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般性的常態而言，沙復明和張宗琪早就該找一個機會坐下來了，好好商量一下金大姐的處理問題。沒有。沙復明一直不開口，張宗琪也就不開口。冷戰的態勢就這麼出現了。
推拿中心已經很久沒有會議了。這不是什麼好事情。事態是明擺著的，沙復明想開除的是金大姐，而張宗琪想要摘掉的人卻是高唯。他們不願意開會，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兩個老闆其實都沒有想好，各自都沒有把握，僵持在這裡罷了。不開會也許還能說明另外的一個問題，暗地裡，沙老闆和張老闆一點讓步的意思都沒有。
沙復明一心想開除金大姐。不過，沙復明又是明白的，要想把金大姐趕走，他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把高唯也一起趕走。可是，高唯怎麼能走?她已經是都紅的眼睛了，也許還是都紅的腿腳。她一走，都紅怎麼辦?沒法向都紅交代了。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沙復明想出牌，他的牌扣在張宗琪的手上，張宗琪也想出牌，他的牌又扣在沙復明的手上。比耐心了。
比過來比過去，日子就這麼拖了下來。從表面上看，拖下來對雙方都是公平的，實際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問題還沒有處理呢。想過來想過去，沙復明萌發了新念頭，也有了新想法——分。
經過一番周密的分析，深夜一點，沙復明把張宗琪約出來了，他們來到了四方茶館。沙復明要了一份紅茶，而張宗琪卻點了一份綠茶。這一次沙復明沒有兜圈子，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案：他退給張宗琪十萬，然後，換一塊牌子，把“沙宗琪推拿中心”改變成“沙復明推拿中心”。沙復明提出十萬這個數字是有根據的，當初合夥的時候，兩個人掏的都是八萬，用於辦證、租賃門面、裝修和配備器材。然後，兩個人一季度分一次賬。現在，沙復明退給張宗琪的不是八萬，而是十萬，說得過去了。
張宗琪並沒有扭捏，倒也十分地爽快。他同意分。不過，在條件上，他提出了小小的修正案，他的價碼不是“十萬”，而是“十二”。張宗琪說得也非常的明瞭，十二萬一到手，他立馬“走人”。這是沙復明預料之中的，十二萬卻是高了。但是，沙復明沒有說“高”。他的話鋒一轉，說：“十二萬也行。要不這樣，你給我十二萬，我走人。”如果談話就在這裡結束，沙復明自認為他的談判是成功的。他的手上現在還有一部分餘款，再把十二萬打進去，怎麼說也可以應付一個新門面了。扣除掉看房，辦證，裝修，最多三個月，他就可以再一次當上老闆。沙復明都想好了，畢竟兄弟一場，他的新門面一定要開得遠一點，起碼離張宗琪五公里。然後呢，把都紅和高唯一起帶過去。王大夫和小孔想過去也行。用不了兩年，他可以再一次翻身。他翻了身，張宗琪還能不能挺得住，那就不好說了。說到底，“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日常管理都是他沙復明一個人撐著的。
從根本上說，沙復明急於分開。和張宗琪的隔閡只是原因之一，最要緊的原因還在他和都紅的關係。創業是要緊的，生活也一樣要緊。他已經不年輕了，得為自己的生活動動心思了。都紅不是“還小”麼?那就再開一家門面，和都紅一起，慢慢地等。時光就是時光，它不可能倒流。新門面開張之後，沙復明要買一架鋼琴。只要都紅願意，她每一天都可以坐在推拿中心彈琴，工資由他來付。這樣做有兩個好處：第一，琴聲悠揚，新門面的氣氛肯定就不一樣了，他可以提供一個有特色的服務；第二，拖住都紅，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都紅在，希望就在，幸福就在。沙復明不能再讓自己做那樣的夢了，他不願意總是夢見一雙手，他不願意總是夢見兩塊冰。冰太冷，而手則太堅硬。
所以，分是必然的，只是怎麼分。如果沙復明一開頭就向張宗琪要十二萬，他開不了這個口，張宗琪也有理由拒絕。現在，張宗琪自己把十二萬開出來了，好辦了。他情願提著十二萬走人。實在不行，十萬他也能夠接受。這麼說吧，沙復明擔心的是張宗琪不肯分，只要把價碼提出來，無論十萬還是十二萬，對他來說都是隻賺不虧的買賣。
沙復明喝了一口茶，感覺出來了，談判業已接近了尾聲。事情能這樣圓滿地解決，沙復明萬萬沒有想到。分開了，又沒有翻臉，還有比這更好的結果麼?沒有了。沙復明在愉快之中一下子就想起了“沙宗琪推拿中心”剛剛開張的那些日子。那時候的生意還沒有起來，兩個人卻是一心的，要麼不開口，一開口就掏心窩子，睡覺的時候都恨不得擠在一張床上。那是多麼好的一段日子啊。是朋友之間的蜜月，是男人的蜜月。誰能想到往後的日子越來越磕磕絆絆呢。好在分手分得還算寬平，將來還是兄弟。
不過，沙復明錯了。他的如意算盤徹底打錯了。就在沙復明一個人心曠神怡的時候，張宗琪的老到體現出來了。張宗琪說：
“給你十二萬，沒有問題。但有一點我要和老朋友挑明瞭，我手上可沒有現款。你要是願意，可以等上幾年。錢我不會少你的。這個你一定要信得過我。你什麼時候想走，我們什麼時候籤。”
這一步沙復明萬萬沒有料到。他幾乎被張宗琪噎住了。他想起來了，就在他盤算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是多麼的不好意思，不知道怎麼向張宗琪開口。等他鼓足了勇氣、開了口，他知道了，張宗琪一直都沒有閒著。他也在盤算。比他更周密。比他更深入了一步。比他更勝了一籌。沙復明後悔自己的莽撞了，不該先出招的。現在倒好，被動了。沙復明一下子就不知道嘴裡的話怎麼才能往下續。不能續就不續。沙復明吊起嘴角，笑笑，摁了一把腰間的報時鐘。時間也不早了。沒有比離開更好的了。沙復明就掏出錢包，想埋單。張宗琪也把錢包掏出來了，說：“一人一半吧。”沙復明脫口說：“這是幹什麼，就一杯茶嘛。”張宗琪說：“還是一人一半的好。”沙復明點點頭，沒有堅持，也就同意了。心裡頭卻一陣難過，說酸楚都不為過。這“一人一半”和當初的“一人一半”可不是一個概念。他們倆的關係算是到頭了。
當初合資的時候，兩個人盤算著創建“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時候，“一人一半”可是沙復明最先提出來的。那時候他們倆還是上海灘上的打工仔。沙復明非常看重這個“一人一半”。“一人一半”並不只是一種均利的投資方式，它還包含了這樣的一句潛臺詞：咱們兩個都做老闆，但誰也不是誰的老闆。老實說，沙復明這樣做其實是有些違心的，他特別看重“老闆”這個身份，並不願意和他人分享。說起來也奇怪了，盲人，這個自食其力的群體，在“當老闆”這個問題上，比起健全人來卻具有更加彪悍的雄心。幾乎沒有一個盲人不在意“老闆”這個獨特的身份。無聊的時候沙復明多次和同事們聊起過，沙復明很快就發現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差不多每一個盲人都懷揣著同樣的心思，或者說，理想——“有了錢回老家開個店”。“開個店”，說起來似乎是業務上的事，在骨子裡，跳動的卻是一顆“老闆”的心。
沙復明情願和張宗琪“一人一半”，完全是出於對張宗琪的情誼。在上海，他們兩個是貼心的。他們是怎麼貼起心來的呢?這裡頭有原因了。
和所有的推拿師一樣，沙復明和張宗琪在大上海過著打工仔的日子。十里洋場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對他們兩個來說，大上海就是麗張床：一張在推拿房，那是他們的飯碗；一張在宿舍，那是他們的日子。推拿房裡的那一張還好應付，勞累一點罷了。沙復明真正懼怕的還是集體宿舍裡的那一張。他的床安置在十三個平米的小房間裡頭，十三個平米，滿滿當當塞了八張床。八張床，滿打滿算又可以換算成八個男人。八個男人擠在一起，奇怪了，散發出來的卻不是男人的氣味，甚至，不再是人的氣味。它夾雜了劣質酒、劣質煙、劣質牙膏、劣質肥皂、優質腳汗、優質腋汗以及優質排洩物的氣味。這些氣味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種令人眩暈的氣味。這是特殊的氣味，打工仔的氣味。
沙復明和張宗琪居住在同一個宿舍。沙復明是上床，張宗琪也是上床。面對面。兩個人平日裡很少講話。終於有一天，他們之間的談話多起來了——他們的下床幾乎在同時交了女朋友了。
下床有了女朋友，可喜可賀。當然了，不關他們的事。可是，兩個下床卻做出了一項驚人的舉動，幾乎就在同時，他們把女朋友留下來過夜了。他們扯來了幾塊布，再用圖釘把幾塊布摁在了床框上，這一來三面都擋嚴實了，隔出了一個封閉的、私有的空間。天地良心，在那個封閉的空間裡頭，他們絕對是自律的、剋制的，通宵都沒有發出不確當的聲音。真是難為他們了。然而，當事人忽略了，無論他們怎樣努力，他們所能剋制的只是聲音，他們不可能剋制身體的基本運動。他們在動，床也在動。這一動上鋪也就跟著動，比下床的幅度還要大。沙復明躺在上鋪，張宗琪也躺在上鋪，他們的身體憑空出現了一種節奏。這節奏無聲，均衡，無所事事卻又幹系重大，足以要人的命。他們只能躺著，若無其事，卻慾火焚身。
沙復明和張宗琪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他們在私下裡開罵了，也罵娘，也抱怨。同病相憐了。他們沒病，他們就是硬邦邦地同病柑冷了。這個罪不是誰都可以忍受的。別人不瞭解，他們瞭解。他們感同身受。他們的痛苦是相同的，怨恨是相同的，煎熬是相同的，鬱悶是相同的，自我解嘲也是相同的。他們只能相互安慰。他們很快找到了相同的理想，能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多好啊!怎麼才能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呢?答案只有一個，唯一的一個，做老闆。
沙復明和張宗琪絕對算得上患難之交了。一起從“火海”裡熬出來，不是出生入死又是什麼?不誇張的。他們對“打工”恨死了，換句話說，他們想做“老闆”想死了。因為有了這樣共同的和熱切的願望，兩個人決計把資金合起來，提前加入到老闆的行列。沙復明說：“你一半我一半，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沙宗琪’推拿中心。”上海的門面太貴，那又怎麼樣?回南京去!——哪裡的生意不是生意。
沙復明當機立斷，他把張宗琪帶到了南京。為什麼要說沙復明把張宗琪“帶”到南京呢?原因很簡單，南京是沙復明的半個老家，是他的大本營。張宗琪卻和南京沒有任何關係，他的老家在中原的一個小鎮上。總不能把“推拿中心”開到偏僻的小鎮上去吧。
“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建立是一個標誌，這標誌不是沙復明和張宗琪由打工仔變成了老闆，不是。這標誌是沙復明和張宗琪由兩個毫不相干的打工仔變成了患難兄弟。他們的友誼建立起來了，到了巔峰。其實，從骨子裡說，沙復明和張宗琪都是不甘心的。沙復明原先的理想是開一家“沙復明推拿中心”，張宗琪呢?一樣，他的心思是“張宗琪推拿中心”。但是，既然是患難之交，生死之交，“沙復明”和“張宗琪”哪裡有“沙宗琪”好?沙復明就是沙復明，有沙復明的父母。張宗琪就是張宗琪，也有張宗琪的父母。“沙宗琪”就不一樣了，“沙宗琪”沒有父母，沙復明就是“沙宗琪”的父親，張宗琪也是“沙宗琪”的父親。他們不只是當上了老闆，他們還是一個人了。他們是進取的，勤勉的，他們更是禮讓的，盡一切可能來維護他們的友誼。他們為自己的友誼感動，也為自己的胸懷感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當以同懷、同胞視之。
嚴格地說，沙復明和張宗琪從來沒有產生過任何矛盾。當然，這句話也是不對的。一起做老闆，矛盾是有的。小小的，雞毛蒜皮的——那又能算是什麼矛盾呢。為了友誼，弟兄兩個一起恪守著同一個原則，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不要說。一說就小氣了，誰說誰小氣。兄弟嘛，雙方都讓一讓，一讓就過去了。要說沒有矛盾，怎麼可能呢?畢竟是兩個人，畢竟是一個企業，畢竟要面對同一個集體。再有矛盾，只要雙方都不說，雙方都顯得很大氣，不計較。這樣多好。
嘴上不說，心裡頭當然有不痛快。沙復明的不痛快是張宗琪從來不管事，得罪人的事他從來不做，錢還比沙復明掙得多。過於精明瞭。張宗琪的不痛快正好相反，他到底也是掏了八萬塊錢的人，也是老闆，忙過來忙過去，推拿中心似乎是沙復明一個人的了，一天到晚就看見他一個人吆三喝四。沙老兄太過虛榮。
沙復明虛榮。他特別看重老闆的身份，其實也看重錢；張宗琪看重錢，骨子裡也看重老闆的身份。因為合股的緣故，他們其實只是得到了一半，總有那麼一點不滿足。日子真是一個經不起過的東西，它日復一日，再日復一日，又日復一日。積怨到底來了。“怨”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積”怨。積怨是翅膀。翅膀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一個，張開來，朝著黑咕隆咚的方向振翅飛翔。
不過，友誼到底重要。兩個老闆私底下再怨，到了面對面的時候，都盡力做出不在乎的樣子。沒事。這是一種努力。是長期的、艱苦的努力，也是無用的、可笑的努力。現在回過頭來看，在兩個人的關係當中，最壞最壞的一樣東西就是努力。努力是毒藥。它是慢性的毒藥。每一天都好好的，一點事都沒有。怕就怕有什麼意外。在意外來臨的時候，慢性的毒藥一定會得到發作的機會。強烈的敵意不僅能嚇別人一跳，同樣能嚇自己一跳。當初要是多吵幾次嘴就好了。
但這些還不是最致命的。重要的是，作為老闆，兩個人都是盲人。可是，既然是推拿中心的老闆，他們的關係裡頭就不僅僅是盲人，還有和健全人的日常交往。在處理人際關係上，盲人自有盲人的一套。他們的那一套是獨特的，行之有效的。健全人一摻和進來，麻煩了。說到底盲人總是弱勢，他們對自己的那一套在骨子裡並沒有自信，只要和健全人相處在一起，他們會本能地放棄自己的那一套，本能地用健全人的“另一套”來替代自己的“那一套”。道理很簡單，他們看不見，“真相”以及“事實”不在他們的這一邊。他們必須藉助於“眼睛”來判斷，來行事。最終，不知不覺地，盲人把自己的人際納入到健全人的範疇裡去了。他們一點都不知道自己的判斷其實是別人的判斷。但他們疑惑。一疑惑他們就必須同時面對兩個世界。這一來要了命。怎麼辦呢?他們有辦法。他們十分自尊、十分果斷地把自己的內心撕成了兩塊：一半將信，另一半將疑。
沙復明和張宗琪在處理推拿中心的事務中正是採取了這樣一種科學的態度，一半將信，一半將疑。嚴格地說，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個獨立的、區別於健全人世界的盲人世界。盲人的世界裡始終閃爍著健全人浩瀚的目光。這目光銳利，堅硬，無所不在，詭異而又妖魅。當盲人們浩浩蕩蕩地撲向健全人的社會的時候，他們腳下永遠有兩塊石頭，一塊是自己的“心眼”，一塊是別人的“眼睛”。他們只能摸著石頭，步履維艱。
說到底，沙復明是可信的，張宗琪也是可信的。唯一可疑的只能是“沙宗琪”。
沙復明從茶館裡回到宿舍已經深夜兩點多鐘了。他後回來的。他們是一起出去的，卻沒有一起回來。對於沒有入睡的員工們來說，這一前一後的腳步聲是個問題了，很大的一個問題。張宗琪已經上網了。他的鍵盤被拍得噼噼啪啪，很響。說起上網，張宗琪其實是有點過分的，有時候上到凌晨的三點多鐘。盲人的電腦畢竟不同，他們的電腦擁有一套特殊的軟件系統，說白了，就是把所有的信息轉換成聲音。這一來盲人的電腦就不再是電腦，還是音響。你張宗琪一直把音響開著，對其他的員工終究是一個騷擾。礙著臉面，不好說罷了。
沙復明一到家就進了衛生間。馬桶上卻傳過來一聲咳嗽，是王大夫。王大夫咳嗽過了，卻再不出聲，微微地在哈氣。聽上去鬼祟了。不會是爬杆(手淫)了吧?沙復明想離開，但掉頭就走似乎也有些不合適。不會的吧。沙復明側過臉，小聲問：“老王，怎麼了?”王大夫說：“沒事。”口氣不像。沙復明就站在那裡等。等了一會兒，沙復明又問：“你到底怎麼了?”王大夫說：“沒事。”沙復明說：“沒事你在弄什麼?”王大夫說：“快好了。我有數。沒事。”這一來沙復明就不能不狐疑了，他在搗鼓什麼呢?沙復明擰起眉頭，說：“什麼快好了?”
王大夫笑笑，說：“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