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死後儘管對我們來說是段困難的時期，然而卻也是一種解脫。
這事一直就像是看著一個人在尼亞加拉大瀑布上空搖搖擺擺地走鋼絲。儘管實際上他在一段時間以後才放棄努力，可在他一開始動搖時，他的命運顯然就已經註定了。掉下來這件事本身幾乎成了高xdx潮之後令人掃興的結尾。
牧師沒有在葬禮上發表頌詞，我不得不因此而對他肅然起敬。他沒有說什麼一個偉人在年富力強之時被悲慘地從我們身邊奪走之類的廢話。
相反，他用幾句話說了說我們大家都希望亨利·希勒那困惑的靈魂能終於獲得安寧。他沒有再多說什麼。
奇怪的是，聽到對真情的證實比使虛偽的神話永恆能使人得到更大的安慰。
我們的生活沒有多大的變化。這並不奇怪。父親就那麼從我們生活的外圍消失了，剩下的是在他去世前就已經沒有了他的這個家庭單位。
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我的生活節奏更緊張了。我被選中代表學校參加全州鋼琴比賽，得了第二名。
要是在一年前，只要能被邀請參加我就會欣喜若狂，可現在沒能獲得全勝都使我非常失望。
坐車回家時，我的教師亞當先生安慰我，他說得金獎的馬裡薩·格林菲爾德其實演奏技巧並不高於我，只是演出效果比我好。
“她有獲勝者的風度，走上臺去時樣子充滿信心，生氣勃勃，而且完全進入了音樂的境界。”
“可我也完全是這樣啊，見鬼。”
“我知道，可她善於為評委塑造出一個引人注目的形象，而你只是一個平常的你，在進行著無懈可擊的演奏。如果參賽者都在屏幕後面表演，你肯定會大獲全勝。”
在比賽後舉行的聚會上，馬裡薩竟然走了過來，提議我們合作搞個鋼琴二重奏的音樂會。我感到得意，而且也許真應該那麼辦。但我想上醫學院，得上實驗課，不用說還得應付學校的大學入學考試了。
不過我們仍交換了電話號碼，並說以後要保持聯繫。一天晚上，我到初級中學去演出（發展自己引人注目的天賦）沒在家，她打來了電話，不知怎的，我一直也沒找到機會給她回電話。
經過兩小時的試聽，密執安大學音樂系向我提供了全額獎學金。我興奮得不知所措，從安阿伯駕雲般回到家裡。但只是在我把這消息和母親及弟弟分享時才真正明白了它的意義。
在隨之而來的慶賀中，我讓媽媽把她節衣縮食為了我上大學而存下的錢用來給自己買輛她十分需要的新車。可她堅決認為我不應該因我的成功而受到不公平待遇，我應把這錢用在能給我帶來快樂的東西上。很明顯，唯一的選擇是一架二手鋼琴。在某次尋找住處時，我發現了一個非常通融的女房東，她喜歡古典音樂，有一間空房子出租，允許我把鋼琴搬去。（“不過，請發發慈悲，馬修，別來搖滾樂。”）
毫不奇怪，離家的時間臨近時，我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面我不放心媽媽和蔡茲，另一方面，沒有他們我感到很害怕。
此後的4年是充滿了繞樑餘音的4年。
儘管醫科大學預科的理科課程無疑是為摧毀人的靈魂而設的，但主修音樂卻使我的靈魂變得堅不可摧。在鋼琴之外我又探索了管絃樂的寶藏，愛上了歌劇，為達到語言要求而因此選修了意大利語。現在我在聽《費加羅的婚禮》①時，就能體會到歌劇劇本作者的技巧是如何增強了作曲家藝術的感染力。莫扎特本身就十分偉大，但莫扎特加上達·蓬特②——那簡直是感官的天仙宴了。
①奧地利天才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創作的歌劇。
②達·蓬特（1749—1838），意大利詩人、歌詞作者。1783年與莫扎特結識，為他創作了3部歌劇，《費加羅的婚禮》為其中之一。
我的生活道路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從我記事時起，就一直在工作和憂慮的黑暗曲折道路上艱苦跋涉，現在終於踏上了陽光普照的。一直伸向藍色無雲的地平線的大平原。我甚至還發現，這些新奇的感受有著一個名字：幸福。
我作為一名鋼琴獨奏家，和各個室內樂團一起演出，使我成了校園裡的大人物。當我在把自己介紹給比較漂亮的、聰明的女同學時，這一點極大地增強了我的自信。
然而，大學一年級裡最有意義的事要算遇到了埃維。
她熱情美麗，給人以面目清新的感覺。她有著棕色的短髮、具有感染力的微笑和永遠放射出樂觀的光芒的淡褐色大眼睛。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是一名極有才能的大提琴手。
從在衣阿華州艾姆斯市的童年時代開始，她就立志要以心目中的英雄傑奎琳·杜佩雷為榜樣。我們常在一起聽我們能搞到手的每一張傑基①拉大提琴的唱片，她和她那鋼琴家丈夫丹尼爾·巴倫波姆的配合流暢動人。我們老是聽這些唱片，把密紋唱片的紋道幾乎都磨平了。
①傑基，傑奎琳的愛稱。
儘管我們在一起度過幾乎所有醒著的時刻，埃維卻不是我的情人。我們只不過是彼此在對方身上找到了一直希望在最好的朋友身上找到的那些品質。
我們認識時她已經是二年級的學生了。開始時，我懷疑她對我這樣一個天真的年輕人如此友好，定有利己的動機。我的意思是，大提琴手需要有人伴奏，我最擅長於和最優秀的大提琴手一起做的一件事就是見譜就彈。
我猜當時我們並未充分理解我們間關係的獨特可貴。我的意思是，它由莫扎特和巴赫開始，結果是涉及所有一切。姑且稱之為和諧的相互瞭解吧。
我們互相吐露不對任何別人說的事情，不光是我們對誰和誰交朋友的看法，而且是更為切身的事：我們都曾在應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的問題上苦苦奮鬥過。
韋伯斯特先生和太大都強烈反對女兒成為職業音樂家，他們真心地認為這和婚姻是不相容的，而婚姻應是每一個女孩子的首選事業。
如果埃維的父母勝利了的話，埃維就會在當地的師範學院學習，然後也許教上幾年中學後嫁給一個拿著大學文憑回到艾姆斯來從事某一專門職業的好小夥子。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他們不理解大提琴對你意味著什麼？”我問道。她企圖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我母親是個很好的人，她確實認為我一生的音樂‘需要’都應能在星期日的教堂唱詩班和每個聖誕節演奏亨德爾①的《彌賽亞》中得到充分的滿足。”
①亨德爾（1685-1759），巴洛克後期偉大的德國作曲家，後入英國籍。《彌賽亞》為其名作之一。
“那你對大提琴的熱愛是從哪兒來的呢？”
“從母親的姐姐莉莉姨媽那兒。她在意大利學習過，和一個三人演出小組一起在歐洲巡迴演出了一段時期，後來回來教音樂，直到去世。她一直沒有結婚。從我5歲起，凡在開車能去的距離之內的音樂會她都帶著我去——有時候一直開到德梅因。我喜歡像魯賓斯坦①和海費茲②這樣的大師，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對音樂的關心，甘冒冬天的風雪來為我們這些鄉巴佬演出。姨媽去世後把大提琴留給了我，還專門留了一筆錢，供‘埃維進一步的音樂教育’之用。”
“這可太棒了，你該用她的名字給你的第一個孩子取名。”
“我會的，”埃維微笑道，“不過得是個女孩才行。”
當然，我們間的談話也不都是觸及內心深處的。畢竟我們天天見面，肯定會談些諸如學期論文、橄欖球賽，以及即將到來的讓·科克託③電影節等一般話題。
①魯賓斯坦（1887-1982），美籍俄國鋼琴家，被認為是20世紀第一流的鋼琴曲目解釋者。
②海費茲（1901-），立陶宛出生的美國鋼琴家。
③讓·科克託（1889-1963），20世紀法國藝術家。他多才多藝，兼擅詩歌、小說、戲劇、電影、小品文、芭蕾舞劇及繪畫。
不過埃維經常需要糾正她的男朋友們對我們關係的性質方面的誤會。即使在她介紹我和她的一兩個漂亮女友約會後，仍有一些她的男友不相信她的話。而我那時對音樂——以及我剛得到的自由——太入迷了，所以對任何持久的關係都不感興趣。
還有那些星期六的夜晚，我們像兩個虔誠的修道士一樣公然放棄了大學生的其他享受——如啤酒，保齡球——沉溺在我們為自己創造的獨特的世界裡，練著一支又一支樂曲。
那些年裡，最“動情”的時刻就是我和埃維一起練習的時候。我們一起練的時間很長，幾乎練遍了所有主要的鋼琴和大提琴曲。我愛看她在全神貫注地練特別難的樂段指法時不自覺地用舌頭舔下嘴唇的樣子。有時候我們會一個多小時互相之間一個字也不說。當你和一個非常瞭解的人一起演奏時，你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一種本能——這是非常深刻的交流，不是一般談話所能完成的。是這種藝術經歷使我們進入了更為親密的友誼關係。
當然，我們除了在音樂上，還在精神上互相支持。我能記得起來的一次是我給她伴奏福萊①的《西西里人》。她選了這支曲子作為她4年級春季學期的學位獨奏曲。我對自己要演奏的部分非常熟悉，所以可以偷偷看上教授們幾眼，知道她給他們的印象非常好。
①福萊（1841-1924），法國作曲家，對現代法國音樂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正如我所料，她得了優——我得到了她最長時間、最熱烈的擁抱。第二天早上我還能在套頭衫上聞到她的香水味兒。
在我決定今後方向的困難時期中，她給了我很大幫助，對此我一直十分感激。隨著每一個學期的過去，我離不可避免的十字路口越來越近了。
我應該選擇哪條路呢？
教授們也沒有使事情變得容易一些。他們似乎在積極地進行著拔河比賽，想把我或拉向音樂，或拉向醫藥。我感到自己彷彿正在被撕成兩半。
埃維是我唯一能與之討論這件事的人。她並不往哪一邊推我，而是鼓起我的信心，好自己做出選擇。
“你可以成為一名專業鋼琴家，”她斷言道，“我是說，你有著使音樂大師區別於一個技術嫻熟的鋼琴師的天才的閃光。你是知道這一點的，馬特，對不對？”
我點了點頭。我一輩子都想演奏下去，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部分的我卻無法想像自己過一種不去幫助別人、不還之於社會的生活——也許這是從母親那裡繼承下來的。
埃維也理解這一點，她十分小心地不去影響我的選擇。她總是充滿同情地坐在那裡，聽我無盡無休地和自己辯論。
那年夏天是最嚴酷的考驗。
當埃維到阿斯朋①音樂節去上羅傑·約瑟夫森的名師大提琴班時，我在大學醫院裡幹著衛生員的苦活。
①阿斯朋，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城市，夏季在此舉辦音樂節。
記得一天夜裡我在小兒科病房值夜班的時候，一個昏迷的小女孩好像在抽泣。我向護士報告，她們堅持說她完全處於麻醉狀態，根本不可能感覺到任何痛苦。
儘管如此，我下班後還是到她床邊坐下，握住了孩子的手。她突然安靜了下來。
我在她床邊幾乎一直坐到天亮。女孩肯定意識到我一直在陪著她，因為她醒來時對我輕輕一笑，並且說：“謝謝你，大夫。”
我打電話給埃維，告訴她我已經拿定了主意。
“我真高興，馬修。”
“高興我要當醫生？”
“不，”她親切地說，“高興你終於做出了決定。”
我也一樣。
在四年級上了一半的時候，埃維得到了好消息。由於約瑟夫森替她說了話，她得到了去朱利尼德音樂學院的獎學金。
她求我申請上紐約的醫學院，這樣我們就可以仍在一起演奏。我考慮後覺得這念頭很有吸引力——儘管蔡茲已被密執安大學錄取，秋天就要來入學了。
總之，我到醫科顧問的辦公室去抱回了一大堆紐約和其他很吸引人的地方的小冊子，開始仔細研究起來。
終於，埃維要離開的時間到了。我猜想大多數好朋友會出去吃一頓告別餐啦什麼的，但在如何度過在一起的最後一晚這件事上，我們有自己的主意。我們在傍晚6點左右到了我們最喜愛的練琴室，直到午夜守門人羅恩來趕我們走時仍在裡面。我們向他解釋了這一時刻的特別意義，他同意先去鎖別處的門，我們可以練完正練著的這支曲子。
就這樣，我們練完了西澤·弗蘭克①的《A大調奏鳴曲》，傑奎琳·杜佩雷和丹尼爾·巴倫波姆不久前剛剛錄製了這支樂曲的唱片。
①西澤·弗蘭克（1822-1890），法籍比利時作曲家，19世紀後半葉法國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樂充滿了哀傷和渴望，我們演奏時其情之深，超過了我們一起演奏的任何時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機場。我們擁抱告別後她走了。
我驅車回家，車子裡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腳的弟弟來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個大人了，迫不及待地準備開始生活。
自然，他對於生活的想法，無疑受到了我們童年時心理上不穩定的強烈影響。他似乎急於要建立起一個安穩的家。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連專業都沒選定，就選好了一個固定的女朋友。
不過幾個月的時間，他和一個滿臉雀斑、會彈吉他的同班同學埃倫·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們住在離大學乘公共汽車有25分鐘路程的普蘭菲爾德一座兩家合住的樓房的頂層。
在這段時間裡，我忙著寫4年級的音樂論文，同時在有機化學課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樣，不過是科學上的。
每週幾個晚上（在11點電話費打折以後），埃維和我就在電話上聊天。這不如“活生生的”談話那麼令人滿足——當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樂——但是能聽到她對從我的女朋友到論文等一切問題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對論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認為有可能發表。
我論文寫的是威爾第寫出了《遊吟詩人》和《茶花女》的那充滿靈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夠看出他兩部歌劇在風格上的相似之處，以及他作為管絃樂大師的成長過程。真像是鑽到了這位音樂家的腦袋裡面。顯然，兩位評閱人和埃維有同感，因為他們給了我A+。
媽媽在感恩節來看我們的時候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驚喜。他的名字叫馬爾科姆·赫恩，是個醫學博士。我原來就覺得最近有人走進了她的生活，這個預感證明是對的。
他是個離了婚的外科醫生，孩子已經成年。馬爾科姆看來不僅是個具有幽默感的熱情可靠的人（他對世界的看法和父親的完全相反），而且還有那麼點兒是個音樂家，確切地說，是個男高音，而且是個不折不扣的男高音，不用欺騙或假聲就能唱到高音C。僅此一點就會使他成為任何一次演唱活動中受人歡迎的客人。馬爾①已經是醫院男聲四重唱中的明星了。聽他唱悄得有勇氣》中高昂的高對位調肯定會使最愁眉不展的聽眾臉上也露出笑容。最重要的是，看來他確實很喜歡母親，現在母親有真正的第二次獲得幸福的機會了。
①馬爾，馬爾科姆的暱稱。
埃維聽到了關於馬爾科姆的事非常高興。（一個外科醫生，一個很好的男人，而且還是個高音“C”？真是好得讓人難以相信！）
我對她說，在聖誕節見到他時由她自己得出結論吧。
“哦，馬修，我正要鼓起勇氣來告訴你，恐怕我是去不了啦。羅傑和我——”
“羅傑？”我懷著毫無理性的嫉妒問道，“你是指名家約瑟夫森嗎？”
“呃，是他。其實剛才是他接的電話。”
“嘿——”我突然不好意思地說，“你該告訴我我打攪了你。”
“你永遠也不會打攪我。再說，我們的事我都對他說了。我說，你和我們一起到糖械林去滑一個星期的雪怎麼樣？”
“哎呀，我要能去就好了。可是功課簡直把我給埋上了，我幾乎都擠不出一天來回家。不管怎樣，祝你聖誕節快樂。”
我掛上電話，覺得自己笨得像頭驢。我早了整整一個月向埃維祝賀節日。
我留在了安阿伯上醫學院。這樣，即使在他們結婚以後，我仍然可以經常見到蔡茲和埃倫（他在畜類保護協會找到了做執行教練的工作，而她開始讀師範學位）。
那年結婚很流行。8月，埃維和羅傑在坦戈伍德也結成了連理，羅傑正在那裡在朱賓·梅塔①的指揮下演出德沃夏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兩天到了那兒，因為當羅傑去參加最後一次單身漢聚會時，埃維突然感到一陣膽怯（我只能這樣形容）。（“我是說，馬特，他是這麼有名，而且——這麼成熟。他幹嗎要娶我這麼一個孩子？”）
①梅塔（1936-），印度管絃樂隊指揮。1978年起任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音樂指導。
我設法使她相信，像羅傑這樣的人很聰明，知道她是個多麼與眾不同的人。在這一點上，不管誰娶了她都會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男人。這一不可避免的危機在開香檳酒瓶塞和閃光燈的砰砰聲中早已被忘得一乾二淨了。
至於我嘛，慶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禮後一些客人開的音樂會，似乎我收藏的錄音帶的一半作者都親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後就一頭鑽進了醫療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維終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學業，以便能和羅傑一起巡迴演出。這樣，我們就逐漸疏遠了。
即使在成了個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後，蔡茲和我仍然每個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並進行兄弟間的談話。
他依然有著問令人不快的問題的習慣。
“你有機會的時候卻沒有和埃維結婚，覺得後悔嗎？”他天真地問道。
“行不通的。我們就像兄妹一樣。”
“那你為什麼那麼痛苦？”
“我沒覺得痛苦，蔡茲。我只是為去非洲的面試感到緊張。”
“非洲？”他難以置信地問道，“啊，你一定是想參加美國軍團，好把她給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責備道，然後承認自己向國際醫療隊申請了一份工作。這個組織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區建立醫療站，給貧窮和政治鬥爭的受害者治病。
“嘿，聽起來這倒挺適合你的利他主義特點。有危險嗎？”
“那就要看他們把你派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立特里亞，那兒正在打內戰。不過他們對我說，雙方都還沒有愚蠢到向醫生開槍的程度。”
“反正，別忘了在睡衣上別上‘醫生’的牌子，”蔡茲懷著明顯的關切開玩笑地說，“你什麼時候知道消息？”
“下個星期，到巴黎去面試以後。”
“你是說，你已經到了要面試的階段了，可連你的親弟弟都沒告訴？”
“我是想如果失敗的話，我最好先不聲張。”
“得了，馬特，你從來不會失敗。”
“呃，”我笑著說道，“這對我來說，可能是個意義重大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