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改變這一點：我穿著那件仍在生長的綠色襯衣，用石頭敲擊了胡桃兩次，廚房裡的餐具搖晃著，胡桃就打開了。我吃胡桃的時候，保羅過來了，被敲擊聲嚇住了，他穿著睡衣褲，喝上一兩杯水，如果像昨天晚上那樣喝得酩酊大醉，那就喝上兩杯水。我不用聽明白他說的每一句話，也知道他喝水的時候說什麼：你不是真的相信胡桃有什麼作用吧。我當然不會真的相信，正如我不是真的相信所有我養成習慣的東西。我是越來越頑固不化了。
既然我想這樣，你就讓我相信吧。
保羅不會再作任何補充了，因為我們兩個人都知道，一個人在審訊前腦袋裡必須有空間，不應該去爭吵。儘管我有胡桃，但絕大多數審訊還是漫長得折磨人。只是我從哪兒知道，如果沒有胡桃，審訊不會變得更糟呢。保羅不明白，我依然更多地依賴於我養成習慣的東西，而他則以自己溼漉漉的嘴巴和喝光的杯子對它們表示蔑視，然後將杯子放好。
一個人被傳訊的時候，會對那些有用的東西養成習慣。是真是假並不重要。其他人未必，我卻對那些東西養成了習慣，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悄悄過來了。
保羅說：
你就不用搭理它們了。
相反，他常常思考我被傳訊時那些等待我回答的問題。這是很有必要的，他說，而我做的，那是瘋了。要是他給我準備的問題正是我所期待的，那是很有必要的。可迄今為止，他提的都是另外一些問題。
說那些我已經養成習慣的東西對我有用，那是要求過高了。它們有用，但不是對我有用。一些東西，它頂多就是過日子的那種生活。人們對此不應該指望自己獲得腦袋裡的幸福。對生活可以談得很多。對幸福沒什麼好談的，否則它就不再是幸福了。甚至連人們錯過的幸福，也是經受不住談論的。在那些我所養成習慣的東西那裡，涉及的是日子，而不是幸福。
保羅無疑說得對，胡桃和那件仍在生長的襯衣，只是在額外地製造恐懼。那又能怎樣，如果一個人只能夠製造恐懼，為什麼還希望製造自己的幸福呢。我在安安靜靜地為此忙碌著，不像其他人那樣提出很高的要求。誰也不會渴望由另一個人製造的恐懼。對於幸福，那就相反了，因此這不是好的目標，不適用於任何一天。
那件仍在生長的綠色襯衣，有一粒很大的珠光紐扣，是我從廠裡眾多的紐扣中特地為莉莉找出來的。
審訊時，我坐在一張小桌子旁，轉動那粒紐扣，即便所有的神經在我的心裡發出轟鳴聲，我也會平心靜氣地回答。阿布在來回踱步，他必須正確地提問，這使他心煩意亂，正如我必須正確地回答同樣使我心煩意亂一樣。只要我處之泰然，他就會把一些東西，甚至所有的一切都錯誤處理了。當審訊結束回家時，我穿上了那件灰色襯衣。它意味著：這件襯衣，它還在等待。它是保羅的。當然，因為這些名字我常常懷疑。可它們還沒有什麼壞處，連我不被傳訊的時候也沒有。那件仍在生長的襯衣幫了我的忙，而那件仍在等待的襯衣可能幫了保羅的忙。他心急如焚地擔心我，如果他坐在房間裡等待、喝酒或者在城裡四處酗酒，我也同樣心急如焚地擔心他。如果一個人必須自己離開，將恐懼帶走，讓幸福留下來，由另一個人等待著，那麼他的日子就要輕鬆得多。坐在家裡等待，就會把時間拉長直至斷裂，恐懼將升至極點。
至於我相信那些我已經養成習慣的東西，那是一個人無能為力的事。阿布嚷道：
你瞧，這些東西吻合了。
我轉動我襯衣上的那粒大紐扣，說道：在您那裡是，在我這裡不是。
戴草帽的老人快要下車的時候，用一雙無神的眼睛朝我瞅了瞅。現在，有一個父親抱著一個孩子坐在對面座位上，把自己的大腿放到了過道上。他不想與從自己身邊經過的城市景物有任何瓜葛。他的孩子將食指塞到父親的鼻孔裡。彎曲手指，尋找鼻屎，這是一個人早就學會的事。到了後來，人家會告訴他，一個人在自己的鼻子裡尋找鼻屎，而且只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才可以這麼做。對這位父親來說，這個還不晚，他微笑著，或許這麼做對他很有好處。有軌電車在一個不是車站的地方停了下來，駕駛員下車了。誰知道我們要在這裡停留多久。現在還是上午，他就在那段線路中間浪費了大家一段時間。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隨心所欲地做點什麼。他到那邊的商店去了，還給自己的襯衫和褲子整理了一下，不讓人看到是他將有軌電車停在大路中央不聞不問了。他擺出一副架子來，好像純粹是因為坐在長沙發上太無聊，出去溜達一下曬曬太陽而已。如果他想在商店裡買點什麼東西，他必須說出自己是誰，否則就必須排長隊等候。如果他只是想喝咖啡的話，那但願是站著喝。就算白酒那裡開著窗口，他也是不允許喝的。除了他之外，坐在這裡的所有人，都有權聞一下白酒的芳香。可他裝出完全相反的樣子。因為我必須在十點整到達，關於白酒這件事，我倒和他處於同樣的境地了。我倒寧可是因為他的緣故而不是因為我才放棄購買白酒的。誰知道他何時回來呢。
自從我把幸福放在家裡之後，有人行吻手禮時我不再像從前那樣麻木了。我把手關節彎曲到上面，阿布說話就不再毫無阻礙了。我和保羅練習過吻手禮的動作。因為我們想知道，阿布中指上的印章戒指是否對行吻手禮時壓傷手指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我用一塊橡皮和一粒大衣紐扣做成了一枚戒指。我們交替戴著這枚戒指，引得我們縱聲大笑，失去了當初訓練的緣由。從此以後我知道，我的手指不應該突然向上彎曲，而始終應該漸漸向上彎曲。這樣的話，手指節骨在他的牙齦旁，他也就無法說話了。有時候，阿布吻手的時候，我會想起和保羅練習的情景來。於是，我指甲的疼痛和唾沫不會使我感到屈辱了。人們可以從中學到東西，但我不能挑明這一點，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放聲大笑的。
在我和保羅居住的塔樓房旁邊，人們溜達時從大街上或者從小汽車裡可以看到大樓入口，還能仔細觀察下面樓層的動靜。從六樓再往高處，房子就太高了，當然你需要各種技巧才能看得到細節。此外，塔樓房大約在其中間高度位置開始向外彎曲。如果一個人仰望時間很長，他的眼睛就要跑到自己的額頭上去了。我經常做這方面的試驗，我的脖子都累酸了。塔樓房十二年前就是如此，從一開始就這樣，保羅說。如果我想給某個人解釋我住在哪兒，我只需說我就住在那幢滑落的塔樓房裡。城裡的每個人都知道那是在哪兒，都會問道：
你不擔心那房子倒塌嗎？
我不擔心，裡面有鋼筋混凝土呢。因為這些人在含沙射影的同時還朝地下看去，彷彿我的臉會讓他們頭暈眼花似的，我就說道：
還不如說所有其他的房子倒塌呢，在這座城市裡。
於是，他們點點頭，以捕捉脖子上血管的跳動。
我們的房子位居高處，對我們來說是有利條件，但也有缺點，我和保羅從這裡無法看清樓下發生的事。從八樓那裡就無法看清比行李箱更小的物體了，那麼有誰並且在什麼時候扛著一隻箱子，就不得而知了。衣服變得模糊起來，它們的顏色成了大斑點，頭髮和衣服之間的臉孔成了小斑點。你完全可以猜測，鼻子、眼睛或者牙齒在小斑點裡是什麼模樣，可這有什麼用呢。你可以從走路姿勢判斷，是老人還是孩子。塔樓房和商業大街之間的草地上堆放著垃圾桶，垃圾桶旁邊是人行道。
從人行道出來有兩條小路常常會錯過，就在垃圾桶附近。從這裡高處俯視，垃圾桶就是被翻亂了的沒有櫃子門的櫃子。每月一次垃圾被焚燒，煙霧冉冉上升，侵蝕人的身體。如果窗戶沒有關上，人的眼睛會痠痛，脖子會生疥瘡。這種事大多數發生在商業大街上，很遺憾我們只看到了它們的後門。正如我們常常清點的那樣，我們從沒有成功地將二十七個後門分攤到飲食店、麵包店、蔬菜店、藥房、酒吧、鞋店、理髮店和幼兒園這八個前門身上。儘管馬路後面的建築物牆上開了許多門，但許多送貨車還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
老鞋匠抱怨地方狹小，還有老鼠。店鋪的工作臺周圍用木板釘住。
這個鋪子是我的前任做的，當時是新搭建的，鞋匠說，木板牆當時也有。我的前任沒想到，或者他沒有興趣去考慮，那些木板他並沒有用過。我把釘子打了進去，自從鞋子掛到了鞋帶兒、皮帶或者高而尖的鞋後跟兒上面之後，就沒什麼要咬的了。老鼠咬，我得掏錢，這可不行。尤其在冬天，因為飢餓在增長。木板後面的空間大得像大廳。剛開始的時候，有一次，那是一個節假日，我到店鋪來，在下面的桌子後面鬆開了兩塊木板，用手電筒往裡面一照。人是哪兒都進不去的，整個地板在顫動，發出吱吱尖叫，他說，全是老鼠窩。它們不需要門，只需要地上的過道就行。牆上到處都是插座，馬路後面的建築物牆上還開了許多後門，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兒。你都不用打開一條門縫寬，把老鼠趕出去至少需要幾個小時。修理鋪的門只是鐵皮，商業大街後面的建築牆上，超過一半的門都是固定在牆上的鐵皮。人們想節省混凝土，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給戰事準備的吧。戰爭總是會有的，他笑了起來，可不是在我們這裡。俄國人和我們簽訂了協議，他們不會來。他們把需要的東西運到莫斯科，吃掉我們的糧食和我們的肉。他們把飢餓和棍棒留給我們。想要征服我們，那是要付出代價的。每一個國家因為沒有我們而感到高興，甚至俄國人也是。
駕駛員過來了，他在吃一個小麵包，一副不急不忙的樣子。他的襯衫又從褲子裡滑出來了，好像他一直在開車似的。他的手裡拿著那個小麵包，鼓著腮幫子，撫摩一下自己的頭髮，一張哭喪著的臉，像是咀嚼時需要那樣。在臺階這裡他邁著優雅的步子，但不是做給我們看的。他對我們做出一張冷臉，好讓車上的人誰也不敢對他說什麼。他上車了，另一隻手裡拿著另一個小麵包，第三個小麵包從他的襯衫口袋裡露了出來。有軌電車徐徐開動。
帶孩子的那個父親這時已經把他的大腿從過道里伸到了座位中間。孩子在舔車窗玻璃，父親抓住孩子的脖子，好讓他那淡紅色的小舌頭夠得著上面的玻璃，而不致從那裡掉下來。孩子轉動腦袋看看，一把抓住父親的耳朵，開始喋喋不休地說話。他沒有將孩子溼漉漉的下巴擦乾淨。或許他在傾聽。可是他不知道想到哪兒去了，透過車窗玻璃上的唾沫向外看，窗玻璃變成這種樣子似乎是因為玻璃上面自己滴下唾沫。他的後腦勺上長著獸毛一樣濃密的短髮。那上面一塊傷疤的地方沒長頭髮。
夏天來臨，有人開始穿著短袖衣服四處閒逛。那時候，我和保羅有整整一個星期懷疑一名男子。一直到今天，這個人每天七點五十分空著手從商業大街出來，從人行道溜達到垃圾桶周圍，再重新到人行道，再回到商業大街。保羅那時也太笨了，他將廢紙塞滿塑料袋，將塑料袋拿在手裡，開始尾隨在那名男子身後。一直到中午一點，他才回來，手裡拿著一個長而白的麵包，他完全可以把麵包藏在腋下帶回來。第二天早上，他在七點一刻到了大街，然後在七點五十分，就在那名男子在垃圾桶周圍溜達時，帶著那個折裂的麵包回家了。那人約莫四十歲左右，戴一條十字架金項鍊，一隻內臂上有鐵錨，另一隻內臂上有“安娜”字樣的刺青。他住在桑樹大街的一幢淡綠色行列式住宅裡，每天早上，在到垃圾桶周圍溜達前，他都要將一名哭泣的男孩交到幼兒園去。他從幼兒園回家，除了消遣之外，在我們的居住小區裡恐怕找不到什麼東西。儘管每天繞道而行並不是什麼消遣。保羅說：
因為就在酒吧附近，所以他到垃圾桶那裡去。前不久因為心情不好，他去過那裡。發酵垃圾的白酒氣味多少減輕了他的內疚心理，他可能掉轉頭來，在酒吧裡要了第一杯白酒。所有其他一杯一杯白酒都是自然而然來了。大約九點的時候，有一個人坐在他邊上，那個人只是喝了兩杯咖啡，坐在桌旁，到十二點差五分結束，因為這時候他必須去接回那個孩子了。如果看到他在等，孩子中午也會哭泣。
對我來說，垃圾桶聞起來並沒有白酒的臭味，對喝酒的人而言，那可能就另當別論了。可今天，他既然在下面走路，為何還要抬起頭來仰望呢？而那個穿著短袖棕色夏裝的五十歲男人究竟怎麼啦？為何要陪著他呢？如果保羅說，為了在回家路上不會對酒癮產生負罪感，有人伸出脖子望天，我想他是在說他自己吧。還有，孩子看到他為何要哭泣呢，或許是人地生疏吧。保羅說這話的時候，並沒有起過疑心：
誰借過這個孩子啦？
他從不去買東西，否則他就知道，那些人之所以要借孩子，是因為他們可以在商店裡買到更多份額的肉、牛奶和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