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直到1920年前後，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沒有石器時代。那是尚未發現北京猿人的時代。
對中國地下感興趣是因為有地下資源。當時擁有地上權力的軍閥政府開始了調查，可他們自己沒有調查能力，故委託給外國顧問。當時瑞典的G·安特生擔任北洋軍閥政府的“礦政顧問”，他於1927年在周口店遺址與北京猿人不期而遇。不言而喻，發現北京猿人只是調查的副產品，軍閥政府的目的是為了尋找鐵礦和煤礦。但他們從沒想過用自己的力量開發地下資源，而是將這種權益迅速地賣給外國人，用來購買槍支大炮。
所僱用的外國地質學家，偶然也對古生物學感興趣。安特生已在這個地方發現了第三紀哺乳動物化石，因此他對派往澠池的中國人助手說：“說不定那裡會有石器時代的文物，請務必留意。”
安特生對中國沒有石器時代的說法似乎持懷疑態度，派往澠池的助手劉長山攜帶從仰韶村出土的數百件石斧、石刀回到北京。現在回想起來，從地下出土石器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80年前中國是否存在石器時代尚為問題的焦點，而且持“否定論”的一方佔優勢。因而安特生對劉長山“發現”的石器當然感到欣喜若狂，他立即去了現場。之後在仰韶村彩色土器片隨石器一起出土，成為轟動的發現。
1920年4月，以彩陶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被命名為“仰韶文化”。後來仰韶村由夏鼎先生再次進行了調查。1983年我拜訪了來日本訪問的夏先生，他說仰韶村文化也包括稍後發現的“龍山文化”，作為學術名稱仰韶文化的代表地，當然是西安近郊的半坡遺址。
中國不存在石器時代這種怪論之所以存在，是依據直到20世紀初期中國尚未出土石器的事實。這並非以前中國不關心石器，而是出土了也沒成為話題的緣故。恐怕在中國人當中有一種“我們這樣的文明國家，不存在石器那種野蠻時代”的中華思想。另外一些外國學者認為“在亞洲本來應該沒有優秀文明，如有也是從巴比倫尼亞時期由西方移居者帶去的文明”。這是另一類的中華思想。在這些論調上才滋生出中國“無石器”的神話。
一旦發現了仰韶石器，之後就像堤壩決口一樣，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石器。在日本也發現了巖宿遺址，以此確認了舊石器時代的存在。那是在1949年，在以後半個世紀中發現了數千箇舊石器時代的遺址。
在中國，一般人認為，從地下出土的東西被認定為“寶”是從彩陶開始的。從新發現的遺址中不斷地出土玉器，玉是中國人極為喜愛的東西，甚至有人斷言良渚文化就是玉的文化。
富貴的人死後用玉衣纏身埋葬，也有讓死者口含玉的風俗，無論如何總有一種玉應在地下的感覺。不管在地上還是在地下，對我們平民百姓來說，沒見過任何財寶，充其量只在寺廟等地遇到過像財寶似的東西。
夏、殷、週三代以後，在王朝時代的中國，原則上將財寶深藏宮殿中。帝王們不僅身著金縷玉衣，還將精選的寶物帶到死後的世界去。在誰也看不見的陵墓牆壁上，讓當代屈指可數的畫匠畫上壁畫。人們將生前喜愛的用品，都悉數帶進自己的陵墓中。
龍鳳之國對老百姓來說，帝王或者同階層人物的陵墓都是財寶的儲藏庫，是受嚴密警備的地方。儘管如此，歷代盜墓者仍然挑戰陵墓。
除職業盜墓者以外，還有少數為滿足獵奇興趣的盜墓者。前漢廣川王劉去(武帝的哥哥劉越之孫，公元前91年為廣川王)就是這樣的人。他盜過戰國魏襄王、哀王及其兒子，還有晉靈公等不計其數的陵墓，在《西京雜記》中記錄了其中的十幾例。據說，魏襄王的陵墓建成只約兩百年就已被盜掘。哀王的陵墓被盜掘時，盜墓者花了三天時間，用鐵水灌入墓中才將墓撬開。因棺柩是油漆混合兕角(野牛角)的棺材，用幾寸厚的材料十幾層重疊在一起製成，盜墓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能打開。
劉去為廣川王，在金錢上並不拮据。他帶領一群年輕無業遊民盜墓，只為沉浸在獵奇虛幻的世界裡。劉去的性格確實異常，嗜虐成性，後來漢朝廷廢除他的王位，將他流放上庸地，劉去在流放途中自殺。
盜墓不只是暗中進行，據陳琳的檄文記載，《三國志》中的曹操在軍事資金拮据時就用盜墓進行補充，甚至軍中連盜墓的官職都有，例如發丘中郎將(盜墓師團長)、摸金校尉(尋金部隊長)。
據說，為自己修建大規模陵墓的秦始皇，生前也因想得到吳王闔閭埋在墓中的3000支名劍而盜掘了他的墓。傳說盜墓遺址成為水窪，這就是蘇州虎丘的“劍池”。自己的陵墓建成不久就遭項羽糟蹋的秦始皇，也挖掘過他人的陵墓，真是有趣的事。
進入20世紀後，軍閥動用過軍隊盜墓，他們動員的是工兵。這樣明目張膽地公開進行，已不能說“盜”了，這是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事情。與有目的的挖掘相比，最近因建設工程偶然發現的陵墓遺址居多。半坡遺址是在發電所的基礎工程建設中發現的。
那個兵馬俑也是農民在挖水井時，發現一些陶片後開始挖掘的。滿城漢墓由演習中的士兵發現。
馬王堆是在醫院建築工地中挖掘地面時偶然發現的墓坑。傳說那是五代時期被稱為“楚”的小國首領馬殷的墓，因此被命名為馬王堆。但在1950年被斷定為漢代陵墓，並指定為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如果說馬王是馬殷(930年歿)之墓，應屬10世紀的墓，但實際上是公元前2世紀的古墓。一般來說，稱為古老的東西，實際上新的實例居多，而馬王堆則屬於相反的例子。
馬王堆出土的帛畫描繪了神仙世界。孔子不談論怪異、暴力、變亂、鬼神，或者說“述而不作”，這種儒教體制成為主流後，總使人覺得在中國缺乏想象力。儒教被國教化以前，中國人能表現出充滿想象力的活靈活現的神仙世界，就這一點來說，馬王堆是有價值的發現。
那麼喜歡記錄的中國人，關於兵馬俑卻沒留下一個字的記述，這不僅不可思議，而且還令人深思。
有史以來，地上的寶物當然被有權者佔有，一般人極少有目睹的機會，這同寶物被埋藏在地下是相同的事。唐太宗將王羲之的書法真跡帶進自己的墳墓，被人們說為愚蠢之舉。可東西即便留在地上能否傳到我們手裡，也存在很大疑問。
戰亂是另一種愚蠢之舉，還有無法避免的天災人禍，地上寶物的遺失率不是反而更高嗎?
寶物落入王侯貴族和富豪之手，他們的權勢究竟能持續多久也是未知數。所以人們希望收藏家能有效地將所蒐集的一部分寶物公開。在書畫方面，沒有照相和複印技術的時代，觀賞真跡和臨摹書畫珍本是繪畫人的職業訓練。清代揚州的收藏家將自己的收藏品借出，因此揚州成為當時中國的書畫中心，可以令人聯想到稱為揚州八怪的畫家層出不窮的盛況。
在寺廟中，供人們欣賞的書畫類作品，不知培養了多少人的藝術欣賞能力，這種作用不可估量。
每當參觀這種精選國寶展覽會時，不禁想起先輩們的艱辛。過去的人用“眼福”來形容欣賞這些寶物時的興奮心情，我想不僅是大飽眼福，還應視其為心中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