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像在烏拉爾的五年流放那樣，那麼經常地夢到吃飯。”那個男人說。他是在二戰期間沒有加入黨衛隊的少數羅馬尼亞德國人之一，儘管如此，他還是在1945年因對希特勒的癲狂犯有“集體過錯”而被流放到蘇聯。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死去了。或餓死或凍死，或餓死或凍死。
“腸胃越是空空，夢中的板油和麵包就越是大。”他說。“我在夢中吃得撐得要命，醒來時卻餓得發抖。”
“流放營地有警衛看守，圍有鐵絲網，周圍什麼都沒有。”他說。“村子裡有人死了，他們會派人來。我們會獲准進村去挖墳。由於在我們周圍天天都要埋葬餓死的和凍死的人，因此挖墳已經是一門熟練的手藝了，儘管土地凍得像石頭一樣硬。死亡在營地裡太尋常了，尋常得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就如同脫衣服和穿衣服。同情心在雪地裡：我們脫下死者的衣服，自己穿上，然後讓雪覆蓋住死者。”
“埋完死者後會有一頓死亡盛宴，我們有東西吃，”男人說，“我們吃，體內能裝進多少就吃多少，甚至還要多，再說俄羅斯人自己也沒有多少可吃的，”他說，“有一次我吃得太多了，飯都停在了舌頭下面。回營地前，寡婦把死者的大衣送給了我。這是我的萬幸，”他說，“在到達營地之前，路把我繞懵了，雪也把我下懵了：我要吐。我還從來沒有像這次那麼傷心過，我寧願把我的心吐出來，也不願把剛吃下肚的好東西吐出來。我哭了，因為我的胃允許我哭，因為它看不起我的工作和飢餓，因為它不給我施捨吃的東西，儘管我已經只剩下皮和骨了。”
“知道嗎，熱騰騰的土豆直到今天對我來講一直都是最溫馨的菜，”他說，“一顆土豆即便是在今天，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溫馨得如同一張溫暖的床，”他說，“如果我用手掰開一顆燒熟的沒有削皮的土豆，我的淚水會湧上來。不，那個時候不會湧眼淚，那個時候太餓了。那個時候沒有時間讓眼睛溼潤。土豆吃下去的速度甚至比我看它還要快。我只是在理智被餓得半死的時候看過土豆。”
當狹窄的店門口排起了長隊，胳膊肘相互撞擊，聲音叫喊，鞋子踩到鞋子時，我會想起那個男人的那句話：“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和“餓得半死的理智”。但是沒人會去尋找說這句話的那個男人的準確的形象。當生命懸於一線的時候，恐怖是不會尋找形象的。它只會尋找自己。對逃脫的人來講，它永遠都會作為死亡的跡象保留在頭腦中。
在貧窮的國家，一個人掙多少錢，一樣東西什麼價，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問題。我到很晚才發覺，我在德國提出這個問題，即便是很近的熟人也從來沒有回答過。熟悉的臉會發生變化：一種由隱私和惱怒組成的混合體開始佈滿眼眶。我開始時懷疑我提問的音調，心想也許是提問的時間不對。但是，音調和時間永遠不可能對，這個問題永遠不可能對，這個我從來沒有想過。還有，問題如同偷窺存摺的目光，如同接觸到自動取款機上的密碼。
在貧窮的國家，脫光衣服是在別人面前的赤裸。在富裕的國家，在別人面前脫光衣服是一種美麗的自信。在富裕的國家，當著別人的面談論自己的錢是一種赤裸，如同在貧窮的國家當著別人的面把自己脫成赤裸。
飛機上乘客不多。我坐在靠窗戶的位置。我旁邊的兩個位置是空的。另外一側的窗戶邊上坐著一個男人，他旁邊的兩個座位也是空的。這個男人和我之間有四個空座位。男人在嘩啦嘩啦看報紙。他打開錢包，數錢。他數錢的時候做出用手掩藏的動作。他有什麼可害怕的，我們之間隔著四個座位，我問自己。這個藏的動作不是藏錢的動作，而是把自己這個人藏起來的動作。這也是一種那個餓得半死的理智。這個男人不是在數他拿到手中又花出去的錢，而是在數自己，在數自己的秘密。
在羅馬尼亞，許多人到商店的時候，會把錢捲起來握在手中，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包，而是因為他們必須長時間地伸出錢和手和臉，直到能換到貧窮中匱乏的東西。
“一顆牙齒在德國值多少錢，”夏天我在羅馬尼亞時一個男人問我，“一個碾磨機多少錢，”另外一個男人問。“一輛卡車多少錢，”一個出租司機問。汽車開了十五分鐘後，我不用問就知道每個人一個月掙多少錢。
他們無法理解，我為什麼回答不出他們的問題。他們的聲音是貪婪的，在這種聲音中我聽到了餓得半死的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