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阿梅跟我說她要到盧旺達去，那是阿梅本科即將畢業前夕。她說得很認真。我問她怎麼突發此奇想？她說因為看到一個電視節目，裡面說盧旺達的教育狀況極其糟糕，那裡的小學校破爛不堪，常常是正在上課，忽然一陣風就把屋頂掀起裹走了，學生們甚至連課桌都沒有，擠坐在長條凳上，在膝蓋上寫字，更糟糕的是那裡缺少教員，每月的工資才50美元……她說鏡頭裡那些非洲孩子個個都有一雙大大的明亮的眼睛，那些眼睛裝進她的心裡以後，總也淡不下去，沒日沒夜地眨動在她的心窩，因此她覺得自己應該去那裡，教那些孩子。
她已經開始在打聽去那裡教孩子英語的可行途徑。我跟她說，中國貧困地區也有許多孩子期待著能關愛他們的教師，電視裡有更多表現嘛，甚至其中一位“大眼睛”女孩的形象已經傳到海外，對她的追蹤性報導不少，你怎麼心裡頭總揣著些非洲孩子的眼睛，卻忽略了自己國家那些貧困地區孩子的眼睛呢？再說，盧旺達當地的語言你會嗎？你怎麼教那些孩子呢……她對我施予的批評非常吃驚，說我所提醒她的這些她都沒有想到過，她對自己的辯護非常簡單：我的這個想法是美麗的！
阿梅突發奇想，乍聽我很不以為然，她走後我細思，卻不禁感嘆：確實，她的想法是美麗的。應該把“突發奇想”改寫成“突發綺想”才對。人的一生中，尤其青春期裡，如果從未有過這種突發綺想的情況，不說是不正常吧，至少是很大的遺憾。
其實，我，以及我以上的幾茬兄姊的青年時期，處在遠比現在單純的社會心理場裡，僅僅因為看了一本書、一部電影、一次舞臺演出，乃至一篇短文、一張新聞照片、一幅宣傳畫、一句座右銘，就突發宏願，把自己的一生，綰定於一個職業、一種取向、一種模式，例子真是不少。我的一位姊輩，就是因為看了一部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又譯作《桃李滿天下》），那裡面的女主角瓦爾瓦拉由當年蘇聯最紅的女星瑪列茨卡亞飾演，為這一角色配音的是當年影迷都熟悉的舒繡文。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不止我那姊輩一位，心窩裡嵌進了瓦爾瓦拉那雙大眼睛就再也擺脫不掉，也不想擺脫，出得電影院就立誓要當一名人民教師，沒多久她報考大學，所有志願填寫的都是師範類，她如願以償地考取了師範大學。在大學裡參加了合唱團，業餘經常演出，那時候一個國家級的演出團體的合唱隊奇缺女低音，她恰是女低音，被看上了，先是借她去演出，後來就要正式調她去，同學們都很羨慕，她表示可以借調一時，但歸根結底還是要當教師。在那演出團體裡她表現非常出色，幾次隨團到蘇聯、東歐、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訪問演出，人們都覺得她已經完全適應合唱隊隊員這一人生角色了。但有一天她到電影院去看了復映的《鄉村女教師》，心血復又來熱潮，她找到團領導，提出如今已不難從音樂學院分配來女低音，自己應該回到師範大學補完學業，去實現當一名鄉村女教師的人生追求。她後來果然回到大學補上文憑，主動爭取到一個邊遠省份的教師崗位。誰想去那裡不久就遭逢了“文革”，教師的綺夢被粗暴地撕裂得粉碎。我與這位姊輩邂逅在10年前，她已經退休回到北京定居。回首往事，我小心翼翼地問她，因為一部電影就心血來潮，蘧定終身，是否……她安祥地微笑著，真誠地告訴我，她無怨無悔，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她在講臺上、在粉筆灰裡，深深地感受到壯志已酬的幸福與快樂。她反過來問我：對人生的設計，完全是在冷靜甚至超冷靜的精確計算裡完成，那就一定好嗎？人的心靈之血，完全無潮，難道是好的狀態嗎？人能被藝術、被紀實信息、被偶然遭遇到的人與事，乃至一個小小的細節所感動，突發奇想，陡立宏願，難道不是生命最美麗的時刻嗎？這美麗的光芒如果能覆蓋一生，那不就是幸福嗎？
時代刷新得令人如遷新居，生活變幻得令人如坐過山車，陌生感暈眩感裡有甜蜜驚喜也有失態恐慌，誰能再用單純的表達、簡單的道理來感動、感服別人？阿梅畢竟成長於新的時空，她畢業後沒有去盧旺達，也沒有去祖國邊地，沒有當教師，而是進了一家國際知名的外資企業當了白領，因為美聲唱法的歌唱愛好，我把她和那位姊輩牽合一起，她們已成忘年交，我有時也會跟她們一起喝英式下午茶，隨意閒聊。阿梅在許多問題上，跟我們兩位長輩見解大異，但我們很少爭論，而是相互傾聽。把我們兩輩人綰在一起的心絛，不是別的，就是
關於心血來潮、突發綺想的共識。昨天我們品茶談心，提及非典突然襲來後，有不少年輕人看了電視裡的某些鏡頭，便發願要學醫，要當敢於衝到最前沿的醫生和護士，心血起狂潮，突發綺麗想，儘管到頭來真正能履現這一宏願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但所有心靈裡有過感動、發過誓願的生命，都會因此而更加美麗。我們珍惜在自己生命歷程裡出現過的所有感動、所有綺想，並且也希望社會能珍惜每一個成員生命裡哪怕是隻閃耀過一刻、後來並沒有一一兌現的那些因感動而突發的善念綺想。也許，正是這些美麗的閃光，使人類的良知聚合為了永不熄滅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