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我走進爵士酒吧時，鼠正臂肘支在桌面，苦著臉看亨利。
詹姆斯那本如電話簿一般厚的長篇小說。
“有趣？”
鼠從書上抬起臉，搖了搖頭。
“不過，我還真看了不少書哩，自從上次跟你聊過以後。你可知道《較之貧瘠的真實我更愛華麗的虛偽》？”
“不知道。”
“羅傑．貝迪姆，法國的電影導演：還有這樣一句話：‘我可以同時擁有與聰明才智相對立的兩個概念並充分發揮其作用。’”“誰說的，這是？”
“忘了。你以為這真能做到？”
“騙人。”
“為什麼？”
“半夜3點跑來，肚子裡飢腸轆轆。打開電冰箱卻什麼也沒有。你說如何是好？”
鼠略一沉吟，繼而放聲大笑。我喊來傑，要了啤酒和炸馬鈴薯片，然後取出唱片遞給鼠。
“什麼喲，這是？”
“生日禮物。”
“下個月呀！”
“下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沉思起來。
“是嗎！寂寞啊，你不在的話，”說著，鼠打開包裝，取出唱片，注視良久。“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格倫．古爾德，波斯頓。哦……都沒聽過。你呢？”
“沒有。”
“總之謝謝了。說白啦，十分高興。”
17
我一連花三天時間查她的電話號碼——那個借給我比齊．鮑易茲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辦公室查閱畢業生名冊，結果找到了。但當我按那個號碼打電話時，磁帶上的聲音說此號碼現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號臺，告以她的姓名。話務員查找了5分鐘，最後說電話簿上沒收這個姓名——就差沒說怎麼會收那個姓名。我道過謝放下聽筒。
第二天，我給幾個高中同學打電話，詢問知不知道她的情況。但全都一無所知，甚至大部分人連她曾經存在過都不記得。最後一人也不知為什麼，居然說“不想和你這傢伙說話”，旋即掛斷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辦公室打聽了她所上大學的名稱。那是一間位於山腳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學，她讀的是英文專業。我給大學辦公室打電話，說自己是馬科米克色拉調味汁評論員，想就徵求意見事同她取得聯繫，希望得知其準確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並客氣地說事關重大，請多關照。事務員說即刻查找，讓我過15分鐘再打電話。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後又打過去。這回對方告訴說，她今年3月便申請退學了，理由是養病。
至於什麼病，現在是否恢復到已能進食色拉的地步，以及為何不申請休學而要退學等等，對方則不得而知。
我問她知不知道舊地址——舊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說是在學校附近寄宿。於是我又往那裡打電話，一個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說她春天就退了房間，去哪裡不曉得，便一下子掛斷了電話，彷彿在說也不想曉得。
這便是連接我和她的最後線頭。
我回到家，一邊喝啤酒，一邊一個人聽《加利福尼亞少女》。
18
電話鈴響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視早已打開的書本。
傍晚襲來一陣大粒急雨，打溼院子裡樹木的葉片，又倏然離去。雨過之後，帶有海潮味兒的溼潤的南風開始吹來，輕輕搖晃著陽臺上排列的盆栽觀葉植物，搖晃著窗簾。
“喂喂，”女子開口道，那語氣彷彿在四腳不穩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隻薄薄的玻璃杯。“還記得我？”
我裝出想一會兒的樣子，說：
“唱片賣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氣啊，肯定。有誰肯聽什麼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輕輕叩擊聽筒的一側。
“你的電話號碼找得我好苦啊！”
“是嗎？”
“在爵士酒吧打聽到的。店裡的人問你的朋友，就是那個有點古怪的大個子，讀莫里哀來著。”
“怪不得。”
緘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說你一個星期都沒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還真不知道我會那麼有人緣。”
“……在生我的氣？”
“何以見得？”
“我說話太過分了麼，想向你道歉。”
“啊，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還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園撒豆喂鴿子去好了！”
聽筒那邊傳來她的嘆氣聲和點香菸的聲音。身後傳來勃布．迪蘭的《納什維爾地平線》。大概打的是店裡的電話。
“問題不是你怎麼感覺的，起碼我不應該那樣講話，我想。”她一連聲他說道。
“挺嚴於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樣做的。”她沉默了一會兒，“今晚可以見面？”
“沒問題。”
“8點在爵士酒吧，好麼？”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黴事。”
“明白。”
“謝謝。”
她放下電話。
19
說起來話長，我現已21歲。
年輕固然十分年輕，但畢竟今非昔比。倘若對此不滿，勢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從紐約摩天大樓的天台上跳將下去。
以前從一部驚險題材的電影裡聽到這樣一句笑話：
“喂，我從紐約摩天大樓下面路過時經常撐一把傘，因為上面總是噼裡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還沒有尋死的念頭。在此之前我同三個女孩困過覺。
第一個女孩是高中同學。我們都17歲，都深信相互愛著對方。在暮色蒼茫的草叢中，她脫下無帶鞋，脫下白色棉織襪，脫下淺綠色泡泡紗連衣裙，脫下顯然尺寸不合適的式樣奇特的三角褲，略一遲疑後把手錶也摘了。隨即我們在《朝日新聞》的日報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畢業沒過幾個月我們便一下子分道揚鑣了。緣由已經忘了——忘了也不以為然的緣由。那以後一次也沒見過。睡不著覺的夜晚倒時而想起她，僅此而已。
第二個是在地鐵車站裡碰見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無分文，連個棲身之處也沒有，而且幾乎沒有Rx房可言，但一對眼睛滿漂亮，頭腦也似乎很聰明。那是新宿發生最為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的夜晚，無論電車還是汽車，一律徹底癱瘓。
“在這種地方游來逛去，小心給人拉走喲！”我對她說。她蹲在已經關門的驗票口裡，翻看從垃圾箱拾來的報紙。
“可警察會給我飯吃。”
“要挨收拾的！”
“習慣了。”
我點燃香菸，也給她一支。由於催淚彈的關係。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沒吃吧？”
“從早上。”
喂，給你吃點東西。反正出去吧！”
“為什麼給我東西吃？”
“這——”我也不知為什麼，但還是把她拖出驗票口，沿著已無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這個絕對寡言少語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她每天睡過中午才醒，吃完飯便吸菸，呆呆地看書，看電視，時而同我進行索然無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個白帆布包，裡邊裝有質地厚些的風衣、兩件T恤、一條牛仔褲、三條髒乎乎的內褲和一包衛生帶。
“從哪兒來的？”有一次我問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畢，便再不肯開口。
一天我從自選商場抱著食品袋回來時，她已不見了，那個白帆布包也沒有了。此外還少了幾樣東西：桌上扔著的一點零鈔、一條香菸、以及我的剛剛洗過的T恤。桌上放著一張留言條樣的從筆記本撕下的紙條，上面只寫著一句話：“討厭的傢伙”。想必指我。
第三個是在大學圖書館認識的法文專業女生。轉年春天她在網球場旁邊一處好不淒涼的雜木林裡上吊死了。屍體直到開學才被發現，整整在風中搖擺了兩個星期。如今一到黃昏，再沒有人走近那座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