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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還好嗎？NEB廣播電臺，現在是通俗音樂電話點播節目時間。又迎來了週末夜晚。往下兩個小時，只管盡情欣賞精彩的音樂。對了，今年夏天即將過去，怎麼樣，這個夏天不錯吧？
今天放唱片之前，介紹一封你們大家的來信。我來讀一下。信是這樣的：
您好！
每個星期都繞有興味地收聽這個節目．轉瞬之間，到今年秋天便是住院生活的第三年了。時間過得真快。誠然，對於從有良好空調設備病房的窗口觀望外面景色的我來說，季節的更迭並無任何意義。儘管如此，每當一個季節離去，而新的季節降臨之時，我心裡畢竟有一種躍動之感。
我17歲。三年來，不能看書，不能看電視，不能散步……不僅如此，連起床、翻身都不可能。這封信是求一直陪伴我的姐姐代寫的。她為了看護我而中斷了大學學業。我當然真誠地感謝她。三年時間裡，我在床上懂得的事情，無論多麼令人不忍，但畢竟懂得了一些事理，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點一點生存下來。
我的病聽說叫脊椎神經疾患，是一種十分棘手的病，當然康復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儘管只有3％……這是醫生（一個極好的人）告訴我的同類病症康復的比例。按他的說法，較之新投手面對高手而擊球得分，這個數字是夠樂觀，但較之完全根除則難度大些。
有時想到要是長此以往，心裡就怕得不行，真想大聲喊叫。就這樣像塊石頭一樣終生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不看書，不能在風中行走，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愛。幾十年後在此衰老，並且悄悄死去——每當想到這裡，我就悲哀得難以自已。半夜3點睜眼醒來，時常覺得好像聽見自己的脊樑骨一點點溶化的聲音，說不定實際也是如此。
算了，不說這些不快的事了。我要按照姐姐一天幾百迴向我說的那樣，儘可能只往好的方面想，晚上好好睡覺，因為不快的事情大半是在夜晚想到的。
從醫院的窗口可以望見港口。我不禁想象：假如每天清晨我能從床上起來步行到港口，滿滿地吸一口海水的清香……
倘能如願以償——哪怕只有一次——我也當會理解世界何以這般模樣，我覺得。而且，如果真能多少理解這點，那麼縱使在床上終老此生，恐怕我也能忍耐。
再見，祝您愉快！
沒有署名。
收到這封信是昨天3點多鐘。我走進臺裡的咖啡室，邊喝咖啡邊看信。傍晚下班，我走到港口，朝山那邊望去。既然從你病房可以望見港口，那麼港口也應該可以望見你的病房，是吧？山那邊的燈光真夠多的。當然我不曉得哪點燈光屬於你的病房。有的屬於貧家寒舍，有的屬於深宅大院，有的屬於賓館酒摟，有的屬於校舍或公司。我想，世上的的確確有多種多樣的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而活著。產生這樣的感覺還是第一次；想到這裡，眼淚不由奪眶而出，我實在好久沒曾哭過了。不過，好麼，我並非為同情你而哭。我想說的只是這樣一句話——只說一次，希望你聽真切才好：
我愛你們！
10年過後，如果還能記得這個節目．記得我放的唱片和我這個人，那麼也請想起我此時說的這句話。
下面我放她點播的歌曲，普雷斯利的《好運在招喚》。曲終之後，還有1小時50分，再回到平時的狗相聲演員上來。
謝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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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回東京這天傍晚，我抱著小旅行箱直接趕到爵士酒吧．還沒有開始營業，傑把我讓到裡邊，拿出啤酒。
“今晚坐汽車回去。”
傑一邊給用來做炸馬鈴薯片的馬鈴薯削皮，一邊連連點頭。
“你這一走，還真夠寂寞的。猴子的搭擋也散夥了。”傑指著櫃檯上掛的版畫說道。“鼠也肯定覺得孤單的。”
“呃。”
“東京有意思？”
“哪兒都一個德性。”
“怕也是。東京奧林匹克以來，我還一步都沒離開過這座城市呢。”
“喜歡這城市？”
“你也說了，哪兒都一個德性。
“嗯。”
“不過過幾年想同一次中國，還一次都沒回過……每次去港口看見船隻我就這樣想。”
“我叔叔是在中國死的。”
“噢……很多人都死了。”
傑招待了我幾瓶啤酒，還把剛炸好的馬鈴薯片裝進塑料袋叫我帶著。
“謝謝。”
“不用謝，一點心意……說起來，一轉眼都長大了。剛見到你時，還是個高中生哩。”
我笑著點頭，道聲再見。
“多保重！”傑說。
咖啡館8月26日這天的日曆紙下面，寫有這樣一句格言：
“慷慨付出的，便是經常得到的。”
我買了張夜行汽車的票，坐在候車室凳子上，專心望著街上的燈火。隨著夜遲更深，燈火漸次稀落，最後只剩下路燈和霓虹燈。汽笛挾帶著習習的海風由遠而近。
汽車門口，兩個乘務員站在兩邊檢查車票和座號。我遞出車票，他說道：“21號中國。”
“中國？”
“是的。21號c席，C是第一個字母。A是美國，B是巴西，C是中國，D是丹麥。聽錯了可不好辦。”
說著，用手指了一下正在確認座位表的同伴。我點頭上車，坐在21號C席上，開始吃還熱乎乎的炸馬鈴薯片。
一切都將一去杳然，任何人都無法將其捕獲。
我們便是這樣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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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到這裡結束了。自然有段尾聲。
我長到29歲，鼠30歲。都已是不大不小的年紀。爵士酒吧在公路擴建時改造了一番，成了面目一新的漂亮酒吧。但傑仍一如往日，每天削滿一桶桶馬鈴薯；常客們一邊嘟嘟囔囔地說還是從前好，一邊不停地喝啤酒。
我結了婚，在東京過活。
每當有薩姆．佩金帕的電影上映，我和妻子便到電影院去，回來路上在日比谷公園喝兩瓶啤酒，給鴿子撒些爆玉米花。薩姆．佩金帕的影片中，我中意的是《加爾西亞之首》，妻子則說《護航隊》最好：佩金帕以外的影片，我喜歡《灰與寶石》，她欣賞《修女約安娜》．生活時間一長，連趣味恐怕都將變得相似。
如果有人問：幸福嗎？我只能回答：或許。因為所謂理想到頭來就是這麼回事。
鼠仍在繼續寫他的小說。每年聖誕節都寄來幾份複印本。
去年寫的是精神病院食堂裡的一個廚師，前年以《卡拉馬佐夫兄弟》為基礎寫了滑稽樂隊的故事。他的小說始終沒有性場面，出場人物沒有一個死去。
其原稿紙的第一頁上經常寫著：
“生日快樂並聖誕幸福”因為我的生日是12月24日。
那位左手只有4個手指的女孩，我再也未曾見過。冬天我回來時，她已辭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與時間的長河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經常走那條同她一起走過的路，坐在倉庫石階上一個人眼望大海。想哭的時候卻偏偏出不來眼淚，每每如此。
《加利福尼亞少女》那張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盡頭。
每當夏日來臨我都抽出傾聽幾次。而後一面想加利福尼亞一面喝啤酒。
唱片架旁邊是一張桌子，上方懸掛著幹得如木乃伊的草塊——從牛胃裡取出的草。
死去的法文專業女孩的照片，在搬家中丟失了。
比齊．鮑易茲時隔好久後推出了新唱片。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亞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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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談一下哈特費爾德。
哈特費爾德1909年生於俄亥俄州一個小鎮，並在那裡長大。父親是位沉默寡言的電信技師，母親是善於占卜和燒製甜餅的身體微胖的婦女。哈特費爾德生性抑鬱，少年時代沒有一個朋友，每有時間就流覽內容滑稽的書刊和大眾性雜誌，吃母親做的甜餅，如此從高中畢業。畢業後他在鎮上的郵局工作，但時間不長。從這時開始，他確信只有當小說家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
他的第五個短篇《瓦安德．泰而茲》的印行是在1930年，稿費20美元。第二年整一年時間裡，他每月平均寫7萬字，轉年達10萬字以上，去世前一年已是15萬字。據說他每半年便要更換一部萊米頓打字機。
他的小說幾乎全是冒險和妖怪精靈方面的，二者融為一爐的有《冒險兒華爾德》系列小說。這是他最受歡迎的作品，共有42部。在那裡邊，華爾德死了3次，殺了5000個敵人，同包括火星女人在內的375個女子發生了性關係。其中幾部我們可以讀到譯作。
哈特費爾德憎惡的對象委實相當之多：郵局、高中、出版社、胡蘿蔔、女人、狗……，數不勝數。而合他心意的則只有三樣：槍、貓和母親燒製的甜餅。除去派拉蒙電影公司和FBI研究所，他所收藏的槍支恐怕是全美國最齊全的，除高射炮和裝甲炮以外無所不有。其中他最珍愛的是一把槍柄鑲有珍珠的38口徑連發式手槍，裡面只裝一發子彈，他經常掛在嘴上的話是：“我遲早用它來給自己一發。”
然而，當1938年他母親去世之際，他特意趕到紐約爬上摩天大樓，從天台上一躍而下，像青蛙一樣癟癟地摔死了。
按照他的遺囑，其墓碑上引用了尼采這樣一句話：
“白晝之光，豈知夜色之深。”
哈特費爾德，再次……（代跋）
我無意說假如我碰不上哈特費爾德這位作家，恐怕不至於寫什麼小說，但是我所走的道路將完全與現在不同這點卻是毋庸置疑的，我想。
高中時代，我曾在神戶的舊書店裡一起買了好幾本估計是外國船員丟下的哈特費爾德的平裝書。一本50元。書很破舊．如果那裡不是書店，絕對不會被視為書籍。花花綠綠的封面脫落殆盡，紙也成了橙黃色。想必是搭乘貨輪或驅逐艦下等船員的床鋪橫渡太平洋，而經過漫長的時光後來到我桌面上的。
幾年以後，我來到了美國。這是一次短暫的旅行，目的只是為了探訪哈特費爾德之墓。墓所在的地點是一位（也是唯一的）熱心的哈特費爾德研究專家托馬斯．麥克萊亞先生寫信告訴的。他寫道：“墓很小，小得像高跟鞋的後跟，注意別看漏。”
從紐約乘上如巨大棺材般的大型公共汽車出發，到達俄亥俄州這座小鎮時是早上7點。除了我，沒有任何人在這裡下車。穿過小鎮郊處一片荒野，便是墓地。墓地比小鎮子還大。幾隻雲雀在我頭上一邊盤旋一邊鳴囀。
整整花了一個小時，我才找到哈特費爾德的墓。我從周圍草地採來沾有灰塵的野薔薇，對著墓雙手合十，然後坐下來吸菸。在五月溫存的陽光下，我覺得生也罷死也罷都同樣閒適而平和。我仰面躺下，諦聽雲雀的吟唱，聽了幾個小時。
這部小說便是從這樣的地方開始的，而止於何處我卻不得而知。“同宇宙的複雜性相比，”哈特費爾德說，“我們這個世界不過如麻雀的腦髓而已。”
但願如此，但願。
最後，我要感謝上面提到的馬克萊亞先生——在哈特費爾德的事蹟記述方面，有若干處引自先生的力作《不妊星辰的傳說》
村上春樹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