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大約是二十年前，我曾在一幢學生宿舍裡住過。當時我十八歲，才剛上大學而已。爸媽擔心我一來在東京人生地不熟，二來又是頭一次離家，所以幫我找了這個宿舍。這兒不但供應三餐，而且設備齊全，兩老都覺得，即使是一個年僅十八歲的初出茅廬的少年，也應該能夠適應才是。當然，錢也是個因素。住宿舍的花費要比一個人過活便宜得多了，因為你只要準備好棉被和檯燈，其他的就都不必買了。如果可能，我自然希望一個人租個公寓，過得舒服自在一些，不過，一想到私立大學的入學金、學費，還有生活費，我就不好意思開口了。何況，只是找個地方棲身而已，並不需要太講究。
這幢宿舍位在東京都內一個視野良好的高臺上。佔地很廣，四周還圍著高高的石牆。一進大門，迎面便是一棵高大的櫸樹聳立在那兒，樹齡少說也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樹底下仰頭一看，天空都教綠葉給遮得無間無隙。
水泥道是繞著這棵巨樹的，之後才成一直線穿過院子。院子的兩側分踞兩棟三層樓高的水泥建物，平行並排。這種大型建有許多窗子，看上去總給人一種像是由公寓整修而成的監獄，或是由監獄整修而成的公寓的感覺。不過絕對不會有不潔或陰暗的印象。從敞開的窗子你可以聽見收音機的聲音。而且每一個房間的窗都是乳白色，就算曬了太陽也看不出褪色的痕跡。
從水泥道上往前直走，迎面是一棟二層樓建，正是本都。一樓是餐廳和大型公共澡堂，二樓則有禮堂和幾個會議室，甚至也有貴賓室，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用來做啥的。本部旁邊是第三棟宿舍，也是一棟三層樓建。院子很大，綠色的草皮上有臺水車溜溜地轉來轉去，陽光在車子上閃閃發亮。而本部後面，則是一塊棒球和足球兼用的場地和六個網球場。設備的確是盡善盡美。
整個學生宿舍只有一個基本的疑點。它的經營者是一個以某極右派人士為中心的財團法人，而它的經營方針這自然是我個人主觀的看法扭曲得相當蹊蹺。你只要翻翻住宿手冊和宿舍條規就能知道個大概了。“教育的基本方針在於為國家培育有用的人才”，這是宿舍的始創本意。許多財界人士表面上是出於贊同才捐出個人財產，但實際上的用意則曖昧模糊，和這社會上的其他團體沒有兩樣。沒有人知道他們真正的目的。有人說這只是單純的避稅對策，也有人說是一種沽名釣譽的行為，更有人說他們是藉口蓋宿舍，目的只是想把這塊一等土地以類似詐欺的方式弄到手而已。還有人說，其實都錯了，真正的用意要更復雜得多了。他說，經營者是打算以住宿生為班底，組成一個政經界的地下派系。不過，事實上宿舍裡確實有個特權集團，專門吸收住宿生中的佼佼者為團員。詳細的情形我雖不很清楚，但我知道他們每個月都要召開好幾次的研究會，經營者也參與其中。聽說只要加入為團員，將來便不愁沒有工作。眾說紛雲，我實在也無法判斷究竟孰是孰非，但這些說法有一個共通點，即“反正這鬼地方是有些蹊蹺的”。
儘管如此，從一九六八年春到七Ο年春的兩年，我就都在這個“有些蹊蹺”的宿舍度過。要是有人問我，為什麼能在這種“蹊蹺”的地方過了整整兩年，我也答不上來。如果只是過過單純的日常生活的話，管他是右派也好，左派也好，是偽善也好，偽惡也罷，對我來說根本沒有什麼差別。
每天一早，莊嚴的升旗典禮便揭開一整天宿舍生活的序幕。當然也播放國歌。
就好比說進行曲離不開體育報導一樣，國歌自然也離不開升旗典禮。升旗臺就安置在院子的正中央，不管從那一棟的宿舍窗口都看得見。
主持升旗典禮的是東宿舍（我住的宿舍）的舍監。他長得高頭大馬，目光銳利，年紀約在六十歲左右。滿頭怒發混雜著幾許白髮，曬黑了的脖子上有道長長的傷痕。聽說他是陸軍中野學校出身，但不知是真是假。在他身邊有個彷彿是升旗幫手的學生，沒有人知道這個學生的來歷。他理了個小平頭，老是穿著學生制服，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住哪個房間。我從不曾在餐廳或澡堂裡遇過他，是否真是學生也不知道。不過因為他總是穿著學生制服，想來大概是學生吧。否則實在也猜不出來會是什麼人。和“中野學校”先生不同，他長得矮矮胖胖，膚色白皙。就是這麼一對寶，每天早上六點準時在宿舍的院子裡升旗。
剛搬進宿舍時，好奇起見，我常特地在六點鐘起床參觀這項愛國儀式。早上六點正，幾乎是和收音機的報時分秒不差，這對寶便出現在院子裡，“學生制服”不消說，自然是穿著學生制服，外加黑皮鞋；而“中野學校”則一身運動服打扮，外加一雙白色布鞋。“學生制服”提著一口薄薄的桐木箱，“中野學校”則提著一臺新力牌的手提錄音機。“中野學校”將錄音機放在升旗臺邊之後，“學生制服”便打開木箱。箱子裡放著一面折得四四方方的國旗。這時，“學生制服”恭恭敬敬地將國旗遞給“中野學校”，好讓他為旗穿繩，然後“學生制服”便按下錄音機的電源開關。
“我皇治世”（譯註：日本國歌名）國旗攀著旗竿，冉冉上升。
唱到“小石的……”時，國旗才升到旗竿中央，唱到“暫且……”時，旗子已經升到頂端了。兩人挺直腰（立正），目不轉睛地仰望國旗。如果這時天空晴朗，又吹著風的話，那可真是一幕感人的景象了。
傍晚的降旗典禮和升旗典禮大致相同。只不過順序正好和早上相反。傍晚時是讓國旗冉冉下降，然後收進木箱子裡。晚上不掛國旗。
為什麼晚上不掛國旗？我不知道。晚上這段時間，國家還不是一樣存在著，還不是有很多人在工怍？像是火車、計程車的司機、酒吧小姐、上夜班的消防隊、大樓的夜間警衛等。而這些人都得不到國家的庇護，我總覺得很不公平。但也許這其實並不挺嚴重罷！大概也沒有人會注意這些罷？會注意的大概只有像我這種人！再說，我也不過是一時心血來潮，突然想到而已，也沒打算再深究下去。
宿舍分配房間，原則上是一、二年級學生兩個人一間房，三、四年級學生則一人一間。住兩個人的房間約六個榻榻米大，呈長方形，房間盡頭的牆壁上鑲著一面鋁門窗，窗前則分別安上兩組可以背向讀書的書桌椅。在房門口的左手邊還放了一張雙層的鐵床。傢俱看來都極簡單牢固。除了書桌和床，另外還有兩個櫃子，一張小小的咖啡桌，一個固定了的架子。再怎麼往好的方面想，你也絕對沒法說這是個詩情畫意的環境。大部分的房間架子上都擺著電晶體收音機、吹風機、熱水瓶、電熱器、即溶咖啡、茶包、方糖、煮泡麵的鍋子和簡單的餐具等等。在水泥壁上貼了些“平凡出擊”裡的裸照，或是一些不知從哪兒撕來的小電影的海報。也有人開玩笑地貼了兩頭豬交配的照片，不過這算是極少見的。大部分都是貼裸女或年輕女歌星、女演員的照片。而桌上的書架上則擺了一些教科書、字典、小說等。
由於住的是清一色的男生，大部分的房間都髒得不像話。垃圾筒底黏著些發了黴的橘子皮，被當作菸灰缸來用的空罐子，積了足足有十七公分的菸灰，一冒起煙來，就立刻倒些咖啡或啤酒來滅火，所以房裡總是瀰漫著一股餿味。每一種餐具都髒兮兮的，到處更是都黏著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地板上也盡是些泡麵袋子、空啤酒瓶、蓋子什麼的。但就是沒有人會想到要拿支掃把將這些廢物掃進畚斗，再拿到垃圾桶去倒。因此，只要一吹起風，地板上的灰塵便跟著飛揚起來，弄得房裡灰濛濛的。而且，每個房間都飄著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怪味道。味道固然是依房間不同而略有差別，但構成味道的“分子”幾乎是一模一樣。沒別的，就是汗、體臭、還有垃圾。由於大夥兒把髒衣服全堆在床底下，再加上沒有人定期去曬曬棉被，棉被又吸進了大量的汗水，味道就臭不可聞。在這一片混沌之中，居然沒有致命的傳染病發生，直到今天我仍覺得不可思議。
不過和他們比起來，我的房間卻乾淨得像太平間一樣。地板一塵不染，玻璃窗閃閃發亮，棉被一星期曬一次，鉛筆好端端地收到鉛筆盒裡，連窗都一個月洗一次。我的室友愛乾淨愛到幾近病態。我對其他人說：“這傢伙連窗都拆下來冼。”居然沒有人相信。沒有人知道窗是必須經常清洗的。大家都相信窗一掛上去就掛個大半輩子。“他神經病呀？”他們說道。於是，自此以後，大夥兒都管他叫“納粹”或“突擊隊”。
我們的房間不貼暴露的照片，貼的是阿姆斯特丹運河的照片。我本來貼了張裸女，但他卻說：“喂！渡邊，我……我可不喜歡這玩意兒……”，然後就將它撕下，換上運河的照片。我倒也並不是非貼裸照不可。所以也就沒說話了。不過，到我房間來玩的人看了那張運河照片，都說：“這是什麼東西啊？”我答道：“『突擊隊』可是一邊盯著，一邊手淫喲！”我只是開玩笑地隨便說說而已，沒想到大夥兒全爽快地相信了。因為大夥兒實在太爽快了，連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相信這是真的了呢！
而且，大夥兒對我和“突擊隊”住在一塊兒的事，都抱著同情的態度，但我倒不怎麼厭惡他。只要我把自己弄得乾乾淨淨的，他倒是不怎麼幹涉我，我反而樂得清閒。掃地是他，曬棉被是他，倒垃圾還是他。我要是一忙起來就三天不洗澡的，等到發出臭味，他使會忠告我該洗澡了；或是忠告我該去理髮、剃鼻毛了。比較傷腦筋的是，只要有一隻蟲出現，他就拿著殺蟲劑繞著房裡四處噴。這時，我便只好躲到隔壁房間的那一片混沌之中了。
“突擊隊”在某國立大學裡攻讀地理。
“我呀，正在背地……地圖。”第一次見面時，他對我說道。
“你喜歡地圖呀？”我問道。
“唔！大學畢業以後，我想進國土地理院去做地……地圖。”
我深深體會出這世界上的人們果然是有著各種不同的希望。不同的人生目標。
這還是我到東京之後第一次有所感的事情之一。在現今的社會里，對製作地圖有興趣、有熱愛的人少之又少儘管實際上也不需要太多這的確教人很傷腦筋。
但是一個一說出“地圖”兩個字就開始口吃的人會想進國土地理院，實在有點詭異。“突擊隊”並不一定是一開口就會口吃的人，可是隻要一說到“地圖”這個字眼，便百分之百，立刻口吃了起來。
“你……你念什麼？”他問道。
“戲劇。”我回答。
“戲劇？意思是演戲？”
“不！不是。是讀劇本、研究戲劇。像拉席爾啦、伊友奈斯利啦、莎士比亞的。”
他表示他只聽說過莎士比亞。其實連我自己也幾乎可說是沒聽過。只是作筆記時曾寫過罷了。
“你就喜歡這些？”他問道。
“談不上特別喜歡。”我說。
這個回答使他感到有些困惑。一困惑起來，口吃便愈形嚴重，使我覺得自己似乎很不應該。
“我什麼都喜歡，”我解釋道：“什麼民族學呀、東洋史，我通通喜歡。只是有時會比較喜歡戲劇，如此而已。”不過，這段說明自然說服不了他。
“我還是不懂，”他確實是一副不解的表情。“我……我喜歡地……地圖，所以才念地……地理，所以才專程到東京來上大學，要家人寄錢給我用。可是你又是不一樣的動機……”
其實他的動機才是正確的。但我已經懶於解釋了。之後，我們便將火柴棒折成兩段來決定上下。結果他睡上，我睡下。
平日他總是穿著白襯衫、黑長褲，再套上一件藍色毛衣。小平頭、高個子、高顴骨。到學校上課時則穿學生制服。鞋子、書包一律全黑，看上去倒是一副十足的右派學生打扮。所以說，他對政冶是百分之百的沒興趣，儘管大夥兒給他起了個渾名叫“突擊隊”。他之所以老是穿同一套衣服，也是因為懶得挑衣服穿的關係。他只關心海岸線的變化啦、新鐵路隧道完工等等這類的新聞事件。只要一談起這方面的話題，他就會一面口吃、一面咿咿呀呀地談上一、兩個鐘頭，直到你想逃跑或打瞌睡為止。
而每天早上的“我皇治世”則是他的鬧鐘，只要一聽見，他就起床。這麼看來，那堂堂皇皇、煞有介事的升旗典禮倒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起床之後。他便穿上衣服，然後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臉。一開始刷牙洗臉，總是非大半天不肯出來。教人忍不住要懷疑他會不會是把牙齒一顆顆拔下來洗。好不容易回到房裡，“幫！幫！”幾聲扯平毛巾的皺褶，將它攤放在暖氣孔上烘乾，跟著又把牙刷和肥皂放回架子上，之後便扭開收音機開始做起收音機體操來。
由於我習慣熬夜讀書，因此早上總得睡到八點左右。常常，他已經起床嗦嗦地開始忙，或是開始做體操，我還是好夢方酣的時候。可是，這時若是正好碰上體操中跳躍的那一節，我一定會醒過來。你非醒來不可。因為他每跳一次也確實是跳得很高就會震得我的床上下晃動、嘎嘎作響。我隱忍了三天。因為有人勸我說團體生活必須作某種程度的忍耐。但是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實在已經忍無可忍了。
“對不起啦！你能不能到屋頂上去做收音機體操呀？”我斬釘截鐵地說道。
“你在這裡做會把我吵醒。”
“可是已經六點半了啊！”他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
“我知道是六點半啊！但是六點半對我來說還是睡覺的時間。沒什麼理由，反正就是這樣！”
“不行呀！到屋頂去做的話，三樓的人會說話。這房間下面是倉庫，沒有人會說。”
“那你到院子去做好了！在草坪上做！”
“那也不行呀！我……我的收音機不是電晶體的，沒有電源就不能用，沒有音樂我就不能做體操了呀！”
他的收音機確實是古董型的，而我的雖是電晶體的，但卻只能接收FM的音樂，這下子可好了。
“彼此作一點讓步吧！”我說。“你還是做你的體操，但跳躍那一節就省了吧！跳起來真吵死人了！這樣可以了吧？”
“咦！跳躍？”他彷彿吃了一驚，又追問道：“什麼跳躍？”
“跳躍就是跳躍嘛！碰碰跳的那種呀！”
“沒有啊！”
我的頭開始痛了。心裡是已經不想再計較了，但又覺得說出口的事不弄清楚又不行，我便真的哼起NHK電臺體操節目的第一首旋律，然後在地板上“碰！碰！”地跳了起來。
“你看，就是這個呀！有沒有？”
“哦！對了！是有呀！我忘……忘了。”
“所以說呀！”我坐回床上說道。“就這一節省了好嗎？其他的我都可以忍受。省了這一節，讓我好好睡覺，行嗎？”
“不行！”他爽快地說道。“我無論如何不能把這一節省掉。十年來，我每天都做，只要一開做，就毫無意識地做到結束。省掉一節的話，我就完全做不起來了。”
我還能說什麼？到底還能說些什麼？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趁他不在的時候，把那臺可惡的收音機扔到窗外去，但倘若真這麼做了，勢必會大大地引來一番革命。因為“突擊隊”是一個非常愛惜自己“財產”的人。我一時語塞，呆呆地坐在床邊。
這時，他倒笑嘻嘻地安慰起我來了。
“渡……渡邊，一塊兒起床做體操不就得了？”說罷，便吃他的早餐去了。
我把“突擊隊”和他的收音機體操的事說給直子聽，直子咯咯地笑個不停。我原先並沒打算拿它當笑話來講，但結果卻連我自己也笑了。她的笑臉即便是一閃即逝可真是久違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下了電車，便沿著鐵路旁的長堤走到市谷去。這是五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早上的一場傾盆大雨在中午之前就停了，低垂鬱結的烏雲被南邊吹來的風吹得不知去向。鮮綠的櫻樹迎風搖曳，陽光在上頭閃閃發亮。那陽光已是初夏的陽光。擦肩而過的人們已經脫去毛衣、外套，將它披在肩上或抱在懷裡。在星期天午後和煦的陽光下，人人看來彷彿都沉浸在幸福之中。長堤的對側有個網球場，一個年輕男人脫下襯衫，只穿著短褲在揮舞著球拍。兩個修女整整齊齊地裡著一襲黑色的冬制服，讓人覺得夏日的陽光對她們似乎是莫可奈何。不過兩人仍舊帶著一副滿足的表情，邊曬太陽邊談天。
走了十五分鐘，背部滲出汗來了，我便脫下厚棉質襯衫，僅餘一件T恤。她則將淡灰色運動服的袖子卷至上臂。運動服看上去似乎已經下水多次了，顏色褪得很好看。我記得很久以前也曾見她穿過，但已記不大清楚了。只覺得彷彿見過。當時，我對直子的印象並不那麼深刻。
“團體生活好嗎？和別人住一起愉快嗎？”直子問道。
“我不知道。還不到一個月嘛！”我說。“不過也還不壞啦！至少還沒有什麼事讓你無法忍受的。”
她在飲水處站定，喝了小小一口水，又從褲袋裡掏出白色手帕來抹抹嘴。這才彎下腰來小心翼翼地繫了鞋帶。
“喂！你想我也能過那種生活嗎？”
“你指團體生活嗎？”
“嗯！”直子說道。
“唔……那得看個人的想法了。說煩人倒也挺煩人的。規定多不說，又有一些傲個半死的蠢傢伙，還有人一大早六點半爬起來做體操。不過，一想到這種人哪兒都有，也就不那麼在意了。你反正知道自己非得住那兒不可，就能住下去了。就是這麼回事。”
“說的也是。”她點點頭，有一會兒陷入沉思，然後彷彿想窺探些什麼似的，深深地凝視著我的眼。仔細一看，她的雙眸竟清澈深邃得令人心驚。我從不曾發現到她有著如此清澈的眸子。說起來，我實在也不曾有過凝視她的機會。這還是頭一回兩人一塊散步，頭一回聊了這麼多的話。
“你要搬到學生宿舍去嗎？”我問道。
“不！不是的。”直子說。“我只是在想，團體生活究竟是怎麼回事而已。然後……”直子咬著唇，正想著要如何措詞，結果似乎並不順利。她嘆口氣，跟著垂下眼來。“唉！不知道！算了！”
話就聊到這兒為止。直子又繼續往東邊走，我緊跟在她身後。
在這之前，我和直子已有一年不曾碰面了。這一年來，直子瘦得很厲害。曾經是她的特徵的那圓圓的雙頰已然凹陷，脖子也變得纖細，但儘管如此，卻不會予入骨感或不健康的印象。她的瘦看來極其自然、沉著。彷彿是悄然隱身到一個狹小的空間，身子就這麼自然地瘦下去的。而且，直子也比從前我所記憶的漂亮了許多。
就這些我一直想告訴她，但實在不知道該怎麼措詞才好，結果什麼也沒說。
我們到這兒來，並沒有什麼目的。我和她是在中央線的電車上偶然遇上的。她正打算一個人去看場電影，而我則正在往神田書店街的途中。兩個人都沒有要事在身，直子便邀我一塊兒下車，我們於是下了電車。下車之後才知道是四谷車站，如此而已。但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非得兩個人一塊商量不可。直子為什麼要我一塊兒下車，我是一點也不懂。打從認識開始，我們倆就沒什麼話說。
走出車站，她也不說往哪兒去，只自顧白地划著快步。沒奈何，我只得跟在她後頭。兩人之間保持著一公尺左右的距離。當然，你要想走在她身邊也並非不行，但不知怎的，我有點畏縮，所以總是沒法和她並肩齊步。在距她一公尺的後方，我邊盯著她的背、她的烏黑的長髮邊走著。她的發上插著一支茶色的髮夾，旁邊則是一隻白白的小耳朵。直子常回過頭來和我說話，有些話我能答得出來，有些卻不知該答些什麼，有些更是聽不清楚。但她似乎並不在乎我究竟能不能聽得見。她回過頭來說完自己想說的話之後，便又繼續往前走。唉！算了！反正這天氣挺適合散步的，我想就隨她去罷！
然而，直子愈走愈不像是散步。她在飯田橋往右拐，出水渠邊，然後穿過神保町的十字路口，再爬上御茶水的坡道，到達本鄉，最後又沿著東京都電的軌道旁走到駒迅。這一段路並不算短。到了駒迅時，正是日落時分。這是個晴朗的春日黃昏。
“這是哪兒？”直子彷彿大夢初醒般問道。
“駒迅。”我說。“你不知道嗎？我們繞了一大圈呢！”
“為什麼走到這兒來呢？”
“那得問你呀！我只是跟來的。”
我們走進車站附近一家麵店，隨便叫點東西吃。口乾舌燥的，我喝了些啤酒。
從點菜到吃完麵，我們一句話也沒說。我是走得精疲力盡，她則將兩手搭在桌上，彷彿又在沉思。電視上的新聞報導說，今天因為是星期假日，風景區到處人山人海。而我們，從四谷走到駒迅。
“你身體不錯嘛！”吃完麵，我說道。
“你嚇了一跳？”
“嗯！”
“念初中時，我曾經是馬拉松選手，跑過十公里、十五公里的。而且因為我父親也喜歡爬山，小時候一到星期天就去爬。你知道的，我家後面是一片山嘛！自然而然地腳力就不錯了。”
“不過倒真看不出來哩！”我說。
“是呀！大家都以為我弱不禁風呢！但是人豈可貌相呀？”說罷，她附帶地微微一笑。
“反倒是我失禮了，累得不像話！”
“真抱歉！黏了你一天。”
“但我很高興能和你說說話呀！我們從沒有過單單兩個人聊天的機會哩！”我說道。其實我根本不記得今天都聊了些什麼。
她開始無意識地撥弄桌上的菸灰缸。
“如果可以的話如果不會太打擾你我們能不能再碰面？當然，我知道我沒有理由作這種要求。”
“理由？”我驚道。“沒有理由是什麼意思？”
她倏地紅了臉。也許是我吃驚得過頭了。
“我說不上來啦！”直子急欲辯解。她把運動上衣的袖子捲到臂上，跟著又放下來。燈光將她臂上的汗毛染成一片金黃，煞是好看。“我原本沒打算說『理由』兩個字的。我原本不是這個意思的。”
直子一手靠著桌子，盯著牆上的月曆好一會兒。像是期待從那上面找出適當的詞彙來解釋似的。但她當然沒有找到。嘆口氣，她閉上眼睛，又轉去撥弄髮夾。
“沒關係！”我說。“我想我能瞭解你的意思。不過，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呢！”
“就是說不上來。”直子說道。“最近我老是這樣哩！每當想要表達些什麼，腦裡就盡浮現出些牛頭不對馬嘴的字眼來。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就是正好相反。然後呢，越想把它糾正過來，腦袋裡就越是混亂，越是牛頭不對馬嘴。這麼一來，反而忘了自己最初的意思了。彷彿自己的身體分裂成兩個，彼此追著跑！正中央有根粗大無比的柱子，就繞著它打轉、追逐。最適當的字眼總是被第二個我揣在懷裡，第一個我是絕對追不上的。”
直子抬起頭，凝視著我的眼。
“你懂嗎？”
“我想誰都會有那種感覺吧！”我說。“每個人都想表達自己，無法正確地表達時就開始急了。”
聽我這麼說，直子似乎有些失望。
“跟那個不一樣！”直子說道。但並沒有再作說明。
“我們當然可以再碰面呀！”我說。“反正星期天閒著也是閒著，走走路對身體也好哇！”
之後，我們搭上山手線，直子在新宿改搭中央線。她在國分寺（譯註：東京地名）租了層小小的公寓。
“你覺得我說話的方式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樣了？”分手時，直子問道。
“是有點不一樣。”我說。“不過，我搞不清楚是怎麼個不一樣法。老實說，從前我們雖然常在一起，卻似乎很少說話。”
“是啊！”她也贊同。“下個星期六我可以打電話給你嗎？”
“好哇！當然可以。我會等你！”我說道。
我是在高中二年級那年春天認識直子的。那年她也讀二年級，讀的是一所貴族的教會學校。這學校“貴族”到什麼地步？你若是太用功讀書，會被人說閒話，說是“不高尚”。我有個感情不錯的朋友叫木漉的（與其說感情不錯，還不如說是唯一的好友，一如字面所示），直子正是他的女朋友。木漉和她是從呱呱墜地便開始的青梅竹馬，兩家的距離也不到兩百公尺。
正如一般青梅竹馬的情侶一般，他們倆的關係相當公開，但並不會成天膩在一塊兒。兩人時常互相到對方家中作客，和對方的家人共進晚餐或打麻將。我也常常充當電燈泡。直子會將她的同學帶來，四個人一起到動物園玩，或是去游泳、看電影等。不過，老實說，直子帶來的女孩子可愛是可愛，水準顯然是在我之上。我始終覺得還是公立高中的女孩子比較適合我，談起話來比較自在，雖然她們是粗俗了些。我一點也弄不懂直子帶來的女孩那可愛的腦袋裡究竟都在想些什麼。我想，或許她們也無法瞭解我這個人罷！
因此，木漉不再要我參加“四人約會”，以後就只有我、木漉、直子三個人一塊兒出去玩，或是聊天什麼的。說起來是有點畸形，但結果證明這才是最愉快、最完美的安排。一旦有第四個人加入，氣氛就立刻變得很僵。我們三個人約會的時候，真像極了電視上的訪談節目，我是客人，木漉是腦筋靈活的主持人，直子則是助理。木漉總是扮演中心人物的角色，這對他來說是輕而易舉。木漉確實有種喜歡冷笑的習慣，旁人常會誤以為是傲慢，但他其實是個親切而公正的人。我們在一起時，他總是特別留意，設法對直子和我同等待遇，又是說話又是開玩笑的，不讓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覺得受到冷落。要是有任何一方始終保持緘默，他便會轉去和他說話，說些和對方有關的話題。也許有人會覺得這麼做太累人了，但事實上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木漉有一種能隨時意識到氣氛變化、並巧妙應付的能力。同時更有種罕見的能力，能從對方無聊至極的談話中，設法找出幾個有趣的話題來。所以，和他聊天時，在不知不覺中你會以為自己很風趣，自己的人生也十分趣味。
不過，他絕不是那種社交人物。在學校裡，他只和我一個人熟。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像他這麼一個腦筋好、口才好的人，不往外頭那一片廣大的世界發揮他的能力，卻自足於我們這小小的三人世界。我也不明白他為什麼選擇我作他的朋友。因為再怎麼說，我都是既平凡又不起眼，只喜歡一個人看看書、聽聽音樂。並沒有木漉那種隨時驅走冷場、取悅他人的才幹。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一拍即合，馬上成了好朋友。他的父親是個牙醫師，出了名的醫術好、收費高。
“這個星期天，要不要和我們一起約會呀？我的女朋友念女校，她會帶可愛的女孩來唷！”一認識，木漉立刻對我說。我也立刻答應。如此這般，我才認識直子。
我、木漉、直子，我們的三人約會於是頻繁了起來。但只要木漉離開座位，我和直子便立即僵住了。兩個人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事實上，我和直子之間並沒有共通的話題。沒奈何，我們只得默默地喝水，或是開始撥弄桌上的東西，靜靜地等木漉回來。木漉一回來，又繼續聊下去，直子不愛說話，而我又是個比較喜歡當聽眾的人，兩人單獨相處時我總覺得有些不自在。並不是合不來什麼的，只是無話可說。
在木漉的喪禮過後兩個禮拜，我曾和直子碰過一次面。我們約好在咖啡店碰頭談點事情，談完之後就不知該說些什麼了。我試著找了幾個話題和她聊，但總是說到一半就接不下去了。而且直子在說話時總是多所設防。我老覺得她似乎對我有些不高與，只就不知道原因何在。之後，我便和她分手了，直到再次在中央線的電車中相遇為止的一年當中，我們不曾再見過面。
我想，直子之所以對我不高與，會不會是因為最後一個和木漉見面說話的人是我而不是她？這麼說也許並不很妥當，但我似乎能理解她的心情。倘若可能，我情願當時是她而不是我，然而事已至此，再怎麼想也是枉然。
在五月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後，剛吃完中飯，木漉便邀我翹掉下午的課，一起去玩撞球。我對下午的課也是沒啥興趣，兩人於是走出校門，晃呀晃的下了坡路往港口方向走去，然後走進一家撞球俱樂部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贏得相當輕鬆，木漉便突然認真了起來，贏了其餘三局。按照事先的約定，我付了錢。奇的是，打球時他居然一句玩笑話也不說。結束之後，我們各抽了一支菸。
“你今天怎麼這麼嚴肅呢？”我問道。
“我今天不想輸嘛！”木漉滿足地笑道。
就在當天晚上，木漉死在家中的車庫裡，他將橡皮管接到N360的排氣管上，再用橡膠膠帶封死窗口，然後便發動引擎。我不知道究竟花了多久時間他才死去。
總之，一直等到他的雙親探過親戚的病回家，將車庫門打開放車子時，才發現他早已氣絕。當時車上的收音機還開著，雨刷上夾著一紙加油站的收據。
沒有遺書，也想不出他的動機。由於我是最後一個見到他的人，警察便把我調去問話。我對問話的警官說，我完全看不出他有什麼異樣，他和平日沒什麼不同。
警官對我和木漉似乎都沒有好印象。他大概是覺得翹課去玩撞球的高中生會鬧自殺，根本不足為奇罷！結果就只在報上登了個小方塊，事情便草草結束了。那輛紅色的N360也被處理掉了。而木漉在教室裡的座位上則放了好一陣子的白花。
從木漉死後，到高中畢業為止的這十個月之間，我發現我很難在周遭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我是有個女朋友，也和她上過床，但也維持不了半年。我從來都不曾對她動過情。後來，我選了一所比較容易進去的東京私立大學考，之後就渾渾噩噩地進去唸了。臨行前，那女孩一直要我打消主意，但我當時只一心想離開神戶。到另一塊陌生的土地上開始我的新生活。
“我已經和你有過關係了，所以你就不理我了是不是？”她哭道。
“沒的事。”我說。我只是想離開這個地方而已，但她卻不能諒解。於是我們便分手了。在開往東京的新幹線上，想起了她的種種好處，覺得自己實在過份，不禁有些後悔，但眼看著木已成舟，我只好下定決心忘了她。
到了東京，住進宿舍，開始我的新生活時，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自己該做的。
亦即凡事都不能想得太深，凡事和自己之間都必須保持適當的距離。我決定將過去的一切忘得一乾二淨，忘了那鋪著綠氈的撞球檯，紅色的N360、座位上的白花，還有從火葬場那高聳的煙囪冒出來的煙、警察局的審問室裡那個厚重的文鎮，這一切的一切都要忘掉。剛開始的時候進行得還算順利，但不論如何努力想忘掉，我心中總是還殘存著一種朦朧而彷彿空氣一般的凝塊。隨著時光的流逝，那凝塊漸漸地形成了一種單純、清楚的形狀。我現在可以用一句話來替代這個形狀了，也就是底下這句話。
死不是生的對立，而是它的一部分。
將它替換成文字就顯得俗氣多了，但對於當時的我而言，我所感受到的並不是文字，而是一種空氣的凝塊。死，它存在於文鎮裡面，存在於撞球檯上面四個並排的紅、白色球裡。我們一邊慢慢地將它吸進肺裡，像是吸細小的灰塵一般，一邊過活。
在那之前，我將死看成是一種和生完全迥異的東西。死，就是“總有一天，死會緊緊的箍住我們。但是反過來說，在死箍住我們之前，我們是不會被死箍住的”。我一直覺得這是最合乎邏輯的思考方式。生在這頭，死在那頭。而我是在這頭，不是那頭。
然而自從木漉自殺的那個晚上開始，我無法再把死（還有生）看得那麼單純了。死已不再是生的對立。死早已存在於我的體內，任你一再努力，你還是無法忘掉的。因為在五月的那個夜裡箍住木漉的死，也同時箍住了我。
我就這樣一面感受那空氣的凝塊，一面度過我十八歲那年的春天。但同時，我也努力不讓自己變得深刻。我漸漸能意會到，深刻並不等於接近事實。不過，左思右想，死仍舊是一種深刻的事實。我便在這幾乎令人窒息的矛盾中，來回地兜著圈子。如今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奇妙的日子。在生的正中央，一切事物都以死為中心，不停地旋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