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親是乘船到重慶來的，大姐說，她是逃婚，她是個鄉下逃婚出來的女子，溜進這個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霧濃濃稠稠，一片片的，象破爛的棉絮。“到重慶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從臭燻燻讓人作嘔擠嚷的底艙鑽出來，母親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鮮空氣。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狀的房子，古城牆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離躉船近，越看得真切。碼頭上擠壓著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禮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燙髮，手拿扁擔繩子的腳伕，抬滑桿的，兜售叫賣的小販，帶槍的警察。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時忘了為什麼到這地方來。
那是1943年，嚴冬尚未結束之時，霧很濃，霧卻是安全的信號，狂轟爛炸的日本飛機，要到霧期結束的五月才會再次讓這城市震動。這城市當時是國民黨政府臨時首府，抗戰大後方，許多醫院、大學、工廠、公司，包括牲畜也都遷移到此，依靠長江天然的河運交通，依靠四周層層疊疊山之屏障，這個又髒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時成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
幾天前母親從家裡跳窗逃出，忍著腰痛，趁著拂曉霧靄籠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親戚家沒人會收留她。雞叫了，天色變亮。跟上一夥上縣城賣竹蓆的人，她手裡只有從家中抱走的唯一的陪嫁物：一床麻紗蚊帳，大片白色中飛有幾隻墨藍的烏。
當晚，母親隨著十來個少女上了沿長江開上來的客輪。
她們在鐵板的底艙，大統鋪。她們的家鄉忠縣不過是一個小碼頭。十餘個少女和二個招工女販子，擠著挨著睡在吵鬧的底艙裡。二個女販子睡在最外邊，怕這些少女進紗廠前出意外。
聽著江水拍打著船嘩啦響的聲音，少女們愁眉苦臉。輪船淒厲的一聲長鳴離岸時，幾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親卻不知道，她早就傻楞楞地睡著了，她睡得很幸福，象一輩子沒睡過覺似地困，身體縮成一團，甚至都沒有換個姿式，翻個身。
2
母親從紗廠下班後，看到的是一個並不可愛的城市。春天來臨，離霧期結束還有一段平安日子。霧氣慢悠悠地在這座城市飄移，在山脊線上結成濃雲，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朧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無。街道凌亂狹小，彎曲起伏，貧民區的碼頭與沿江坡地區，吊腳樓一邊靠道路一邊靠崖，象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說的事發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並不陌生，這個城市的工人住宅區，半個世紀以來，恐怕沒什麼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時更擠。
這座城市令人戰慄，有股讓人弄不清的困惑，時時隱含著危險和埋藏著什麼秘密。重慶男人走到街上，無論他裝束什麼樣，你都無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務，也可能是順民；既可能是暴亂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學者，賭徒，官員，或是戲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慶女人也一樣，無法以她的打扮舉止而定她是良家婦女，還是蕩婦，野雞。不管什麼人，都有點潮溼溼的鬼祟氣，也有點萎靡的頹喪感。
時間很快到了1945年，雖然這時，幾乎沒有了人們熟悉的警報聲和奔逃淒厲的尖叫聲，人們也忘了抬頭仰望天空，不再關心有否日本飛機的小黑點，防空洞開始門庭冷落，這個城市漸漸充滿戰爭勝利的喜慶。巨大的歷史轉機，與這個年僅十八歲的做工妹本沒有多大的相干。但命運卻讓她看到尚在田裡耕作的父母兄弟、她同齡的鄉村少女永遠看不到的東西。
大姐坐著的礁石面上有許多蜂窩似的蝕坑，與我肩挨肩，說的事卻離我越來越遠。遠程的大客輪駛近朝天門碼頭，拉響汽笛，聽來象個廉價僱來的吹打隊在奏喪曲。太陽退到對岸江北，一層淡淡的紅暈浮於山頭。江裡零散的幾個游泳者，頂著衣褲往自家岸邊遊。這個城市的歷史太喧鬧，傳入我耳旁的聲音極雜亂，單憑耳朵，很難一字不漏地聽清大姐的話，我必須憑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進位於沙坪壩地區601紗廠戴禮帽的男人，本來毫無興趣看一眼養成工的宿舍。他只是走過門口，聽見了一點奇怪的聲音，探了一下頭，他身後跟著跑的二個小打雜也忙不迭地站祝大棚式房子裡二排草墊統鋪，有股積久的汗臭。
一個少女被捆綁在木樁上，髮辮早已散開，有幾綹飄拂在她的面頰。漏進棚的光線象故意落在她的身上，顯得她皮膚健康細嫩，睫毛黑而長，嘴唇傲氣地緊抿，在憤怒中潮溼紅潤。工頭的皮鞭在揮舞，她掙扎著，有一股抗爭到底的狂野勁兒。
大姐堅持說，男人的這一伸頭，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命運決定關頭，因為他馬上被母親的美貌勾掉了魂。母親那天早晨的倔犟，使那個袍哥頭兒覺得有趣，竟然還有這麼個鄉下妹崽，不僅不順從凌辱，被捆綁鞭打了還不願服個軟，也不願說個求情話，讓工頭下不了臺。工頭正氣得沒辦法，轉身看見那男人，立即陪了笑臉來。袍哥里認輩份，這個戴禮帽的男人輩份高得多，問了二句，就走了進來。
那時母親抬起頭，因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著帽子，來人的五官輪廓不分明，只覺得他個兒高，身子直直的。母親頓時害怕起來，想這下自己真完了，她絕望地把眼睛掉到一邊去。因為恐懼，她的臉通紅，呼吸不均勻，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鬆綁。
母親這才正眼看清進來的是一個英俊的青年。他關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觸動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沒命地愛上什麼男人，我沒法阻止她的講述，也沒本領重新轉述她說的故事。我只能順著大姐的描述，想象這場一見鍾情中的邏輯：一個鄉下姑娘，敢為貞操拼命，長相又俏，或許正是這個袍哥頭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標準。他自己也是個從社會底層爬上來的幫會小頭目，本能地不信任這個大城市裡，象蒼蠅一樣圍著他轉，賴在他床上的風騷女人。
他看了看母親，與工頭咕噥了二句話，就匆匆走了。
母親那天被鬆了綁，躲過一難，又開始下班上班，漸漸忘了這件事，就象忘了她年輕的生命中已多次歷經的危急。她節衣縮食，想積攢錢寄回家鄉。二個月後，一天放工時，著工裝的女工們正在過例行的搜身——廠裡怕女工帶走棉紗團、布片之類的東西——工頭卻滿臉笑容走過來，請母親到廠門外去。
她出了大門，一下楞住了：一輛新嶄嶄的黃包車停在那裡，每個金屬部件都亮得晃眼，穿著整齊的車伕恭敬地等在一邊。
3
那種時代，到那種餐館的男客個個西裝革履，頭髮鬍子修剪得體，女客則一律高跟皮鞋，燙著和好萊塢電影裡女演員一樣波浪的髮式，耳環，項鍊，別針，手鐲，把自己披掛得琅當作響。旗袍也都是錦緞，開叉到時風該露的頂端位置。
大姐從小是個擺龍門陣的能手。和上輩人不同，她這一輩擺的已經是電影和小說。我那時才幾歲，總是縮手縮腳在一個角落，張著嘴，不作聲地聽這些回城探親時間過長的下鄉知青聚著講故事。他們坐在兩張床和地板上，擠擠團團地嗑著瓜子。恐怖的山間鬼魂，國民黨特務梅花黨，或是知青間談戀愛。有時是親歷的實事：與農民打群架，反抗鄉村幹部欺壓動了刀子，最後被公安局槍斃。故事一個接一個，有時全室鬨笑，有時唏噓一片。
母親嫌我不做家務，老在閣樓下喊“六六下來！”弄得大姐認為我討嫌，也趕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閣樓門口蹲著聽，以便再要做事時下樓快些。
我不知道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過龍門陣癮。說實話，大姐比我更適合當一個小說家。大姐沒有受完足夠的教育，她的黃金歲月都給文革耽誤了。怎麼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對她過去的幾個知哥知妹說，命運不幫忙，要是能讓她做個作家，她的經歷足夠寫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說。我一旁聽著，替她抱屈，覺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這時，我很難把她勾勒的母親那時的形象，與如今臂腿粗壯，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沒好脾氣，非常不女性化的母親合成一體。
我努力想象：母親穿了她最喜歡的靛青色布旗袍，襯出苗條玲瓏的身段，布鞋，沒有一件裝飾品，一頭黑髮光順地往後梳成兩條辮子，露出額頭，就是剪成短髮也行。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臉色一樣羞澀，在她微微一笑時，既溫柔又嫵媚，的確很美。大姐是對的，母親不可能沒擁有過青春。
坐在母親對面的那個青年男子，更為神采飛揚。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頭髮看來是在理髮店整治過的，體面，黑黝黝的頭髮，上了油，眼睛與眉毛有梭有角，長得比當今電影院門前廣告上的明星還帥，不象三十四十年代電影裡的奶油小生，或戲臺上的白面書生。八角燈籠光線柔和，桌上藍花邊盤碗勺碟，瓷面細膩，一式光潔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萬家燈火閃爍。母親微微低垂臉，沒吃菜，雙手安靜地放在膝上。
他們在說什麼呢？母親竟然忘記了生平第一次穿羅戴綢進大飯館的拘謹不安，聚精會神地聽起那個男子講他自己的身世。這個身世，是那個男子說給母親聽，母親在不知什麼時候說給大姐聽，大姐在這一個晚上擺給我聽。
他說他老家在四川安嶽，家貧，母親給人洗衣做衣，父親有力氣，給人抬滑桿。母親前後生了11胎，只有第8胎和11胎活下來。母親給他取了個小名“長生娃”，想他順當長大，盼長生平安；給弟弟取小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說弟弟水氣邪氣重，求個吉利。
1938年安嶽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後不到一週得病去世。當時他十四歲，弟弟五歲，他們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經過一隊拉壯丁的人馬，其中一人很象早些年遠走他鄉的舅爺。他跟上部隊，做了當伙伕的舅爺的助手，這支川軍雜牌部隊兵員不夠，也就不趕他走，反正他不拿餉。部隊1942年入駐重慶時，他已成了憲兵隊的小頭目。抗戰前，重慶袍哥已近六七萬人。川軍裡幾乎全是哥老會袍哥，他在禮字位第五排，難怪工頭見了他那副龜孫子相：禮字在低層社會影響大，職業袍哥結交有錢有勢兄弟，擺設紅寶，聚賭抽頭，買賣煙土，開鴉片梭梭館。
母親難以相信坐在面前的這個儀表堂堂的男子，曾徑是個又髒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亂起來，她水一樣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從未見過面但可給父母二擔米的小丈夫，沒有與任何男人聯繫在一起。
逃婚對母親來講是難免的，是她骨子裡刻上的叛逆性格。母親的眼裡盈滿了淚，或許在這個青年男子敘述他的經歷時，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來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寧。
鑼鼓聲，爆竹，遊行的隊伍，使整個山城徹夜不眠，好幾個星期，都籠罩在八年抗戰勝利巨大節日般的歡慶裡。日本人投降，國民政府準備還都南京。重慶突然出現了權力真空。袍哥勢力正在積聚，並更靠攏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勢力鞏固這個經營多年的後方。
母親和那個男子舉行了婚禮，婚宴辦了七十桌。母親被牽來拜去，暈頭轉向。喜房紅燭不是兩支，而是兩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親就懷孕了。於抗戰勝利第二年生下一個女兒。
大姐說，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惡霸頭子和逃婚不孝婦的女兒，反革命子女。
4
原來大姐另有一個父親，她跟我們兄弟姐妹不一樣。說出來了，她似乎挺得意洋洋：流氓頭子也是好漢，我們的父親卻是個老實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驚，對大姐不光彩的虛榮，很不以為然。
跟所有人一樣，我一上小學就得填無窮的表格，在籍貫一欄，填上父親的家鄉：浙江天台縣。那是我眼前的長江，流過了千里萬里，將到達大海的地方。我從未去過，也聽不懂那裡的話。
父親的生日是六。一兒童節，我從小就記得。父親說話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說快，沒人能聽得懂。他講得稍慢一點，我能半懂半猜，就給人當翻譯。如果我討厭這個人，就故意翻錯。父親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給人解釋說，他小女兒不懂，說錯了，請原諒。
冬天既潮溼又寒冷，家裡沒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氣管炎哮喘病的父親就容易發病，只能靠藥物支撐。嚴重時，也不肯去醫院住院。本來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個子本來不高，這時，就更縮了一截。他總是一個勁地捱，否認自己生玻發高燒時唯一的症狀是一股勁唸叨：“回家。”
“讓他回浙江！”家裡姐姐哥哥異口同聲說。
“不行的，”母親反對，“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兒。”
父親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樣，由於抗戰才來到重慶。十五歲時到縣城跟人當學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遞水，後來背弓彈棉花。他心靈手巧，幫師傅拉線鋪棉絮，很快就學會了彈棉被整套手藝。1938年，他二十一歲那年國民黨在天台縣抽壯叮鄉里的保甲長收了賄，將別人的名字改成父親的，他只得辭別家人，跟著部隊到了重慶。部隊就住紮在南岸山上，他在通訊排，掛防空襲訊號。
1943年春天，正是母親從家鄉忠縣逃婚前往重慶的日子，父親所在的部隊開拔另一城市守防。路上，父親肚子痛絞得厲害，躲進樹叢解決問題。等他鑽出樹叢，部隊已成小芝麻點在另一架山的道上，舉著火把趕夜路。他當機立斷，朝相反方向走。準確地說，父親是一名國民黨的逃兵。逃兵是要被國民黨槍斃的，但解放後共產黨也不喜歡他這段歷史。當時，幸好無人注意，或許以為他生急病死在行軍路上。戰亂之年，誰去調查一個士兵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慶，在招商局的船舶隊當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說法，父親一生之中真正有膽有識的唯一一件事，是1947年那個春天與母親的結合。為了與我的父親相遇，母親需再次出走，得再次逃離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見父親的彎曲的路徑。這四年中，父親已在這個仍然是陌生，卻強要他留一輩子的城市做水手，他得等候一個自甘落難的四川女子，這是命定的。
大姐站了起來，我也站了起來。夜使兩江三岸變得美麗了一些，一輪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行駛的船打著一束束白光，撤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那山上江裡的小燈，象一隻只溫柔的眼睛，忽近忽遠地閃爍。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風一陣陣帶來，我第一次覺得口琴聲是這麼好聽。
大姐嘲諷地笑了：“我媽也真傻裡巴幾的，爭啥硬氣，非要走，那個倔犟勁，倒真是象我。我生父，那個混帳男人，”大姐說了下去，“那混帳男人不僅常常通夜不歸，後來就帶了摩登女人回家。母親獨自垂淚，他看見母親哭，就動手打，一邊打一邊還罵：養不出個兒子的女人，還有臉！我早晚得娶個校”母親受不了，一氣之下一手抱女兒，一手拎包袱，就逃回了家鄉忠縣。家鄉呆不住，按照家鄉祠堂規距，已婚私自離家的女人要沉潭。母親在家裡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慶。那男人登報找，還佈置手下弟兄找，沒有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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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嘉陵江邊，一片吊腳樓前的石階上，看見一個年輕的女人，背上揹著一個剛生下只有幾個月的嬰兒，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那些都是男船員們浸滿汗臭的衣服襪子。她洗衣服動作麻利，專心致意。洗衣婦個個都是瘋言瘋語，笑罵不斷，否則就接不到足夠的活兒養活自己。她站起身，雖然背上有個嬰兒，但遮不住誘人的身材。
她的臉轉過來，頭抬了起來。他入神地看著，不轉眼。他以為她在朝他看，但他錯了，她不過是為了舒舒腰，馬上就背過身，蹲在地上洗衣。早春二月，江水異常清澈，但冰冷，刺骨，她的手指凍得通紅，袖口挽得極高，頭髮梳了個髻，不知是怎麼梳的，竟沒有一綹頭髮垂掛下來，耳朵，脖脛和手腕沒一件飾物，整個人乾乾淨淨，清清爽爽。如果不是背上那個不哭不鬧的嬰兒，帶來了一點真實感，他真以為這個女人是從另一個他所不知的世界而來。
沿江一帶山坡上的吊腳樓，大都住著與江水有關的人：水手，挑夫，小販，妓女，逃犯，人來人去如流水，租金也比城裡便宜得多。那個女人住在一間吊腳樓裡，除了洗衣，也接補補縫縫的針線活兒做。不提她的模樣，就憑她自個兒養活自己和孩子的勤儉能幹，理應是船員追逐的對象，可是沒有任何人去惹她，她似乎也安於清閒，謹謹慎慎地度著日子。
幹水上活這行當的人，哪個碼頭沒個相好。男人們怎會有意躲著這個女人呢？
有明事的人點拔他：我看你八成給那個女人迷住了，跟每個見到她的男人一樣。這是城裡一個袍哥頭子的老婆，從家裡跑出來的。離遠點，別提著腦袋瓜兒耍女人？
1947年初春，對父親一生來講，是個特殊的分界線。他本對機械和器材有著天生的興趣，幾年來背熟了水道情勢，加上好學多問，沒多久就學會了駕駛。主流支流，下水上水，就這個蹲在江邊揹著嬰兒在一心一意洗衣服的女子，總晃盪在眼前，忘也忘不了。當她又象第一次朝他這個方向站起來，為了舒動痠痛的腰、腿和手臂時，他看見了她的全部：善良，孤零，渾身上下的倔強勁，她就那麼站在他面前了。
他把衣服送給女人洗，每次給的錢比別人多。不等女人目光示意他走，他便告辭，頭也不回一個。
“你看你衣服還是乾淨的，用不著洗嘛。”女人開口了，聲音很輕。他不好意思了，臉紅紅地楞在門邊。他實在是送衣服送得太勤了。
女人沒背嬰兒，嬰兒正睡熟在床上，女人的身子靈巧地一轉，遞出一個木凳，讓他在門口坐。
6
袍哥頭四處找我母親，登報，派手下人專門到母親家鄉忠縣尋找，都沒有下落，一氣之下返回自己家鄉安嶽，挑了個正在讀中學的姑娘。匆匆辦完喜事，安了一個家，自己一人回了重慶。他是地頭蛇，竟然找不到我母親，就斷定她已遠走它鄉。豈不知是身邊一個豔麗的舞女在作鬼，她買通他手下人，不讓他知道我母親的下落。母親在江邊洗衣服時，曾瞥見過一個濃妝的女人，母親沒有在意。1947年春天，抗戰勝利的喧囂早已被國共兩黨內戰的炮聲取代。地方軍閥與各幫會宗教組織忙於擴大勢力搶地盤，市面上各種謠言紛傳，人心浮動。袍哥頭沒心思管棄家出走的妻子女兒。當然，如果是個兒子，情形就不一樣了。
父親言少語拙，他只能靠行動，讓母親相信他的真心誠意，下定決心請求母親與他生活在一起。他不象其他唾涎母親的男人，他不怕殺人如家常便飯的袍哥頭。不過也可能父親是個外鄉人，不太相信四川黑社會的厲害。不管怎麼說，這就是目前這個家庭的正式由來。
大姐說到這一段時，三言二語打發過去，我幾次回到這個題目上來，她幾次虛虛地邁過去。我知道她不是對父母結合不滿——正是靠了這個婚姻，她才活了下來——而是覺得這種貧賤夫妻的事太實際，不浪漫。我找到過父親陪母親到城中心相館拍的一張照片，母親梳的流行髮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價買的一件白底白花綢旗袍。日本投降時，急著趕回南京上海的富貴人家，帶不走的家當，就便宜賣了，那時有好幾條街有人專收專售。父親不在照片上，母親抱了大姐，端坐於一花臺邊。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紅，是後來大姐加上的顏色，給平淡黑白照片上添了點兒韻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來的尺寸裡，眉眼很沉靜，甚至有點兒憂鬱，看不出她內心痛苦還是快樂。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親最美的形象。
7
家裡有門親戚，我們叫他力光麼爸，但不和父親一個姓，我從來沒問，也沒想過，以為是家裡認的乾親。他一來，就是母親不在家，也與父親關起房門，說話聲低得聽不見。看來他就是袍哥頭的弟弟，大姐說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約文革開始，他就很少來我們家，以後也就沒見到過了。這也許和大姐說的與“反革命”幾字的瓜葛有關，彼此沒聯繫，也就減輕了禍事臨頭的擔憂。
力光麼爸的樣子，我已忘掉。
我在大姐臉上，想象那個她叫作生父的男人，會是個什麼模樣？他不象一般重慶男人那麼矮小，瘦弱，他喜歡穿長衫，戴帽子，是個風流情種，偶爾吃點小醋。朋友義氣重，可以有難同擔，有福共享。這麼一個和母親有緊密聯繫的人，一個我從未看見過的人，無論多麼真實，對我而言，也只是影子一個。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廠，捕捉在那兒半公開製造炸藥的共黨，卻一身是血敗逃回家，母親被嚇壞了。為此，在袍哥中他沒有得到提升，在家中發酒瘋，砸壞結婚時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腳踩，狠抓自己的頭髮，母親才明白這男人日子並不一味輕鬆。時局一天比一天緊張，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會聽到敲門聲，清查共黨。他常常不在家，突然回家，也會突然就走掉。這樣的日子，恐怕母親離開時也沒有多少留戀。
大姐說，這個男人走到哪裡身上都不必帶錢，到哪裡只要發一聲話，就有小嘍羅、小流氓跑前跑後，將錢遞上。
“流氓頭子罷了，這有啥子值得說的？”我不以為然地說：“幸虧媽媽抱你出走，否則，解放了，你還會有好日子過？”我想煞煞大姐的傲氣。現在我明白了，她為什麼老抱怨這個家窮。
“你說得有點道理，”大姐清清嗓子說：“哪條道，我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共產黨佔領重慶前不久，一場大火在重慶上空騰起。火蔓延著，順著夏季的江風沿山坡往上卷。臨時板棚，吹到熱風就著火。泊在河灘渡口的木船躉船也燃燒起來，貧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
母親抱著未滿週歲的二姐，牽著三歲的大姐，儘量躲避著尚在冒餘煙的房屋，沿江岸尋找父親的船。到處都是燒傷呻吟的人，狂奔亂逃的人，不相識的人蓬頭垢面、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著，大人尋找孩子，孩子尋找大人。還有人在拾沒燒壞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經燒得焦黑的柱樑上潑水，還有人飛跑過街狂呼親人的名字。
火熄之後，一船又一船運載江裡江邊的死的人，往下游江灘的大坑堆埋。朝天門碼頭中心一個大空壩，卻在燒街上的屍體，架著柴潑著油燒，穿黑制服的警察站在一旁。死人的氣味跟著滾滾濃煙，罩住了整座城市。
有個孕婦在翻找屍體，認自己的親人。小孩燒死最多，身體縮成一小塊炭。一個老頭坐在石梯上，臉上黑糊糊的一條條，他讓三歲的孫子坐在木箱上，等他回去從火裡搶東西，回來時箱子和孫子都不在了。
母親聽到重慶飯店那頭傳來槍聲，說是抓到了放火的人，斃掉了。是否真如街上傳言，是國民黨的消防隊在水裡滲了汽油，使火越燃越旺？還是共產黨地下組織放的火，以增添老百姓對舊統治者徹底絕望？
誰去弄清楚？這是個兵荒馬亂，每天要死上千上萬人的日子，重慶大火不過只是小災小難。
這場罕見的大火發生於1949年9月2日，它熄滅之後二個月，即1949年11月下旬，這座山城終於落入共產黨軍隊合圍之中，長江上船員大都棄船溜跑了，都知道在重慶這水道樞紐打仗時，船最惹禍。
父親捨不得船，哪怕是老闆的船。十幾個國民黨士兵把一個個封得嚴密的軍火木箱運上船。父親在刺刀下被迫駕駛船，他只得用棉被裹住全身，僅露出眼睛和手。船上溯長江，從第一聲槍炮響起，父親就用他對航道水勢熟悉的全部知識，大拐“之”字行進，躲避船外兩岸飛來的炮彈。押船的一個軍官大腿被子彈擊中，倒在駕駛室昏了過去。血濺到玻璃上。士兵慘叫著，有的是跳入江，有的跌趴在到船舷後。父親的棉被上，血在一灘一灘漫開，船上的軍火隨時都可能爆炸，但是父親卻奇蹟般衝到了目的地。
當官的掏出兩塊大洋賞給父親，算是租船的錢。然後，用手槍指著父親說：“我們要沉船！”他跳到岸上，給士兵下任務。
父親的膽子已掉光了，但是他把船開來本是為了救船。他當沒聽見一樣，便將船掉頭往回開。在船離朝天門兩里路遠時，炮火過於猛烈。他怕船被打沉，便將船開向黃沙溪的河灘擱淺，想保住船。
那天，這個古怪多劫的城市已經很寒冷了，人們皆在搶購糧食或逃離戰區。母親又有了身孕，在通向江北桂花街的石階上，她拎著一麻袋幹胡豆，抱著二姐，讓三歲的大姐自己走。江面炮火不斷，風把樹颳得彎到地面，把硝煙刮進深藍色的霧中。母親跨進房門，血從她的身體裡流出，順著大腿冰涼地滴。
她小產了。房東太太從門口路過，說掉出的肉團若是一個瓣兒，就是一個兒子沒了，若是有兩個瓣兒，就是個女兒。她邊說邊用涮馬桶的竹棍去戳看，連連叫道：“是兒娃子，是個兒娃子呀！”
聽著房東太太離去的腳步聲，躺在床上的母親絕望了，她認定父親肯定死在運軍火的途中，屍體隨著船的殘骸在長江裡飄走。
可是父親從炮彈亂飛的江上回來了，臉被煙火燻抹得只剩兩個眼珠子在動，嚇得兩個女兒哭了起來。母親一把緊緊抱住從死神那兒掙脫掉的父親。
三天後，要父親運去軍火的部隊，被包圍重慶的解放軍部隊殲滅，被捕的軍官說出了那艘船，他對那個不怕死的年輕船長印象太深，但忘了說那兩塊大洋。
清算的鎮反、肅反運動，父親交代不清，運軍火的事，他寫的檢查詳詳細細，也忘了交待那兩塊大洋。父親得救於他的一技之長，憑著他對長江航運的瞭解和熟悉，被留用了。長江上游金沙江一段，水流急，暗礁多，航標燈少，稍不留心，就會船翻人亡。父親被派去，算是對他優待處置。夜航加班次數太多，加班費不值幾文，他的眼睛開始壞了。
我很小時知道家裡箱底有二塊大洋。父母低低的聲音爭論執得很厲害，不象院子裡其他兩口子吵架那樣呼天喊地，凶煞惡氣，他們的聲音畏畏縮縮。那時我人太小，縮在暗淡的牆根就跟不存在一樣。
“把大洋拿到銀行兌換了，再借些錢，找個好醫院，治你的眼睛，”母親說。
“算了，已經這樣了，治不好。”父親嘆息道：“再說，去兌換，不就不打自招了嗎？”當時我不明白他們怕“招”的是什麼，現在才覺得他們的小心無不道理。
8
大姐打了幾個大呵欠，望望山腰，路燈在那一片黑漆中特亮。她說回去睡覺吧。
怎麼這就完了？我問：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哪來的梅毒？
那還不明白，大姐說，袍哥頭從來沒有戒過嫖妓，他傳染給母親，母親傳染給父親。
我說，這中間隔了好多年啊，什麼時候發現的呢？父親結婚前就知道嗎？難道爸爸的眼睛不是開夜航累壞的？
“早治好了。哎呀你真煩！”大姐嚷道。
她也許並非不願意說個仔細，而是認為不值得，還對此有股不輕的怨恨。這是完完全全的中國貧窮市民生活，絕對無法浪漫化的怪物。我們這一帶骯髒潮溼長著苔蘚的牆上，“包治性病，藥到病除”招貼處處可見：尖銳溼疣龜xx爛痛滴蟲陰癢菜花肉芽尿口紅腫xx道流膿這類廣告的讀法我始終弄不清楚，上下左右前後怎麼念，都是一堆亂糟糟的恐怖符號，老在指向最令人恐怖和羞恥的一些東西，在紅太陽光芒最亮，中國社會最革命化，號稱全世界唯一無性病之國時，這些廣告也沒有完全消失，八十年代初又是貼得滿街滿巷。我從來不敢看個明白，也從不知道誰在醫治，誰在求醫。大姐一打住，我也被自己嚇得沒有追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