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裡-梅森正在研究多里絲-薩里-肯特起訴彼得-肯特一案中的抗辯，德拉-斯特里特悄悄地從外間辦公室走進來說：“艾德娜-哈默在外面呢。她十分緊張不安，我認為你不該讓她等下去。她在哭，有點兒歇斯底里。”
梅森皺起眉頭，說道：“怎麼了？”
“我不知道，可能是她舅舅被捕造成的過度緊張。”
“不，”梅森慢慢地說，“今天早晨她就知道，他們會逮捕他；但當時她就像個小戰士一樣勇敢地面對著那件事。”
“你最好密切注意那個女子，”德拉-斯特里特告誡道，“告訴她，不要把事情都擔在她自己肩上，讓別的什麼人去操心他。她很衝動，如果她不小心的話，她會精神崩潰的，那時，上天知道她會做出什麼事。”
梅森點點頭說：“叫她進來吧，德拉，而且你別走。”
德拉-斯特里特拿起電話，“叫哈默小姐進來。”她衝話筒說。門開了，艾德娜-哈默緊張的五官扭成一種敷衍的笑容，德拉走上前去，用胳膊樓住了那個姑娘的肩膀。
艾德娜-哈默進來後關上門，按德拉-斯特里特的安排，走到那把填充過滿的大椅子旁，坐在上面，說道：“發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
梅森問：“什麼事？”
“傑裡踩上了一個陷阱。”
“什麼樣的陷阱？”
“一個警方設置的陷阱。”
“出什麼事了？”
“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說什麼，就說出了最糟糕的話，現在他要想不做對舅舅不利的證人，得溜掉才行呢。”
“他說什麼了？”
“他說，在他動身前往聖巴巴拉之前大約半小時的時候，他去拿開塞鑽，那把切肉刀不在餐具櫃裡。”
梅森跳了起來，“哈里斯肯定嗎？”他問。
“他說他肯定。”
“而且他就這麼對地方檢察官說了？”
“是的。”
德拉-斯特里特沉思著皺著眉頭，說道：“這事有那麼特別重要嗎，頭兒？”
他點點頭：“那把刀是整個案子的關鍵。你不明白嗎？如果肯特計劃進行一次蓄意謀殺，但想使事情看去像是他在夢遊，特別是如果他知道艾德娜為了保護他會把餐具櫃鎖上的話，他自然會在睡覺以前把那把刀拿出來。”
“為了建立一個夢遊的證據，我們必須證明，他是在睡眠中起了身，是在睡著的情況下拿到了那件兇器，犯下了殺人罪，是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做的。”
“也許，”德拉-斯特里特說，“哈里斯搞錯了。”
梅森陰鬱地搖搖頭。
“不，”他說，“現在我得停下來仔細考慮這件事，這是此案中顯得十分不對頭的一件事，他不會弄錯的。你看，艾德娜手中有那個餐具櫃的惟一一把鑰匙。她鎖那個抽屜時我和她在一起。我們兩個人都認為那把刀想當然是在裡面。我們並沒有打開抽屜來搞清楚。早晨，那個抽屜仍然鎖著。那個管家來找艾德娜幫他找鑰匙。她耍了點兒花招，掏出了它，假裝它始終是在那個餐具櫃的頂上。”
艾德娜-哈默用手帕捂著臉，抽泣著。德拉坐在那把大椅子的扶手上，拍拍她的肩膀，“別哭了，”她安慰著，“眼淚沒有用。”
梅森踱起步來。
過了幾分鐘，德拉-斯特里特終於使這個有點兒歇斯底里的姑娘鎮定下來，但梅森仍然以那種固定的節奏踱著步。
艾德娜-哈默終於主動講話了，“我要盡我所能地解決這件事，”她說，“傑裡要坐飛機走，還沒有給他發傳票呢，他要到他們找不到他的地方去。告訴我，那樣做沒事吧？”
梅森眯縫起了眼睛，問道：“他做出供述了嗎？”
“是的。”
“他在上面簽字了嗎？”
“沒有，我想他沒有。那是用速記記下來的，我說，在給他發傳票之前，他不能離開這個城市，到哪個外國去嗎？”
梅森說：“就公眾感情來說，那會看起來糟透了的。地方檢察機關會在報紙上大加宣傳的。他們會明白表示，他是為了逃避作證而神秘地離開的，他現在在哪兒？”
“在他的車裡，在您辦公室街對面的停車場等著呢。他已經把行李裝好了，訂好了去墨西哥城的一架班機。然後他會從那兒去……”
外面走廊上一陣騷亂，一個女人尖叫的聲音在說：“得為您通報才行。”緊接著一個男人的聲音惱怒地叫道：“走開。”
門一下子開了，面色冷峻的傑裡-哈里斯無禮地走進辦公室，手裡拿著一張長方形的紙。
“天哪！”他說，“他們找到了我——像抓個該死的傻瓜一樣抓到了我——就在您辦公室前面的停車場上我自己的車裡！”
“抓住你什麼了？”梅森問。
“抓住我，給了我一張傳票，要我在明早10點出庭，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
梅森伸展開雙手說：“噢，地方檢察官搶在我們前面了。漢米爾頓-伯格可不是傻瓜。”
“但是，”艾德娜問，“他能不能仍然離開呢？那趟航班今晚起身……”
“他們現在無疑會在監視他，”梅森說，“他們看見他在那張傳票發出後到這個辦公室來了。如果他現在離開這個國家的話，我就會受到律師協會的審查的。這可是個不怎麼樣的主意。不，我們得勇敢地接受這件事。坐下，哈里斯，把這事的來龍去脈告訴我。”
“我極為抱歉，”哈里斯很不中聽地說，“反覆考慮這件事，我很想知道我還能不能改口。當然了，開始那看上去不是很重要，我在對地方副檢察官的供述中很肯定……”
“這麼做沒必要，”梅森反駁說，“沒有你的供詞，他們也差不多會這麼想，因為是艾德娜鎖上了那個抽屜，拿著那把鑰匙。那把切肉刀不可能在裡面，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他們不知道我鎖上了那個抽屜，”艾德娜說，“我會發誓我沒鎖。我……”
“你要講實話。”梅森說，“任何時候，在我為了使一個委託人無罪開釋而必須要依賴偽證時，我就退出，不再辦案了。如果他是無辜的，我會得到證據使他得以解脫的。”
電話鈴響了。德拉-斯特里特拿起聽筒，隨後遞給梅森。
“保羅-德雷克打來的，說‘重要極了’。”
梅森把聽筒放到耳朵上。德雷克的聲音終於有了這麼一次，顯示出了足夠的激動，克服了他習慣的拉長聲，說道：“你想知道多里絲-薩里-肯特在洛杉磯時去了哪兒嗎？我的人一直在打電話報告。就在剛才，我得到了消息，她的綠色帕卡德敞篷汽車停在街對面的一個停車場，她正在過馬路向你的辦公室走去。我想你或許需要一兩分鐘來把你的房子整理好。”
梅森“咣啷”一聲掛上電話，打斷了德雷克“咯咯”的笑聲。
“聽著，你們兩人，”他說，“多里絲-肯特正在往上走呢。她可能會向我做出一個提議。如果她在這兒或是在走廊裡碰見你們的話，那可能會使她受到拘束。斯特里特小姐會把你們領到另一個房間去。警報解除後，你們可以溜到走廊去。”
“艾德娜，他們可能會在街上的大門口拿著一張傳票等著你。不要試圖躲開傳票。做個好姑娘，微笑，什麼也不要說。”
“好吧，德拉，領他們到法律圖書室去吧。”
德拉-斯特里特剛從法律圖書室回來，梅森的電話就響了，外問辦公室的一個姑娘說：“多里絲-薩里-肯特太太堅持要見您，說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梅森說：“帶那位女士進來吧。”他掛上電話，對德拉-斯特里特說，“到你辦公室去，德拉，為這番談話做記錄。”
他撥動了一個開關，它將室內電話揚聲器與他秘書私人辦公室中的電話聯接在了一起。爾後他抬起頭來，用期待的目光看著通外間辦公室的門。
德拉-斯特里特正在關上她辦公室的門，交換臺接線員打開了另一扇門，引進來一位30歲出頭的迷人女子，她睜大了藍色的眼睛，衝梅森微笑著。
梅森評判地打量著她，將那展示得恰到好處。足以引起興趣、但並沒滿足好奇心的踝部，由口紅加以強調的豐滿的紅唇，以及挽得很好看的金髮盡收眼底。她用容忍的微笑面對著他詳細的審視。她毫無忸怩之態，向梅森的辦公桌走過來，伸出手說：“您和我見面真好。”
梅森指指一把椅子。
“我聽說了好多您的事，”她說著，把椅子拉過未，這樣，她不僅面對著他，他還可以有利地看到她交疊的雙膝，“他們告訴我，您是個非常聰明的律師。”
“我的名聲，”梅森說，“可能有很大的變化呢，那要取決於一個人站在原告還是被告的立場講話。”
她的笑細聲細氣的。
“別那樣，”她說，“您知道您很好。為什麼不承認呢？那是我和律師們相處的麻煩事——他們害怕承認任何事情——總是害怕什麼人在為他們設陷阱。”
梅森沒有微笑。
“那麼，好吧，”他說，“我很好。那又怎麼樣？”
她估量著他，目光中迅速地掠過一絲不安，但她保持著那個笑容，豐滿的紅唇友好地張開了，顯露出整齊的兩排皓齒。
“這麼說您在為親愛的老彼得辯護了。”她說。
梅森什麼也沒說。
“您能使他獲得解脫嗎？”
梅森點點頭。
她打開手包，掏出一個煙盒，打開了它，向梅森伸過去。
“不要，謝謝，”他說，“我自己有。”他從自己的煙盒裡挑了一支。她把頭微微斜向一邊，露出期待的目光。梅森向她走過去，為她點著了煙，她充滿笑意的眼睛向上徑直看著他的眼睛。
她吸了一大口煙，很滿足地品嚐了一下，從鼻孔中呼出兩股一模一樣的煙，說道：“我來看看我能幫什麼忙。”
他揚起了眉毛。
“幫忙來開脫可憐的彼得。”她做了進一步的闡述。
“你腦子裡在想什麼呢？”
“我可以作證。他得了一種越來越重的精神病，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那使他經常喪失理智，特別是在夜晚。有不少次，他醒過來，顯示出為一些妄想所折磨的跡象。開始我以為他是試圖殺死我，但是，回想起來，想起某些當時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我現在可以意識到，可憐的彼得得了很重的精神病。他在芝加哥有過一次神經病發作，根本就沒有痊癒。”
“還有別的嗎？”
她微微皺著眉，看了他一眼，那微笑不再那麼明顯了。
“您還想要什麼？”她問。
“你想告訴我的任何事。”
“在我知道我的確切地位以前，我認為我不想再告訴你什麼了。”
“在哪一方面？”
“您是否打算和我合作。”
梅森慢慢地說：“我看不出哪兒有妨礙合作的任何問題，肯特太太。如果你有什麼證詞要告訴我，我會很高興地去聽。”
“我可以為許多事作證。也許，如果您告訴我，為了使您的辯護站得住腳，您究竟需要什麼的話，我可以想出一些與之有關的事情。您看，在婚姻生活每日的接觸中，有許多沒有被完全忘記的事情，然而這些事又不能隨時回憶起來，除非有什麼事來喚起記憶。因此，如果您把您需要的東西告訴我，我或許能幫助您。您不需要在法庭提問時為我操心，我可以照顧自己。”
“意味著你可以支配陪審團嗎？”梅森問。
“如果您想那樣說的話，是的。”
“很好，”梅森告訴她，“留下你的地址，如果我能想起任何事，我會和你聯繫的。”
“您現在想不起來嗎？”
“想不起來。”
“我想知道您是不是……嗯，我說接受能力很強。”
“我非常感謝你來，但是，你不認為，如果你打算討論這種性質的問題，你讓你的律師和你一起，不是更好嗎？”
她向他傾過身去說：“我要對您坦率地說，梅森先生。我很高興您提起我的律師。”
“為什麼？”
“因為，”她說：“我還沒有和我的律師籤任何協定呢。我一直在拖延他。”
“你這是什麼意思？”
“他想籤個合同，如果我的官司打贏的話，他得到我所得的任何東西的一半。除非迫不得已，我不想付給他錢。現在看來不必那樣，您看不到嗎？我丈夫的地位使他不能再和我鬥了。”
“為什麼不能？”
“因為他需要我的作證。如果我能以他神智狂亂為基礎，使他從這個謀殺案中得到解脫的話，那麼我就可以使那個離婚案無效了。那時，因為我是他妻子，我就會是他的財產的監管人了。”
“這一切我都看到了，”梅森說，“但是，除非你的律師在場，我不想和你討論它。”
“為什麼？”
“職業道德。”
“我看不出您為什麼不能討論我的證詞。”
“我可以討論你的證詞，但我不能討論這個離婚案。”
“在我看來，梅森先生，您非常非常謹慎……非常有職業道德。”
“沒錯。”
她的臉上一點兒也沒有使性子的表情，但是，她惡毒地把那支菸在菸灰缸裡碾成幾乎是亂七八糟的一團。
“太有職業道德了，而那不像您的作風。”她說著，站起來，馬上向通走廊的門走去，竟沒有回頭再看一眼梅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