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叔是我們家的朋友。如今朋友的定義很寬泛，成了一個遊移不定狀態的代名詞，朋友便也可分為受歡迎或不受歡迎的人。齊叔在我們家受歡迎，家人說他嘴嚴，無是非。齊叔是位畫家，畫油畫，畫風和題材散漫不定。在國內外舉辦過不少個展，作品卻很少參加國內大展，因為大展評委們對於一個60多歲在畫風上仍然聲東擊西的他，一直很陌生。但齊叔不在意，作品送展時，他只須向送展單位囑咐一句：“別把畫給我弄丟了”，了事。
我以齊叔為線索曾寫過一篇叫《近的太陽》的小說，發表在《人民文學》上。齊叔得知後，便找我說，都說你寫了我，給我也看看不行嗎？我把早已準備好的雜誌交給他，說，只是借了您個畫家的身份，有時候不用真姓名寫，你就像連自己都不相信一樣。您肯定不會在意的。我替齊叔翻開雜誌，指給他頁碼。他一口氣讀完，我當怎麼回事呢，這不屬於名譽侵權案，不就是我給你講的那個故事嘛。
齊叔會講故事，這也是我歡迎他的原因之一吧，和他相處，我有便宜。
從前我們和齊叔都住B城，後來我家遷入省城，齊叔仍在B城，和齊叔見面就少了。
90年代初，我應邀去挪威參加一個國際女性文學研討活動。從莫斯科乘火車赴哥本哈根，計劃在哥本哈根換飛機再去奧斯陸。傍晚我獨自穿過哥本哈根商業街，朝有“美人魚”的海濱走，不想在國家歌劇院門前巧遇齊叔。他也是獨自一人，正揹著手在易卜生的雕像前徘徊。他穿一件風衣，很新，筆直的褶縫兒挺著，多了些中國人在國外的氣質。這氣質常招外國人這樣那樣的眼光。在北歐那些穿著隨意的國家，這穿扮就更顯得惹眼。當時我真想為這個中國藝術家另外設計一下穿著。其實齊叔並非沒見過世面，早年他在列寧格勒學油畫時，我還沒生下來。他這次來丹麥，還見了女王瑪格麗特二世。
和齊叔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相遇，我十分驚喜。原來齊叔正在這個國家舉辦他的個人畫展，但畫展不在哥本哈根，在日德蘭島的另一個城市。我知道丹麥由三個島組成：西蘭島，非英島和日德蘭島。他是專程來哥本哈根參觀博物館的。齊叔問了我來北歐的目的，我告訴他我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奧斯陸。齊叔笑著說：“奧斯陸，那也是我的目的地，那裡有維格蘭和蒙克。”維格蘭是挪威的雕塑家，奧斯陸的維格蘭公園集中了他一生的大半作品。油畫家蒙克作為北歐表現主義先驅，比維格蘭的影響更大。那麼，我和齊叔將是同路人。響應齊叔的提議，我們約定三天後在日德蘭島的腓德烈港乘船，穿過接連北歐三國的斯卡格拉克海峽去奧斯陸——我放棄了乘飛機的打算。
三天後我們如約在腓德烈港見了面。齊叔還是穿著他的風衣，但風衣在他身上顯得隨和了些，就像他已經融入了北歐的氛圍。
我們將要乘坐的輪船叫“冰川”號，船體很大，塗著黑色，像矗立在腓德烈港的一座黑色城市。我們踏上高高的舷梯，穿過一條條迷宮般的通道，邁上無數個臺階，終於找到了屬於我們的艙問。幾年後我看電影《泰坦尼克號》，總覺得那就是我們乘坐的“冰川”號，它實在是不遜色於“泰坦尼克”號的。
那天乘客不多，我的房間有四個鋪位，乘客只我一人。齊叔在我隔壁，也是一人守著四個空鋪。不能用豪華和現代來形容這房間，但艙內典雅、殷實，鋪陳潔白乾爽，一個小巧玲瓏的盥洗間，使人想到意大利的老派飯店。我稍事整理，和齊叔來到甲板。船正沿著丹麥的格雷嫩角緩緩駛向大海。岸上正顯現出燈火。10月末的季節，中國北方已是初冬，然而在北緯60度的海灣，海風卻溫暖宜人。記得一位北歐友人同我說起，有了挪威灣的暖流，也才有了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發展。當大海變得漆黑，岸上燈火齊放時，“冰川”號才駛離格雷嫩角。原來傍晚看格雷嫩角的燈火，是這個旅行路線的一大景觀。看完無盡的燈火，我和齊叔來到他的房問。齊叔坐上他的鋪位，點著一支菸，問我“冰川”號什麼時候到達目的地。我說大約明天上午9點鐘吧。我們不約而同看看錶，現在是8點。齊叔說，當你真的走到地球另一面時，才能意識到地球真是圓的，不然你總以為這屬於異端邪說。這時我問齊叔對丹麥的印象，齊叔毫不掩飾地說，好，丹麥好。可人類的共性還是這山望著那山高。我那位館長的女兒，非要扔下丹麥的一份好工作去巴黎打工，她說巴黎神秘。我看丹麥就很神秘。我請齊叔談談丹麥的藝術，他說都是些浮光掠影，他說“我這是浮光掠影丹麥國”，實在沒什麼可講的。我說，可咱們還要坐12個小時的船呀，講點什麼吧，齊叔。齊叔抽了一陣煙，想想，突如其來地問我：“你今年多大？”
我說，您知道的。
齊叔說，糊里糊塗。就記著你跟你爸媽去過幹校。有一次你丟了，讓人好找。你在一個麥秸垛裡睡著了，找回來頭上還沾著麥秸。
我說，那年我6歲。
齊叔“嗯”了一聲，翹起右手，用拇指數著食指和中指翻來覆去一陣，似在計算我的準確年齡。接著他問，那時候你淨想什麼？
我說，說不清，只覺得天很高，自己就像個小蟲子。
你自由嗎？齊叔又問，顯然是指那時候。
我說，我覺得沒什麼不自由的。不是有麥秸垛嗎？麥秸垛，鑽進去很溫暖。
哎，這就真實了。齊叔說。現在你是個作家了，我覺得寫“”就應該這麼寫，這裡有文學。再則，“”這五個字根本就不能落在紙上。還有“十年浩劫”“十年”，都不能落在紙上。這都不是文學。
我說，您這個見解很像捷克那個作家M．K，他說他從來不捷克斯洛伐克這幾個字落在紙上，他用“波希米亞”這個老詞兒。捷克人反對他，他說捷克斯洛伐克缺乏歷史感。你只應該寫波希米亞那塊土地上發生了什麼事，寫人的行為。捷克斯洛伐克是蘇俄十月後的產物。
嗯，很耐人尋味。齊叔說。
那麼，那時候您自由嗎？我反問齊叔，想起他當時的樣子：穿件油漬漬的棉襖，棉帽子的耳朵向下耷拉著。到食堂打飯，身後還有人跟著。
齊叔說，沒什麼不自由的，我會裝病，我會造假化驗單，假診斷書。他們讓我回城檢查病，我每月寄一張就完了。
我說，聽說那時候您淨偷著上太行山畫畫。
齊叔說，是啊，畫畫，聞山裡的味兒，沁人肺腑的氣味兒。看麥苗返青，看柳絮紛飛，牲口無顧忌地拉屎撒尿。早春凍僵的壟溝解凍了，潮溼著自己決心給大地以生命。你的生命也被融入了這解凍的大地——一張化驗單裡有這麼大的便宜，這不就是自由？
可是，後來您又被揪回去了。我說。
也許因為我提到了太行山，齊叔沒有接著說他再次被揪回去之後，又是如何再爭得新的自由的。他突然扭轉話題說，哎，我給你講個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不過你得躺著聽，躺著聽故事能身臨其境。來，脫鞋，躺下。
我贊成齊叔的見解。人的經驗都大同小異——躺著聽故事，似乎真能身臨其境。小時候躺著聽大人講狼，狼格外可怕。躺著聽黑夜，黑夜格外黑。我脫了鞋，躺在齊叔對面。齊叔盤腿坐在他的鋪上。
是個三月底四月初吧，嗯，三月底四月初，我正坐在壟溝邊上畫畫。這是太行山西縣，西縣瓦坨大隊。那時叫大隊，不叫村。我腳下就是泛了青的麥苗，眼前有幾棵開花的楊樹。楊樹開花，一串串的。顏色像玫瑰紅，又像玫瑰紫。樹下有幾個女社員正給麥苗鬆土保墒，不幹活，推搡著打鬧。我脫下棉襖，墊著，壟溝溼呀。對，我還帶著一個學生叫小三。那時候追著你學本事的學生格外多。你出門畫畫前呼後擁，不管你方便不方便。這回我就帶了小三一個人。小三在市文工團當美工，畫樣板戲畫膩了。我坐著我的棉襖，起好稿，一邊鋪顏色，一邊研究楊樹花的顏色到底是玫瑰紫還是玫瑰紅。畫筆在調色板上和弄過來和弄過去，紫里加點紅，紅裡又加點紫。畫畫，刮刮；刮刮，畫畫。兩三個小時候過去了，畫面上的樹還是一片空白。這時有兩隻腳出現在我眼前。是個男人的腳，穿雙家做的布鞋。鞋幫上納著密密實實的粗線，像沾上的芝麻粒兒。沒穿襪子的腳在鞋窠拉里逛蕩著，腳面很皺。我顧不上看人，繼續作畫，畫畫刮刮，刮刮畫畫，過了半小時，又過了半小時。我扭頭看看，這雙腳還在。腳的主人突然開口了，說：“家去吧，晌午啦，餾山藥去。”
聽口音這是當地人，他們說話簡潔，舌頭有點大，有點發直。比如他們把“去”說成“卻”——家卻吧。
當地人給我講過許多關於他們自己的大舌頭笑話，笑話裡有挖苦也有自慚。比如：買了個小居（豬）不其席（吃食）；比如：有個人進城買藥，花了五摸怯（毛錢），買了個大藥窩（丸）。這藥丸是老式中藥丸，皮是蠟做的。買藥人一出藥鋪就掰開藥丸把蠟皮吃了把藥丸扔了，還忿忿地說。白花了五摸怯，敢情包著這麼大個合（核兒）。
我放下畫筆站起來，站在我眼前的是個年輕人：瓜子臉油紅，早該修理的頭髮很蓬亂；一件假軍綠棉襖，釦子都掉光了，用根繩子系在腰間；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過來，知道是該回去吃飯的時候了，就彎下腰幫我收拾畫具。沒想到這揹筐的年輕人制止小三說：“別忙收戲（拾），可以爺（研）究爺（研）究。”
小三覺得很奇怪，打量著年輕人說：“研究研究，你懂畫？”
年輕人說：“說不上懂，俺們接具（觸）過。”
接觸過，我和小三都為這個“接觸”驚異起來。
“你是哪個大隊的？”我問年輕人。
“土坨的。”年輕人，“我知道你們住瓦坨，瓦坨老悶兒家。土坨和瓦坨就隔著一條河溝子。”
小三說：“你剛才說你學過畫？”
年輕人說：“我說我只是接具（觸）過。”
小三說：“油畫？”
年輕人說：“油畫。”
小三說：“在土坨？”
年輕人說：“在土坨。”
我說：“想不到在這兒遇見個同行。”
年輕人說：“哪敢，還得稱呼您老師。”
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裡，聽起來很是“硌生”，但從此又可他確實是接觸過外界文明的。
小三對年輕人有點窮追不捨了，說，你說要研究研究我老師的畫，我老師的畫到底存在什麼問題？
年輕人向後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畫，又看看眼前的對象，沉吟片刻說：“老師的畫是個觀察問題，觀察方法缺少整體意識。太注意樹這個局部了，忘記了周圍。我說的顏色，啊，顏色。你看看後面的山，腳下的地，婦女們的大紅襖，再回過頭樹。看見了吧，構成樹的顏色不是紫也不是紅，是藍，鈷藍、湖藍和普魯士藍。紫和紅是表面現象，僅是一點小小的點綴而已，是些細枝末節。”
我更驚訝了。這可不是個一般觀眾的見解。何況這年輕人在講這番畫論時，不知怎麼就換了一套普通話。我在外面寫生，觀眾常品頭論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畫樹，一個孩子在我身後說，你畫的樹一點也不像。我問怎麼不像，他說，你數數那樹葉有多少，你才畫了幾個。眼前這個年輕人可不是數樹葉的問題。小三漲紅著臉，心裡七上八下，像為我受了委屈。
我對年輕人說：“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嗎？”
“當然。”年輕人說，“你當這是我的發現，是我好不樣兒的生就出來的？”
小三說：“這是誰的觀點，也請告訴告訴俺們。”
年輕人說：“這喲，這觀點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蘇聯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餾山藥去。”
小三追問著還想聽：“俺們還想聽呢。”
年輕人卻一定要領我們到他家去餾山藥，說，談藝術，有的是時間，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給我們看。說著，就去幫我提畫箱。大中午到年輕人家去餾山藥，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春天的山藥好吃。可我們在瓦坨有派飯，我還是謝絕了年輕人的盛情。年輕人顯得很遺憾，說，要不這樣吧，我去就你們吧，趕明兒清早我就過瓦坨，老悶兒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畫畫了，手實在癢癢。
我們一起往回走，路上沒有再談小格拉西莫夫。我想這是一個大而嚴肅的問題，年輕人說有的是時問。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齊叔問我。
我說，我不太注意蘇聯的畫家，雖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們的博物館。
你不喜歡？為什麼“他們的”？
我覺得蘇俄畫家用油畫的形式表現俄羅斯這個民族，確實作出了努力。像蘇里柯夫，列維坦……可是世界一些美術史家為什麼總不把他們放在眼裡。排出近百年30位畫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賓。
“嗯，難說。”齊叔也說，“不過蘇俄畫家對於中國可不一樣。”
“這裡有個感情問題，有歷史原因，不代表藝術自身的標準。”我說。
齊叔說：“當時他們可都是我們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兩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歷克塞·格拉西莫夫，畫列寧在講壇上，我十幾歲在解放區就看這張畫的印刷品。那時不懂油畫，以為是照片。後來他又畫了不少蘇聯英雄肖像，晚年還畫過《集體農莊浴室》，一群女莊員在一間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這位格拉西莫夫，我們稱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個青年說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謝爾蓋·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畫風景，畫西伯利亞，白樺樹，奧卡河……，畫得瀟灑，顏色也講究。”
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這個青年怎麼會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覺得奇怪。
齊叔說，咱們先去喝點什麼吧，我請你。也讓我想想這故事怎麼往下講，是順敘，還是倒插筆。
我們出了船艙，來到位於船體中部的酒吧。“冰川”號的乘客本來就不多，現在已是夜深人靜，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無幾：一對講西班牙語的老夫婦，守著兩隻空杯子，在認真議論他們的旅行路線。幾個穿著隨意的當地青年男女，對乘船顯然已沒有任何興趣和好奇，他們正相互依偎著打盹兒。還有一個蘇聯青年，是我從莫斯科乘火車來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們在一個包廂裡度過了十幾個小時。他是個地道的俄羅斯人，人很和氣，塊頭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幾歲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著隨身帶的和餐車裡買的各種食品：炸雞，燻魚，豬肉凍……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會講俄語，我又只懂幾個俄語單詞，所以，我們幾乎一路無話。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爾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親，他父親好像在那裡開著一家小商店。現在，他眼前又攤滿了不少吃喝，杯盤相互擠壓著。看見我，他不好意思地笑著，臉有些紅。我和齊叔坐下，我要了愛爾蘭咖啡，齊叔要了馬提尼。我看著那個蘇聯青年的寬厚背影，心想，沒準兒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到俄羅斯的藝術家，到底為俄羅斯貢獻了什麼。那天我和一個蘇聯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館，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幾公里路，末了在蘇聯電影家協會俱樂部，每人只買到一個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這，還因為這友人是電影家協會會員，有證件。那天正是蘇聯“八一九”事件的第五天，葉利欽的坦克正包圍著“白宮”。莫斯科的商店本來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隊也許只能買到兩個茄子。難怪酒吧裡這位“小格拉西莫夫”對吃喝如此貪婪，看來他是決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實在佩服那些排隊買票爭看列賓、蘇里柯夫，還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蘇聯人，他們排隊有耐性，看畫又仔細。
齊叔品著馬提尼，繼續講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從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輕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時候我也叫。那天我們沒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餾山藥，決心回瓦坨吃派飯。分手時小格拉西莫夫又說，明天他就過來。小三說，別忘了帶上你的作品，讓俺們也見識見識。小格拉西莫夫說，還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見個老師，這深山老峪的。
晚上，我和小三並排躺在老悶家的炕頭上，小三翻來覆去地只說，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說，我也覺得很神。
第二天天剛亮，外屋就有了響動。我們都以為是房東在倒騰什麼東西，便故意躺著不起。當外屋終於安靜下來，我下炕來到外屋。原來，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個蒲墩兒上。他縮在那裡，猛抽著自制的捲菸。他看見我，忙站起來說，老師，你，畫箱我也背過來了，還有……他指指我身後的牆。在我身後，那被灶煙燻黑的牆上攔了兩條麻繩，繩子上彆著他的一批作品：書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專為老師佈置了一個展覽。”小格拉西莫夫說。
小三也過來了，看看畫，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畫。
“當時您的第一感覺是什麼？面對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我問齊叔。
齊叔說，說實在的，那是一大奇觀。只覺得它們離自己很近，又覺得它們離自己很遠。你想，在一箇中國農村，一個深山老峪的農村，聞柴草味兒，聞豬糞、羊糞味兒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聞見了油畫味兒，你知道，一排油畫掛出來味兒是很濃的。松節油、亞麻仁油浸人肺腑呀。你常看畫，知道那味兒。你說“”——我又用了“”這兩個字。“”十年讓一個畫家失掉的不就是這股味兒？今後你就寫，寫一個畫家是怎樣失掉這股味兒，然後又找回這股味兒的，比寫他鑽牛棚、低頭彎腰挨鬥更具文學價值。
那牆上的畫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齊叔。
齊叔說，小三在就好了。當時小三站在我身邊搓著手，嘴裡絲哈著只一個勁兒地說：“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
真可以嗎？我問。
齊叔說，你是個聰明人，完全可以想象當時出現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評價。可，藝術這玩意兒，奧妙就奧妙在，有時好壞都使你沒法下嘴。就像你吃有些東西一樣，沒法下嘴。這次我在哥本哈根看了不少博物館，也看了不少畫廊。在一家畫廊我看見一幅叫《雞的憤怒》的油畫，倒是色彩斑駁。但我卻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我請教畫廊老闆，老闆說這張畫是雞畫出來的。藝術家把顏料滾在雞身上，讓雞在畫布上拍動翅膀作畫，還有雞的爪子，雞的嘴。不知為什麼，當時我想起了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您站在小格拉西莫夫的畫前也遇到了“雞的憤怒”麼？我問。
齊叔說，不能這麼說，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有形象，有人手塑造的痕跡，不是雞刨出來的。哪兒是山，哪兒是樹，房子，石頭……都能看出來。顏色堆積得很厚，有的作品，厚得鞋底子一般。可見他追求之虔誠、執著。對這樣一個農村孩子，我實在不願輕易給他潑冷水，油畫又不是他們的祖傳。他父親、祖父都是種地、趕氈、賣柿子的。
他的畫要是掛在哥本哈根，沒準兒真能轟動。我說。
齊叔說，有時氛圍很重要。作品與氛圍的關係，永遠是藝術家探討的一個重要方面。可當時，小格拉西莫夫的畫不是掛在哥本哈根畫廊，而是可憐巴巴地摑在老悶兒家的土牆上，旁邊襯著杈、耙、掃帚和幹蘿蔔片兒。
可以想象，這氛圍對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是不利的。我說。
齊叔說，當時小格拉西莫夫非讓我立刻評價他的畫不可，我說咱們還是先洗臉，吃飯，上山。畫麼，還是你先談，談談你作畫的體會。小格拉西莫夫說，也行。他說得很爽快，也很自信。但這時我們卻研究起他的畫箱了。小格拉西莫夫忙把畫箱的三條腿拉開，打開箱蓋，摳出調色板。畫箱裡，顏料、畫筆、刮刀排列有序，該有的都有。看得出，這是一隻典型的蘇式畫箱，是我早就夢寐以求的。在列寧格勒學畫時，眼饞得不得了，買不起。現在我那個只能“攤”在地上的畫箱顯然就相形見絀了。小三又：“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自己做的？”小格拉西莫夫說：“完篡（全）是自個兒鼓搗的。”
我們吃完派飯，三人結伴上山。小格拉西莫夫揹著他的蘇式畫箱在前頭引路，畫箱的金屬飾件被早晨的太陽照得一閃一閃。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引路，我們就少走許多冤枉路。在路上，小格拉西莫夫又讓我談他的畫。我說，你還沒有談體會呀。這時小三插話：“小格拉西莫夫，你為什麼不先把形象畫具體？連個比例也不講，雞和狗都一樣大。還有你畫的那門，狗能進嗎？”
小三的議論使小格拉西莫夫突然停住腳，他和小三站了個臉對臉說：“小三兄弟，就藝術的整體而言，你的話是有道理的；就藝術的階段性而言，你的話是錯的。”
“俺們錯在哪兒？”小三問。
小格拉西莫夫說：“錯就錯在你忽視了藝術的階段性，也就是作畫的目的性。你畫一張畫，就為了讓狗能進門兒？這再簡單不過。可你忘了，現在我們畫箱裡裝的是什麼，是顏色呀。也就是說，現階段你要擺弄顏色。有一次小格拉西莫夫指導學生畫寫生——我說的是蘇聯的那位，不是我。他們眼前除了白樺和塔松，還有一座建築，這建築有12個臺階，啊，聽準了，臺階是12個。有個學生多畫了一個，也就是說把臺階畫成了13個。小格拉西莫夫給他打了5分。相反，有個學生不多不少畫了12個臺階，小格拉西莫夫反倒給他打了3分。”
“這是為什麼？”小三問。
“為什麼？藝術的階段性。”小格拉西莫夫說，“目前，小格拉西莫夫給學生講的是色彩，就不必去計較一個臺階的得失。此時此刻老師打分的根據是學生對色彩的觀察能力。顏色這玩意兒，神秘呀。它打動人又難為人。你要擺弄它，必得先了解其規律。齊老懂。為什麼一上午畫不完兩棵樹，是比例問題嗎？顯然不是。比例在齊老手下還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他是為顏色問題而苦惱。齊老，你說對嗎？我的話有不當之處，也請齊老指正。我，一個深山老峪的人。”
我對齊叔說，我很想知道，小格拉西莫夫說這番道理時，是不是又用了普通話？
齊叔望著杯中的馬提尼說，是用普通話呀。走吧，咱們回去躺著說。
我們站起來，路過“小格拉西莫夫”的座位時，他面前又換了吃喝。他看見我欠欠身，笑著，很訕。
我們回到房間，展開臥具。我躺下，齊叔也躺下。夜深了，才感到卡特加斯海峽的涼意。我把毯子拉到下巴，把自己團起來，聽齊叔接著講小格拉西莫夫。
從理論上講，小格拉西莫夫的話無可挑剔，這是蘇俄畫家從謝洛夫開始對繪畫色彩理論研究的核心之核心。他們主張繪畫應該放棄固有色，大膽認識條件色。怎麼認識？就是土坨那個小格拉西莫夫講的，從改變習慣的觀察方法入手。比如你眼前有個熟透了的蘋果，我問你蘋果是什麼顏色，你準說是紅的。可是如果我在蘋果後面掛一塊紅布呢？你再看那蘋果就不紅了。認為天一定是藍的，土一定是黃的都是“固有色”在作怪。當時我們對這個理論迷得不得了。其實，這不是繪畫色彩的惟一理論。有專門用固有色畫畫的畫家：馬蒂斯，布洛克，還有拉丁美洲的萬徒勒裡，還有專畫黑白畫的畫家，你能說他們不偉大？可當時蘇派畫家的色彩理論，確實讓我們神魂顛倒。土坨的這個青年認準了小格拉西莫夫，其實，C·格拉西莫夫並不是這個理論的代表人物。
那天我們三個人在山上，我記得畫得很順手。作畫，有時得有人給你提個醒兒，小格拉西莫夫對我就是個提醒。
那天小格拉西莫夫畫得如何？我問。
嗬，猛藐我們。膽子大，畫筆在紙上好一陣層厾打。齊叔說。
齊叔用了個“厾打”來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畫，我有幾分明白了，就又問齊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覺如何。
好，好得不得了。齊叔說。畫著畫著騰地站起來說：“齊老，我給你翻個跟頭吧！”翻了幾個跟頭又唱起當地的老調梆子。唱青衣，唱花臉，唱《潘楊訟》，唱《秦雪梅弔孝》。藝術這東西有時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
我說，我還是想先知道是誰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傳小格拉西莫夫不可。
齊叔說，應該是王某某，我師姐。兩年前王某某先生來西縣畫畫，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麼就迷上了油畫，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賣了，一天天摽著王某某，還淨給王某某找雞蛋吃。王某某愛吃雞蛋，一天吃12個，你說一個女同志。那時候雞蛋不好買，養雞也屬於資本主義尾巴。小格拉西莫夫就給她串著村子找。我想，誰傳給他的這不是關鍵，再說也不是王某某一定要把油畫播種到土坨。關鍵是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麼就迷上了它，還管王某某叫乾孃。走火入魔，你懂吧。面對那些高深理論，你不能說他完全是死記硬背，那的確是油畫讓他的靈魂不安分了。有了油畫，他就成了一個生活中的勝利者。每次畫畫回來，他把新作別在麻繩上，唱著“我們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老調梆子又改蘇聯歌曲了。我們在他眼裡反倒總像個失敗者。
小三不甘失敗，晚上在被窩裡向小格拉西莫夫挑戰：“哎，小格拉西莫夫，請再給俺們講講水怎麼畫，怎麼畫水？”
小格拉西莫夫把煙抽得很旺，露出光著脊樑的肩膀子說：“你問的是畫水？水嘛，水就是一面鏡子。”
“那山呢？”小三又問。
“山，一個沉默著的人。”小格拉西莫夫又勝利了。
不過有時候他也會很沮喪。不是為了他的畫，是為了別的事。我們在土坨的房東叫老木，老悶兒是他的兒子。老悶兒的新媳婦很漂亮，我和小三想為她畫張像。晚上跟小格拉西莫夫商量，讓小格拉西莫夫去請。小格拉西莫夫不屑地說：“她長得不行，太敦實，脖子短，肉眼泡。這樣吧，明天我把我嫂子領來吧，娜塔麗婭一般，你們一看便知。”你知道，娜塔麗婭是蘇聯電影《靜靜的頓河》裡葛利高裡的妻子。第二天小格拉西莫夫真去領他嫂子去了。我和小三一天沒出去，支開畫具，等著，卻沒等。
原來，小格拉西莫夫的嫂子死活不來，說是要“粉麥子”，就是磨麥子之前先用搌布把麥子擦溼，當地人叫粉麥子。沒領來娜塔麗婭，對我們倒沒什麼，小格拉西莫夫卻吃不住勁兒了，就像在我們跟前丟了人現了眼。他進門一頭紮在門後，抱住膝蓋蹲下，很是顯出狼狽和羞慚。嘴裡叨叨著：“哼，非要今兒個粉麥子，今兒個粉哪門子麥子……”
一連幾天小格拉西莫夫都很沉悶，晚上躺在炕上不再提“水是一面鏡子，山是沉默的人”，只是冷不丁來一句：“齊老，等著的，等秋後山藥下來，我揹筐山藥竟（進）城看你去。俺們的山藥是‘大紅袍’，小薄拼（皮）兒。”我安慰他說，娜塔麗婭的事不算什麼，我們經常碰釘子。你看得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們。再說我們也有個畫像畫不像的問題。畫不像人家，又耽誤了社員掙工分，就覺得很對不起人家。
有一天，我們真到小格拉西莫夫家吃餾山藥去了，還見了“娜塔麗婭”。娜塔麗婭收工回來，知道屋裡是我們，故意不進屋，在院裡閃來閃去。有一種農村的年輕女人遇見生人就是這樣：又怕你看她，又願意你看她。娜塔麗婭大概屬於這類人。也是為那天畫像的事“圓場兒”，她背朝著我們衝另一間屋子喊：“娘，今兒後晌還粉麥子不？”小格拉西莫夫就自言自語著罵：“……個×的，這家裡要是粉得起麥子，還能讓俺老師吃山藥。”我和小三暗笑著觀察娜塔麗婭，和電影裡那位還真有點像。是比老悶兒的媳婦苗條，胸是胸，腰是腰，圓腦門兒，高鼻樑，像有西亞人血統似的。我們吃完山藥出門時，她還故意站在門口讓我們看，看來她知道她在土坨是出眾的。小格拉西莫夫從嫂子身邊走過，又罵著：“……個×的。”
幾天之後小格拉西莫夫才緩過來。但對小三的畫他卻始終不屑一顧。小三請他看畫，他頭也不抬地說：“藝術嘛，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兒。”小三說：“這也是小格拉西莫夫說的？”小格拉西莫夫說：“這是電影《地道戰》裡說的。畫吧啊，你不是還沒有出師嗎？”小三說：“你出師了嗎？”小格拉西莫夫唱起來：“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冰川”號繼續航行在卡特加斯海峽。本來很安靜的走廊突然傳來一陣紛亂的腳步聲，一些人議論著什麼正往一個方向走。我看看錶，“冰川”號還不到靠岸的時間。我和齊叔不約而同坐起來，披衣走出房問。原來人們正往酒吧走，好像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跟了上去。果然，酒吧裡已聚集起不少人，他們正傳遞著一個消息：據路透社剛才的廣播說，在莫斯科，葉利欽的坦克終於佔領了“白宮”。這意味著蘇聯即將解體。聚集在這裡的大多是蘇聯人和東歐人，有人興奮著舉起酒杯，碰著。有人很沉悶。我那位同路人“小格拉西莫夫”還坐在他的位子上，只對我聳了聳肩，攤了攤手。我想這是一個無所謂的姿態。
我和齊叔參與酒吧裡的議論，回到房間，躺下。齊叔突然沉默了，一連抽了幾支煙。我說，您怎麼了？齊叔說，那不就是老、小格拉西莫夫的國家嗎？當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唱著“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的時候，我也感到過呼吸的陣陣自由。你就不一定。
說不定葉利欽能給人一些呼吸的自由。我。
齊叔說，這是一部正在寫著的歷史，一個國家就像一個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覺地寫著自己的歷史。
我說，我還是想著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他的歷史是怎麼寫下去的？
齊叔說，我們在土坨相處了差不多一個月，都畫了不少畫。告別前，我們在老悶兒家佈置了一個三人聯展。臨走，小格拉西莫夫家真粉了麥子，白麵餅烙了半尺厚一摞，還煎了臘肉——過年時醃下的。棗酒、山藥酒弄了好幾瓶子。娜塔麗婭跑進跑出，把餅卷肉親自送到我手裡，像是彌補那天的過失。
那麼，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有長進嗎？我問齊叔。
怎麼說呢，齊叔說，經我一再建議，狗倒是能進門了。我說，小格拉西莫夫，讓狗進門還是不可忽視的，小三的話你得重視一下。
就算是狗能進門了，油畫之於他，他之於油畫，意義到底又在哪裡呢？我問。
這是我留給你的問題，你是作家。齊叔說。我們吃了白麵餅卷臘肉，喝足了棗酒，就和小格拉西莫夫告別。他推個小車把我們送上長途汽車，最後還是說：“齊老，等著的，等秋後我揹筐山藥去看你。”
秋後，小格拉西莫夫去了嗎，還有他的山藥——大紅袍，小薄皮兒？我問。
齊叔說，沒有。沒等秋後我又出了事，幹校查出了我的病假條。我又被揪了回去。我再次見到小格拉西莫夫，那是三年以後的事。
三年後，我專程去土坨找小格拉西莫夫，沒想到在西縣縣城碰見了他。他沒有畫畫，他在賣蔥，正和一個買蔥的老太太爭執。老太太買了一把蔥，交了錢，拿了蔥，又去揪小格拉西莫夫的蔥葉，小格拉西莫夫說：“幹什麼也不容易，這買蔥的也不容易，這賣蔥的也不容易。”老太太還揪，小格拉西莫夫便舉起秤桿去梆老太太的頭。可想而知，眼前的情景對於我們是個不方便的時刻。世界上的人都有個不方便的時候。我錯過了小格拉西莫夫。
可我總是惦著這個青年，這個肩背糞筐的青年的藝術生涯。我四處打聽——你知道，這幾年我不斷擔任各類畫展評委，每次都注意有沒有小格拉西莫夫的畫。有一次真碰見一位西縣來省裡送畫的同志，我問他小格拉西莫夫的情況，他說不知道這個人。我說，土坨的，畫油畫。他說，你說的是二旦吧（小格拉西莫夫叫二旦，姓秦）。對對，秦二旦。我說。他告訴我，前幾年二旦在縣城開了個畫廊。農民們覺得很新鮮，進去看看說，怎麼畫的都是些迷魂陣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畫廊沒有支撐下。那你們對他的畫怎麼評價呢？我對西縣那位同志說。西縣的同志笑了，說，在大都市興許可以，可在我們深山老峪，人們的素質上不去。
我還是想見見小格拉西莫夫，索性專程去了趟土坨。娜塔麗婭迎的我。50來歲的人了，騎輛本田摩托，帶著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認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說，快來畫吧，畫個騎摩托的。我說，我是來看二旦的。她說，我知道你是來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後山燒窯呢。我說，燒磚？她說不是。我說，燒瓦？她不是。我說，燒花盆？她說不是，他燒的是藝術品，專燒小課（裸）體兒。“這回可行啦，生是讓小課體兒救了他，銷路可好哩。”她說。
我馬不停蹄地爬上後山，看見一個亂石小院，院裡有個小土窯正在冒煙，我直奔小土窯而去。
“有人嗎？”我推開柵欄門說。
從一間亂石小屋裡走出一個年輕人，瓜子臉油紅，蓬亂的頭髮豎著，穿件假警服，腰裡系根繩子。他站在門口，打量著我說：“找誰呀？”
我說：“找你呀。”
年輕人又把我打量一陣說：“認不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我唱起來。
年輕人更顯懵懵懂懂。我說：“秦二旦你怎麼了？”
年輕人說：“二旦是我爹。”
我這才明白過來。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識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你爹呢？”我問年輕人。
“送火（貨）卻（去）啦。”
“到哪兒送貨去啦？”
“太原。快屋吧。”
我跟年輕人進了屋。當屋支塊鋪板，上面有紅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襬放的都是“貨”：泥質的，石膏的，燒過的和未燒過的。全裸的和半裸的“小課體兒”；扇著翅膀的小天使；歪頭讀書的小愛彌兒。
我打量著眼前的貨問年輕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年輕人說：“我翻模子，我爹掛彩。生是讓我攛掇的他，先前他還不願幹。”
我這才注意到，原來石膏人都點著紅嘴唇，有的xx頭上也掛著“彩”。我問年輕人他爹哪天回來，他說得五六天。又說：“我你做飯吧，準是約（遠）道來的朋友，有其席（吃食）。”
我早就發現在一個牆角碼著好幾個糧食口袋，口袋上都印著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麵口袋們大都敞著口。山藥也有，和東倒西歪的“小課體兒”攪和在一起。
“那，你媽呢——你娘？”我問。
年輕人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自有不方便之處吧。這時我發現這房子還有間裡屋。我往裡看看，有條小炕，炕上並排卷著兩個小鋪蓋捲兒。
我沒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來，也沒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輕人也沒有執意留我。
“冰川”號的走廊裡又傳來紛亂的腳步聲，這次預示著我們已入挪威灣，船就要靠岸了。
“起床吧，小姐。”齊叔對我說。他已站在房間中央又踢腿又彎腰。
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畫了嗎？在那個亂石小屋。我問齊叔。
齊叔說，讓他兒子給燒了。據他兒子形容，燒的時候煙冒得很大，很嗆人。連畫箱都被他兒子燒了，他兒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
挪威灣被初冬的太陽照得金光燦燦。我和齊叔隨著人流走下“冰川”號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見到了與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與我面，他格外熱情，放下手提行李就過來同我握手。我和他握著手，用我掌握的那幾個俄文單詞對他說：“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運。”
他說：“我不姓格拉西莫夫。”
我說：“對不起，能告訴我你的姓名嗎？”
他說：“我姓科林，謝爾蓋·科林。也祝你好運。”
我和科林分了手。齊叔說，你的俄文發音有毛病，有些單詞字頭的元音應該“軟化”，比如咱們說了一路格拉西莫夫，實際，“格”在此應該讀“蓋”，小格拉西莫夫就應該讀小蓋拉西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