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在《花山》作一名小說編輯。那時保定地區文聯的文學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覺得《花山》這名字響亮又燦爛，但編輯部所在的小樓卻是陳舊的。一層不斷的更換著單位，從機關到商店；二層屬於我們。腳下的紅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築中雖不多見，但因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開始鬆動。就像老年人那些鬆動的擠不緊的牙。
樓房臨街，盛夏時那些賣冰棍賣西瓜的叫賣聲悠悠地飄進窗子，彷彿緊湊著你的耳朵引誘。看稿看累了，我們就下樓買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編輯部充滿著一種熱鬧的人情味兒。西瓜就在辦公桌上切開，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卻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發或者待退的稿件。待發、待退我們一樣珍惜。
也許我說小小的編輯部並非過分：幾間辦公室同時也是家在外地的編輯的單身宿舍，短短的走廊裡不得不起火做飯。於是家庭氣味和辦公氣味混合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存放稿件的櫃子裡就有了本地特產甜麵醬；單人床下邊就有了當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辦公室結婚生子，於是嬰兒的尿布如萬國旗一樣懸在了迎門。居住條件的窘迫造成了這一切，而這一切就顯得離過日子太近，離過日子太近就彷彿離文學太遠。也許你說日子和文學不能以遠近而論，這簡直是一種俗氣，一個編輯部首先需要神秘和莊嚴。但不知為什麼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這種種的“俗氣”。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個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誰能有理由去責怪我的同事們那份日子？何況真正的文學也並非那樣的遠離人間煙火。你敢說哪篇鉅著形成時，作者的桌面上準沒有油鹽醬醋？
小樓也有清靜的時候——過夏了，過秋了，過春節了，我那些家在農村的同事便會騎車奔回家去，過後他們又會帶著一身被太陽慷慨曬過的氣息奔回小樓，付出雙倍時間處理桌面上的積攢。那時一個人會幹起幾個人的活兒，刊物按時和讀者見面了。
在《花山》我以為我從來也不是一個好編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要算出外組稿了。從前一位有經驗的女編輯曾經對我說，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組稿，這意味著你要看作家家人（或專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臉色和那臉色演變出來的一些動作，如清掃床鋪作即將休息狀，整裝看錶作因急事要出門狀。她的感觸似乎使我受了驚嚇，使我優先體味著編輯在某一瞬間的悲涼。幸好我的兩次外出組稿與主編郝建奇同行。
大約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們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稱他郝主任）對我講述了他在農村被專政的種種遭遇。他的經歷催人淚下，他的經歷使我為他臉上額上那些縱橫的皺紋找到了出處。也許那曾是歡樂開朗的一張臉，歲月在那臉上印下了無法抹掉的哀傷，於是樂觀、開朗、哀傷便集於一臉了。加上他那樸素、隨意，有時顯出背時的服飾，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縣區來的基層幹部。這一切使我的虛榮心不時閃爍。天津的無軌電車載著我們不分東西南北地行駛，我只是一迭聲地喚他“郝主任”以表白我們是上下級工作關係，我恐怕車上的人將我們誤猜成下天津衛串親戚的鄉下父女。他並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從來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在拜訪作家時，我也請郝主任一人先去登門。有一天，他在看過他的老戰友、著名女作家柳溪後，回來氣色很好地說，在柳溪家他吃了紅燒雞塊。還說，柳溪知道我來了，一定讓他和我再去她家，她要為我再做一次紅燒雞塊。這意料之外的邀請使我特別高興。我想也許我是幸運的，以當時我那普通編輯的身份，我沒有領受名作家“清掃床鋪”或者“整裝看錶”，我得到了一份平等相待的真誠。一路上我回想著她小說中許多好聽的句子，諸如“我們花著社裡的錢不能像拔著不疼的牙”等等，在我的書架上至今還擺著她那大32開本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可惜後來我和郝主任迷了路，在華燈初上的大街上亂走。郝主任居然指示我狠敲兩扇緊閉的大鐵門說這就是柳溪的院子，我卻懷疑那是兩扇久已不開的大門。郝主任執拗地堅持著自己的看法，那眼神兒分明告訴我：敲吧，這門裡定有平等待你的誠懇。我拼命敲起來。直到我扒著門縫看見緊貼大門堆積著十幾個骯髒的垃圾桶時，才說服郝主任這門肯定許久不曾開過。後來我們終於找到了那院子，柳溪和她的先生正坐在飯桌旁認真等待。小屋裡瀰漫著雞肉的香味，桌子正中有一隻砂鍋，雞塊就盛在那裡。
我對編輯工作漸漸認真起來，我不想說那純粹是因為吃了一位女作家的紅燒雞塊。我相信以誠相待的魅力，當年郝主任鼓勵我拍門本身就是一種誠懇了。這使我對自己在電車上的那份虛榮覺出了不自在。
第二次外出組稿在次年初夏。這次的目標不是名家，是山西大同地區一個山野小縣的兩位作者。郝主任從來稿中發現了這小縣裡兩位作者的潛力，於是便生出找到作者與他們面談的願望。我並不瞭解如今編輯們對於一般作者的組稿方法，只覺出郝主任的願望委實有些崇高。《花山》雖小，卻也不至於就缺少外省兩位不知名作者的稿。請他們前來改稿也不算不禮貌吧？我們卻直奔他們而去了。
路不太順暢；先乘火車到大同，第二天凌晨四點就趕到長途汽車站再買汽車票。票是買到了，但上車後才發現我的座位已被沒有座位號的一個男人搶先佔去。我知道我們要坐五個小時汽車才可到達那個小縣，於是堅持要那男人讓出我的座位，他卻泰然自若地坐在那裡。這使我非常氣憤，這氣憤甚至令我想到了此行的多餘。是誰使我站在人聲嘈雜的汽車上同一個不講道理的男人爭吵？是郝主任和他的計劃。當我看見郝主任對那男人的惱怒更甚於我，並且執意拉我坐在他的座位上時，我才停止爭吵，硬擠在那男人的身邊坐下來，這座位是汽車的最後一排。
這是一條漫長的乏味的大顛大簸的道路，那顛簸的劇烈使人覺得肝腸寸斷。有一段崎嶇路曾使後排座位的全體旅客在座位上有節奏地不斷蹦跳，而我們的頭頂就險些與車頂相碰。這種古怪的形體變異卻莫名其妙地緩解了我對那不講理男人的憎恨，我們忽然笑起來。那原是一個欲哭的苦笑，彷彿胳膊肘被撞在桌角時那瞬間的心理感受。而笑的本身卻把被顛簸起來的怒火化為不期而至的幽默，這幽默就溶化了我那耿耿於懷的斤斤計較。我的心情好起來，在目的地我們見到了那兩位憨厚的作者。
我記得作者請我們吃莜麥面“貓耳朵”，請我們吃一種很香的吃不黑嘴的葵瓜子。當我看見他們對我們的到來深受感動時，當我看見郝主任同他們把稿子的修改意見談得那麼具體時，我才覺得此行並不多餘。
並不是每一個被尋找的作者都能成為作家，並不是每一次尋找都能大見成效都能抓住刊物所需的頭條。那兩位作者如今還寫嗎？我不知道。他們還記得那年與我們的相聚的嗎？我不知道。但我從來也沒後悔過那年夏天跟隨郝主任對他們的尋找。刊物與作者的感情就是這樣產生的吧？《花山》的小樓上有嬰兒的尿布，有本地的甜麵醬，更重要的是那個編輯部裡有編輯們熱忱的願望，有人們力所能及的一份認真。如今《花山》已經離我們而去，代之而來的是《荷花澱》的誕生。《荷花澱》仍然在那座舊樓裡，主編仍然是郝建奇。這使從前的一切突然近在眼前。雖然我早已離開那座小樓，雖然我已許久不做編輯，但我彷彿又要跟著郝主任外出組稿了。我還會站在天津的解放南路去拍那兩扇永遠也拍不開的大鐵門嗎？我還會在外省的長途汽車上同不相識的男人吵得面紅耳赤嗎？當我遠離了從前的一切，才發現在《花山》的日子裡我曾經收穫的並不僅是一名編輯的職責和本分。
也許我不再能做一名好編輯，可我相信，嶄新的《荷花澱》裡的新人們將比我做得好。那滿塘荷花該會在夏日裡盛開吧？那嬌而不媚的清秀該會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