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馬寨所處的位置，是在高樓街的東邊，所以，鄉里把馬寨劃分為東管理區。全鄉有二百多平方公里，面積特別大，為了便於指揮，共分了東西南北中五個管理區。
這些年裡，在我們鄉有兩個現象，值得驕傲。一是考上大學的年輕人很多；二是鄉里的主要領導被提拔為縣級領導幹部的多，很出人才。當了祖師頂山上祖師廟道長的“靜宇”道人，在恭維鄉里領導們時，胡謅說，這五個管理區分得好啊，暗合了八卦方位，“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分別屬金木水火，中央屬土，這金木水火土佔全了。一把手在高樓鄉幹，受到提拔重用是合乎天機的”。
有道是“天機不可洩露”，洩露了就不靈了。在當時，道長說出這個論斷時，說得我們那位書記心裡美滋滋的，臉上自然有遮掩不住的笑容。後來，這位很信這一套的書記，竟然沒有能夠當上縣級領導，只調到了一個重要局任局長，心裡很不痛快。他曾經對自己那個愛好到廟裡燒香的老婆說，別迷信這一套，道人們全他媽的胡說八道。
鄉里臨時突擊中心到來時，副鄉長劉繼昆分包的是我們東管理區。東管理區有七個行政村，劉鄉長一般不回我們村，只是讓別的幹部前來督戰。因為他媽蘭秀娟對他說：“本地和尚不念經，咱們村的屎盆子你別攪，你慶典伯不是個好惹的。”劉鄉長很以為然，就不進馬寨。儘管沒有深入實際，但他即使不聽分包我們馬寨村的幹部彙報，心裡照樣明鏡一般。
可在這年春上，安排種菸葉的時候，工作阻力十分巨大，我們馬寨的種菸葉面積最不好落實，劉慶典支書陽奉陰違，頂得厲害。劉鄉長只得屈就，提著菸酒到三伯劉慶典家，親自登門做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終於，劉慶典看在堂侄子和菸酒的分上，答應做群眾的工作，安排落實種菸葉面積。
其實，也不能全怪劉慶典要頂撞上級領導，而是群眾越來越不聽話，你叫他往東，他偏偏往西。這幾年，安排落實種菸葉面積，年年都是鄉里工作的突擊中心。只要秋莊稼一放倒，村裡幾個幹部，分包到村民組，負責把各家各戶的種菸葉土地規劃出來，嚴禁他們種上小麥及其他農作物。為了落實上級分配下來的種菸葉面積，這面積就得放大一倍以上。不然，等你村幹部前邊走，群眾後邊就把小麥種上了，弄得村幹部沒有脾氣。現在當村幹部的，對老百姓沒有一點“拿法”，要抓的工作，盡是得罪人的事情。狼叔就當面罵過劉慶典，說你們這些當官的，啥也不會，只知道“要錢要命”！說來也怪，除了抓計劃生育“要命”，收五糧三款“要錢”外，凡是上級推廣的讓群眾發家致富的項目，幾乎沒有一項是成功的。
發生這種情況，說來話長。
自從出現賣糧難以後，鄉親們種糧食的積極性受到挫傷，紛紛轉向了種植經濟作物。上級也察覺到了這個苗頭，知道群眾的糧食已經夠吃了，主要是缺錢花，因此號召調整種植業結構。上邊的目的是要求群眾，向有限的耕地要高產，要優質，要高效益。一個將軍一個令，換一任主要領導，就產生一個新思路，今天叫種這種東西，明天叫種那種東西，老百姓跟著這個指揮棒轉，種出來的東西不是賣不出去，就是不適合我們這裡的土壤、氣候條件，根本種不好。比如有一年，鄉里讓群眾種植“蔬菜種子田”，說“賣原種比賣蔬菜賺錢”，他們安排鄉農業技術推廣站的人員，從山東引回了大蔥、大白菜。農經站實行有償服務，首先賺了種子錢。老百姓滿懷掙錢的渴望，種了一季子，結果大蔥長得如同香葶兒，大白菜抽出了穗兒，開了花，就是不會結子。誰家種植這種東西，誰家就倒黴，有人到鄉政府罵大街，政府的領導和農業技術推廣站的人員躲起來不見面。
這兩年，縣裡經過充分論證，根據全縣的地域特點，提出了“東抓煙，西抓棉，南抓花生北抓蠶，全縣建成林果園”的號召，要搞什麼“農業行動計劃”，打破“傳統習慣”，推行“三改五化”，實行“深度開發”。老百姓實在不知道上級要他們幹什麼，上級的號召都是一些濃縮出來的新詞彙。你要是想弄明白這些名堂，可以到當時家家戶戶的院牆前，看一看寫得一層壓一層的標語，興許能夠知道這些詞彙意味著什麼。
我們高樓鄉在縣城東部，自然屬於植煙區。本來我們鄉就是一個農業大鄉，經濟小鄉，工業弱鄉，財政窮鄉，只有抓菸葉種植，才是來錢最好最快的辦法。這是因為菸葉特產稅很高，領導們常說的一句口號是：“黨政軍民一齊抓，一切為了三十八”，“三十八”指的就是菸葉的特產稅率為百分之三十八。有這麼大甜頭在裡邊，你要是當鄉里的一把手，不狠狠地抓菸葉種植，才是“信”一個。（“信”是我們那裡的土話，和“二蛋”一樣，意思是傻瓜。）
我們那裡，早年並沒有大面積種菸葉的習慣。七太爺在世的時候，吸的煙片兒，是那些愛吸菸的人，在一小片生荒地上種那麼一點點兒，摘下來的菸葉，曬乾了，揉碎了，就能抽了。這是生煙，不是炕煙，抽起來較“暴”，嗆喉嚨。為了增強味道，使煙味柔和一些，吸菸的癮君子們，想出了不少辦法，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往揉碎的煙片裡邊，拌少許的香油，吸起來，有一股香油味道。發旺哥說過：“吸了這號煙，放屁油褲襠。”
到了80年代，上級號召種煙，高樓鄉的領導們，才從“菸葉王國”河南省襄縣引進了種菸葉的技術。
種菸葉的主要技術是育苗、打畦兒，等菸葉上的煙筋發白了，就是成熟了，採摘下來，這個過程叫“打煙”。整架子車的青煙葉拉到火炕邊上時，菸農們把青煙葉放在一根竹竿上，用麻經子編成一綹兒，叫做“上煙”。然後，菸農把上好的煙竿一竿竿、一層層地排在火炕裡，進行烘烤，青葉子變成金黃的顏色，這個過程就是“炕煙”。
炕煙才是菸草種植中最為核心的技術。一開始，我們那裡誰也不知道怎樣種菸葉，怎樣建火炕，上級就從襄縣那邊請來煙師，指導我的鄉親們燒煙炕。經過一年的努力，炕煙的技術大家基本上掌握了，煙師們就不再來賺我們這裡的技術費了。
啥東西都不能趕浪頭。市場是個怪物，我們老百姓的土腦袋瓜子捉摸不透。那年月，有一些人養長毛兔，很賺錢，大家一窩蜂一樣，買了他們價格很貴的兔娃兒，養起了長毛兔，到了只能賣兔毛時，就不賺錢了。有人又引進了美國牛蛙、荷蘭鼠等，誰佔了先機，賺的都是昂貴的種錢，跟著聞風而上的人，最後的結局都像養長毛兔一樣。
種菸葉也是如此，開始的兩年，確實是賺錢的。第一年賺回了建炕煙樓的本錢，第二年就有了效益，菸葉種植從此在我們這裡紮下了根兒。全省到處都改種菸草，面積放大了數倍，種了幾年以後，捲菸廠的菸葉積壓了，菸草公司收購菸葉的積極性明顯降低，要不是上級硬逼他們保護農民的利益，他們不停止收購才怪。雖說沒有停止收購，但壓級壓價，群眾很有意見。你想，從育苗開始，到大田移栽，施肥、打藥，採摘、編綹兒上煙，裝炕、燒火，在炎熱的夏日裡進到二三百攝氏度高溫的火炕裡出炕，放在外邊，讓新出的焦菸葉上點潮氣，再到後來，還要分級揀選，打包出售。這一系列工序，非常繁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忙了幾個月，蛻了一層皮，沒有賺到錢，白搭工夫，叫誰也不會願意再種了。
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鄉親們想不通，連支書劉慶典他們幾個村幹部也想不通。經過副鄉長劉繼昆反覆做工作，劉慶典動了真勁兒，把已經成為馬寨小學校長的堂弟劉慶立叫來，要他們組織宣傳。劉慶立安排教師們，把各家各戶牆上原來的標語剷掉，重新寫上號召種煙的標語。劉鄉長對劉慶立說：“慶立叔，治慢病要用猛藥，你看能不能把聲勢再搞大一點？”劉慶立說：“鄉長放心，沒問題！”
果然，鄉親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場面，學校的老師們帶著學生，敲鑼打鼓，舉著彩色三角旗，到寨子各個角落遊行示威，高呼著口號：
熱烈響應上級號召，堅決完成種煙任務！
抵制種煙，死路一條！
看著娃娃們的舉動，聽著他們喊著嚇人的口號，寨子裡的群眾笑嘻嘻的，一點也不感到害怕，只覺得有點可笑。
我的鄉親們不願意種菸葉，問題的關鍵，是出在收購環節上。
菸葉收購是菸草公司的經營行為，他們與政府和菸農不一條心。政府雖然沒法干預，他們也不敢在明裡得罪各級領導，但他們對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苛刻，刁難我們這些可憐巴巴的菸農。各個菸葉收購站點，天天都有菸農與收購人員吵架打架的事情發生。
劉繼縣的脾氣本來就倔，加上年輕氣盛，他去賣菸葉，分明是“中二”的菸葉，硬是叫女驗質員判為“下一”，差了兩個等級，一斤少賣一塊多錢，腦門子上開始躥火星子，與驗質員吵了一架。那個女驗質員對他耐心地解釋說，今年的等級普遍提高了，我沒有辦法。在場的其他賣菸葉的人，也紛紛抱怨自己的菸葉被壓了等級。這雖然不是給那個小妮幫腔兒，竟讓劉繼縣的心情稍微平衡了一些。
在他去過磅時，那個男過磅員要扣他百分之十三的水分，再一次把他惹火了，粗魯地說：“日他媽，扣這麼多水分，老子不賣了！”那個過磅員也不是好說話的，冷冷地說：“你願意賣了賣個，不願意賣了去個！”劉繼縣就把三十多斤菸葉從磅上拽下來，掏出打火機把煙點了，邊點邊說：“我讓你看看，這菸葉的水分到底大不大！”菸葉本來是冒煙的，點著了，竟然比干柴火著得厲害，火苗子躥了很高。其餘賣煙的群眾，同樣十分生氣，立即與劉繼縣一道，同這個過磅員吵了起來。煙站站長親自出面維持秩序，一看這陣勢，感到眾怒難犯，連忙把這個過磅員撤了，另換了一個過磅員，扣的水分和雜質少了一些，這才平息了事態。
鄰近的縣，收購菸葉比我們寬鬆。他們的地方保護主義嚴重，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段，讓他們的煙站，收購菸葉的級別比我們這裡低，收購價格卻比我們這裡高，這就有了利潤空間。到了收購季節，煙販子們開始活躍起來。他們走村串戶，把群眾剛剛揀好的菸葉，用與我們煙站差不多的價格收購。種煙的人家樂意這麼做，儘管沒有賣上好價錢，畢竟少跑了一趟路。
煙販們翻山越嶺，不辭勞苦，到鄰縣去賺差價。連高恩典他們幾個收購破爛的小販，也臨時加入了煙販子的行列。也有的人因為自己種的煙多，值得跑出去賣，就親自把揀好的菸葉打包，運出境去。到了那裡，賣煙人很受歡迎，菸葉能夠賣上價錢不說，人家當地政府專門安排人員接待他們，管茶喝，管飯吃。我的鄉親們始終弄不明白，同是一個陽光照，同是一個黨領導，為啥人家那裡比我們這裡收得好？“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誰不願意把辛苦得到的成果賣個高價錢？所以，消息很快傳遍了全鄉，我們這裡所有離外縣近的村子，大量的菸葉外流，再也沒有人到高樓街上的煙站去賣煙了。
這情況被鄉領導知道後，引起了高度重視。這還了得，跑掉了一捆煙，就等於幾十塊錢的煙稅白白損失了！於是，鄉領導快速反應，趕緊抽調精兵強將，組織了十幾個小分隊，同這些煙販子展開了一場游擊戰爭。
劉繼昆鄉長包的是東管理區，自然責無旁貸，他帶了幾十個鄉機關工作人員，分兵幾路，把守在各個要道口，見到煙販子，把他們所背的菸葉一律沒收。沒收到的菸葉，給小分隊成員百分之二十提成，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逮煙販子的積極性非常高。可是，煙販子們與小分隊就好像動畫片《貓和老鼠》一樣，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躲法，在青紗帳裡與小分隊捉起了迷藏。他們晝伏夜出，神出鬼沒，看見小分隊的人員，立刻機警地躲在苞谷棵裡、高粱地裡，迂迴前進。到了山上，專揀沒有路的地方走。小分隊的人員瞭解到這個動向後，也趕緊改變戰術，放開大路，佔領兩廂。那些狡猾的煙販子，反而大搖大擺地從較好的路上向外飛奔，出了縣界，你小分隊就無可奈何了。可惜那個時候還沒有傳呼機、手機這些玩意兒，要是有這些，煙販子們更能夠如虎添翼，堅壁清野反掃蕩，讓你根本捉不到他們。就這樣，能夠讓小分隊逮住的煙販子雖然不少，沒收的菸葉也不少，到底沒有流失的多，一季子下來，鄉里少說也要損失百十萬元的煙稅。
到了秋末，又一輪落實菸葉面積時，鄉村幹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鄉領導們開了幾道會議，研究促使農民種煙的有效辦法。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經過數次研究後，書記、鄉長下了最大決心，想出了高招兒、奇招兒和妙招兒，要求各村跟群眾簽訂種煙合同。分配給誰家的菸葉面積，如果不種，過罷年按畝產量折算成煙稅，當做“違約金”上繳。書記向機關幹部和村幹部解釋說：“實行區域化種植，調整種植業結構，是上級的明確要求。我們處在菸葉生產區，強調群眾種煙是理所應當的。再說，鄉里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如果放棄了種煙，幹部、職工、教師的工資從哪裡來？我們必須痛下決心，背水一戰，堅決把種煙面積落到實處，實在不行，也要按面積把煙稅收繳上來。”
鄉里印製了幾十捆合同，分給各行政村，讓村裡對準千家萬戶簽訂。合同上註明，如果不種煙，應當上繳多少“種煙違約金”。這個辦法，用現在的話說，顯然是“霸王條款”，鄉里和村裡的幹部本來就是霸王，讓群眾籤這種合同，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命令一下，多數群眾已經對種菸葉非常厭倦，乖乖地把“違約金”違心地繳了。誰知就在收繳到一多半時，有些菸農從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據，堅決頂著，不籤合同，也不繳“違約金”。這事兒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時候，村裡把這些群眾逼急了，他們開著小拖拉機，拉上好多人，到鄉政府去鬧。政府領導嚇唬他們，振振有詞地說：“讓你們籤合同你們不籤，是違背了區域化種植的政策。簽了合同，合同是什麼？合同是法律，不落實種煙面積，就是違法行為。違背了政策，違了法，還要聚眾鬧事兒，更是‘文革’遺風，是無政府主義表現！”
菸農們不吃這一套，你不給解決問題，我們向上鬧。於是又和其他村的菸農組成了幾百人上訪團，開進了縣城，圍住了縣政府的大門。這其中，就有我們村的下臺幹部劉繼先。
縣裡領導出面，安撫了群眾，讓他們回去，等候處理結果。隨後，縣裡的領導們狠狠地批評了我們鄉領導的做法，責成他們儘快解決矛盾，穩定大局。
已經繳過錢的群眾聽說官司打贏了，也紛紛找大隊幹部，要求退錢。村幹部說，這錢都上繳了，我們上哪裡去退？群眾就到鄉里要錢，鄉里已經把這一筆錢，在年終時給幹部、職工和教師們發了工資。吃過飯、拉過屎的事情，鄉里又沒有印票子機器，窯裡倒不出柴火。這事情從此拖了下來，鄉親們知道，鬧也是白鬧，就沒有繼續鼓勁兒上訪。但是，到了麥季，在村組收繳統籌提留款時，群眾以此為理由，頂著不繳，留下了很高的工作茬子。鄉幹部們明顯感到，從此以後，他們推行任何工作，都會遇上強大的阻力。現在的老百姓越來越不聽話了，越來越難以管理了。鄉村兩級幹部們，都盼望深化農村改革，強化“統”的功能，重新回到大集體的那個年代。
大集體的迴歸顯然是不可能了，孫丙豪夫婦卻從臺灣迴歸大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