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德拉和保羅在迷神飯店下榻的房間裡要了午餐。
梅森剛剛訂了餐，電話鈴就響起來了。
德拉接過電話後對梅森點點頭說：“頭兒，找你的。”然後壓低聲音說，“是溫洛克太太。”
梅森拿過電話說了聲“喂”，溫洛克太太那細膩、冰冷的嗓音就飄了過來。
“下午好，梅森先生。上午的聽證會進行得如何？”
“和我預料的差不多。”梅森謹慎地說。
“你還想為你的當事人盡力而為嗎？”
“當然。”
“那好，如果你按我提的條件去做，你準會贏得又一個回合的勝利，使被告無罪釋放，使法庭不再追究此案。”
“如果必要的話，我和我兒子都可以證明我們進入10號房間時，有個人躺在地板上呼吸沉重，開始我們都以為他是喝醉了酒。我還可以證明我就是那個給老闆娘打電話的人。”
“假如我要是傳喚你，讓你上證人席出庭作證呢？”梅森問道。
她笑著說：“得了，得了，我的律師先生，你幹這一行不是一天兩天了。你是不會犯那種明顯的錯誤的，想想看如果我要說那個人在我離開時還是活蹦亂跳好好的會意味著什麼。”
“你的回報是什麼？”梅森問。
“我想得到什麼回報你是知道的，那就是對影響我的財產狀況和社會地位的事要絕對守口如瓶。再見，梅森先生。”
“咔嗒”一聲，對方把電話掛了。
德拉的眉毛挑起，投來詢問的目光。
梅森說：“保羅，你得到別的地方吃飯了。我想讓你去麗斯特威爾旅館一趟，帶上一塊秒錶，掐一下老闆娘從分線房走到前門，再走到10號房間，打開門走進去，轉過身走回來，拿起電話要警察局總共用了多少時間，然後報告給我。”
“好的，”保羅說，“你想讓我什麼時候回這來？”
“你打電話來就行，”梅森說，“我可能還找你有點兒別的事。只要查好了時間就打電話告訴我。”
“好，我這就去。”
保羅走後不到5分鐘，門鈴就響了。德拉上前開開門，只見溫洛克焦慮不安地站在門口。
“下午好，”溫洛克說，“可以進來嗎？”
“當然，請進，”梅森說。
溫洛克看看德拉說：“我非常想和您私下談一談，梅森先生。”
“那不行，”梅森說，“現在我不能在沒有證人的情況下單獨和您談話。我可以聲明，德拉-斯特里特小姐是我的機要秘書，她做這項工作已有好幾年了，您儘可以信賴她，她知道該怎麼處理問題，她只管聽我們談話並做記錄。”
溫洛克說：“這是一件非常非常複雜的問題，梅森先生，而且是有關私人的問題。”
“德拉小姐以前曾處理過相當複雜的問題，而且也是有關私人的問題。”梅森說。
溫洛克想了想，終於無可奈何地說：“梅森先生，我真拿您沒辦法。”
“請坐，”梅森說，“有什麼問題請講。”
溫洛克說：“我妻子告你說她和她兒子要作證，證明他們兩人在8點至9點之間進過10號房間，那時博雷躺在地板上已經奄奄一息，他們嗅到了濃烈的威士忌酒味以為博雷喝醉了，馬文-帕爾默還在屋裡等了幾分鐘，想等博雷酒醒過來後再和他談話，我妻子在那裡呆了不長時間。”
“是這樣嗎？”梅森問。
“但這不是真的。”溫洛克說著顯出焦慮不安的樣子，“他們在那幾時，博雷一點兒沒事，安然無恙。”
“您怎麼知道的？”
“因為他們走了以後我去了。”
“這您可沒跟我說過，”梅森說，“您找博雷幹什麼去了？”
“我告訴他我要以詐騙罪逮捕他，我和黛安娜之間的關係已經沒有保密的餘地了，您發現了這件事，黛安娜本人也知道這件事，當時我想趁他還沒有明天一大早溜出城，馬上逮捕他。”
“您要求他還您1萬美金了嗎？”
“是的，我逼他把錢還給了我。”
“沒打起來？”
“我把他嚇得夠嗆。他不甘心還給我錢，但又不想因詐騙罪去蹲監獄。”
梅森問：“您給博雷1萬美金是現金嗎？”
“是的。”
“什麼時候給的？”
“大概5點鐘左右。我快下班時他來到我的辦公室。他在那兒呆了不長時間，因為我事先都把錢準備好了。”
“他從您的辦公室直接去旅館了？”
“我想是，這您應該清楚，您不是派人盯梢了嗎？”
“偵探是這麼報告的。”梅森說。
溫洛克說：“梅森先生，這件事讓我深感不安。我不能讓我的妻子為了挽救我的名譽而去做偽證。這個代價太大了。”
“您怎麼知道是做偽證？”
“因為我離開博雷時他還好好的。”
“您是這麼說，”梅森端詳著溫洛克說，“但是還可以有另一種解釋。”
“什麼？”
“那就是您殺了博雷。”梅森說。
“是我殺的？！”
“那就對了。您來到傅雷住所找到他以逮捕相威脅，博雷對您說‘你來吧，逮捕你他媽的’。您推他推不動，就罵他，打他，使他遭到致命傷害，您就手把他敲詐的錢拿走了。”
“如果是這種情況，您妻子的證明就不再是為了挽救黛安娜，而是挽救您。”
“黛安娜進去時，那傢伙躺在地上半死了。在黛安娜進去之前，您是最後一個看見他的人。您說你看見他時他活得好好的，您說這句話的同時表明您是兇手。”
“我沒辦法，”溫洛克說，“我只能說實話。我已經虛假地欺騙了他人，這隻能是自作自受。”
梅森繼續說：“那麼如果您妻子和養子走上證人席，兩人都一口咬定走進房間時看見博雷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滿屋到處瀰漫著濃烈的威士忌酒味呢？”
“如果我登上證人席，我仍實話實說。”
“假如您上不了證人席呢？”
溫洛克站起來開始在屋裡踱來踱去，兩手握緊了又張開，一副煩躁不安的樣子。“上帝保佑，”他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也許我還不如一走了之離開這個國家，到一個誰也找不到的地方躲起來好。我——”
“您還是離開這個國家好，”梅森說，“因為這樣您就可以躲開殺人犯的指控。”
“別逗了，梅森先生。如果我是殺人犯，那對我妻子和養子為換取黛安娜的沉默而編造的故事，我就會津津樂道，到處散佈。我還會做偽證說我進去時看見那傢伙當時神志不清顯然是喝醉了酒。”
梅森說：“除非這樣說是為了救您的命，迷惑我……您告訴我您離開時那傢伙活得好好的，就等於把我置於唆使別人做偽證的地步，因為如果我明知道您說的是事實，卻又允許您妻子養子作偽證為被告證明他們進屋時的確看到博雷躺在那裡不省人事，看上去喝得酩酊大醉，我就是允許他們做偽證。”
“我實在沒有辦法，梅森先生，我不能就這麼自欺欺人地活著。我已經到了吃不香、睡不著的地步，再這麼下去，我真是沒法活了。”
“您太太對此有何反應？”梅森問。
“她和我想的不同，她不理解我的感情，這是件不幸的事，可同時也算是一種慶幸。很顯然，惟一使她上心的事是如何不使家醜外揚，如何避免讓她的社交圈子知道原來她14年來一直過著一種虛假的生活，她壓根兒沒和我結婚等等。她推一關心的是這件事對她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生活的直接影響。”
“是這樣，”梅森說，“那您就趕快回家去和她好好商量商量。別忘了，作為辯護律師，我的義務就是為我的當事人的最大利益盡力而為。”
“您告訴我說您離開時他還活得好好的，可是您的妻子和養子卻告訴我他們進去時他躺在那裡嚴重受傷；僅僅是因為他的衣服上散發出威士忌酒味，他們才以為他是喝醉了。”
“而我是不會用您的話作為反駁他們的理由，我要做的是為黛安娜盡力而為。”
溫洛克說：“您不能這樣做，梅森先生。您是個德高望重的律師，您可不能幹唆使別人做偽證的事啊。”
“您認為您妻子是在做偽證？”
“是不是我最清楚。”
“您沒想到博雷很可能演了一場對他們有利的戲？您沒想到博雷可能會把一瓶威士忌倒在自己衣服上，躺在地上裝作不省人事，等您去的時候再起來裝得若無其事。”
“我去的時候他的衣服上根本沒有威士忌的味道。”
“如果確實如此，那麼您就是殺死博雷的兇手，兇手只能是您。”
“別瞎說，梅森，”溫洛克說，“我的確沒殺他。”
“如果確實如此，”梅森若有所思地說，“這個案子就亂套了，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整個社區都會為之轟動。”
“如果我妻子和養子登上證人席出具偽證的話，”溫洛克說，“我會別無選擇也登上證人席和他們口徑一致講述同一個故事，但是我現在要切切實實地告訴你，他們確實是在說謊。”
“如果這樣的話。”梅森說，“我就不會把您作為證人傳呼，但這並不影響我傳呼您妻子和養子。”
溫洛克看了看梅森，馬上又避開他的目光。“我希望我能知道這是為什麼。”他說。
“我也希望如此。”梅森說著，意味深長地望著他。
“我有辦法讓我的妻子免於法庭的司法傳喚。”溫洛克說。
“您可以做到，”梅森說，“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您：如果我決定提出辯護和傳喚你妻子和養子，而他們不能準時到庭的話，我會把我與他們的談話以及他們要求作證的情況如實告訴法庭。我會堅持繼續審理此案，直到他們出庭作證。而您也不能總逍遙在法庭之外，因為這個案子牽涉到您的切身利益太多了。”
溫洛克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說：“怎麼都是沒辦法了，我是進退兩難了。”他走到門口，抓住門把，打開門走了出去。
德拉以探詢的目光看著梅森。
5分鐘後電話鈴又響了。
德拉說：“梅森先生，是溫洛克太太。”
梅森接過電話。
又是溫洛克太太那冰冷的、幾乎是嘲諷的嗓音：“梅森先生，你拿定主意了嗎？”
“還沒有。”梅森說。
“我就在家裡恭候，梅森先生。你要是想好了就提前幾分鐘告訴我一聲我好有個準備。我兒子也在這兒。”
“就按你們講的作證不是嗎？”梅森問。
“就按我們講好的作證，你作為正人君子和律師要向我保證，你和黛安娜對她和我們的關係要絕對保密，並且接受溫洛克先生提出的有關財產處置的安排。”
“再見，梅森先生。”
對方又把電話先掛上了。
這時兩個服務員端上來兩份午餐。
等服務員退出房間時，德拉對梅森說：“我說梅森先生，我看這回你是遇到大難題了。”
梅森點點頭埋頭吃飯。吃完飯把盤子推開站了起來在房間裡來回踱步。
“能說一說到底想怎麼辦嗎？”德拉問。
“怎麼會是這樣！”梅森終於開口了，“喬冶-溫洛克居然是殺手！”
“只能是他，”德拉說，“如果不是他，就是黛安娜在說謊。”
“而我只能信我的當事人的話，”梅森說，“我必須接受她的陳述，但是關於她向老闆娘打電話的事她可能是撒了謊。溫洛克夫人才是打電話的人。迪拉德提供的黛安娜離開10號房間的時間也證實了這一點，黛安娜來不及打電話。”
“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在溫洛克離開了房間，向他妻子報告了他如何恫嚇博雷，如何使博雷把敲詐去的錢還給了他以後。他妻子才去打了電話。”
“那兇手只能是溫洛克先生了。”德拉說。
“而且他幹得非常聰明，”梅森說，“你看，如果我把他作為兇手兜出去，我就顯得太卑鄙，好像為了黛安娜的利益不顧犧牲一切。把他推上兇手席，況且證據也不確鑿。要是我把溫洛克太太和她兒子傳上證人席讓他們把他們的故事當作證詞說出來，雖然能使黛安娜解脫，但卻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溫洛克可以想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以唆使做偽證的罪名懲治我。”
“這會不會是他們合夥精心策劃的一個非常陰險、毒辣的詭計？”德拉問。
“也不能排除。”梅森說。
“你有何對策？”德拉問。
“目前還沒有，”梅森說，“開始我以為這只不過一個唆使作偽證的圈套。現在我也不敢肯定這不是一個精心設計的、令我無法進行辯護，使我處於被動地位的。險惡陰謀了。”
梅森又在地板上來回來去地踱步。
過了幾分鐘他才說：“其實德拉，證明誰是兇手並不關我的事，而是原告方的事，我的工作是證明黛安娜是無辜的。”
“你能證明這一點嗎？”德拉問
“只要有證飼我就會毫不費力地做到這一點。”梅森說。
電話鈴響了。
“是保羅。”德拉說。
“喂，佩裡，”保羅說，“我現在在麗斯特威爾旅館，你交待的事幹完了。”
“發現了什麼沒有？”
“單程距離大概是100英尺。以正常速度單程30秒，要是快速的話，你再從這個數中減一下。”
“走進辦公室，抓起電話要通需7秒鐘。這麼看，老闆娘說的話基本沒錯，如果按她說的算，大概為1分10秒。”
“好的，”梅森說，“還有一件事要你辦，保羅。你開車到離旅館三街區遠的電話亭。從大門開始記時，到達時給我打個電話，告訴我共花了多少時間，我等你電話。”
“好吧，”保羅說，“完了之後我可要去吃午飯，我都決餓死了。你們可倒好，酒足飯飽了坐在那兒悠然自得。”
“誰酒足飯飽悠然自得了，”梅森說，“我現在才是泥菩薩過河——搞不好自身難保呢。你快去吧，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說。”
4分鐘後保羅打來了電話。
梅森拿起電話只聽保羅說：“喂，佩裡，我離開旅館門口開車到這兒，停下車來到電話亭，打開電話亭的門又撥號碼找到你，這總共花了整整2分鐘時間。”
“該死，”梅森說，“如果是這樣，看來不可能是黛安娜離開旅館後又打了那個電話，除非整個時間都算錯了。”
保羅說：“她是最後一個看見博雷活著的人。你也許會被迪拉德的時間搞糊塗了，但是我這個時間可確是實打實的，是分秒不差累計出來的，事實終歸是事實。”
“說的不錯，”梅森幾乎對著電話自言自語說，“黛安娜離開旅館以後的時間是可以實打實地算出來的，但是她進入旅館的時間卻只是按迪拉德手錶的時間算的。”
“假設他的表是按旅館辦公室的掛鐘對的，而不是按廣播對的，表不準怎麼辦？”
“證明這些對你有幫助嗎？”保羅問。
“任何事情都可能對我有所幫助，”梅森說，“任何有確鑿事實的事。”
“否則就只會添亂。”保羅接著說，“好了，我該去吃點兒飯了。”
梅森放下電話，轉身對德拉說：“2分鐘。”
“也就是說迪拉德的時間差了大約4分鐘？”
“是這麼回事。”
德拉說：“他摸黑看的表不一定能看清，看錯點是很可能的。”
“可這對黛安娜來說，就是生命攸關的事哪。”梅森說。
“這的確有出入，但是就算迪拉德對錯了表，黛安娜也在那裡呆了至少有10分鐘啊。”
“可她說她沒呆那麼長。”梅森說。
“可別忘了，她承認她在那兒翻箱倒櫃找合同來著，”德拉說，“她當時只是大概地估算時間。”
梅森說：“令人討厭的是那位地區律師，對此事竟採取一副不屑一顧、滿不在乎的態度，他認為這宗案子不過是又一例兇殺案的一次例行的初級聽證會，沒什麼了不起的，不出半天準能定案。”
“不管怎麼說，”德拉說，“關鍵的問題是溫洛克是否在撒謊，這家人是否在護著他們的養子，誰給了博雷致命的一擊，這事發生在什麼時候，至於迪拉德的時間是否有誤差這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梅森說：“對於說服法庭駁回原告的起訴，解脫黛安娜並同時為她爭到相當數量的財產，這方面我是有一定把握的。”
“但是如果我那樣做，溫洛克會有兩種反應：要麼起訴我犯有唆使偽證罪，要麼至少把這作為今後的一個把柄，想什麼時候整我就什麼時候整我。”
“如果你不那樣做會怎麼樣？”德拉問。
“如果我不那樣做的話，”梅森說，“黛安娜就會受到謀殺的指控。她將被關進監獄等候判決，然後面對陪審團的裁決；與此同時，溫洛克太太將會收回她的條件並一口咬定她從沒說過那些話。那樣一來就形成這種局面：黛安娜一面之辭要面對許多似有根據的證據，面對像喬治-溫洛克這種在這一帶有相當影響的人的證據。”
“一旦形成這種局面，我就要讓公眾大吃一驚，讓他們知道溫洛克就是黛安娜的父親，並證明他這樣做是為了保護他自己。我將對陪審團施加壓力，為黛安娜大聲呼籲——這樣搞好了充其量他們會判黛安娜殺人罪，而不是謀殺罪。這就是我所指望的最好的結局了。當好人做好事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代價。真是豈有此理！”
德拉理解梅森的處境，她一言不發只是憂心忡忡地望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