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車水馬龍，每個人都生意興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嚴格。在餐飲之類的生活文化以及各類藝事上，都需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因此，一切發展得極為迅速。
在東蒙古過著遊牧生活的契丹族出現英傑耶律阿保機，並重用漢人、樹立政權進而稱帝，是公元916年的事。
契丹族過去推戴首長的習慣，從這時起也變成君主世襲了。遊牧民族集團採用首長世襲制，意味著不願再以遊牧為唯一生活形態。
遊牧時必須由領導者決定一切。何處有水草、敵人在何處——判斷一旦發生誤差，集團就可能全數覆滅。因此，首長向來都由大家選擇推戴。蒙古族的“集會”（Khuriltai）不外乎就是進行推戴事宜的會議，成吉思汗等人也是受這樣的“集會”推戴而就大首長之位的。
耶律是契丹族的姓氏之一。契丹族是蒙古族的一派，單數叫做“契泰”，複數則叫“契丹”。大約四世紀時，契丹族分出許多小集團，集團內的上下支配關係相當緩和，那個時代的契丹族勢力並不怎麼大。諷刺的是，唐將勢力擴張至周邊諸民族並使契丹族臣屬一事，反而成為這個民族強盛起來的關鍵。
唐為了考慮統治上的方便，一律採取唐制，例如設都督府，置都督以及刺史等官職，其行政區域稱做羈縻州，以自治形式附屬於唐。因此，被任命為都督或刺史的，都是契丹族的有力者。
導入唐制的結果，分散的小集團合聚成地緣集團，使其上下統治關係變強。據說，各契丹族結合成為有體系的部族，是在盛唐至中唐期間。
首長支配力一旦增強，自然逐漸實行世襲制度。過遊牧生活時，需要的是優秀領袖，而不歡迎領袖世襲。耶律阿保機之所以建立首長世襲制，或許是因為他所統治的集團，已經開始融合周邊的通古斯族和漢族，農耕生活變得佔有相當大比例的緣故吧？
太祖耶律阿保機派兵征服現在甘肅省及青海省地區的西方党項族及吐谷渾等後，乘勢將兵力轉向東方，把渤海國納入勢力範圍。中原北方周邊橫亙東西、擁有長形帶狀版圖的政權於焉成立。
被稱為太宗的太祖之子耶律德光，抓住中原正處於五代十國混亂時期的機會，向南進兵取得燕雲十六州。燕雲十六州是以現在的北京為中心、面積相當廣大的地域，居民自然以漢族為主。
太宗耶律德光於公元936年將燕雲十六州納入版圖後，就依照中原的政制，將國號改為“遼”。
包含遊牧民和農民，由契丹族、塞外諸民族以及漢族組成的遼，在統治上勢必走上二元化之路。在政治體制上，遼採取統治遊牧民族的北面制和統治農耕民的南面制的二元化體制。北面官為契丹族，南面官則為漢族。但遼畢竟是契丹政權，因此，國家中樞政治及軍事事宜，概由北面官掌握。
北方形成如此強大政權的同時，中原正處於五代十國的分裂時代。直到中原開始統一為宋這個政權時，北方之遼由於太宗的去世，開始有內紛迭起的現象。
南北兩大勢力都在對方陷於混亂期時，奠定了各自的基礎。
宋有皇弟趙廷美被流放房州之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九月，遼太祖之曾孫第五代皇帝耶律賢去世，他是有“景宗”這個中原式廟號的皇帝。
耶律賢死後，其子耶律隆緒即位，但大權卻為其母蕭氏以攝政身份掌握。遼的歷史記錄頗多不明確之處，事實好像是，這個蕭太后時代，取消了“遼”這個中原式國號，恢復原來的“契丹”。
男主外、女主內是這個民族固有的風俗，蕭太后對維持此一習俗似乎極為熱心。但由“遼”、“契丹”之國號問題可以窺知，遼國政府後來也有民族國家（以契丹族為中心的）派與天下國家（包括諸民族的中央政權）派的對立抗衡。
總之，在以契丹族為主的遼變為強大政權時，宋也已大致完成統一天下，成為一個以收復燕雲十六州失地為國家目標的大政權。
宋和遼時而締結和平條約，時而將之譭棄。宋太宗攻打北漢時，雖與遼有和約卻將之棄置一事已如前述。
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的東亞狀況，基本上可以說是宋與遼的對立，是妥協、軍事行動的一再重複。
宋雖然為了討滅南唐而出兵，實際上並沒有真正開打，吳越則更在和平狀態下獻出國土；儘管討伐北漢時，連帶遼也被捲入，展開血腥戰爭，結果互有勝負，但如前所述，由於遼有內紛，宋因而較為安定，得以謳歌和平。
和平能促使經濟發展，在五代十國分裂時代結束後，宋於是迎接了經濟成長的時代。
實際上，五代十國末期，南唐等國已擁有十倍於中原政權的財富。南唐自從建國以來，由於與後周及後來的宋締結朝貢關係，未有軍費支出，應該是積蓄財富的主要原因。
宋將此一南方財富，連同其文化一併吸收，“澄心堂紙”是其中一例。
南唐後主李煜將其書齋稱為澄心堂之事已如前述。他以大量金錢製造了非常優良的紙張，連後來的清朝乾隆皇帝都苦心孤詣擬欲複製。
於宋代達到最高境界的文房四寶之製造技術，完全是南唐遺產。除澄心堂紙之外，南唐帝室墨匠李廷珪所製造的墨，也都是絕代名品。
在陶瓷製品的創作上，宋的青瓷、白瓷是世界陶瓷器史上的最高峰，後來任何時代的作品無一再能超越它，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有一說謂，傳至今日的中國藝事，絕大部分都在宋代形成，這與日本的藝事都在室町時代形成之說頗為相似。
宋都開封的市民，起碼較唐都長安的市民幸福許多。因為在長安，每到日落時分就有數百通鼓聲響起，城門及城內百十街坊的坊門都被關閉，也就是說，除了小巷衚衕以外的街路，夜間都不準行走。宋的開封則沒有這樣的禁令，街上有不分晝夜營業的飲食店，市民有完全的外出自由。
在長安，除了一定級別、地位的人，一般庶民都不準在大馬路邊設立住戶，只能居住於小巷衚衕內。相較之下，開封並沒有這等嚴格的規定。
面對運河的開封，除了為交通要衝外，更是商業都市，比起政治都市長安，開封顯然較具多面性。
開封的鬧市叫作“瓦子”。大量集中的瓦可以用以修葺屋頂，但拆除後就成為分散的東西，准此含義，稱人們聚集又分散的地方為“瓦子”——這是此一名稱的由來。
瓦子有規模宏大的演戲劇場以及無數的路邊賣藝人，以各種表演取娛人們，這些表演包含說書、魔術以及戲劇等。
大型劇場叫作“棚”，“蓮花棚”、“牡丹棚”、“夜叉棚”等劇場都足以容納數千名觀眾。由“棚”這個名稱，不難推測建築物內有縱橫無數的欄杆，形成棚的樣子。在地面稍斜的棚裡，觀眾想必是以手扶欄杆的姿態看戲吧？
酒樓鱗次櫛比，不論氣候和季節，不分晝夜地營業。至於酒，則為政府的專賣品。直接向政府購買酒的地方叫“正店”，分銷處則稱為“腳店”。酒樓除了可以叫酒菜外，並且置有妓女。開封最大的酒樓是在東華門外的“白礬樓”，後來改名為“豐樂樓”。此外“仁和店”和“宜城樓”亦甚有名。
在鬧市瓦子有一個名氣非常響亮，叫俞敬之的剪紙畫名手。
“剪一個顏體‘富’字給我。”客人做此要求時，俞敬之會拿出一張黑紙，使用剪刀開始剪，片刻後，和顏真卿書寫的“富”字一模一樣的字體出現了，貼在白紙上的字形，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客人也可以要求他剪“王羲之的‘’字”之類的。由於是文化技藝，所以，他雖然是個藝人，卻從不向客人討好。他絕少和客人說話，只管默默地做自己的工作，王羲之的字體很快便在他的剪刀下被剪出來。
除了名家字體，各種圖案他也會剪。
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車水馬龍，每個人都生意興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嚴格。以館子為例，菜色不夠理想，客人一下子就轉到別家店去；賣藝的人也一樣，表演不受歡迎就不會有人來看。且不說表演變差，一旦有本事更強的人出現時，客人立刻便被吸引過去。
所以，這可以說是競爭非常激烈的時代。以剪紙畫為例，由於有一個本事很強的少年出現，俞敬之的生意一下子就沒落了。這個天才少年能在自己的衣袖裡剪字畫，而俞敬之則需要邊看邊剪。
在餐飲之類的生活文化以及各類藝事上，都需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因此，一切發展得極為迅速。
從太祖到太宗約四十年期間，可以說是創造極為充實的宋體制的時期。
宋太祖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被譽為明君中的明君，理由完全在於出身於武門家庭的他，卻毅然決然切斷五代的武人政治這一點上。
唐末起，節度使開始掌握軍事及行政權，並且割據各地，因而招來五代分裂的時代。為不使中國再分裂，非阻止軍閥的產生不可。
實際上，這項預防政策為後周柴榮所創，他採取的方法是強化殿前軍，也就是中央軍。宋太祖繼承這項政策，走上使節度使成為名譽職的方向，也就是儘可能地頻頻調動節度使，以避免在一個地方生根。另外一點是，將軍事和行政分開，由中央派遣叫作“通判”的行政官主管政務。
在眾多措施中，最為有效的一項是，將轉運使派遣至地方。轉運使是擔任租稅、鹽稅、酒稅等工作的官員，過去的徵稅工作全歸節度使擔任，派遣轉運使，無異是切斷節度使的糧道。
如此一來，節度使便只是地方上的師長而已。不過，“節度使”這個官職還是很有分量，很有利用價值。
宋依然使用節度使這個官名，但實際上只用它作為對行將除役的軍人臨時性的酬庸。因此從財政方面來看，他們會割據之虞已不存在了。
這樣的措施不是隻見於節度使。宋並沒有遽然廢止唐朝以來的制度官職，而是使之暫存一段時期，再採取逐漸更改的方式。不勉強行事——概括言之，這是太祖和太宗在政策上的基本態度。
軍人出身的皇帝，戮力推廣的卻是文官政治。
經由考試起用官吏的“科舉”制度起源於隋代，當然也為唐所繼承。但隋、唐還是相當重視門閥的時代，雖然寒門進士因此得以在官界發跡，但這些人往往成為門閥出身人士排斥的對象，處處遭受壓抑，牛李黨爭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事例。
宋代採取的卻是進士至上主義。一個人無論家世如何，除非科舉及第成為進士，不然絕不可能在官界居高位。
宋代仍然有針對地對國家有功勞人員的子弟，不經考試即予起用的制度。但有把握考上進士的人還是會參加考試，因為這樣對自己利多於弊。
“非進士者非上人”的風氣，確實有其負面效果。但這個風氣的確成為宋在確立文治主義上的一股極大的推動力。有經濟能力的家庭，無不鼓勵子弟潛心讀書。
北宋時代起，以理學為名對儒教哲學作深度研究之風甚為普遍，其理論已到了獨樹一幟的程度，南宋朱熹將之集大成為“朱子學”，對後世及日本產生極大的影響。
這是使“武功”因素趨於淡化，“文治”主導時代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