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離開家時鎖門為什麼最好只鎖一圈，這樣安全局的先生們光顧時就省得撬門了。因為他們想來就來，想走就走，隨心所欲。即使房間裡的地板長了眼睛，即使我能把門放進手提包，能把手提包藏在皮膚下面，他們照來不誤。即使我自己就是房間，抬腿走了，他們也照來不誤。即使我的住房已經不在那裡了，他們也能找到他們天天都想知道的東西。
這首詩知道，我在大街上會看停在路邊的每輛車，我得記住它的顏色、車牌號、駕駛者和時間。為什麼？僅僅是為了與和我同樣命運的朋友們說說。恐懼就這樣被迫與事實越貼越緊，它不能告終在頭腦中。
這首詩囊括了很長時間的恐懼——詩中的貝蒂娜指的是貝蒂娜岱腡阿尼姆——從下兩分鐘直到今後十年。許多人都有他們的詩。東歐人對抒情詩的熱愛不是什麼美好的神話，這種愛是從恐懼中產生的。貨真價實的實用抒情詩。這裡沒有貶義，因為恐懼是一種可靠的標準。用話語來打情罵俏是徒勞的，恐懼完全能夠感覺到每個詞是如何被說出來的。真情與假意是水火不相容的。許多人都有他們的詩，他們會一段接一段地背誦，而且自己會沉醉於所背誦的詩。不信上帝的人這麼背詩時會讓人想到禱告。
恐懼這個詞兩種語言中都有：在我的母語中是一個音節，在羅馬尼亞語中是兩個音節：frica.
我知道，按照東正教的信仰孩子受洗時要脫光，腦袋要三次被浸入水中。一直到二十多年後我才嚇出一身冷汗。因為一位安全局的軍官對我說：我們把你按下水。還說：幸福會整死你。這樣我才第一次懂得了，幸福和不幸會在何處相遇。恐懼把我驅入語言的深層，母語和我生活過的那個國家的語言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它們彼此之間是如此陌生。因為對對方的恐懼沒有停止，所以它們就一直彼此觀望：
根據德國的迷信說法，誰要是看見流星就應該許個願，因為這個願望接下來就可以實現。而羅馬尼亞的迷信說法卻認為，有流星滑落的時候意味著有人在這一刻死去。在這兩種語言中都用野雞這一畫面來比喻人，在德語中人們用這個詞來形容愛吹牛的人，在羅馬尼亞語中則指失敗者。一種語言用這種禽的外表作為隱喻，另一種語言用它在獵人面前的無助性。因為野雞不能飛，它得跑。而子彈卻能飛，從而打中了它。德國的童話總是這麼開篇：從前；而羅馬尼亞的童話則這麼開頭：從前有一次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
這種對比無處不在，每天可見，數不勝數。它們體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觀照世界的標準可能性。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羅馬尼亞語提供的畫面更加直白，也就是說更大膽，詩意中並不摻雜安慰。我生活過的那個國家的語言對我來說從來沒有母語那麼親近，但我卻更喜歡羅馬尼亞語中的比喻。
新年時我在報紙中讀到：新年時的祝賀語“新年好！”源自意第緒語，卻沒有一本德國的字典中標明這一點。我問自己，一個國家中的大多數人是否早晚會琢磨一下，他們使用的語言中有哪些詞彙是外來語。是不是永遠和到處都只有少數人能看到這些借用的詞，而且他們看的時候是偷偷地用眼角一掃，就好像沒有一種語言會受到什麼饋贈似的。
在羅馬尼亞每個被說出的威脅都是羅馬尼亞語。一個國家使用的語言轉眼間就變成了官方語言。這麼看來德語在羅馬尼亞還算運氣不錯，比在東德走運，比在第三帝國也走運。我被迫看到，我生活過的那個國家的語言和我的母語，儘管二者觀察世界的角度如此不同，都可以成為兇手的語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處各國的所有語言都可以成為兇手的語言。我親身經歷了，這種事一旦開了頭，其進展會多麼神速。
彼此熟悉的人們在談話時也會談到德國的排外主義。他們會說：在別的國家也存在排外主義。是的，但我們生活在德國這裡。還沒有一個這裡的德國人對我說過：我不是這樣的人，而且你也認識很多別的不排外的人。
令我惱火的是：他們，那些本身行為無可指摘的人，顧左右而言他地提什麼別的國家。他們如此不理直氣壯，作為德國人不敢挺身而出。這也讓我想起那行詩：我們的心仍舊戰慄。
會這樣嗎？
鼠藥味道如何？
“我的梯子丟了，那梯子在園子裡用正好，現在它丟了。讓人偷走了，就是這麼回事。”那個上了歲數的女人說，“他們什麼都偷，自從他們來到這兒以後，人們就不能有什麼好東西了。”她指的是申請避難的人。
以這種方式罵人在村裡是再正常不過的，人們根本不需要說出“尋求避難者”或“外國人”這類字眼。這女人等待著別人附和她。
那位陪著我走到村邊的六十來歲的男人看到那位女人看見了他，就默默地點了點頭，他和她一樣住在下面村子裡，他正要陪我去山坡上的果園。他們以前聊過天，她認識他，也知道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現在他不能說出自己的觀點，這讓他很難受。因為我站在他的身邊，他知道我會憤怒地反駁的。他選擇沉默，因為他不願讓當地人看出自己的熟人持不同意見。這自然也是為了掩蓋一個事實：站在他身邊的人是個外國人。
幾個星期前他試圖讓我明白，我作為在羅馬尼亞生活過的德國人與外國人是有區別的。這次嘗試之後他就知道了，我對他這種區別對待和他那別有用心的偽善不買賬。
他彎腰去拿蘋果，那女人不滿地繼續往前走去。那女人走遠了之後，他對所發生的事仍舊不進行任何評論。他裝成好像根本沒有遇到那女人似的。
一個小時以後我走在他身旁，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路過那個村子。那村子與西德上千個別的村子看上去沒有什麼兩樣：到處收拾得井井有條，就好像天上既沒刮過風、也沒下過雨、沒有一次霜凍或是酷暑損害過房屋的顏色似的。就好像時間僅僅在人們的臉上留下了痕跡，而對房屋卻高抬貴手了。與貧窮國家相比，這裡的人也老得晚，而且老的方式也不同。我能夠想象，誰住在有桁架房屋、觀賞性灌木叢和晚秋植物的街上，是不願意聽貧窮這個詞的。上了年紀的人知道，戰後他們貧窮，人口也銳減了一半。因為他們知道，是希特勒挑起這場戰爭的。
他們打輸了這場戰爭，失去了房屋和家園，他們的民歌和習俗也被用來為這場戰爭服務。所以他們沒有權利抱怨。在希特勒以他們的名義蹂躪過的世界各地，人們視他們為怪物。他們拼命做苦工，為了逃避這滿目瘡痍的一切。
年輕人知道，對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貧窮國家永遠是許多人的夢想和極少數人的奢侈。僅僅是看見窮人的貧窮，這個村裡的居民都會感到恐懼。無論老少都很誇張，想象出來的恐懼轉變成仇恨。他們認為貧窮是有失身份的，特別是陌生人的貧窮不可理喻。他們脫離了貧窮，貧窮的是陌生人。他們太高貴，甚至不屑看到陌生人的貧窮。這完全是優越感思想在作祟。只有當他們出於仇恨想在貧困面前保衛自己的村子時，他們才覺得有家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