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燒成一片焦土，著火的人從燃燒的房子裡衝出來，就地打滾。靠近運河的人，被火燒得紛紛往河裡跳，運河裡全是屍體，浮著一層似血似油的膠質物。
幾千架飛機重重疊疊，機翼幾乎碰到機翼，炸彈從機群中像蝗蟲一般飛出，在山崎腦子裡遮天蔽日地化成火團。
終於，溫暖的線條衝開鐵蠅之圍：青山蔥綠，泉水冒著熱氣。大塊白色綠色中，古都的輪廓模模糊糊。燈籠一盞又一盞點亮，在微風中有節奏地搖擺。穿過石橋，繞著河邊小徑，再上一坡石階。
母親站在房前那兒向他招手，她的一頭黑髮怎麼成了銀色的？那身和服還是他離開時的藍靛色的牽花圖案。母親最愛這件衣服，說是遇見父親時，她就穿著這衣服；懷上他時，她也穿著這衣服。不是喜事或家中大事，母親是不會穿它的。他喊母親，母親卻不應。他急，急得手裡全是汗。他的病很奇怪，永遠昏睡不醒，睡眠卻極其不安，反覆折騰，不斷說話。偶爾醒來，也不過是半個小時，吃不下任何東西，醫院診斷是輕度腦溢血。
玉子去看他，猜出他是在和老母親說話。候到他醒來的一刻，她對他說，他家裡一切會平安的。畢竟山崎家住在東京北邊的伊勢崎，屬於群馬縣，不在東京市內。山崎經常說伊勢崎風光如何旖旎，背後就是莽莽蒼蒼的群山，人和建築都典雅樸素，終日藍天白雲。
山崎很想知道母親的情況。就讓人給母親拍了一個電報，可是未有迴音。他絕望地在病床上翻了一個身，自我安慰：他用的是軍方通訊，戰爭期間，尤其是遭到飽和轟炸的大東京區，民用通訊或許會癱瘓。等待使他清醒的時候多一些了。母親可能真的遭到不測，一味猜測強，就是不認命。
山崎重病，就沒人再去催電影《綠衣》的製片工作。這個電影廠全是日本人在操作，而日本人中只有山崎一心一意要製作這部電影，也許還加上玉子這個女主角。其他人早就因戰爭失敗而坐立不安，成天惶惶不可終日。
這天中午，玉子在廠裡看未成樣的片子，藉以打發無聊又無奈的時間。她接到一份電報，是山崎的母親打來的。她趕到醫院。山崎的母親報平安，讓兒子放心。電報說伊勢崎這次沒有捱到多少重磅炸彈，只是那些越過東京還沒有扔掉全部炸彈的飛機，隨意沿郊區一路亂丟，只要及時進防空洞，危險不大。
心病用心藥治果然見效。在醫院裡住了一個月，山崎終於出院了。出院前他就把《綠衣》應該補的鏡頭、重拍的鏡頭和音樂，全部寫在本子上，每日排得滿滿的，這電影的後期製作又進入正常軌道。在全片剪輯之前，般若寺一場戲加拍了第五遍，他還是不滿意，仍要重來，讓攝影師對準玉子的左臉，山崎知道她哪一種角度更美。
還是那身綠裙的玉子，在般若寺裡燒香拜佛，祈求自己的愛情心願實現。
山崎穿著整齊，臉色並不好，態度卻很嚴謹，他對攝影和燈光師說，“添補經幡，注意燈光，唯美第一。”
景雖然是搭在攝影棚裡，卻還是中規中矩，天藍得神秘，像玉子的目光。松柏參天中，東西兩座鼓樓，鍍上夕照柔美的色彩，古樸玄遠。寺廟的院牆上停著一隻松鼠，蹦跳著，順牆躍到院裡。他回過頭來看見，心裡想，或許今晚他可以好好入睡。
那已經是1945年5月，柏林已經攻克，歐洲的戰爭已經結束，美軍正在猛攻日本本土之外最後一個衛島沖繩，日軍用了最後一招：自殺飛機。死已經死定了，看來日本只有一個挑選：如何死法。
滿映人都說，《綠衣》是山崎的自殺飛機。不過拍電影還是過癮，哪怕拍出來後，整個中文片電影市場已經不再放滿映的片子，自己看著也好。所以整個班子都很賣力氣，算是給自殺飛機加油吧。
每年玉子喜歡仔細觀察雪融化的過程，那雪在她心裡有同樣的姿態。不過這次雪在她心中並不融化，雖然季節飛速變化，真正的春天不過就是一陣風拂過她的皮膚，想留住是枉然。
雨下了整整一天。為了使鏡頭如攝影師所希望的效果：細雨中樹葉亮晶晶的閃光，他們在攝影棚裡架起的松樹，往樹上細細噴上水珠。
東京也下著雨，雨水在屋簷下滴著，滴到石塊上，滴到石縫裡，濺起一朵朵小花。導演山崎指揮著一隊人，各就各位，他突然有個感覺，玉子有一天會走在那古都小巷的青石塊小徑上，如同這攝影機中的年輕的姑娘，突然扔掉雨傘，一步步地走來，她穿著把身體曲線裹得緊緊的綠旗袍，不能走得太快，但腳步不能停，得一直往下走。
她在拐彎處不見蹤跡。行，這也不錯，一個拐彎，就是另一重天地。
但是玉子卻越來越陌生。
玉子一上妝，一對準鏡頭，她的臉就變了。她的心上人在這段時間裡，尋不見，有意躲著她似的。玉子喜歡成為戲中人，她走到湖邊，捂住胸口，問自己：為何我想哭呢？她弄不懂自己，把衣服撫整齊，是的，該是她投進湖水懷抱的時候了，水下是地獄或是天堂美景，她都不管了，那是她的心上人與她相遇的地方。
她扮演的電影裡的姑娘，在段時間無論是戲裡戲外，兩者都難分出彼此，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樂。淚水盈滿她的眼睛，從她的臉頰掉下。
山崎喊：“停。”他拍拍手，“很好。”攝影現場一圈人都鬆了一口氣，玉子也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這最後該補的一個鏡頭終於做完。
一年後，玉子想起自己在南湖拍戲的情景，她完全沒有料到，那本來當作浪費的感情，會把她帶向完全不同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