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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塊大洋

    天生恐懼鏡子,那是另一個令我極度不安的世界,尤其當我回憶一些特殊的往事時,感覺那世界,被霧氣襲上一層我抹擦不淨的灰藍色。

    記不清從幾歲開始我發誓要離開那個出生的山城的?也記不得在十八歲那年我是在哪一天離開它的,之後的日子過得非常迅速,我一直都在路上流浪。什麼都不妨試試,各種藝術形式,各種生活方式,我的小包裡或褲袋裡始終裝著安全套,哪怕沒能用上,帶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愛情在我眼裡已變得非常虛幻,結婚和生養孩子更是笑話,我就是不想走每個女人都得走的路。我的臉,早已失掉青春色澤的臉,只知道及時行樂的笑,已經不會為任何人,也不會為自己流一滴淚了。

    直到我覺得應該走得更遠、必須向父母告別,我才決定回故鄉山城去。

    那天小路上全是樹葉,我站在錯亂狹窄的石階上,看到院子裡一個白髮蒼蒼的人,坐在一把舊木椅上,他面前的兩扇大木門發黑,院牆外的石巖像刀斧削過的鋒利,冷風掃過,嗖嗖地響。

    我一點聲音也沒有地跨入院子,走近他。六六,你回來了。父親雙眼已瞎,卻依然有感覺到是我,臉上即刻出現了慈愛的笑意。

    我說,我回來了,可是太匆忙,什麼都沒給您和媽媽帶。

    你回來看我們就好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從你上次走後,聽說外面出事了。你媽迷信,她就給菩薩燒香,保你平安。

    那天晚上我和母親擠一個床,父親則睡在竹板長凳搭的床,父親是照顧我,擔心我長途旅行睡不好。兩床間隔著一把舊藤椅。除了床,屋裡還有一個五抽屜櫃和一個衣櫃。小窗終年不見陽光,被另一幢房子封得嚴實,白天也要點燈才看得清楚。屋頂有間閣樓,低的地方比人矮,結滿蜘蛛網的天窗壞了,沒人修,成了風口,吹得板牆上的舊報紙東掉一處西掉一處。老鼠在地板上跑得歡,無法住人。就如此窄小的地方,在多年前竟住下我的父母、三個姐姐、兩個哥哥!幾人擠一張床,那時只要能躺下,就能睡得好。

    那個我回家的晚上,潮溼,寒冷,聽得見貓在瓦片上繞著天井狂奔,那熟悉的叫聲,一如多年前。我不禁打了個激靈,身體本能地貼緊母親。

    母親六十奔七十了,腦子仍敏銳,她問我,你是不是還要走?

    我一動不動,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好。

    母親說,你一人在外,要多加小心。這個家,我們誰都不牽掛,就牽掛你。黑暗中母親的臉側了過來,眼裡似乎閃爍著淚水。你最小,又生在那個倒黴的災荒年。你爸爸被弄回來,沒了工作。我沒有奶餵你,即使有奶也不行,我得去老遠的地方上班。你連一口牛奶也沒喝過,靠玉米碴和菜葉熬粥,你命大,居然活了下來。

    父親沒有睡著,他插話:把那兩塊大洋找出來吧。

    母親開了燈,披上衣服,下了床,從床底拉出家裡惟一的皮箱。她念念叨叨地找鑰匙。第一次知道家裡有兩塊大洋,是在我小時,最多隻有四歲,當時父母的聲音放得極低,樣子極神秘:母親說,把大洋拿到銀行兌換,再借些錢,找個好醫院,治你的眼睛。父親說,算了,眼睛治不好。再說,去兌換不就自招了嗎?

    朦朧的夜色中,幾聲汽笛嗚咽,湧入耳旁。我不必閉上眼睛,就能看見,一艘運貨船駛向長江嘉陵江的混合處,一個年輕的水手把纜繩扔到躉船上,套牢。這個水手,在幾年之內,當了二副、大副,到了一九四九年,已是一個拖輪的船長。

    父親說山城臨解放時,風聲很緊,船溜的溜,人跑的跑。軍隊抓住父親的船運軍火上溯嘉陵江。那兒長段江岸已有解放軍出沒。父親知道推脫不了,他用棉被包裹身體,僅露出眼睛,從江上第一聲槍響時,他就開始大拐“之”字前行,以躲避炮彈和如雨的子彈。

    血濺在駕駛艙的玻璃上,押船的士兵慘叫一聲,不知是嚇得跳下河還是受傷了抓不住船舷跌下去?父親既緊張又害怕,瘋狂地開著船,軍火隨時都可能爆炸,他就等著被閻王帶走。

    當父親從千瘡百孔的船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下到沙岸上,等候在那兒的軍官,掏出兩塊大洋給父親。就在當夜這一帶地區就被解放軍佔領了。

    母親把皮箱裡的衣服往上放,一件暗紅藍花的雙層綢質旗袍,在一疊布衣中非常醒目。我彎腰取過來,覺得是見過: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張發黃的照片上看到,有一個穿著這件旗袍的女人,跟電影裡的女人一樣好看。我現在想起那個好看的女人就是母親,只是當時不相信那是她。

    母親抬起臉,看了我一眼說,你要喜歡,就給你了,城裡名裁縫用手工做的,大小也許正好合你的身。

    我摸著母親這件珍惜的衣服,她幾十年沒機會穿,竟如新的一樣,袖口,開叉,一針一線,均勻貼切,右襟邊的絲紐扣,更是做得玲瓏。

    我對母親說,不必找那兩塊大洋,母親卻不理會我,說你爸爸讓找就得找。

    山城解放了,城裡城外到處是五星紅旗和歌聲,解放軍接管了整座城市。很快公私合營,接著肅反開始。有人捎來口信,母親急著去監牢看大姐的生父——一個袍哥頭,沒能見成,說是已經敲了腦袋。母親那天從江邊回來,就病倒了。

    因為父親敢和我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運動一來就引來麻煩。輪船公司的軍代表對父親說,你竟然和國民黨軍隊合作,在我們解放這個城市時運軍火支援蔣家王朝!原來被捕的國民黨軍官說出那艘船和那個不怕死的駕駛員,幸好他忘了說那兩塊大洋。軍代表訓斥父親:你還娶了一個袍哥頭的老婆,收留反革命的後代。

    父親對母親說,我有千張嘴也說不清,衝不過去沒命,衝得過去也一樣沒命。那年,先讓他停職寫檢查,然後關起來。那個房子是個臨江的吊腳樓,他凝視江上,一艘艘日夜行駛的船,他的眼睛是從那時開始不好。災荒年時眼睛扎針似的地痛,最後從船上跌下江裡,送進醫院,查出了眼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父親離開了船,他還能看見什麼呢?

    母親從箱子裡拿出一個包好的衣服,揭開來,是一層層白綢,兩塊銀元,色澤相當暗淡。我合著綢子一起接過來。冰涼的綢子觸及我的手,感覺到兩塊銀子沉甸甸,右邊的一塊有個小缺口,有點烏紅,像時間烙上的印記。

    當過嬌太太的母親,在生下我後,因為父親眼睛有病,就只能出去做臨時工,給人洗衣服,當保姆,在建築工地抬石頭和氧氣瓶。有一次,母親病了,從跳板上栽到江裡,被撈到起來,她第一句話就是:我還能抬。母親怕失掉工作。

    我們住的一個爛朽的大雜院,差不多都是走船的,漸漸搬走了,船員甚至看躉船的人都可以調換到一個條件好一些的房子,不用花一刻多鐘上公共廁所,也沒有附近香菸廠的吐著汙氣,衝著我們的耳膜大吼大叫。風雨之夜,天井堵塞,雨水浸入房內。下鄉的哥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這個鬼地方,街髒得無處下腳,醫院、菜市場、郵局、渡船汽車都沾不上邊。

    每年春節的團圓飯自然吃得不歡而散,父母知道他們的處境,在兒女面前直不起腰,不管兒女如何抱怨自己生錯了家。

    包括我在內,以前沒誰看得起父母,覺得有這樣的父親就是一生前途無望的原因,升學、就業,更不必說參軍、入團入黨當官。他們很少回這個家,各顧自己艱難的生活,甚至彼此很少往來。誰都有理由,誰都可以把自己的失意和不順歸於這個家。除了我的父母,幾乎沒有一人喜歡我,鄰居、老師、同學,多少年來,我的心不也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樣麼?

    父親這時從被窩裡坐起來,說他要看看大洋。母親替他披上衣服,他咳嗽起來。我過去給他捶背。他眼睛睜得很大,直盯前方。一雙枯瘦的手,長滿老年斑,輕輕摸著銀元的邊角,一手拿起一塊對敲一下,仔細聽那聲音,說是真的。他的表情平和,安祥,幾十年來,他都這樣對我的母親,對他的孩子們,對身邊的每個人,對那些朝他無窮抱怨的人,連一句回應的話也沒有。

    父親對我說,到哪裡,都得有幾個應急的錢,這點銀子能用上,也就值了。

    他把兩塊大洋放在我手心裡。

    半夜,母親翻過身來,掖了掖我被子的一角,手輕拍著我:好好睡,好好睡。

    我無法入睡。為了使母親安心,我閉上眼睛。

    清晨來得既快又早,我輕腳輕手起床。我從包裡取出母親給我的旗袍,裡面夾著包裹著白綢的兩塊大洋,我把大洋拿了出來,貼在臉上。然後放下,這是父親用命、用一生的痛苦換來的,曾一度,不,一直在主宰我們一家人的命運,還是讓其陪伴父親。

    父母熟睡著,發出均勻的呼吸聲。我提著行李,輕輕拉開門,邁出院子高高的門檻時,我的腳步稍稍停頓了一下,但是我沒有回頭,我不能回頭。

    我幾乎是跑到了江邊,那兒第一班輪渡已有少許旅客。輪渡把我駛向對岸,我不停息地直奔向火車站,到北京,直到飛機寬大的翅膀游出大陸架邊緣上空,我發現自己的全身才放鬆。

    我走在一條潔靜的街道上,我穿著母親的絲綢旗袍,這兒距我的故鄉正好相差半個地球,是我能走的最遠處,上學、打工、寫書,我拼命想忘掉那個山城。有一天我踏著夜色回到我從小生長的院子,母親和父親老淚縱橫,直問我: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你只住一晚?而且這一次走了這麼遠。外國啊,聽都沒有聽說過的地方!你怎麼活呀?你應該把這兩塊大洋帶走。這是我們一輩子惟一能給你的東西。

    我默默地接過他們遞給我的兩塊銀元,緊握在手裡。

    我醒了,發現手裡握著的不過是遠處早禱的鐘聲。

    我照例又失眠了,除了失眠更多,我在加倍衰老。但是夜深人靜時,我打開房門,奔到空無一人的街上,天空變幻莫測,那麼藍那麼深,在如波浪般的湧動中,一艘滿身槍眼的船冒著煙,突突突地向我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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