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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趣相與析

    我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發願要將自己在“紅學”探佚方面的心得,以小說形式體現出來。經過不斷的努力,1993年完成了《秦可卿之死》,1995年完成了《賈元春之死》,1999年初完成了《妙玉之死》,這三部中篇小說,構成了一個系列,其中不僅破解了——秦可卿究竟是怎樣的出身?賈元春究竟是怎麼死的?妙玉最後的結局究竟如何?——這“三釵”之謎,也連帶把真本《紅樓夢》八十回後其他許多人物的下落、歸宿,作了交代。三部中篇小說,都發表在山東作協的《時代文學》雙月刊上——我要感謝他們延續多

    年而未曾減退的支持;1994年華藝出版社彙集我關於《紅樓夢》的文字出版了《秦可卿之死》一書,1996年出了增訂本,可惜排印中舛錯甚多,現在該社又把三部中篇和新的探佚文章以及原有的研“紅”心得諸文,重新出成一本《紅樓三釵之謎》,並精心校對、高質印製,估計5月可以面世。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之所以進入“紅學”探佚領域,如痴如醉地探究秦可卿、賈元春、妙玉等人物的真面目、真結局,是因為我想從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審美追求中獲取營養。我知道,有的中國當代作家,不喜歡《紅樓夢》,甚至不能卒讀這部長篇小說。我以為,這恰恰說明,曹雪芹和《紅樓夢》是個性鮮明的。惟其率性呈現,才不會是人見人愛,才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才會聚訟紛紜,才會令有的人怎麼也找不到感覺,敬而遠之,甚或不敬而棄之。

    秦可卿、賈元春、妙玉這三釵之謎,最難破解的是妙玉。不僅八十回後妙玉的結局究竟如何是個大謎,就是前八十回《紅樓夢》裡,妙玉那放誕詭僻的性格本身,也是一個謎——這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需要破解的,不僅是人物的“後傳”,其“前史”也令人意想懸懸。撰寫“三死”最後一“死”過程中,王蒙來電話,問及我“忙些什麼”,我在電話裡剛吶出“妙玉”芳名,他那邊便本能地反應道:“妙玉討人嫌!”此答令我甚喜。喜的當然不是他對妙玉的直感式評價,而是能以無遮攔的真性情相對,並無意中大大激活了我解讀妙玉那招人嫌厭的乖僻性格的決心。王蒙的研“紅”,是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鶚的續書作為一個整體來發言的,無探佚之意;我則把高續視為與曹雪芹原著原意不相干,甚至大相徑庭的另一回事;妙玉在前八十回中只露出“過高”、“過潔”的一面,八十回後曹稿無存,而高續大加荼毒,也難怪不少讀者對她嫌厭,甚至視為“假惺惺”。我曾在1998年,兩次撰文探討妙玉性格及命運的底蘊,都發表於《解放日報》、《朝花》副刊,現在把完成的《妙玉之死》和那兩篇文章對照,可以看出我的思路是在不斷地調整。我覺得我在《妙玉之死》中,對妙玉性格的形成、發展,以及那放誕詭僻的性格最終怎樣開放出悽美至善的人性花朵,做到了綿密細緻地層層推進,並自圓其說。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妙玉之吟,有“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誰言”之嘆;我這探佚小說,至多隻是對曹公雅趣的一種刻意靠近罷了,但正如“疑義相與析”一樣,曹公如此刻畫妙玉性格命運的雅趣,也需要我們相與究析;我期待著同好的批評指正、詰駁論辯。

    有人問我:你從事“紅學”探佚,寫這三釵之死,難道沒有某種對現實的關照寄託於內麼?那種狹隘的“關照”,如影射、比附,是沒有的。但廣義的、深層的關照,又是不言而喻的。這些“紅學”探佚文字裡,融化著我的生命體驗。我早在1978年,就寫過一篇現實題材的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從內心深處呼籲尊重個性,二十多年來,這訴求一直貫穿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非虛構長篇小說《樹與林同在》,更強化著這一旋律。我坦承,自己的性格是比較孤僻、比較難於被泛泛接觸的人理解與容納的,因此,解開妙玉那“討人嫌”的性格內核中的人性之謎,於我來說,也確有某種特殊的迫切性。既然“性格即命運”,那麼,我的性格,我的直面現實的文字,乃至我的“紅學”探佚小說,融為一體,正是我無可逭逃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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