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們再次陷入了世界大戰。這次戰爭不同於上一次。人們本來以為這次戰爭還會像上次一樣。因為我想人們料事總是以過去的經驗為基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莫名其妙地突然爆發了，就好像它是聞所未聞、毫不可能的事。在人們的記憶中，從沒發生過這種事，人們便以為決不會發生這種事。
而這一次大戰完全不同。
起初，人們對一切如常感到驚奇和不可思議。人們以為在第一個夜晚就會聽到轟炸倫敦的轟轟聲。然而，倫敦沒有遭到轟炸。
馬克斯參加了英國國民軍，我到託基的醫院詢問能否同意我到醫院藥房工作，這樣也可以使我的醫藥知識有所更新，今後或許有用。由於隨時都可能發生大批傷亡．藥房很歡迎我去。羅莎琳德填寫了婦女輔助航空隊的登記表．但是她並不熱衷於此，只是想作為一個戰時女子去試試。
這時。馬克斯在我們的朋友斯蒂芬·格蘭維爾的幫助下參加了空軍感到很得意。這位朋友是一位埃及學教授，他和馬克斯一起在空軍部共事，合住一個房間。兩人都是煙鬼，馬克斯抽菸鬥，沒停的時候。空氣渾濁不堪，他們的朋友把他的房間叫“小炭窯”。
婦女輔助航空隊和其他一些戰時服務單位都沒有吸收羅莎琳德，就我所知，她也沒想幹點什麼事。她又打算進入空軍訓練學校，於是又填了一大疊包括日期、地址、姓名和許多官僚們需要了解的雞毛蒜皮的情況的表格。可是一天她突然對我說：“今天早晨，我把那些表格都撕了。我不想進空軍訓練學校了。”
“是嗎，羅莎琳德？”我嚴肅地說，“你幹什麼應該拿準主意。我不在乎你幹什麼，幹你想幹的事。但不要總是三心二意的。”
“嗯，我想幹點更有意義的事，”羅莎琳德說，隨後她像她的同齡人在告訴長輩什麼事時那樣扭扭捏捏地補充說，“我打算下星期二和休伯特·普里查德結婚。”
這並沒奇怪的，只是有些突然。
休伯特·普里查德是——名正規軍少校，威爾士人；羅莎琳德在我姐姐家結識了他。休伯特是我外甥傑克的朋友，常去他家。他也曾來過我家一次，很招人喜歡，文靜，黝黑，養了一大群狗。羅莎琳德和他已經好了一段時間了，但是我沒想到會談到結婚。
“我想，”羅莎琳德說，“你會來參加我們的婚禮的，媽媽？”“當然會參加。”我說。
“我也是這樣想的……可我又覺得那純粹是沒必要的折騰，我是說，你不覺得沒有婚禮更簡單、更省事嗎？我們得在登比結婚，因為他無法請假。”
“沒關係，”我安慰地說，“我會去登比的。”
2
光陰荏苒。戰爭仍在繼續。
我有許多事要做。每週在醫院工作兩整天和三個半天，星期六上午隔週去一次，其餘時間在家寫作。
我決定兩本書同時動筆。因為寫作同一題材常使人喪失新鮮感，這對寫作很不利。遇到這種情況就得把它放在一—邊，乾點別的事，可是我沒其他事可幹。我不想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我相信，如果同時寫兩本書，不斷變換口味，工作會有新鮮感。這兩本書一本叫做《藏書室女屍之謎》，這是我已蘊釀好長時間的題目；另一本是《桑蘇西來客》，這是本反間諜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我第二本小說《暗藏殺機》的續篇，講的是湯米和塔彭斯的故事。湯米和塔彭斯的兒女這時已長大成人，他倆對於在戰時竟毫無人僱用他們感到心情煩躁。然而，他們這對已到中年的搭檔正以舊日的熱情在追捕間諜。
我在戰時寫作毫無困難。我認為這是由於擺脫外界干擾，進入創作境界的緣故。我可以在書中人物的世界中，咕噥著他們的對話，看著他們在我筆下的房間踱步。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我的外孫馬修在柴郡我姐姐家附近的一傢俬人醫院裡出生。寵基像以前一樣喜愛羅莎琳德，她很高興能在小孩出世之前趕回來。
馬克斯這時去了北非。開始是在埃及，此時已在的黎波里，後來他又去了費贊沙漠。信件傳遞很慢，有時隔一個多月才收到他的信。我外甥傑克也去了伊朗。
斯蒂芬·格蘭維爾仍在倫敦，有他在我很高興。有時他給我醫院打電話，帶我去他家吃飯。
一天，斯蒂芬·格蘭維爾突然對我說：“我給你想個好主意。”
“噢，什麼好主意？”
“我想讓你寫一部古埃及的偵探小說。”
“古埃及的？”
“對。”
“可我沒這個本事。”
“啊，你能行。根本沒什麼困難。一部偵探小說以古埃及為背景和以一九四三年的英國為背景，二者的難易程度不相上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無論生活中哪個世紀，世界任何角落，人都具有某種共性。
“會很有趣的，”他說，“應該寫本這樣的偵探小說，喜歡看偵探小說和對那個時代有興趣的讀者能把這兩者合二為我仍說我力不從心，知識不夠。但是斯蒂芬是個傑出的說客，到傍晚，他基本說服了我。
“你看了大量的埃及學著作。”他說，“你的興趣不僅僅侷限在美索不達米亞吧？”的確，我過去最愛看的書就是佈雷斯特德的《道德的熹光》而且在寫作關於埃赫那吞的劇本時，曾閱讀了大量有關埃及歷史的書籍。
“你要做的不過是選定—個時代，或者說是—個事件，一個特定的背景。”斯蒂芬說。
我惶恐地感到這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但是你得給我出出主意。”我信心不足地說，“給我提供當時的背景材料。”
“唔，”斯蒂芬說，“這有一兩個事件或許用得著。”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給我指出該讀的章節。隨後他駕車送我回到花園路我的家，說：“明天是星期六。你可以安心地在家把這本書看上兩天。看有什麼能啟發你的靈感的東西。”
我終於挑出了三處可能用得上的有趣章節，都不是特別著名的事件或著名的人物，因為我認為那樣常常使歷史小說留下過多的人工雕琢的痕跡。人們畢竟沒見過珀披國王或哈特舍普薩特皇后長得什麼樣．而詐稱知道則有狂妄之嫌。我完全可以把自己想象的人物置於那個時代背景上，而且只要對當時的風土人情和時代精神有足夠的瞭解，就會獲得成功。我選中的故事之一是發生在埃及第四王朝的事，另一個是相當晚了，大概是在萊米塞斯王朝晚期的事。
我最後決定採用的第三個情節是從最新出版的第十五王朝的一個嘎教①祭司的信中選取的——
①古埃教宗教的一種，認為靈魂不死。－－譯註。
這些信件幾乎把——個活生生的家庭勾畫出來：父親是個吹毛求疵、固執己見的人、他對兒子們不聽話很生氣；兒子們中，一個唯唯喏喏缺少心眼；另一個脾氣暴躁，好擺闊氣。父親寫給兩個兒子的信是關於做父親的有義務撫養那個中年婦女的事。她明顯是一個多少年來寄人籬下的窮親戚，家庭的長輩們總是待她很好，而孩子們成人以後就厭惡她，因為她常常撥弄是非。
老人家定下規矩，應該如何用油，怎樣吃大麥。他們不會讓任何人在糧食質量上做手腳。整個家庭在我腦海裡愈來愈清晰。我增寫了一個女兒，並且從其他章節中摘錄了一些細節，兒子娶了個新媳婦卻被老公公迷上了。另外又增加了——個嬌慣的男孩子和一個貪婪又精明的祖母。
我激動地開始動筆。那時手頭沒有其他作品。《十個小黑鬼》在聖詹姆斯劇場演出場場成功，直到這個劇場被炸燬；而後又到劍橋演出了幾個月。
毫無疑問，我是被斯蒂芬逼著寫這篇小說的，他就是這種人。
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以及後來的幾個月裡。我不斷地對他說：他肯定會對勸我寫這種小說感到後悔。我接連不斷地給他打電話，索要資料。他對我說，這些資料得花上他好長時間翻上八大本書才找得到。
“斯蒂芬，他們都吃些什麼？他們吃肉怎麼個吃法？他們在特殊的宴會上有沒有特別的食品？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一起吃飯？他們的臥室是什麼樣的？”“啊，親愛的，”斯蒂芬抱怨著，隨後只好去查找，他對我說，要學會從很少的描述中想象出許許多多的事情來。書中有吃烤蘆雀串的場面，有吃麵包、採摘葡萄的場面等等。無論如何，我要使書中關於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的描寫讀來可信。而這時，我又產生了幾個問題。
“他們是在餐桌前吃飯，還是席地而坐？女人是否有單獨的房間？他們把亞麻衣服放在箱子裡還是擱在小櫥中？他們的房子是什麼形狀的？”假如我認為自己在書中的某些描寫是對的和符合事實的，我決不會輕易地改動。我今天重讀這本書時，很想重新改寫結尾部分，這表明對自己作品的不滿意。但是，我一直對自己給斯蒂芬帶來了那些麻煩以及他敦促我寫這本書的想法而由衷地感謝他。無論如何，這本名為《死亡終局》的書如期寫完了。
不久之後，我寫了一部得意之作——一個全新的瑪麗·韋斯特馬科特，她的影象一直在我腦海裡，我早就想把她寫出來。這是一位有個性的女人，她就是她，然而她卻總是被人誤解。通過她自己的所做所為和對她思想感情的描寫，讀者會發現這一切。她好像不斷地與自身重逢，而不是在認識自我，她由此而變得愈來愈侷促不安。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由於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無人陪伴，在真正寂寞中度過了四五天的時間。
這不是憑空杜撰的，我本人曾有過這種經歷。那是在橫穿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途中，我困留在他鄉的旅店中，無法繼續旅行，周圍沒有一個講英語的，只有當地人給你送飯，對你的話只會點頭表示同意。我無處可去，也見不到什麼人，一直滯留到再次上路。隨身帶的兩本書已翻爛了，只好坐在那兒自我反剩書的開始，女主人公離開維多利亞去探望在國外結婚的女兒，當列車徐徐駛出車站時，地回頭望著站在站臺上漸漸遠去的丈夫，看到丈夫像一個被解脫的人歡度假期，闊步離去時，她突然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痛苦。這太出乎意外了，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當然，這是她的錯覺，她丈夫羅德尼很掛念她。然而這顆不快的種子留在了腦海中，使她憂心忡忡。隨後，當她獨自一人開始設想時，她過去的生活便一幕幕地展現在眼前。從寫作上講、這是很困難的。我需要的是這種方式：輕鬆的，談心式的，但是又有種漸次緊張、令人心神不安的情緒。一種人所共有的情感：我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究竟是幹什麼的？我所熱愛的人如何看等我？他們像我待他們那樣待我嗎？我剛好用了三天寫完這部小說，第三天是星期一，我向醫院請了假，因為這時我不敢中途停筆，得一氣呵成。這部小說並不長，不過五萬字，但是它已在腦海裡構思很久了。
構思一部小說的過程真是種奇怪的感受，在六七年之久的時間裡，心裡始終明白自己終有一天會把它寫出來，把頭腦中的構思付諸於文字。這有如讓它衝破薄霧，更加清晰地呈現在眼前。
我害怕思路的連貫性被打斷。一旦我在亢奮中寫出第一章，那麼就要一直寫完最後一章，因為我清楚自己的思路所至，有種必須見諸於文字的感覺，這時無須注意細枝末節，所以我總是一氣呵成。
我不曾感到過自己已精疲力荊每當放下筆後，看到寫完的章節一字都無需改動時。我倒頭便睡。我記得那次一直睡了一天一夜才起床，飽飽地吃上一頓。第二天就又去醫院了。
我的精神不比以往，人人都為我感到不安。“你肯定是生病了，”他們說，“眼圈都黑了。”其實這完全是疲勞過度的緣故。然而，只要寫作順利，疲勞過度也是值得的。
這本書定名為《春天，我離開了》取白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的詩句：“春天，我離開了你。”我自己不知道這本書質量究竟如何，也許寫得很槽糕，毫無可取之處。但我是懷著坦誠和真摯寫這部書的，它忠實於我的初衷，這是一個作者最引為驕傲的。
幾年之後，我又寫了一本以瑪麗·韋斯持馬科特為筆名的書。書名是《玫瑰花與紫杉》。這本書每每讀後都感到趣味盎然，儘管它不像《春天，我離開了》那樣令人愛不釋手。
我對書中的寓意考慮時間很長，應該說是從一九二九年就開始了。儘管當時不過是個輪廓．但我知道總有——天會把它寫出來。
我做了件不同以往文學創作的事———出於思念親人而寫了一本書。因為我遠離馬克斯，極少得到他的音訊，我時常強烈地回憶起我們在阿爾巴契亞和敘利亞度過的日子。
我渴望回到那時的生活。渴望這種回憶的樂趣，於是我寫了《在遙遠的敘利亞》。這是一本輕鬆瑣細的書，然而它確實是我們生活的寫照，其中有多少已被遺忘的瑣事。人們對這本書推祟備至，但印數很少，因為當時紙張短缺。
我的出版商不喜歡這本書。他們對它持懷疑態度，唯恐我的作品會愈來愈不合他們的需要。他們對我用瑪麗·韋斯特馬考特的筆名寫作也不以為然，現在又打算扼殺《在遙遠的敘利亞》或其他不屬於偵探小說範疇的作品。然而，這本書成功了，我想他們又會對紙張短缺抱怨不已了。我是用阿加莎·克里斯蒂·馬洛溫的筆名發表的。這是為了與我的偵探小說有所區別。
3
人總是有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既然發生了，只好面對現實，但卻不想再觸動隱痛，一天，羅莎琳德打電話告訴我說去法國的休伯特失蹤了，據信是犧牲了。
我覺得在戰時，這是對年輕妻子最殘酷的打擊。丈夫犧牲的消息令人哀傷至極，可還不得不面對現實。這些不幸的妻子抱著一線希望撐持著人生真是太慘不忍睹了……可誰也無能為力。
幾個月後、我們又得到更確切的消息。羅莎琳德告訴我前一天地就得知了這消息。她還像往常一樣，她始終是個性格堅韌的孩子。她雖不願意告訴我，可又知道不得不這樣做時，突然對我說了句：“你看看這個吧。”說著遞給我一封電報，上面說：他已確認陣亡。
生活中最悲痛和最難捱的莫過於得知你最疼愛的人在受磨難而你又無能為力。身體殘疾可以助其一臂之力，而心靈的創傷卻使人束手無策。我想幫助羅莎琳德最好的辦法是儘量少說這事，就好像這事從沒發生一樣。也許我這樣做不對，可這是我惟一的想法。如果我是剛強的母親，我就會讓她大哭一場，盡情哭訴一番，這樣也許會更容易辦到。直覺是不會錯的。人們都特別希望不傷害自己的親人，不做對不住他們的事。人們覺得自己知道應該怎麼做才對，可總是拿不準。
戰爭臨結束前，人們都有點焦慮。從D日①開始，人們就感到戰爭結束為期不遠了——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九四四年六月六月同盟國軍隊進攻西歐。—一譯註。
可是每天我都愈加坐立不安。我希望找份至少與戰爭有點聯繫的工作。在溫多弗，我找到一份藥劑師的工作。
我還有一個戲劇方面的計劃。我可以從特別舞臺監督或什麼身份隨娛樂報國團去一趟北非。這計劃太令人激動了。可幸虧我沒去，在我離開英國前兩週，接到了馬克斯的信，他說可能兩三個星期後從北非回到空軍部。
週末，我和羅莎琳德去威爾士玩，星期天夜裡乘映車趕回來。戰時，人們常常得在這種車廂裡忍著刺骨的寒冷。我們終於到了漢普斯特德的火車站，這兒離我住的芳草路公寓不遠。我手拎提箱和幾條醃鮭魚。到家後，又冷又乏。我點燃了煤氣，把手提箱和大衣放下，開始煎魚。這時，我聽到屋外傳來一種極特別的金屬撞擊聲，心想會是什麼聲音呢？我到陽臺上朝下看，從樓梯上走上來一個身背重負的人，身上的東西叮噹作響。也許用白衣騎士來形容他很恰當。一個人背那麼多東西簡直不可思議。可是毫無疑問是他，我的丈夫。我立刻發現，擔心他會變樣是毫無根據的。他還是那個馬克斯。他似乎昨天走的，又回到我身邊。我倆又重逢了。
這時傳來一股難聞的煎魚味，我倆忙跑進屋。
“你吃些什麼東西啊？”馬克斯問道。
“醃鮭魚，”我說，“你最好也吃一條。”這時四目相視。
“馬克斯，”我說，“你體重增加不少啊！”“剛剛好，你自己也沒瘦啊”“由於吃土豆的關係，”我說，“沒肉吃的時候土豆和麵包就吃得多。”
我們又團圓了，倆人分別後體重都增加了。似乎不可思議，應該恰恰相反才對。
“費贊沙漠應該是很熬人的。”我說。馬克斯說不是那麼回事，因為在那無所事事，只得坐在那吃油膩的飯萊，喝啤酒。
多麼醉人的傍晚：吃著煎糊的鮭魚，美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