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兩年，我回想起那天其餘的時間，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記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攝影師和新聞記者在蓋茨比家的前門口來來往往。外面的大門口有一根繩子攔住，旁邊站著一名警察，不讓看熱鬧的人進來，但是小男孩們不久就發現他們可以從我的院子裡繞過來，因此總有幾個孩子目瞪口呆地擠在游泳池旁邊。那天下午，有一個神態自信的人，也許是一名偵探，低頭檢視威爾遜的屍體時用了“瘋子”兩個字，而他的語氣偶然的權威就為第二天早上所有報紙的報道定了調子。
那些報道大多數都是一場噩夢——離奇古怪，捕風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實。等到米切里斯在驗屍時的證詞透露了威爾遜對他妻子的猜疑以後，我以為整個故事不久就會被添油加醋在黃色小報上登出來了——不料凱瑟琳，她本可以信口開河的，卻什麼都不說，並且表現出驚人的魄力——她那描過的眉毛底下的兩隻堅定的眼睛筆直地看著驗屍官，又發誓說她姐姐從來沒見過蓋茨比，說她姐姐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滿，說她姐姐從來沒有什麼不端的行為。她說得自己都信以為真了，又用手帕捂著臉痛哭了起來，彷彿連提出這樣的疑問都是她受不了的，於是威爾遜就被歸結為一個“悲傷過度神經失常”的人，以便這個案子可以保持最簡單的情節。案子也就這樣了結了。
但是事情的這個方面似乎整個都是不痛不癢、無關緊要的。我發現自己是站在蓋茨比一邊的，而且只有我一人。從我打電話到西卵鎮報告慘案那一刻起，每一個關於他的揣測、每一個實際的問題，都提到我這裡來。起初我感到又驚訝又迷惑，後來一小時又一小時過去，他還是躺在他的房子裡，不動，不呼吸，也不說話，我才漸漸明白我在負責，因為除我以外沒有仟何人有興趣——我的意思是說，那種每個人身後多少都有權利得到的強烈的個人興趣。
在我們發現他的屍體半小時之後我就打了電話給黛西，本能地、毫不遲疑地給她打了電話。但是她和湯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門了，還隨身帶了行李。
“沒留地址嗎？”
“沒有。”
“說他們幾時回來嗎？”
“沒有。
“知道他們到哪兒去了嗎？我怎樣能和他們取得聯繫？”
“我不知道，說不上來。”
我真想給他找一個人來。我真想走到他躺著的那間屋子裡去安慰他說：“我一定給你找一個人來，蓋茨比。彆著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給你找一個人來……”
邁耶-沃爾夫山姆的名字不在電話簿裡。男管家把他百老匯辦公室的地址給我，我又打電話到電話局問訊處，但是等到我有了號碼時已經早就過了五點，沒有人接電話了。
“請你再搖一下好嗎？”
“我已經搖過三次了。”
“有非常要緊的事。”
“對不起，那兒恐怕沒有人。”
我回到客廳裡去，屋子裡突然擠滿了官方的人員，起先我還以為是一些不速之客。雖然他們掀開被單，用驚恐的眼光看著蓋茨比，可是他的抗議繼續在我腦子裡迴響：
“我說，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個人來。你一定得想想辦法。我一個人可受不了這個罪啊。”
有人來找我提問題，我卻脫了身跑上樓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地書桌上沒鎖的那些抽屜——他從沒明確地告訴我他的父母已經死了，但是什麼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張相片，那已經被人遺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徵，從牆上向下面凝視著。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紐約去給沃爾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聽消息，並懇請他搭下一班火車就來。我這樣寫的時候覺得這個請求似乎是多此一舉。我認為他一看見報紙肯定馬上就會趕來的，正如我認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會有電報來的——可是電報也沒來，沃爾夫山姆先生也沒到。什麼人都沒來，只有更多的警察、攝影師和新聞記者。等到男管家帶回來沃爾夫山姆的回信時，我開始感到傲視一切，感到蓋茨比和我可以團結一致橫眉冷對他們所有的人。
親愛的卡羅威先生：這個消息使我感到萬分震驚，我幾乎不敢
相信是真的。那個人乾的這種瘋狂行為應當使我們大家都好好想
想。我現在不能前來，因為我正在辦理一些非常重要的業務，目前
不能跟這件事發生牽連。過一些時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請派
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聽到這種事後簡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
處，感到天昏地暗了。
您的忠實的，
邁耶-沃爾夫山姆下面又匆匆
附了一筆：
關於喪禮安排請告知。又及：根本不認識他家裡人。
那天下午電話鈴響，長途臺說芝加哥有電話來，我以為這總該是黛
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聽卻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很輕很遠。
“我是斯萊格……”
“是嗎？”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夠嗆，是不？收到我的電報了嗎？”
“什麼電報也沒有。”
“小派克倒黴了，”他話說得很快，“他在櫃檯上遞證券的時候給逮住了。剛剛五分鐘之前他們收到紐約的通知，列上了號碼。你想得到嗎？在這種鄉下地方你沒法料到……”
“喂！喂！”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打斷了他的話，“你聽我說——我不是蓋茨比先生。蓋茨比先生死了。”
電話線那頭沉默了好久，接著是一聲驚叫……然後卡嗒一聲電話就掛斷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從明尼蘇達州的一個小城鎮來了一封署名亨利-C-蓋茲的電報。上面只說發電人馬上動身，要求等他到達後再舉行葬禮。
來的是蓋茨比的父親，一個很莊重的老頭子，非常可憐，非常沮喪，這樣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腳的長外套。他激動得眼淚不住地往下流，我從他手裡把旅行包和雨傘接過來時，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攝稀稀的花白鬍須。我好不容易才幫他脫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不是我一而把他領到音樂廳裡去，讓他坐下，一面打發人去搞一點吃的來，但是他不肯吃東西，那杯牛奶也從他哆哆嗦嗦的手裡潑了出來
“我從芝加哥報紙上看到的，”他說，“芝加哥報紙上全都登了出來，我馬上就動身了。”
“我沒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現而不見，可是不停地向屋子裡四面看。
“是一個瘋子乾的，”他說，“他一定是瘋了。”
“您喝杯咖啡不好嗎？”我勸他。
“我什麼都不要。我現在好了，您是……”
“卡羅威。”
“呃，我現在好了。他們把傑米放在哪兒？”
我把他領進客廳裡他兒子停放的地方，把他留在那甲。有幾個小男孩爬上了臺階，正在往門廳裡張望。等到我告訴他們是誰來了，他們才勉勉強強地走開了。
過了一會兒蓋茲先生打開門走了出來，他嘴巴張著，臉微微有點紅，眼睛“斷斷續續灑下地滴淚水。他已經到了並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的年紀，於是此刻地第一次向四周一望，看見門廳如此富麗堂皇，一間間大屋子從這中又通向別的屋子，他的悲傷就開始和一股又驚訝又驕傲的感情交織在一起了。我把他攙到樓上的一間臥室裡。他一面脫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訴他一切安排都推遲了，等他來決定。
“我當時不知道您要怎麼辦，蓋茨比先生……”
“我姓蓋茲。”
“蓋茲先生，我以為您也許要把遺體運到西部去。”
他搖了搖頭。
“傑米一向喜歡待在東部。他是在東部上升到他這個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嗎，先生？”
“我們是很知己的朋友。”
“他是大有前程的，你知道。他只是個年輕人，但是他在這個地方很有能耐。”
他鄭重其事地用手碰碰腦袋，我也點了點頭。
“假使他活下去的話，他會成為一個大人物的，像詹姆斯-J-希爾①那樣的人，他會幫助建設國家的。”——
①詹姆斯-J-希爾（james.J.Hill，1838－l916），美國鐵路大王。
“確實是那樣，”我侷促不安地說。
他笨手笨腳地把繡花被單扯來扯去，想把它從床上拉下來，接著就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著了。
那天晚上一個顯然害怕的人打電話來，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誰才肯報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羅威一”我說。
“哦！”他似乎感到寬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寬慰，因為這一來蓋茨比的墓前可能會多一個朋友了。我不願意登報，引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電話通知了幾個人。他們可真難找到。
“明天出殯，”我說，“下午三點，就在此地家裡。我希望你轉告凡是有意參加的人。”
“哦，一定，”他忙說，“當然啦，我不大可能見到什麼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活。”
他的語氣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當然是要來的。”
“呃，找一定想法子來。我打電話來是要問……”
“等等，”我打斷了他的活，“先說你一定來怎麼樣？”
“呃，事實是……實際情況是這樣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這裡朋友家裡，人家指望我明大和他們一起玩。事實上，明天要去野餐什麼的。當然我走得開一定來。”
我忍不住叫了一聲“嘿”，他也一定聽到了，因為他很緊張地往下說：
“我打電話來是為了我留在那裡的一雙鞋。不知道能不能麻煩你讓男管家給我寄來，你知道，那是雙網球鞋，我離了它簡直沒辦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沒聽他說完那個名字就把話筒掛上了。
在那以後我為蓋茨比感到羞愧——還有一個我打電話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死有應得的。不過，這是我的過錯，因為他是那些當初喝足了蓋茨比的酒就大罵蓋茨比的客人中的一個，我本來就不應該打電話給他的。
出殯那天的早晨，我到紐約去找邁耶-沃爾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別的辦法都找不到他。在開電梯的指點之下，我推開了一扇門，門上寫著“囗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裡面好像沒有人，但是，我高聲喊了幾聲“喂”也沒人答應之後，一扇隔板後面突然傳出爭辯的聲音，接著一個漂亮的猶太女人在裡面的一個門口出現，用含有敵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沒人在家，”她說，“沃爾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話顯然是撒謊，因為裡面有人已經開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經》。
“請告訴他卡羅威要見他。”
“我又不能把他從芝加哥叫回來，對不對？”
正在這時有一個聲音，毫無疑問是沃爾夫山姆的聲音，從門的那邊喊了一聲“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說，“等他回來我告訴他。”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裡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開始把兩隻手氣沖沖地沿著臀部一上一下地移動。
“你們這些年輕人自以為你們隨時可以闖進這裡來，”她罵道，“我們都煩死了。我說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了一下蓋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下，“請您稍……您姓什麼來看？”
她不見了。過了一會，邁耶-沃爾夫山姆就莊重地站在門口，兩隻手都伸了出來。他把我拉進他的辦公室，一面用虔誠的口吻說在這種時候我們大家都很難過，一面敬我一支雪茄煙。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情景，”他說，“剛剛離開軍隊的一名年輕的少校，胸口掛滿了在戰場上贏得的勳章。他窮得只好繼續穿軍服，因為他買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見到他是那天他走進四十三號街懷恩勃蘭納開的彈子房找工作。他已經兩天沒吃飯了。‘跟我一塊吃午飯去吧。’我說。不到半個鐘頭他就吃了四塊多美元的飯菜。”
“是你幫他做起生意來的嗎？”我問。
“幫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是我把他從零開始培養起來，從陰溝裡撿起來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個儀表堂堂、文質彬彬的年輕人，等他告訴我他上過牛勁，我就知道我可以派他大用場。我讓他加入了美國退伍軍火協會，後來他在那平面地位挺高的。他一出馬就跑到奧爾巴尼①去給我的一個主顧辦了一件事。我們倆在一切方面都像這樣親密，”他舉起了兩個肥胖的指頭，“永遠在一起。”——
①奧爾巴尼（Albany），紐約州首府。
我心裡很納罕，不知這種搭檔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聯賽那筆交易在內。
“現在他死了，”我隔了一會才說，“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會來參加他的葬禮的。”
“我很想來。”
“那麼，來就是啦。”
他鼻孔裡的毛微微顫動，他搖搖頭，淚水盈眶。
“我不能來……我不能牽連進去。”他說。
“沒有什麼事可以牽連進去的。事情現在都過去了。”
“凡是有人被殺害，我總不願意有任何牽連。我不介入。我年輕時就大不一樣——如果一個朋友死了，不管怎麼死的，我總是出力出到底。你也許會認為這是感情用事，可是我是說到做到的——一直拼到底。”
我看出了地決意不去，自有他的原因。於是我就站了起來。
“你是不是大學畢業的？”他突然問我。
有一會兒工夫我還以為他要提出搞點什麼“關係”，可是他只點了點頭，握了握我的手。
“咱們大家都應當學會在朋友活著的時候講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後，”他表示說，“在人死以後，我個人的原則是不管閒事。”
我離開他辦公室的時候，天色已經變黑，我在濛濛細雨中回到了西卵。我換過衣服之後就到隔壁去，看到蓋茲先生興奮地在門廳裡走來走去。他對他兒子和他兒子的財物所感到的自豪一直在不斷地增長，現在他又有一樣東西要給我看。
“傑米寄給我的這張照片。”他手指哆嗦著掏出了他的錢包，“你瞧吧。”
是這座房子的一張照片，四角破裂，也給許多手摸髒了。他熱切地把每一個細節都指給我看。“你瞧！”隨即又看我眼中有沒有讚賞的神情。他把這張照片給人家看了那麼多次數，我相信在地看來現在照片比真房子還要真
“傑米把它寄給我的，我覺得這是一張很好看的照片，照得很好”
“非常好。您近來見過他嗎？”
“他兩年前回過家來看我，給我買下了我現在住的房子。當然，他從家裡跑走的時候我們很傷心，但是我現在明白他那樣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遠大的前程，他發跡之後一走對我很大方。”
他似乎不願意把那張照片放回去，依依不捨地又在我眼前舉了一會工夫。然後他把錢包放了回去，又從口袋小掏出一本破破爛爛的舊書，書名是《生仔卡西迪》
“你瞧瞧，這本書是他小時候著的。真是從小見大。”
他把書的到底翻開，掉轉過來讓我看，在最後的空白頁上端端正正地寫著“時間表”幾個字和一九零六年九月十二日的日期。下面是：
起床上午6:00
啞鈴體操及爬牆6:15－6:30
學習電學等7:15－8:15
工作8:50－下午4:30
棒球及其他運動下午4:30－5:00
練習演說、儀態5:00－6:00
學習有用的新發明7:00－9:00
個人決心
不要浪費時間去沙夫特家或（另一姓，字跡不清）
不再吸菸或嚼煙
每隔一天洗澡
每週讀有益的書或雜誌一份
每週儲蓄五元（塗去）三元
對父母更加體貼
“我無意中發現這本書，”老頭說，“真是從小見大，是不是？”
“真是從小見大。”
“傑米是註定了要出人頭地的，他總是訂出一些諸如此類的決心。你注意沒有，他用什麼辦法提高自己的思想？他在這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有一次地說我吃東西像豬一樣，我把他揍了一頓。”
他捨不得把書合上，把每一條大聲唸了一遍，然後眼巴巴地看著我。我想他滿以為我會把那張表抄下來給我自己用。
快到三點的時候，路德教會的那位牧師從弗勒興來了，於是我開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戶外面望，看看有沒有別的車子來。蓋茨比的父親也和我一樣。隨著時間過去，傭人都走進來站在門廳甲等候，老人的眼睛對始焦急地眨起來，同時他又忐忑不安地說到外面的雨。牧師看了好幾次表，我只好把他拉到一旁，請他再等半個鐘頭，但是毫無用處。沒有一個人來。
五點鐘左右我們三輛車子的行列什到基地，在密密的小雨中在大門旁邊停了下來——第一輛是靈車，又黑又溼，怪難看的，後面是蓋茲先生、牧師和我坐在大型轎車裡，再後面一點的是四五個傭人和西卵鎮的郵差坐在蓋茨比的旅行車裡，大家都淋得透溼。正當我們穿過大門走進整地時，我聽見一輛車停下來，接著是一個人踩著溼透的草地在我們後面追上來的聲音。我回頭一看，原來是那個戴貓頭鷹眼鏡的人，三個月以前的一大晚上我發現他一邊看著蓋茨比圖書室裡的書一邊驚歎不已。
從那以後我沒再見過他。我不知道他怎麼會知道今天安葬的，我也不知道地的姓名。雨水順著他的厚眼鏡流下來，他只好把眼鏡摘下探一擦，再看著那塊擋雨的帆布從蓋茨比的墳上捲起來。
這時我很想回憶一下蓋茨比，但是他已經離得太遠了，我只記得黛西既沒來電報，也沒送花，然而我並不感到氣惱。我隱約聽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著那個戴貓頭鷹眼鏡的人用洪亮的聲音說了一聲：“阿門！”
我們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車子上。戴貓頭鷹眼鏡的人在大門口跟我說了一會話。
“我沒能趕到別墅來。”他說。
“別人也都沒能來。”
“真的！”他大吃一驚，“啊，我的上帝！他們過去一來就是好幾百嘛。”
他把眼鏡摘了下來，裡裡外外都擦了一遍。
“這傢伙真他媽的可憐。”他說。
我記憶中最鮮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聖誕節從預備學校，以及後來從大學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外的地方去的同學往往在一個十二月黃昏六點鐘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聯邦車站，和幾個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話別，只見他們已經裹入了他們自己的節日歡娛氣氛。我記得那些從東部某某私立女校回來的女學生的皮大衣以及她們在嚴寒的空氣中喊喊喳喳的笑語，記得我們發現熟人時搶手呼喚，記得互相比較收到的邀請：“你到奧德威家去嗎？赫西家呢？舒爾茨家呢？”還記得緊緊抓在我們戴了手套的手裡的長條綠色車票。最後還有停在月臺門口軌道上的芝加哥－密爾沃基－聖保羅鐵路的朦朧的黃色客車，看上去就像聖誕節一樣地使人愉快。
火車在寒冬的黑夜裡奔馳，真正的白雪、我們的雪，開始在兩邊向遠方伸展，迎著車窗閃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車站暗灰的燈火從眼前掠過，這時空中突然出現一股使人神清氣爽的寒氣。我們吃過晚飯穿過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時，一路深深地呼吸著這寒氣，在奇異的一個小時中難以言喻地意識到自己與這片鄉土之間的血肉相連的關係，然後我們就要重新不留痕跡地融化在其中了。
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麥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涼村鎮，而是我青年時代那些激動人心的還鄉的火車，是嚴寒的黑夜裡的街燈和雪橇的鈴聲，是聖誕冬青花環被窗內的燈火映在雪地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於那些漫長的冬天我為人不免有點矜持，由於從小在卡羅威公館長大，態度上也不免有點自滿。在我們那個城市裡，人家的住宅仍舊世世代代稱為某姓的公館。我現在才明白這個故事到頭來是一個西部的故事——湯姆和蓋茨比、黛西、喬丹和我，我們都是西部人，也許我們具有什麼共同的缺陷使我們無形中不能適應東部的生活。
即使東部最令我興奮的時候，即使我最敏銳地感覺到比之俄亥俄河那邊的那些枯燥無味、亂七八糟的城鎮，那些只有兒童和老人可倖免於無止無休的閒話的城鎮，東部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即使在那種時候，我也總覺得東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西卵仍然出現在我做的比較荒唐的夢裡。在我的夢中，這個小鎮就像埃爾-格列柯①畫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誕，蹲伏在陰沉沉的天空和黯淡無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裡有四個板著面孔、身穿大禮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走著，抬著一副擔架，上面躺著一個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著一件白色的晚禮服。她一隻手耷拉在一邊，閃耀著珠寶的寒光。那幾個人鄭重其事地轉身走進一所房子——走錯了地方。但是沒人知道這個女人的姓名，也沒有人關心——
①埃爾-格列柯（ElGreco，約1541－1614），西班牙畫家。作品多用宗教題材，並用陰冷色調渲染超現實的氣氛。
蓋茨比死後，東部在我心目中就是這樣鬼影憧憧，面目全非到超過了我眼睛矯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燒枯葉的藍煙瀰漫空中，寒風把晾在繩上的溼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時候，我就決定回家來了。
在我離開之前還有一件事要辦，一件尷尬的、不愉快的事，本來也許應當不了了之的，但是我希望把事情收拾乾淨，而不指望那個樂於幫忙而又不動感情的大海來把我的垃圾沖掉。我去見了喬丹-貝克，從頭到尾談了圍繞著我們兩人之間發生的事情，然後談到我後來的遭遇，而她躺在一張大椅子裡聽著，一動也不動。
她穿的是打高爾夫球的衣服，我還記得我當時想過她活像一幅很好的插圖，她的下巴根神氣地微微翹起，她頭髮像秋葉的顏色，她的臉和她放在膝蓋上的淺棕色無指手套一個顏色。等我講完之後，她告訴我她和另一個人訂了婚，別的話一句沒說。我懷疑她的話，雖然有好幾個人是隻要她一點頭就可以與她結婚的，但是我故作驚訝。一剎那間我尋思自己是否正在犯錯誤，接著我很快地考慮了一番就站起來告辭了。
“不管怎樣，還是你甩掉我的，”喬丹忽然說，“你那天在電話L把我甩了。我現在拿你完全不當回事了，但是當時那倒是個新經驗，我有好一陣子感到暈頭轉向的。”
我們倆握了握手。
“哦，你還記得嗎，”她又加了一句，“我們有過一次關於開車的談話？”
“啊……記不太清了。”
“你說過一個開車不小心的人只有在碰上另一個開車不小心的人之前才安全吧？瞧，我碰上了另一個開車不小心的人了，是不是？我是說我真不小心，竟然這樣看錯了人。我以為你是一個相當老實、正直的人。我以為那是你暗暗引以為榮的事。”
“我三十歲了，”我說，“要是我年輕五歲，也許我還可以欺騙自己，說這樣做光明正大。”
她沒有回答。我又氣又惱，對她有幾分依戀，同時心裡又非常難過，只好轉身走開了。
十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碰到了湯姆-布坎農。他在五號路上走在我前面，還是那樣機警和盛氣凌人，兩手微微離開他的身體，彷彿要打退對方的碰撞一樣，同時把頭忽左忽右地轉動，配合他那雙溜溜轉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腳步免得趕上他，他停了下來，蠻著眉頭向一家珠寶店的櫥窗裡看。忽然間他看見了我，就往回走，伸出手來。
“怎麼啦，尼克？你不願意跟我握手嗎？”
“對啦。你知道我對你的看法。”
“你發瘋了，尼克，”他急忙說，“瘋得夠嗆。我不明白你是怎麼回事。”
“湯姆，”我質問道，“那天下午你對威爾遜說了什麼？”
他一言不發地瞪著我，於是我知道我當時對於不明底細的那幾個小時的猜測果然是猜對了。我掉頭就走，可是他緊跟上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臂。
“我對他說了實話，”他說，“他來到我家門口，這時我們正準備出去，後來我讓人傳話下來說我們不在家，他就想衝上樓來。他已經瘋狂到可以殺死我的地步，要是我沒告訴他那輛車子是誰的。到了我家裡他的手每一分鐘都放在他口袋裡的一把手槍上……”他突然停住了，態度強硬起來，“就算我告訴他又該怎樣？那傢伙自己找死。他把你迷惑了，就像他迷惑了黛西一樣，其實他是個心腸狠毒的傢伙。他撞死了茉特爾就像撞死了一條狗一樣，連車子都不停一下。”
我無話可說，除了這個說不出來的事實：事情並不是這樣的。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受痛苦——我告訴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時，看見那盒倒黴的餵狗的餅乾還擱在餐具櫃上，我坐下來像小娃娃一樣放聲大哭。我的天，真難受……”
我不能寬恕他，也不能喜歡他，但是我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來完全是有理的。一切都是粗心大意、混亂不堪的。湯姆和黛西，他們是粗心大意的人——他們砸碎了東西，毀滅了人，然後就退縮到自己的金錢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麼使他們留在一起的東西之中，讓別人去收拾他們的爛攤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肯握手未免太無聊了，因為我突然覺得彷彿我是在跟一個小孩子說話。隨後他走進那家珠寶店去買一串珍珠項鍊——或者也許只是一副袖釦——永遠擺脫了我這鄉下佬吹毛求疵的責難。
我離開的時候，蓋茨比的房子還是空著——他草坪上的草長得跟我的一樣高了。鎮上有一個出租汽車司機載了客人經過大門口沒有一次不把車子停一下，用手向裡面指指點點。也許出事的那天夜裡開車送黛西和蓋茨比到東卵的就是他，也許他已經編造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故事。我不要聽他講，因此我下火車時總躲開他。
每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紐約度過，因為蓋茨比那些燈火輝煌、光彩炫目的宴會我記憶猶新，我仍然可以聽到微弱的百樂和歡笑的聲音不斷地從他園子裡飄過來，還有一輛輛汽車在地的車道上開來開去。有一晚我確實聽見那兒真有一輛汽車，看見車燈照在門口臺階上，但是我並沒去調查。大概是最後的一位客人，剛從天涯海角歸來，還不知道宴會早已收場了。
在最後那個晚上，箱子已經裝好，車子也賣給了雜貨店老闆，我走過去再看一服那座龐大而雜亂的、意味著失敗的房子。白色大理石臺階上有哪個男孩用磚頭塗了一個髒字眼兒，映在月光裡分外觸目，於是我把它擦了，在五頭上把鞋子颳得沙沙作響。後來我又溜達到海邊，仰天躺在沙灘上。
那些海濱大別墅現在大多已經關閉了，四周幾乎沒有燈火，除了海灣上一隻渡船的幽暗、移動的燈光。當明月上升的時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漸意識到當年為荷蘭水手的眼睛放出異彩的這個古島——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綠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樹木，那些為蓋茨比的別墅讓路而被砍伐的樹木，曾經一度迎風飄拂，低聲響應人類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夢想，在那曇花一現的神妙的瞬間，人面對這個新大陸一定屏息驚異，不由自主地墮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種美學的觀賞中，在歷史上最後一次面對著和他感到驚奇的能力相稱的奇觀。
當我坐在那裡緬懷那個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時，我也想到了蓋茨比第一次認出了黛西的碼頭盡頭的那盞綠燈時所感到的驚奇。他經歷了漫長的道路才來到這片藍色的草坪上，他的夢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幾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個夢已經丟在他背後了，丟在這個城市那邊那一片無垠的混飩之中不知什麼地方了，那裡合眾國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蓋茨比信奉這盞綠燈，這個一年年在我們眼前漸漸遠去的極樂的未來。它從前逃脫了我們的追求，不過那沒關係——明天我們跑得更快一點，把胳臂伸得更遠一點……總有一天……
於是我們奮力向前劃，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進入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