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十一歲到三十五歲四年間，也就是1966到1970年前後四年間，我把它歸納為“星沉”時期。在這段日子裡，《文星》雜誌、文星書店相繼沉下去了，我自己——這顆擬人化的文星——也沉下去了。不過，到了1970年，“星沉”的情況更惡化了，那就是我開始被國民黨當局軟禁時期，前後長達十四個月之久，直到我被捕為止。
局面所以惡化到這一地步，基因除了我過去有多彩多姿的反當局“黑底”外，與彭明敏的關係，構成了黑上加黑，以致沉上加沉，最後終於沉到牢裡去了。
彭明敏在臺大早我十年，我在臺大法學院的時候，他沒教過我，但是教過我的許多老同學。我的《傳統下的獨白》出版後，送了一冊給他，他回信給我，說：“我一向愛讀您的文章，且對您的許多見解，都很同感，希望將來有機會認識您。”這封信寫後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過郭鑫生相約，在臺北致美樓請我吃飯，那是我們第一次正式見面。此人博學有禮、叔度汪汪，給我極深刻的印象。從此與他在師友之間，見乎交情。那時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飯前十天，我在《文星》發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編輯室報告”中，特別點出“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們可從這段思潮的激盪中，得到觸類旁通的領悟”。在這微妙領悟後十個月，“彭案”發生了，十三個月後，他歷劫歸來，門前冷落、特務環伺，備感人情冷暖，親友都不敢同他往還，他的朋友只剩下“極少數極少數例外”，我是例外之一，並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為我也備受迫害。與他處境堪似，於是相儒以沫，日久更見人心。
那時蔣介石下密諭，將我和陸嘯釗趕出《文星》。我去做生意，需要在銀行開甲種戶，領取支票。曾請蕭孟能幫忙，蕭孟能推託不肯，彭明敏知道了，慨然相助，寫信給陸嘯釗，叫他陪我到彰化銀行永樂分行去開戶，原來彭明敏請他哥哥彭明輝為我暗中介紹，才得過關。那時我困於生計，賣書為活，彭明敏也為我寫信向洋人兜售。此類義助，不勝枚舉。總之，從他出獄，到他偷渡離臺，四年之內，我和他在黃昏、在子夜、在靈犀相通之際、在杯酒談藪之間，共度過數不清的悲歡歲月。這種患難之情，於彭明敏則屬唯一，於我則屬僅見，於今回味起來，恍然如昨。
那時彭明敏生計日窘，本來他在中山北路巷內有一小塊地，原擬興建起來，與我合開一小餐廳，後來未成事實。他日夕被調查局派人跟蹤，有時至感氣憤，乃親自照相取證，相機都被搶走。我得知後，乃和黃勝常（黃三）用長鏡頭代為拍得，使彭明敏大為高興。
彭明敏精通四國語文，除在太空法中為國際翹楚外，其他涉獵也極淵博。他的生活品味極為高雅，有一次把親植的非洲紫羅蘭送我，又送我的女朋友小蕾一條他自養的小狗，命名嘟嘟。1970年1月15日，嘟嘟不幸中毒而死，我正事忙，託魏廷朝去看彭明敏，帶去一些啤酒和雜誌，順便問問還有沒有嘟嘟血親可以代討。不料廷朝回報，說只有彭師母在家。十一天後，魏廷朝匆至，說外電傳來，彭明敏已抵瑞典矣！
彭明敏偷渡後，我立刻被軟禁經年，以至下獄。軍法判決的罪狀，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亂前科，其叛亂之念未泯，仍秘密與之交往”，並助其偷渡。從此牢門一入，深如海矣！在我與彭明敏四年間的患難之交裡，由於我不是他的學生，他“在靈犀相通之際、在杯酒淡藪之間”，透露了不少心事給我，而為其他人或他的學生所不知。例如我對他以向蔣介石“悔過”換取出獄的行為，曾表示不解。他最後道出了真相，他說：“本來我是不肯悔什麼過，準備坐牢的。可是我一想到女人那一對奶，我就只好投降了。”還有一次他向我說，他羨慕《MySecretLife》一書的作者，因為該作者一生搞過許多女人。像這些話都由他在靈犀杯酒之間透露給我，可見兩人交往之近。這段交往，彭明敏後來寫《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有相對的回憶。
我坐牢十三個月而被押回家看管之後，狀況並不好轉。“親友”們恐慌未息，不但不敢接觸，有的還要“落井下石”。狹路相遇，有的裝得看不見，有的乾脆落荒而逃（猜想其回家後，必求神拜佛保庇其不會因遇見我而被牽連）。
最難能可貴的，仍然有些例外的朋友。
李敖就是這種極少數極少數例外朋友之一。
李敖與《臺灣自救運動宣言》無關。可是，謝聰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後，警總人員覺得該“宣言”文章寫得太好（這應歸功於謝聰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於臺灣人之手。他們猜來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筆的。審問期間，他們對此一再追問不捨，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為特務人員懷疑和注意的對象。這是李敖與《臺灣自救運動宣言》唯一的“牽連”。
我認識李敖早於《臺灣自救運動宣言》案的發生，也曾到過他家。在那裡印象最深的，除了藏書豐富之外，就是他親手把全家清理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包括浴室廁所。他沒有中國傳統“文人”的骯髒陋習。
我案發後，李敖不但不畏怯，反而倍加親切，我知道他不贊同“臺灣獨立”，也不支持“臺人自決”。他所以反對國民黨，不是出於狹窄的政治利益，而是發自歷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學，也是出於對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權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廣泛、深刻、清晰、嚴密而良知的。
我被看管期間，李敖約我每月密會一次。每次他都要請我到高級餐館，享受豐餐，大概是要鼓舞我土氣，補給我營養。他又怕我監禁生活太乾枯無聊，每次都會帶來當時受禁的《花花公子》雜誌最新一期，借給我看（他言明那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須於下次會面時歸還他，我乃照辦不誤）。有一晚上，調查局局長沈之嶽請我們兩人吃飯，事前事後，我倆都覺得極好玩，嘻嘻笑笑，好像兩個調皮頑童似的。
1969年起，我開始準備脫出臺灣，須與海外各方聯絡。所有通信都須請人帶出海外投郵，來信也不能郵寄，只能從海外由人帶進臺灣。為此，需要一些可靠朋友，由他們再轉託其可靠友人，帶出帶進。李敖便是這少數可靠朋友之一。他曾為我轉出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道我頻頻與海外聯絡，目的是什麼。沒有想到這竟成為他入獄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難以表達。
我脫出臺灣準備就緒，深知成功則生，失敗則死。1969年末，我看見他時，知道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晤面，但不敢告訴他我的計劃（這與我未透露給家人一般，是要讓他們免陷於“知情不報”的重罪）。我還是照例約定下次密會的時地，雖然心裡清楚，不論生或死，我會爽約，他不會再看到我的。臨走時，我心裡闇然向他道謝、道別、道歉了。我受難期間，他對我那份厚情和義俠，永銘於心，至今仍時時回念感謝。
我到達瑞典以後，有一段時期仍與他保持聯絡。但所談大都是輕鬆私事，不涉及國家大事。
我在獄中，曾寫了一篇《全體主義的迷惘》，出獄時偷偷帶出，將原稿寄給李敖，請他評論。他立刻寫了兩篇意見，我非常珍重。我於1970年初脫出臺灣時，不帶行李，身上能帶出的，極其有限，而李敖那兩篇評論則是我冒險帶出的極少極少東西之一，至今仍保存在美國。
我脫出臺灣後，李敖即受嚴密監視。他家曾被偷置錄音器。他發現之後，將其拍照，也把特務人員監視他家的情形拍照下來，連同偷聽器零件，全部寄來給我。這些相片和零件，與我一起輾轉流浪多處多時，還在美國。
彭明敏這些回憶，有一些可以補充的。先是國民黨當局一得知彭明敏偷渡到瑞典，立刻把我軟禁，不分日夜，由專車一輛、專人若干，對我緊迫盯了起來。這一緊迫盯人，先由警察單位派人，後來警總單位接力，前後“跟監”（跟蹤監視）。在我被軟禁的這十四個月裡，所謂專車一輛，一開始是‘華寶”字號的計程車，後來是“興業”字號的計程車，最後是“永炯”字號的計程車，事實上，都是警總保安處的工作車化裝的。當時保安處處長是吳彰炯少將，計程車字號是“永炯”，顯然有“永遠是吳彰炯”之意。在專車一輛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組，每天三組，每組八小時，對我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緊迫盯人。那時我住的是四樓公寓的頂層，他們在樓下對面農家平房裡租了兩間，車就停在門口，和我的自用車（凱莉車以後與計程車同一品級的車，是我用過的第二輛汽車）遙遙相對。每次我出門的時候，他們就跟蹤，李敖步亦步、李敖趨亦趨。過去彭明敏被跟蹤的時候，曾向我埋怨說被跟多麼討厭，我勸他說你何必介意呢？只把他們當做“狗”來跟你就算了。彭明敏說李敖你沒被跟，你不知道這滋味，等你被跟，你就知道不是那麼簡單了。後來我被跟了，我倒覺得滿好玩。和我同時被跟的，有謝聰敏與魏廷朝，他們兩位經常跟“這些狗”衝突。謝聰敏說他被跟久了，自己都有點神經兮兮，甚至洗澡時都感到彷彿有人在偷看，蹩扭死了。他報復的方法是到百貨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忽然當眾說明身份，並指著跟蹤他的人，大罵是“國民黨的走狗”！跟蹤他的人反映到上面去，當時臺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盧金波（後來升官做刑事警察局局長）說：“讓他去罵，你們忍耐幾天，他們沒幾天好日子了！”魏廷朝的報復方法是“勞動改造”，他經常穿上球鞋，吃飽喝足，突然跑去爬山，跟蹤他的人身體不如他，也沒吃飽喝足，也沒穿球鞋，冷不防被他帶到山上，叫苦不迭。魏廷朝一組一組這樣“山地訓練”，“那些狗”也只好身帶便當水壺、腳穿球鞋伺候。由於魏廷朝算出“那些狗”的交班時間，所以每每在交班前開門見山，製造臨時情況，使他們不但不能下班，還得爬山呢！魏廷朝又知道“那些狗”為了不願爬山，常常故意落伍，然後向上面謊報“叛亂犯”不知去向，所以他又爬得快慢適中，不使他們跟不上，他並且恐嚇說，你們明明看得到我，就必須跟我，我爬你們就得爬，你們若開小差，我就報你們。所以，經常的“爬山團”是：魏廷朝早已到了山頂，坐在石頭上招手，山腰上兩個人還在慢慢爬，嘴中唸唸有詞（外省人有詞是“(入肉)你媽”，臺灣人有詞是“幹你孃”），非常有趣。後來他們實在吃不消，乃託跟蹤我的人向我講人情，轉告他們只是奉命辦事，是可憐人，請魏廷朝不要這樣整人。正巧一天魏廷朝爬山不慎，從山上滾了下來，皮肉受傷，我告訴他說他們講人情的事，於是他的“山地訓練”也就告一段落。至於我的報復方法，是比較“陰險”的。我原則上是同跟蹤我的人嘻嘻哈哈，不輕易報復，大家互相方便，我在方便中套取情報，並從中取利。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是說禍是雙至的。我對雙至有一個怪解釋：當禍本身一至的時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惱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禍事，立刻做直接的苦惱自己的反應，於是禍上加禍，自然就雙至了。我的辦法是：我遇到禍事，第一就告訴我自己：“我決心不被它打倒，相反的我要笑著面對它。”這樣一來，我就先比別人少了至少一禍。絕不配合禍，這還不夠，我要把禍本身給“值四票價’，這才滿意，什麼是“值回票價”？《史記》管晏列傳，司馬遷說管仲“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這是我最欣賞的一種本領，化禍為福、轉失敗為成功，對人生說來多麼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對不如意的事，是唉聲嘆氣；高手對不如意的事，卻能化成對自己有利。人要修煉到這一段數，才算爐火純青。爐火純青的人，不論在八卦爐裡、在八卦爐外，都是一樣逍遙。基於這種達者強者的人生觀，我在被國民黨軟禁過程中，一直表面上悠哉遊哉，骨子裡卻用盡心機，化成對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我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在長達十四個月的軟禁過程裡，最早擔任跟蹤我的，是臺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開始是兩人一組，我本來就是性喜在家的人，被跟蹤後，尤其懶得出門。跟蹤我的警察在我家門口，缺少運動（跟魏廷朝的是運動過度），益復無聊。他們打發無聊的方法，是聊天、逗小孩子、看過路行人和抬頭對我的四樓東張西望。他們的名字，我當然不能全知，為了辨別，我就給他們一個個暗起外號。有一組外號叫“胖子”與“小子”的，好像最坐立不安，耐心最差，我在四樓，隔著百葉窗，用望遠鏡偷看他們的一舉一動，煞是有趣。1970年4月7日的晚上八點四十五分，樓下有撞車聲，不久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原來是“胖子”。按照他們的規定，跟監人是不準同被眼監人打交道的，但是“胖子”滿臉難為情的，終於向我開口了，他說：“李先生，真抱歉真抱歉！真抱歉！來打擾您，您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倆在下面，剛才一個去大便，一個去小便，正好沒人在，小店的小孩子頑皮，趁機跑到我們汽車裡，發動馬達學車，一下子就衝到您停在下邊的車後面，撞壞了您的車。請把車鑰匙給我們，我們保證為您修好、保證修好，務必請李先生原諒！”我笑著說：“沒關係，沒關係，等我下去看看。”我下樓後，看到我的車屁股側面被撞傷，那時我的車也舊舊的，我心想：“這回被撞，索性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我對“胖子”說，“沒關係，沒關係，明天再說吧，明天你請管區警察來同我談就是了。”
那時的管區警察叫羅翼飛，是個湖南人，人不錯，跟我較熟。第二天，他果然來了。他說“胖子”拜託他來道歉，並表示“胖子”要把我的車開走，修好後還我。我問他到底車是怎麼被撞的？他說根本不是一個大便一個小便去了，而是‘小子”不會開，在樓下無聊，要“胖子”教他開車，不料“小子”一開就一檔猛轟油門、高速起步，車就衝出來，衝到李大爺的車上了。我說：“‘胖子’闖了禍，竟還想瞞天過海，他媽的太可惡，我要收拾收拾他們。這個車，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們去修呢，他們修，還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車廠，吃老百姓，修了也不會好好給錢，這怎麼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錢，由他們照實賠我。”管區警察見我堅持，只好請我開估價單給他，就告辭了。
那幾天，我有殘餘日記如下：
4月7日（星期二）
夜八點四十五分撞車。
4月8日（星期三）
羅警員來。夜魏謝來。警員半日講習用望遠鏡及Bug。
4月9日（星期四）
下午謝來，言調查我與什麼委員會的事。
4月15日（星期三）
[管區警員來，]我交撞車修車估價單給他，並堅持說不能讓我的保險公司賠，同時不准他們代我取車，因為不相信他們不向修車廠耍賴。
[為上面派他調查我的幾件事，為取信於我，]管區警員當我面寫填報單，內說李敖生活無著，情緒很壞，拒不作答。無法完成任務，擬請交由原告密人調查為感云云。
他又說以後他每次按一聲門鈴時，可不開門。連按二次時可開。
估價單是“國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代開的，計開板金五千五百元；噴漆一千五百元；前保險桿一支九百元；方向角燈一個八十元；車身鍍條一組七百元，共計八千一百八十元。八千一百八十元在十五年前不是小數目，管區警員看了，說這些錢不是“胖子”、‘小子”出得起的，恐怕得由大安分局想辦法才成。說完又告辭了。
過一兩天，管區警察又來了，他說他們研究結果，李先生的車只不過屁股側面碰壞了一點而已，怎麼李先生要整個全修起來？甚至連前面的保險杯也要換新的，全部車身都要改噴，他們說李先生在吃豆腐。我說我李先生沒吃豆腐，是吃刺蝟。你們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來。你回去告訴大安分局局長，叫他識相點，乖乖把錢送來，不然我就寫信給他的上司，信中寫法是“你們派人來跟蹤我，我沒辦法，要你們撤回，是強你們所難。但是你們派來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點，一個去大便，一個去小便，我的車，就被撞了。我現在求你們撤回跟蹤我的人，固屬奢求，但求你們精挑細選一下，派些屎尿少一點的幹員來，你們應給予方便，如此則感謝無量矣！”管區警員聽了又大笑又苦笑，說回去想辦法。
五月一日，他又來了。說大安分局局長屈服，由他命令警察們湊錢，湊足了你李先生開的價碼，現在錢帶來了，可是局長說，有一個條件，必須請李先生幫忙，就是我們絕不承認警察撞了你李先生的車，我們抓到個計程車司機，他願意承認車是他撞的，我們警察只是調解，由這司機賠你李先生錢，並且和解書日期要倒填二十三天，倒填在撞車那天當時，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網開一面，這樣和解？說著把早已寫好的“和解書”和現金八千一百八十元雙手奉上，我笑著說這事容易，就大家做假好了！於是，我就在對方早已簽好了的“和解書”上，簽了字。跟我和解的對方叫“張頌德”，直到二十七年後的今天，我還不知道跟我和解的計程車司機“張頌德”是誰、是什麼模樣？我倆生平各有此輕功，能在騰雲駕霧之中，就自相撞而言和，真不能不佩服大安分局局長的導演之妙了！我在簽字以後，曾在我那一份“和解書”上，自批如下：
此書三聯，羅警員留我一份，另由我簽名收據一紙。警察破財而欲串假戲免禍，用心亦苦矣。
1970年5月1日，“閉門家中坐，財從地上來”者就這樣的，警察的錢到我手中了。
和解以後第三天，車修好了，我有殘餘日記如下：
5月3日（星期天）
跟蹤小曹。
5月5日（星期二）
段自臺中來，言了有友近自警界辭職，說警方盛言李敖將在本月偷渡云云。可笑哉！
今日與蕾逛西門，被跟甚緊。
胖子警員（肇事者）今天見車修好，跟小八說：“簡直比以前的還好！”小八說：“託你的福。”
此次賠款，據聞派出所攤派三千，餘額由警察分攤。
倒黴的“胖子”，不久終於給調走了。後來警總派人接替警察，把跟蹤職務全部接過去。有一天，警總跟蹤我的“老鄭”（鄭士達）向我透露：“‘胖子’臨移交時候說：可要當心那李某人，那傢伙陰險無比。撞車那天，他下樓，笑嘻嘻的，滿口說沒關係沒關係，可是沒了半天關係，卻把我們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賠了他大把銀子才鬆口。你們別以為李某人吃了我們警察，把錢拿去修車了，其實我們查出他的車保的是全險，保險公司不敢追查誰撞了他的車，只好認賠了事，所以修車全部是保險公司孝敬的，李某人拿了我們的錢，全部給他小女朋友去買花衣服了。李某人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傢伙，你們可要小心才好！”我聽了，哈哈大笑。我說：“這就叫‘警民一家’啊！”
在我被國民黨“跟監”的日子裡，“國際特赦協會”的秘書長馬丁·埃納到了臺灣。魏廷朝、謝聰敏到我家，約我一起去看馬丁。我說我李敖架子很大，對洋鬼子尤其大，馬丁如果真來幫助我們，就請他到我家來看我吧，我不會去看他的。聽了我的話，兩人都認為有理，就轉告馬丁。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來，登門拜訪，“行客拜坐客”。於是，就約定一天晚上來。當時我雖處境自顧不暇，卻很想托馬丁為在牢中的柏楊想點辦法，為了加深馬丁的印象，我請小蕾給柏楊太太艾攻打公用電話（我家的怕竊聽），問她願不願意跟馬丁見見面。電話中艾玫說她願意來，可是到時候，她爽約了。為什麼爽約，我至今還不清楚。
馬丁到臺灣，國民黨對他又恨又怕，於是派三個人跟蹤他。那時跟蹤我的是三個人，跟蹤魏廷朝、謝聰敏的各兩個人。馬丁他們上樓後，大家自四樓窗前朝下望，只見下面各路跟蹤人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給他們說：“你們看，我家對門變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視一笑，深感國民黨治安良好，真名不虛傳。就在這次“行客拜坐客”裡，我把一些被“跟監”的照片和泰源監獄名單，交給了馬丁。我沒交代他怎麼處理，他也沒說怎麼處理。一切都好像心照不宣似的。這名單中有不少我的朋友或今天我們熟知的人。像劉貞松、蔡金河、林書揚、陳水泉、雷正彬、袁錦濤、羅賢義。席長安、柯旗化、施明正、莊寬裕、陳左弧、施明德、孫以蒼、胡學古（胡虛一）、吳耀宗、梅濟民等等。在他們暗無天日的黑獄生涯裡，做夢也沒想到：他們一個個的大名，已經經由李敖之手，轉給國民黨眼中的“國際好人”了。不但他們沒想到，即使國民黨也沒想到。國民黨做夢也沒想到：在他們全天候“跟監”李敖的大作業下，李敖居然還能不動聲色地來“害”他們，他們真不知道李某人的厲害了！
這份泰源監獄名單是一折寫在打橫格十行紙上的簡單冊頁，因為是偷運出來的，所以摺痕很多，並且有點破舊。它是孟絕子（孟祥柯）交給我的。孟絕子絕口不問我怎麼用，我也絕口不說如何處理。正因為有這種心照不宣，所以在大家先後被捕後，我如孟絕子所說：“把‘外洩機密資料’的責任完全攬到你（李敖）自己身上，以減輕我（孟絕子）的罪狀。”所以這一案子，幸得在李敖身上“及身而絕”。孟絕子關了一陣，放出去了；交名單給他的蔡懋棠（在史丹佛中心教臺語，已故）也很快就放了。
在我1971年3月19日被捕前幾天，一天坐在馬桶上看《新聞天地》，看到有國民黨文化特務卜少夫《新聞天地》的一篇《斥臺奸》，其中一段引文提到臺獨分子“公佈了一批在臺被羈的政治犯名單”的事，當時我對“政治犯名單”一語甚感興趣，但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名單，原來就是我提供的那一份。等到我被捕後，在被訊問時，國民黨拿出一本“臺灣獨立聯盟機關志”——《臺灣青年》第一二0期，赫然看到“臺灣泰源監獄‘政治犯’名單”的大標題，我才恍然大悟！
在被捕後，我被抄家兩次，許多文件和書信都抄走了僥倖殘留的一些片段，聊可看出這段軟禁期間的一些斑痕：
1970年1月26日（星期一）
一、[追記]清早魏廷朝來，說彭明敏已偷渡，且得瑞典政治庇護，昨晚家屬已收到電報云云，聽了令人驚奇不已！
二、午後吳相湘來，說楊西昆昨天已在北大同學會上證實此事。
1月28日《星期三）
一、王淦（王淦為上任調查局臺北站站長，時任調查局公共關係室主任）午來電，約下午四點到我家。三點五十分他來，坐到四點四十。他先說去年調查局辦了許多大案，忙得不得了，所以沒能來拜訪我。我說：“你們業務興隆。”他說：“只可惜百密一疏。”我們對視而笑。王淦要我幫他一點忙，想想看可有熟悉的外國人跟彭要好的。我說：“好像有一個紐約時報記者FOX（包德甫），就是上次你們派了二十多個特務，在飛機場扣他五小時的那位。”他又笑問我跑不跑，我說：“第一，我要跑，1964、65年就跑了。第二，我要跑，也不會跑在彭明敏的後面。”
1月29日（星期四）
一、[追記]傍晚管區警察來，我在家吃蛋炒飯，順便約他同吃。他貌似有難言之隱。最後說上面通令捉拿身高多少之獨臂人彭明敏一名，他現在奉命來查管區內計程車，有沒有搭過這類客人云雲。我說你們要拜託《法網恢恢》中的醫生去找，因為他是找獨臂人的專家……
二、管區警察下樓，我看他直入對面小店內，其中又人影幢幢，心知有異。不久小股來，說：“怎麼你的樓下有○○七？”我把話題扯開，因今晚大家玩牌，免得掃興也！我一邊贏錢，一邊注意樓下活動，最後門半開，燈亮通宵。
三、臨睡前重讀《阿德諾傳》，看被極權者迫害故事。
1月30日（星期五）
一、[追記]Strangersatthegate！
二、小華來電，說昨晚範經理等下樓，被人仔細端詳，大大確定是○○七。
三、通知眾朋友，“不來不怪，要來自負其責。”
四、魏胖來電“恭喜”。
五、午後經過派出所，找管區警察不在，所中值班人說他有“特別勤務”，我心裡更明白了。
六、回來文嶽來，我電王淦，說怎麼彭明敏家門口的人跑到我家來了？我不像彭明敏，——你們看他一年半載，可是他媽媽有錢養他；你們若看我一年半載，你們嚇不倒我，可是卻嚇走了我的朋友，那我就餓死了，我只好先卷好鋪蓋，住到你們局裡來！請你問問沈局長，到底是怎麼回事？一會過後，王回電，說沈局長說，不是他們局裡的，並說為我打聽打聽。
七、我還跟王淦開玩笑說：“這回冬防，我要特別加錢了！”
1月31日（星期六）
九、下午情報：彭一走，警總派管區警察先看我是否在家（24日上午）後，即由特勤隊到我家盯三四天，後以責任太繁，決定皮球踢給市警察局，市警察局再踢給大安分局，於是由市警察局、大安分局與我的管區派出所組成專案聯合小組，除由警總、市警局、分局、派出所各單位主管分層督查外，小組設組長一人，組員八人（內中一名為管區警察，改派為特勤［特別勤務］，免除其他業務，專門參加監視工作）。待遇除正規薪水外，組員每人每日加發二十四元，一月加發七百二十元，內定此項監視，至少三個月，八人每月開支五千七百六十元。其他跟蹤車費等另報，組長以上薪水不詳。同樣被監視者，除我以外，有通化街的謝聰敏與和平東路的回（按後查出即彭太太），每月總開支預算是五萬元。監視方法是二人一組，四小時一換班，二十四小時不斷，做情況記錄。’先是派出所主管以李。謝二人都在管區內，為恐禍延，堅主管區警察逼李、謝搬家。我的管區警察表示沒辦法。（“房子是李敖自己的！怎麼逼他不許住自己的房子？”）後分局局長與管區警察面談，管區警察表示三點：一、李敖房子已抵押，經濟情況不好，沒錢逃（此點已被分局局長認為李敖可受外面接濟）。二。李敖是最聰明的人，他要跑，會跑在（彭）前頭，不會跑在後頭。三、又因為李敖最聰明，所以他目前不走，抓他師出無名，他若一走被捕，對他反倒不利（此二點分局局長同意）。
十、管區警察又先向分局長報備，以他跟我相識，分局長特准他到我家或坐我車。但他問分局長：“若是李敖到觀光飯店去，我又沒錢、又土，怎麼辦？”分局長說：“那你在門口等他。”
十一、管區警察仗著踉我相識，並瞭解我，在他當班時異常鬆懈，他甚至說：“李敖要跑，也不會在我當班時候跑，李敖夠朋友。”因此被上面警告。甚或有其他警察要求同他派在一組當班，以這樣安全故也。
十二、管區警察透露：“上面只是怕你跑，只要你不跑，你在家裡賭錢，我們不但不抓賭，反倒歡迎極了！”
十三、管區警察以看管有利可圖，想包辦看管，由他具結：看管費全部交他，如李敖跑了，願被砍頭。看管費他願分一半給我。……繼而思之，上面一定懷疑他跟我勾結，致有此奇想，如此議一出，反倒每天二十四塊的外快也拿不到了。於是打消此念。
十四、管區警察又說：上面懸賞一萬元，給提供彭在12月20日到1月20日重要動態的人。
十五、他又說現在我的照片已在各重要出口暗中畫影圖形分發，為怕我偷渡也。
十六、他說29日傍晚在我家，以奉命不準說，故只有做出難言之隱表情，讓我心裡有數。他說他所說一切，都請守密。
十七、原與彭明敏約今早十點見面的，如今他“爽約”了。
2月1日（星期日）
六、Mrs．Philips午約見於美國學校，說李翰祥不能出境，其中一個理由竟是他同Mrs．PhiliPs聯合設法偷渡李敖！真可笑！真是媽媽的！
七、與魏胖比較廖文毅回來與彭明敏出走對KMT之得失。魏胖說：“拉回來一個會撒尿的；逃掉了一個能拉屎的。”我們大笑不止。
八、今天各報遍登通緝彭明敏消息，內容一律，自是統一發稿也。
2月3日《星期二》
九、今晚搬出民家，改由計程車、摩托車擺在樓下監視。我夜一點進小營回家，利用自後開來的其他車燈光，看到
（一）車內二人，一睡一醒；
（二）車為淺藍色，字號‘譁寶一五一五一四九二”。
十一、今晚有車來駐，思及杜甫“賓至”詩中二句：“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正前句寫我，後句寫特務也！
2月4日《星期三）
五、致王兆民信：
二叔、嬸：前次被捕，承義為作保，至感。官方以彭明敏偷渡出境，似恐我將援例，現以九人小組，日夜在樓下監視，行動不便。舊年當前，此次失禮矣。工部“聞斛斯六宮未歸”詩：“本為賣文活，翻令室倒懸。”息影四年，而校事誅求如此，思之可嘆。此頌雙安。劉叔前乞代致意。1970年2月4日午。
2月5日（星期四）
二、今為陰曆除夕，仍整日監視，原以為會“新年停火三天”，——去年監視彭時曾停火三天。
2月10日（星期二）
四、致吳亮言一信：
亮言先生：舊年承賜禮品，至感至謝。國民黨以彭明敏教授偷渡至瑞典，似恐我將重演故事也，自上月二十九日晚飯起，即派員九人輪流全天候監視，昨夜起，且明顯加派計程車跟蹤，後果如何，尚未可卜。失禮之處，想蒙諒解。我既為朋友所浼，自不願浼人，特此奉聞：在國民黨混頭腦沒清醒前，朋友暫以保持距離為宜。冬日氣候多變，務乞珍重。萬語千言從何說起，世亂如麻，尚不知鬧
到什麼樣子也！1970年2月10日。李敖敬上。
3月5日（星期四）
二、將一月來日記寄三三，並附識如下：
“臺北半月記”加半月記
昔日戲言彭宅事，今朝皆到眼前來。
島國風光行看盡，偏安氣量總難開。
尚想舊仇憐公僕，也曾加班送錢財。
誠知此恨人人有，雨夜獨聽梅呂哀。
不計韻律，改元稹詩如上，聊寫被軟禁始末。此冊但寫此一事件，其他個人生活、輿論資料、消息來去，暫不與也。一月日記成，遠寄三三，以答故人。1970年3月5日，李敖在臺灣臺北。
4月16日
致“小Y”
Y：今天是足不下樓的第八天，換句話說，也就是治安人員看不到我的第八天。我叫小八明天替我找個理髮的人來，連理髮都不出門，其閉關之心可想。在家心靜如水，（“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每天洗熱水澡二次，偶看電視、聽唱片，然後就是吃飯以外的全天做工（寫來看去剪東貼西）。洗澡的次數不少於丘吉爾，做工的時數不少於胡佛（每天十五時）。董仲舒當年不窺園，我因無園可窺，可算不窺，有時天氣陰晴都不知道！——“坐牢於我何有哉？老子先坐給你們看！”……1970年4月16日。敖之。
10月6日
致“小Y”
Y：四月十六號回你四月九號信後，半年不通音訊。港方有人來，膽小乏味，約我在舞廳見，甚至不敢到我家來看看受難者，我謝絕之。這種朋友，還是隨他去吧。八個多月來，一直被housearrest，修養功深，連樓下的貴黨偵騎都交相佩眼，認為看得枯燥之極，直如“守靈”一般，——我在樓上一如死人，毫無動靜，可一連多日足不出戶。不過雖不出戶，一出則不乏驚人之舉，如9月4日半夜，我忽約來TheNewYorkTimes兼Time－Life的CorrespondentDenaldH.Shapiro和TheAssociatedPress的ChrrespondentLeonardPratt跑到新店安坑監獄，去興師動眾地接雷震出獄，害得他們無法封鎖這一消息。我曾對他們說：“抓人看人是你們的勢力範圍，可是煽動國際輿論是我的勢力範圍，——今天我要施展我的勢力範圍。雷震轟轟烈烈進去，不可以偷偷摸摸出來。他進去的時候是老虎，出來的時候不該是老鼠。所以我來了。廣東話說‘不是猛龍不過江’，你們看著辦吧！”……1970年10月6日夜四時。敖之。
10月29日
致魏廷朝
魏胖：以下成績，得以具體化，皆拜國民黨軟禁之“賜”也！
一、苦其心志地鍛鍊，更成熟。鍛鍊自己可應大難、任大事，並充分做這一準備。
二、專注於世界性大目標地研究，矚目於新世界、大世界，而不斤斤於一個江河日下的政權、一個老人政治、一個小島。
三、對於人情冷暖，有更清楚的測驗。
四、對曾經磨難的榜樣，有更大的興味去體認。
五、能過孤獨生活，且在孤獨中忙個不停，自得其樂，得到不怕孤立的本領。
六、全天候做工，沒有假日。增加了做工的時間，自然效果也相對地看好。……
1971年1月2日
致劉紹唐
紹唐兄：我被“軟禁”眼看就快一年了。上月我家發現被偷裝的偵聽器，我不動聲色，把它轉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警總“抓”我去，逼我繳出銷案，我說這個是要不回來了，等我找到第二個，一定給你們，弄得他們也沒辦法。當天我在“口供”中已明白表示我已無所顧惜，“政府”如想不把人丟到海外，就不要逼我。這次“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美國代表們由哥倫比亞大學的奧森伯格出面，請我吃飯，正是我被抓問後的第二天。當天晚上蔣經國請他們吃飯，奧森伯格們曾以我的處境問蔣是否於人權構成迫害，蔣不否認，但說“Repressive”而已，他的英文可真不錯！我這邊你還是不要來。如有賣書的機會，請代我把握。我手邊有《古今圖書集成》一套，《大漢和辭典卜一套，《文星》叢刊一套，《文星》集刊二套，《中華古籍》叢刊、“金陵叢書”、《榕村全集》等多套。1971年三月2日夜。敖之。
3月11日
對待諸葛亮的三方式
一、三顧茅廬，請出來幫忙。
二、不顧茅廬，不理他，棄人才於地，但也不干擾他。
三、包圍茅廬，軟禁他。
國民黨對李先生，顯然屬於第三方式。
國民黨笨死了。
3月12日
不忍於現狀，連現狀都沒有
艾德諾曾長年以忍耐為武器。
許多場合是，如不忍於現狀，則連現狀也沒有了。
3月13日
孤寂
孤寂並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在人群中，你常常發現只有你自己在想你想的，關切你想的。別人的面孔可能很友善、聲音可能很親切，可是那隻侷限於眾生生活與世俗生活，除此以外，他們立刻變得無知、冰冷、麻木、比鄰猶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識。
孤寂是要自己決定、自己排遣、自己應付難題、自己面對斧鉞；孤寂是沒有人可以商量、沒有人可以傾心。不錯，你有熟面孔，可是你怕引起他們的茫然、乏味與醜惡一面，影響到他們安全，他們有限的熱心與關切，你也不得不拒絕，因為他們太軟弱，他們非但無助於你，反易自傷其手（乃至終於露出人的醜惡一面，——每個人都有的那躲藏的一面）。
孤寂是處於荒原，孤寂是獨行墳場，孤寂是在什麼聲音都沒有的時候看月亮。
3月14日
朋友和“敵人”
朋友——亡命的亡命、被抓的被抓、遠颺的遠颺、自保的自保。一兩個偶一見面的，竟又是來求助於你的，至少是增加你負荷的。總之，此一二偶一見面者，其見面也出於不得已。人道如斯，幾乎已令人失去對friendship的信仰了。
“敵人”——環伺也、警告也、干擾也、窮纏也，迄無止境。他們簡直要變成你的朋友了。“你不跟俺們交朋友？好！俺們把你的朋友全趕走，你不交俺們還交誰？”難道有朝一日，你豈要建立起對“敵人”的信仰嗎？“敵人”至少有一點是值得信託的，——就是他們絕不變，絕不像朋友一般地忘記你。他跟你永不分離。
3月15日
也許是絕筆
孟胡：吾已徹底被Housesarrest，吾不得出，人（除小八、小蕾外）不得入。吾已聲明，如此日子久了，如此枯燥生活，必然會把吾之“趙四小姐”逼跑，那時警總理該配濟一二“花木蘭”來，才算公平。閒話休言，至少二個月內，你不要來。切記切記。1971年3月15夜，“自費張學良”親筆（也許是絕筆）。
18日[跟蹤我的]小鄭說，保安處共有“花木蘭”六人，都醜得要命。
到了3月19日晚上，跟蹤我的林組長（林業振）上樓來敲門，低聲對我說：“處（保安處）裡要請李先生現在去一趟，派黑轎車來，就在樓下。”他因為跟蹤久了，對我不無交情，補了一句：“情況很麻煩，你要有心理準備。”我點了頭，請他門外等我，我走進臥室，把早有準備的一包十萬現金給了小蕾，並還給她一包照片——她二十歲時我用“拍立得”相機為她照的裸照。囑咐她現金備用、照片不能給第三者看到，所以改由她保管。囑咐過後，就相擁而別。從此，我結束了軟禁的歲月，走上漫長坐牢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