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的感知並非一成不變。它會在自己堅守的地方超越自己的界限。它是不可預見的，它指向的都是不確定的東西。它會被偶然所搖曳。當它將自己選出時，它的無常會與唯一的可能性相關聯。頭腦裡的食指不停地侵入。我們期待著這種侵入，卻從未準備好接受這種侵入。這是自己產生的不安。一種機械般精確的不安。它知道它將和我們去向哪裡。我們，只有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它是那個辮子邊走邊甩的小姑娘。我們是那個一直被拉在她身後亦步亦趨的小男孩。
這不安是在感知的靜謐中的一種侵襲。當人們嘗試著在文字中與不安的襲來相遇的時候，藉助一種旋轉一下子躍到無常之處，人們必須要以極其短促的節奏寫下他的句子，這些從各個方面看都開放的句子，為了能夠進行轉換。那是穿越空間的跳躍。那些掉下來的，開啟的或是沒有發出一絲聲響的，人們沒有寫下來的東西，會被人們在寫下來的東西中被感覺到。說出來的，在對待那些沒被說出來的，必須戰戰兢兢。
我是從其他作者的文章中意識到這一點的，我是從那些書裡感覺到的。那些在我讀書時包圍著我，循著自己的軌跡的東西，是從字裡行間掉落並被開啟的或是沒有發出一絲聲響的東西。是那些被省略的東西。
從被故意傾斜的，背靠背或頭並頭擠在一起的段落的次序中交錯地落下了許多片段，這個段落是應該享有優先權的。外部發生的東西會被那些肆意妄為的其他東西所衝破，它是來自內部的。然而，從內部而來的，片刻之後又會從外部湧進。
自傳，親身的經歷。是的，這很重要。寫作的時候，頭腦中的那根食指也在從經歷中尋找自生的感知。外部的環境會烙上印記。村民和市民是不一樣的。就算他們做同樣的事情，然而，做這件事的地點如此相異，以致他們做事情的內容也不盡相同了。這是處於邊緣上的異質。然而這邊緣還是在努力侵入，向中心進軍。
就這方面來說，我的一個寫作層面是那個巴納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我搬到城市以後的那些來訪也是非常重要的。後來，是那個極權主義國家羅馬尼亞。這個國家讓一切經歷都保留著自己的本身，因為權力的視線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後來稱之為“極權主義”和“國家”的東西，只是一個偏遠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
來自窪地的那隻德意志蛙象徵著對一種表達方式的尋找，為了一種感覺，一種被監視著的感覺。那隻德意志蛙在鄉下是一個看護者，是民族中心主義，是公眾的看法。那隻德意志蛙在一個託詞下將對於個人的控制合法化，這個託詞是：保留本性。在這些少數民族的語言中叫做“德意志民族特性”。然而這隻德意志蛙的眼睛一如既往地什麼都沒有成功地保留下來，因為這隻眼睛是強權的眼睛。本性經常會成為排斥，因為它是被強制地進行的。那隻德意志蛙把一切都變成了虛榮和禁止。它知道，當每個人都個性十足的時候，是不可能組成團體的。它手裡攥著它的不成文的法則。它以公眾意見的名義進行著評價和審判。對於個人腦子裡發生的事情，它評價為“恥辱”。對於個人對外做的事情，它評價為“罪過”。
那隻德意志蛙把每個大家庭都朝外地束在一起。在裡面，通過各種聯繫，暗湧著傷害、剝奪權利，還有細小的骯髒的報復和仇恨。那隻德意志蛙把親戚和鄰居都束縛在冰冷的附近，人們躲避和尋找著的附近。那隻德意志蛙把整個顫抖著的村子緊緊綁在一起。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相互交替著，從腦袋上方的多愁善感和憤憤不平構成的坡度上滋長著。
那隻德意志蛙是我所認識的第一個獨裁者。在幼兒園，在學校裡，它就已經開始從村子裡向外乜視了。它的瞳孔從那裡就轉向了那些還將保持一陣子抽象但後來又變得具體的東西：那個種族中心主義的國家，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那個因為不在人的頭腦裡而把每個人都變成自己的大怪物的“自覺意識”。於是欺騙的工作繼續完美地進行著，帶著表象的勞作。
或許一切都起自那個無害的甚至聽起來充滿詩意的鏡子前的禁令。“魔鬼坐在鏡子裡”，當我小時候往鏡子裡看的時候，祖母會這麼說。當我靜靜地站在那裡，甚至有些為自己而高興的時候，誰會知道為什麼我當時就知道了這不會持續呢，當我站在鏡子前時，祖母的聲音可能會悄悄地響起“早起唱歌的鳥兒被貓吃”。祖父當時也知道，他並不知道他知道什麼。
祖母的那些格言有時知道，它們並不知道它們知道什麼。
我唱著民歌，我不會其他的歌。人們也一起詠唱那些憂鬱的讚美詩。當一個人用半高的音調自吟自唱時，那些歌就已經走了樣。
我的父親從衝鋒隊裡學了一首歌：“假期證，你是所有證件裡最美的證”。當父親醉醺醺地自顧自地哼起這首歌時，它在某些地方就變得非常有力而又無助。當他的腦袋因為喝醉而搖晃成兩個的時候。他趴在廚房的桌子上用顫抖而微弱的聲音哼唱著這首歌。在他的雙眼裡還閃爍著那個衝鋒隊員。醉態使這首歌變得比它本身更加難以忍受，使它以另一種方式讓人生厭。這歌是關於從前線回來的休假。在這些平坦的田野之間，在那個偏遠的村落，在那把油膩的刀子後面，在他那長著老繭飽經滄桑的雙手後面，這首歌聽起來含著另一種方式的威脅。自從和平以來，我的父親還沒有休過假。他和戰爭之間已經相隔了這麼多年，他又唱起了這首關於從前線回來休假的歌。
他腦子裡的食指自然地將這首歌從醉意中調了出來，他沒有忘記這首歌旋律上的每一個音符，沒有忘記歌詞裡的每一個字母，這說明，他還是他曾經是的那個人。如同他的那些“戰友”們一樣，他也從來沒後悔唱過這首歌，就像他從來沒後悔過參加這場戰爭。
“如果我們贏了，這裡現在就是德國了”，我的祖父對我說。我站在院子裡，在草叢間，在石灰質的雞糞中。祖父用他那過於沉重的斧頭劈木柴，或是將用來當做飼料的蘿蔔弄碎。他呻吟著，極目遠眺，我的視線甚至可能會掠過一座座花園直到那一片高大茂密的玉米地。我在尋找他口中的“德國”。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後來我問他，“即使這裡成了德國，那將會付出怎樣的代價呢。你是個成年人，你怎麼能對一個孩子說這些呢。”
他只是搖著頭，“幸好你的叔叔已經不在人世了”，他說，“而且聽不到你的話了”。我的叔叔是他的兒子。那個時候我的叔叔在城裡上了大學，然後回來成為了村裡的理論家，他把民族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能夠為元首效勞的榮幸通知給了大家。他當時站在村子中心的一個大酒桶上口若懸河。那天是村裡教堂落成典禮的紀念日，納粹旗也懸掛到了電線杆上。那時還拍了很多照片。
對我來說，那個村子就像關於那場戰爭的一宗早已被束之高閣且無人問津的檔案。一個塵封已久的裝滿了當時的記憶的抽屜。
就這樣，我突然站在了外面，想站在外面。我忍受不了這些人民的節日，忍受不了那些黑皮靴的光澤。也忍受不了村子街道上的進行曲。
當母親在冬季的夜裡織毛衣時，我感到自己的咽喉被扼住了。因為我知道，當她還是個姑娘時，在那些打仗的冬天裡一邊編織毛衣，一邊哼唱著“黑棕色的是榛子”。那是“家鄉之夜”。在哼唱的時候，她想的不是那些擺動的灌木，不是那些或綠或黃或光禿禿地立在花園裡的灌木。她想的是“元首”，想的是那些離開村子奔向戰場的和她同樣年紀的男子們。在這樣的夜裡，毛衣針成了她的步槍。編織，棉線上的行軍。
這是一種行為，群體的行為。當她們獨處時，是另一種行為：她們認真地遵守著那個告誡“魔鬼坐在鏡子裡”。
當她們走向櫃子時，為了不看到自己的裸體，她們就朝天花板上看，因為每個房間裡都可能會發生一些被人們稱為“恥辱”和“不貞”的事情。人們必須得裸著身子朝鏡子裡看或是在穿長筒襪的時候想，別人觸碰到自己的皮膚。穿著衣服的時候，是個人，不穿的時候就不是。那張龐大的皮膚啊。
鏡子是有毀滅性的。祖母的告誡和格言都知曉這一點。
關於感知自己的禁令在與物品打交道時也起了作用：木頭摸起來很舒服。我在上面來回摩挲著，可當我發現我摩挲的是一扇門時，便不寒而慄。
那隻德意志蛙的禁令盤桓在那些讓人感覺親近的行為方式之間：
父親允許我給他分頭路，扎領結，金屬的壓發扣緊緊貼到頭皮上。父親允許我解開他的頭巾，給他披上三角形的披肩，戴上項鍊。他只是不允許我把手伸到他的臉上。如果我有意或無意地這樣做了，他會把領結和壓發扣還有頭巾和項鍊統統扯下來，用胳膊肘兒把我推開，大聲喊道：走開！通過一次，我便永遠地記住了，他不能忍受別人把手伸到他臉上去。
我們總是手足無措地站在這些東西面前。每當我們做點兒什麼事情，它們就出現在那裡。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們做的事什麼時候在哪裡會把我們分開。只是這就已經讓我們變得可以被忍受了。只有當我們比折磨著我們的東西更無助的時候，我們才是可以被忍受的。
令人不解的是，我們不停地在改變自己，恰恰是因為我們對此一無所知，而改變了自己。我們在無數次重複後依然沒有領會到這一點，這樣，我們就變成了另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