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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得草

    我們在勞動營發的所有東西都沒釦子。內衣和長內褲各有兩根小系帶。枕頭兩端各有兩根小系帶。夜裡它是枕頭。白天就成了我們隨身挎的亞麻布袋,什麼場合都用得上,比如去偷東西或是乞討。

    我們管乞討叫“兜售”。這個時候我們不偷,還有,工棚內鄰伴的東西是不拿的。除此之外,我們什麼時候都偷,上班前、上班時、下班後。其實也算不得偷,只不過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去瓦礫堆上摘些野菜,直到枕頭袋塞滿了為止。農村來的女人早在三月裡就發現,這種鋸齒狀葉子的野菜羅馬尼亞語叫“蘿柏笪”(LOBOD),家鄉人開春時也吃它,味道像野菠菜,德語名字叫“麥得草”(Meldekraut)。我們還摘一種葉子上長了毛的草,那是野生蒔蘿。前提是:要有鹽。鹽要在集市上通過物物交換才搞得到。它又灰又粗,像鋪路用的碎石,用之前還必須得敲碎。鹽可是值錢的寶貝。麥得草有兩種吃法:

    麥得草的葉子可以像野萵苣一樣生吃,當然要放鹽,野生蒔蘿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或者把麥得草的莖整根放進鹽水裡煮。用勺子撈出來時,它會有種令人沉醉的、類似菠菜的味道。熬出的汁也能喝,或當清湯啖、或作綠茶飲。

    早春的麥得草是柔軟的,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銀綠色。待到初夏時節,它已齊膝高,葉狀如指。每片葉子都各不相同,像一隻只形狀各異的手套,最下面永遠豎著大拇指。麥得草色銀綠,喜清涼,適宜早春時食用。夏天就要注意了,它會一下躥得老高,枝葉茂密,莖杆堅硬,苦若粘土,有木質感。等它齊腰高時,粗壯的主莖周圍會長出一蓬鬆散的莖葉。盛夏時分,葉莖開始變色,先是粉紅,繼而轉血紅,再變成紫紅。秋天時,色已暗若深青。所有的枝椏頂端會結出一串串的錐形花序,花狀如球,像蕁麻一般。只不過麥得草的錐形花序不會垂下來,而是斜斜地朝上長著。它也會由粉紅變成深青色。

    奇特的是,只有到變了色、早就沒法吃了的時候,麥得草才會顯出真正的美麗來。有此美麗作保護傘,它得以自在地在路邊生長。吃麥得草的時節過去了,但飢餓卻不會,它變得比人自己還強大。

    該怎麼來描述這慢性飢餓病呢?可不可以說,有一種飢餓,會把你的饑饉變成病態。總會有更多的飢餓加入到原有的飢餓之中。新來的飢餓不知飽足地增長著,躍入舊的、永恆的、好不容易才剋制住的飢餓之中。如果除了談餓之外,關於自己就無話可說,如果除了餓之外,別的事都無法去想,那麼人該如何在這世上生存?硬顎大過頭,一個高而敏感的圓拱,直達頭顱。飢餓讓人無法忍受時,硬顎內就會抽著痛,好像有人把一張剛剝下來的兔皮在臉後撐開了去曬乾,臉頰變得乾枯,覆蓋著蒼白的茸毛。

    我一直不知道該不該責怪這苦澀的麥得草。人們不能再吃它了,因為它變得木頭一般,拒絕再被吃掉。它知不知道,它不再為我們和飢餓服務,而在替飢餓天使效勞。這一串串的紅色錐形花序就是飢餓天使的項圈。初秋第一場霜之後,它便一日比一日濃豔,直至完全凍壞。這毒藥般美豔的顏色刺痛眼球。錐形花序,一排排紅豔的花環,所有路兩邊都在打扮著飢餓天使。它帶著它的花飾。我們的硬顎卻已如此高曠,走路時腳步的回聲都會在口腔內發出刺耳的聲音。腦袋裡有一種透明,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這光在口腔內自顧自盼,柔媚地滑進小舌,漸漸地漲起來漫入大腦,直到腦殼裡不再有思維的大腦,而只有飢餓的迴響。飢餓的痛苦無以言表。時至今日我還要向飢餓表明,我已逃脫了它的掌控。從不用捱餓的那天起,我簡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為食。只要吃東西,我就會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六十年來,從勞動營回鄉之後,我就是在為反抗餓死而吃。

    我看著已經沒法吃了的麥得草,努力去想點別的東西,譬如在寒冬來臨之前,這夏末倦怠的溫暖。結果卻偏偏想起了這裡沒有的土豆,想起那些集體農莊上的婦女,或許已經能在每天的野菜湯裡吃到新土豆了。除此之外,她們沒有什麼讓人羨慕的。她們住在地洞裡,每天干活的時間比我們長得多,從日出一直幹到日落。

    勞動營的早春時節,就是我們這些去瓦礫堆上的“麥得行者”煮麥得草的季節。“麥得草”這個名字並不合適,根本體現不了它的意義。“麥得”(Melde)這個詞對我們而言沒有弦外之意,不會擾亂我們的心神。它不是“報到”〔德文是MeldeDich,意為報到、發言。〕的意思,不是集合點名草,而是路邊隨手可拾的一個詞。反正它是表示臨近晚集合的詞,是臨近集合的草,而絕不是集合草。煮麥得草的時候,我們時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著,因為之後馬上要集合點名,並沒完沒了,因為人數總是點不對。

    我們勞動營一共有五個RB,即五個工作大隊(RABOTSCHIBATALLION)。每個支隊又稱ORB(OdelnaRabotschiBatalion),分別由五百到八百人組成。我的工作隊編號為1009,我的工號是756。

    我們整齊地列隊站好。這麼說其實很荒謬。你看,這五個慘不忍睹的工作隊,每個人都眼睛浮腫,鼻子碩大,面頰深陷。肚子和雙腿都水腫著。不論是嚴寒還是酷熱,我們就這樣整晚整晚地在靜靜的站立中度過。只允許蝨子在我們身上爬動。在沒完沒了的點名中,它們可以喝個飽,檢閱著我們可憐的肉體,不知疲憊地從頭部一直爬進xx毛。大多數時候它們已經吃飽喝足,並在棉製服的接縫處躺下睡了,而我們卻仍在靜靜地站立著。勞動營的指揮官施矢萬涅諾夫依然在咆哮。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託瓦利施奇-施矢萬涅諾夫。這個名字長得已經足夠讓我們在說出它時,害怕得直磕巴了。託瓦利施奇-施矢萬涅諾夫這個名字,讓我想起被放逐時,火車頭髮出的呼嘯聲,想起家鄉教堂裡那個白色神龕,上面刻著“天命啟動時間”。也許我們數小時的靜立,是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龕。骨頭重得像灌了鉛。如果身上的肉沒有了,撐起這副骨頭便會成為一種負擔,它直把你往地裡吸。

    集合點名時,我會練習在靜立中達到忘我的狀態,不去將呼與吸區分開來。不抬頭,眼睛上翻,在空中尋找雲的一角,可以把這副骨頭掛上去。如果我已達忘我之境,並找到這樣一個空中掛鉤之後,它便會牢牢地固定我。

    時常沒有云,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藍。

    時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雲毯,清一色的灰。

    時常雲飄走了,掛鉤也不會靜止不動。

    時常雨水會灼痛我的雙眼,並把衣裳緊緊黏在皮膚上。

    時常嚴寒彷彿將我的五臟六腑扯得粉碎。

    在這種日子裡,天空會讓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點名會把它再拽下來,骨頭只能無依無靠地懸掛在我的身體裡。

    工頭圖爾·普里庫利奇在我們和指揮官施矢萬涅諾夫之間,僵直地走來走去。點名冊在他的指間滑動,由於翻的次數太多,已經褶皺不堪了。他每叫一個號,胸脯就像公雞一樣顫動著。他的手依然像個孩子的。我的手在勞動營這段日子卻長大了,稜角分明,又硬又平,像兩塊板子。

    如果點名之後,我們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氣,問其中一位幹部或者甚至指揮官施矢萬涅諾夫本人,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家,他們會簡短地回答說:“SKORODOMOJ”。意思是:你們馬上就可以走了。

    這個俄語的“馬上”偷走了我們在這世上最長的時間。圖爾·普里庫利奇還讓理髮師奧斯瓦爾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髮師和圖爾·普里庫利奇是老鄉,都來自喀爾巴阡-烏克蘭〔在今烏克蘭最西邊,和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接壤〕,一個三國交界的地方。我問他,在理髮店給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國交界處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說不,在三國交界處不是這樣。這是圖爾的規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個理完了才輪到第五個。我問,這是什麼意思?理髮師回答說,有一點巴拉穆克。這又是什麼意思,我問。就是有點亂,他說。

    圖爾·普里庫利奇不是施矢萬涅諾夫那樣的俄國人。他既會德語,又會俄語。但他是俄國人一邊的,跟我們不一樣。雖然也被關在這兒,他卻是勞動營負責人的副官。他把我們在一張紙上劃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隊,翻譯俄語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語的命他在紙上把我們的名字和工號整理到大隊編號之下,以便查閱。每個人都必須日夜牢記自己的號碼,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而是有編號的囚徒。

    在我們名字旁邊的一欄裡,圖爾·普里庫利奇會寫上集體農莊、工廠、清理廢墟、運沙、鐵路線、工地、運煤、車庫、焦煤組、爐渣和地下室等字。一切都取決於名字旁邊寫著什麼。它決定了我們會累,像狗一樣累,還是會累得要死;決定了我們在幹活之後還有沒有時間和力氣去兜售,決定了我們是否能在食堂後的廚房垃圾裡悄悄地翻東西吃。

    圖爾·普里庫利奇從不去幹活,不去任何工作隊和生產組,不用三班倒。他只發號施令,因此身手敏捷、目光輕蔑。如果他微笑,那就是個圈套。如果回應他的微笑,這是我們不得不做的,那我們就會出醜。他微笑,是因為他又在我們名字後面那一欄裡新添加了東西,更糟的東西。在勞動營工棚之間的林蔭道上,我躲著他,更願意和他保持著一個無法說話的距離。他高高地抬起那雙鋥亮得像兩隻漆皮袋一樣的鞋踩在路上,好像空虛的時間會從他體內由鞋底漏出來。他事無鉅細都記得一清二楚。人們說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會變成命令。

    在理髮店,圖爾·普里庫利奇高我一等。他想要什麼就說什麼,任何風險也沒有。他如果傷害我們甚至還好一些。他知道,如果要一直保持這樣,就得輕賤我們。他總是扯著脖子,俯視著和我們說話。他有整天的時間去自我欣賞。我也欣賞他。他有著運動員般的體格,銅黃色的眼睛,目泛油光,一對小招風耳像兩枚胸針,下巴像瓷雕的,鼻翼粉紅如菸草花,脖子像是蠟做的。他從不會弄髒自己,那是他的運氣。這運氣使他比實際上要顯得漂亮。不認識飢餓天使的人,可以在集合點名的操場上指手劃腳,可以在勞動營的林蔭道上挺直著走來走去,可以在理髮店虛偽地微笑,但他沒有參與說話的權利。我知道圖爾·普里庫利奇很多事,比他願意的還要多,因為我和貝婭·查克爾很熟。她是他的情人。

    俄語的命令聽上去就像勞動營指揮官託瓦利施奇-施矢萬涅諾夫的名字,是由“克、施、切、吃”等音組成的一種粗啞的、咬牙切齒的聲音。命令的內容反正我們也聽不懂,但卻明白其中的蔑視。慢慢地我們習慣了被蔑視。久而久之,這些命令聽上去只不過像是在不斷地清嗓子、咳嗽、打噴嚏、擤鼻涕、吐痰,總之是在不斷地產生粘液。所以特魯迪·佩利坎說:俄語是一種感冒了的語言。

    當其他所有人還在晚集合的靜立中備受煎熬的時候,那些要當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早就在勞動營角落的井後面升起了火,煮鍋裡放著麥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東西。為了不讓別人看見,上頭還得加個鍋蓋。能做成一筆劃算的交易的話,就會有胡蘿蔔、土豆,甚至小米——一件夾克能換十根小蘿蔔,一件毛衣換三升小米,一雙羊毛襪換半升糖或是鹽。

    想打牙祭的話,就非得蓋上鍋蓋。其實並沒有真正的鍋蓋,也許那只是一塊鐵皮,也許只存在於我們的腦海裡。不管怎樣,人們每次都能想出一個東西來當鍋蓋,並固執地說:一定要蓋上鍋蓋,雖然從來就沒有鍋蓋,有的只是關於鍋蓋的說法。當人們已經記不得鍋蓋是由什麼做的,從來沒有過鍋蓋,又總能找到點什麼來當鍋蓋用的時候,也許回憶也已被蓋封住了。

    反正在黃昏時分,在勞動營角落的井後,總會有十五到二十堆這樣在兩塊磚之間升起來的小火。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裡的垃圾飯菜以外,就沒有小灶開了。煤會起煙,這些鍋的主人會手裡拿著勺子在一旁看著。煤應有盡有,鍋是食堂的——當地工廠生產的劣質餐具,灰棕色上過釉的鐵皮容器,釉已斑駁,滿是凹痕。在院內的火堆上它們是鍋,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盤子。一個人煮完了之後,另外有鍋的人就等著用他的火。

    沒有東西可煮的時候,炊煙就會逶迤地爬進我的嘴裡。我縮回舌頭空嚼著,把唾液混著黃昏的炊煙一起吃,一邊想著煎香腸。沒有東西可煮的時候,我會走到鍋的附近,假裝睡前到井邊來刷牙。不過在把牙刷放進嘴裡之前,我已經吃過兩道了。我眼裡的飢餓啃食火苗,嘴裡的飢餓吞噬炊煙。我在吃的時候,周圍一切都靜悄悄的。透過黃昏,從對面的工廠區傳來陣陣焦煤組工作時發出的咕隆聲。我越是想快些離開井邊,就越是挪不動步子。我必須把自己從這些火堆旁拽走。在焦煤組工作的咕隆聲裡,我聽到自己肚子的咕嚕聲,整個夜景都餓了起來。黑色的蒼穹覆蓋大地,我搖搖晃晃地走進工棚昏黃的燈光裡。

    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從家裡帶的牙膏早就用完了。而鹽又太寶貴了,沒人捨得把它吐出來,它可值很多錢。我清楚地記得鹽和它的價值,卻壓根也記不起牙刷的樣子了。在收納包裡我曾帶過一支,但不可能用了四年。而如果我還買過一支新牙刷的話,一定是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後一年,我們手裡能拿到幹活所得的現錢之後。不過即使有過這麼一支新牙刷,我也想不起來了。也許我寧願拿這現錢去買了衣服,而不是牙刷。我從家裡帶來的第一支、肯定存在過的牙膏是克羅霍棟特(CHLORODONT)牌的。這牌子我還有印象。而第一支肯定存在過的和第二支可能有過的牙刷卻已被我遺忘了。我對梳子的記憶也是如此。我肯定有過一把。我還記得巴克利特(BAKELIT)這個牌子。戰爭快結束時,我們家鄉的梳子都是這個牌子的。

    可能我對在勞動營買的東西比對從家裡帶的印象更深。如果我還記得從家裡帶的東西的話,那也是因為它們是跟我一起去的,因為它們屬於我,我也可以繼續使用它們,直到用舊。另外和它們在一起時,我感覺像是在家裡,而不是身處異鄉。也許我對別人的東西印象更深,因為我必須要去借它們。

    我清楚地記得勞動營裡用的鐵皮梳子,它們出現在蝨子猖獗的時候。工廠的車工和鉗工將它們做出來送給女人們。它們是鋁片做的,梳齒上有些缺口,拿在手裡或碰到頭皮時感覺潮潮的,因為它有一種冷冷的氣味。在手中把玩一會兒,它就會迅速地帶走體熱,聞起來像白蘿蔔一樣苦。即使人們早已將它擱置一旁,這氣味也會殘留在手中。用鋁皮梳梳頭髮很容易打結,得用力去拉和扯。梳中夾的頭髮比蝨子還要多。

    不過要把蝨子梳下來,還有一種長方形、兩邊帶齒的牛角梳,是農村的姑娘們帶來的。它一邊梳齒很寬,可以用來給頭髮分路子,另一邊梳齒很細,可以用來梳掉蝨子。牛角梳質地堅固,拿在手裡很有分量,頭髮會順著它走而保持光滑。我們可以向農村來的姑娘們借用它。

    六十年來,我想要在夜裡回憶起勞動營的事物。它們是我夜晚行李箱內的東西。從勞動營歸鄉之後,無眠之夜就是一隻黑皮行李箱。這箱子就存在於我腦海之中。只是六十年來我都沒有弄清楚,究竟是因為我想回憶起那些事物,所以無法入眠,還是恰恰相反,因為反正也睡不著,所以才會和那些事物糾纏不清。不管是怎樣,我想強調的是,夜晚毫不顧及我的意願,自顧自地收拾著它的黑行李箱。儘管不情願,我卻必須得憶起它們。即使不是必須,而是想要,我也寧願我不必想要去做這件事。

    有時,勞動營的事物並非一個接一個,而是成群地、一古腦兒地來突襲我。因此我知道,它們並不是來喚起我的回憶,而是為了來折磨我。我還沒完全想起,是否在收納包裡帶了針線,就會有一條手絹冒了出來,它的樣子我已記不起了。這時又會冒出一把指甲刷,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過。接著又會再冒出一面小梳妝鏡,或許真有過,抑或沒有。過會兒又加上一塊手錶,如果我真帶過這麼一塊去的話,也不知道把它弄到哪裡去了。也許跟我沒有什麼關係的事物都找上我了。它們想在這夜晚將我流放,帶回勞動營。因為它們成群結隊而來,所以並不僅僅停留在我的腦海裡。我感到胃裡一陣抽搐,直衝向硬顎。呼吸的鞦韆翻滾起來,我得大口大口地喘粗氣。這樣的一個齒——梳——針——剪——鏡——刷就是一個怪物,正如飢餓也是怪物一樣。如果飢餓不曾作為一個物體存在過的話,也就沒有這些事物的騷擾。

    每當夜晚這些事物前來騷擾時,我喉嚨內的空氣就會發緊,我就會猛地推開窗,把頭伸出窗外。天際一輪明月,宛如一杯冰涼的牛奶,洗濯著我的雙眼。呼吸重新找到它的節奏。我吞嚥這寒冷的空氣,直到不再身處於勞動營之中。接著我關上窗,重新躺下。對此床一無所知,依然溫熱。房裡的空氣注視著我,散發著一種溫熱麵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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