就該淘汰一批……”說到這裡，祝磊他發現顧立源的臉色又開始灰暗起來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說了，就趕緊收住了話頭。他當時還真有點想不通。自己說的這些，並不是什麼特別前衛、特別先鋒的觀念。甚至可以說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老生常談”，也是顧代省長平時經常放在嘴頭上來教育別人時說過的話。為什麼到這會兒，他自己就完全聽不進去了呢?當時祝磊也想到過這一點：難道顧和饒之間真的存在著什麼非比尋常的私誼，或……或“貓膩”?但這念頭也只是像電光石火似的，一閃而過。他想的更多的是，顧這個人啊，太講義氣，太放不下老朋友之間的那點感情，太把老朋友的事當一回事……
話說到這兒，本來是要結束了。因為顧立源突然收拾起他的煙盒和打火機，一聲不吭地板起臉，都起身往外走了。祝磊有些發慌了，忙叫了聲“顧省長……”並緊隨著顧立源，亦步亦趨地往外走；走到外頭的門廳裡了，他又趕緊說了一句，“我沒說就不給饒總想辦法了嘛。”語調不由自主地帶上了一點哀懇的味道了。
顧立源站住了。臉色雖然依舊是那樣的峻急，但如果這時祝磊更聰明一點，繼續說兩句顧愛聽的話，先把他太太平平地打發走了，這“頭寸”到底該不該去整、到底上哪兒去整、又能整多少……完全是可以“另說”的嘛。先答應下來，然後再慢慢地推託；先答應下來，然後再尋找機會推辭；先答應下來，然後……然後，轉過臉來就裝糊塗，用一句“是嗎，我當時答應過你嗎?你聽錯了吧?”來不認這個賬。這樣的事，在現實生活中可是經常發生的。這就叫“周旋”。沒有“周旋”和“妥協”，就構不成千百年來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歷史生活的光怪陸離和詭譎絢麗。這一點，不管是祝磊，還是顧立源其實都是懂得很透徹的。但有時就是做不到。接下來，祝磊居然慌慌張張地、同時也是很不得體地說了這麼一句話：“當前，中央正在通過金融工委大力整頓金融秩序，中紀委也把金融行業的問題列為今明兩年工作的重點……要搞到這麼大一筆頭寸，恐怕是有相當的難受的……”他完全是善意地提醒顧立源，但顧立源立即轉過身來很嚴厲地給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要你去頂風作案，祝副市長?”祝磊忙否認。可已經來不及了。顧立源就那樣站在門廳裡，指手畫腳、劈頭蓋臉地一通臭訓……讓曹楠聽到的，就是顧立源這一陣的吼叫聲。
祝磊當時真的非常委屈．也非常驚駭。他從來沒有看到顧立源在自己面前如此失態過。事後，祝磊真有些手足無措，不知所以，都不敢主動給顧立源打電話。大約一個星期後，顧立源給祝磊主動打來了一個電話，就那天他的“態度問題”，主動向祝磊道了歉，並且收回了要他為饒上都去搞“頭寸”的那一番話。沒再多說別的，甚至都沒容祝磊也說上兩句“道教”的話，就很客氣地掛斷了電話。對方的“客氣”和“淡漠”．讓祝磊更加地不知所措，越發加重了他的心理負擔。他後來主動託人給顧和顧的秘書捎話，要去看望顧，去表明一下自己的態度和心情，但頤都以種種理由，很客氣地一一拒絕了。這讓祝磊更加寢食不安。應該說，這也是後來促使他答應那位張秘書，幫著去送“職工股”的一個重大誘因——自己跟省委常委中的一個主要成員關係搞礙如此僵，如果再不設法做點什麼事去補救，將來想遞補為市長．那就真的是難上加難了……
能說是“一念之差”嗎?人們常常用這四個字來為後來發生的事情開脫(或減輕)責任。但又不想想．這“一念”又是從何而來的呢?造成全部災禍的這“一念”，難道也純屬偶然的“一念之間”嗎?祝磊材料最後一部分的內容．是對張秘書設套“陷害”他這件事所做的一點分析。他的結論非常簡單明瞭，他認為這件事，就是饒上都策劃指使的。他的理由有三。一，這位小張秘書和饒上都有表親關係。他的表姐，曾跟饒上都相好多年。二，事發後(這個“事”，是指張秘書勸說他帶著陶里根那家鋁業公司某位老總去給某省委領導送職工股，而並非指他開槍殺害張秘書)，祝磊利用自己還在常務副市長位置上這個條件，曾讓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偵查科的同志調出事發前後那幾天張秘書的移動通訊和固話通訊記錄，發現就在這兩三天裡，他和饒上都聯絡十分頻繁。三，槍擊案發生當日，他找張秘書談話。他希望這個年輕人能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一顆赤心全對蒼天，為他作證，他只是為陶里根那家鋁業公司的那位老總“引見”了省裡的那位領導。在整個過程中，他連那職工股票據是什麼樣的都沒見過一眼，更別說得到了它們。這一點，小張秘書應該是十分清楚的。因為他在全過程中，一直跟他在一起。這件事本來還可以由鋁業公司的這位老總出面來作證，但不幸的是，在紀檢委的領導找這位老總談話時，他“突發心臟病”而“暴斃”了。而據查，這位老總突發心臟病的前一天晚上，饒上都曾找這位老總長談過幾小時。“槍擊事件發生前的一個多小時，我的情緒已經變得空前的不穩定。”祝磊在材料中這樣寫道，“頭一天我曾打電話給那位省領導，想先請他出來替我說說話，以證明，那天我只是起了個引見的作用，帶著那個鋁業公司老總見到了他以後，我和張秘書就知趣地離開了他的家。那筆數額達七十多萬份的職工股，一直是由那個老總拿著的。最後它的去向、下落，我不可能知道。因為確確實實的，我和張秘書當時已經離開了現場。但是，讓我非常震驚的是，那位省領導居然一口否認了此事。還說，那天根本就沒有見到過我。我再給他打電話，他就不接電話了。從下午到晚上，我發了瘋似的連續給他打了一二十個電話，他都不接。其實我並沒有那個意思，要他承認那天是他從那個老總手裡拿走了那七十多萬份原始職工股。當時我不在現場，我和張秘書已經離開了他家。我沒親眼見到的事，絕對不會亂說。我只是請他證明，當時我沒參與其事。我只是一個‘引見人’，一個不該去引見的‘引見人’。但他就是不接我的電話。我當時真的有點發慌了。七十多萬份原始職工股，上市後的市值將高達四五百萬元人民幣。稍稍炒作一下的話，還可能達到八九百萬，甚至上千萬。況且它又是職工股，原本是應該由廣大職工享有的。侵吞職工股，就是侵吞職工的活命錢，更是罪加三等，民憤難平。如果我不能證明我在這件事情上的清白的話，僅僅這一筆賬，這一件事，無論在肉體上、精神上，還是政治上，我都將‘死無葬身之地’。而讓我更感到絕望的是這位省領導。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良師益友，也許在個性的呈現上我不能完全贊同和接受他的某些表達方式，但在人生理念、事業價值觀的確定和追求等根本問題上，他一直是我永遠不可企及而又一直在努力追趕的標杆兒。我怎麼能想象，他會在這樣一件簡單明瞭而又性命攸關的大事上，會‘蓄意’地把我扔進這無底深淵。所以，當張秘書也堅稱他不能證明我在
過程中根本就沒有接觸過那些股票的票據時．我的精神真的是崩潰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才釀成了後來的慘劇的發生……而那位省領導是誰，大概不用我再細說了。他就是我們的代省長顧立源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