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弗朗索瓦，你不能硬要我這麼幹。”
如果這是軍隊，我就會被送上軍事法庭。
當我投身於這一使命時，我曾認為不會有任何任務能可惜或令人不安到無法執行的地步，但是我錯了。我發現自己無法拿著武器向另一個人瞄準，然後扣動扳機。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所有的人裡，居然是弗朗索瓦在對我的和平主義進行考驗。
“聽著，馬修，你得現實點。這些大門外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進行一場戰爭。你可能會發現需要保衛你的病人的安全。為了他們，同時也為了你自己，你有責任學會使用這把槍。”
但是他身不由己的舉動表露了他真正的情感：從他那小心翼翼地在手指頭上吊著那把.38口徑的自動手槍的樣子可以看出，他也非常厭惡用訓練來拯救生命的手去握導致死亡的工具。“讓我告訴你吧，為了減輕你的負罪感，我建議做出下列妥協：學會使用這個東西，把真正需要開槍的決定推遲到問題直接面對你的時候。”
他停了下來，惱怒地吸了一口氣，補充道：“至少答應我做一下選擇。”
我讓步了。
此後的兩個星期，每天早上6點半鐘，我們大家都聚集在大院的一個偏僻角落，儘可能遠離每天早在醫生開門前很久就排在門外的大群病人。
弗朗索瓦展現出了他一直不為人知的藝術天資——他做了3個硬紙板人形，在心臟部位貼上了6個同心圓。然後他把“哈潑”、“奇柯”和“格羅丘”分別放在10米、20米和30米之外，向我們演示怎樣以無情的準確性將它們處死。我的一些醫生同事，包括西爾維亞，很喜歡這種練習。然而，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成了我們之中的神槍手，甚至連弗朗索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希勒，你要是有朝一日給人治病治膩了，可以去做個黑手黨的殺手。”他開玩笑說。不用說，我並沒有笑。
弗朗索瓦的槍迅速具有了護身符的地位。它成了我們的亞瑟王神劍：它將在邪惡下保護我們，使我們能不受傷害地完成我們神聖的職責。
我們1978年到達的時候，內戰發展到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向來愛冒險的蘇聯人捲入進來，大規模地重新武裝了埃塞俄比亞政權。他們大大增強了的軍火實力，使形勢對厄立特里亞起義者非常不利，在撤退中到處遭到了流血浩劫。
這些挫折使大批群眾流離失所，聯合國的救濟人員拼命設立難民營。在甘契瓦以東40英里我們這個地區最新建立的一個難民營裡僅有兩名護士、簡單的急救設備和一些治療諸如隨處可見、死亡率極高（特別在兒童中）的痢疾等病的“看家藥”。由於我們最近似於“醫院”，便定期派出兩個醫生去給這些難民治療較為緊急的病症。
我和西爾維亞盼望著一起去執行這樣的任務，當時這似乎並沒有什麼冒失之處。對於我們來說，這給了我們一個既可表現無私精神又可以親密相處的機會，讓我們既能得到“表揚”，又能在路途上一連幾個小時快活地在一起。
當然，我們也意識到旅途上不是沒有危險的。埃塞俄比亞軍隊、厄立特里亞解放力量以及純粹的盜匪就像城市裡對立的團伙那樣經常為爭奪地盤而無謂地打仗，根本不管在交火中打中了誰。
我們正要第三次上路去甘契瓦。在做最後的準備的時候，弗朗索瓦和馬爾塔幫助我們檢查裝在久經風霜的半履帶式汽車後部的補給品。弗朗索瓦一聲不響地從儀表盤上的貯物箱中拿出手槍，檢查是不是上好了子彈。
他吻別西爾維亞的時候，我求他對我免了這種感情的表露。並不是因為我不愛他，而是我不願在不必要的近處承受他那渾身的煙味。
正如人們對法瑪公司法定女繼承人會做出的判斷，西爾維亞開起車來神氣活現。如果我聽之任之，她會把著方向盤直到終點的。清早的天氣不太熱，開車能微微帶來一些快感。
我的任務降為看地圖和放音樂（第一盤磁帶我選的是泰勒曼①的小號獨奏曲，來反映新的一天的樂觀心情）。後來，我們沉溺於獨自相處的快樂之中，聊起天來。
①泰勒曼（1681-1767），德國自學成才的音樂家。
開始我們又玩了一輪自己發明的遊戲：沒有被邀請參加我們的婚禮的人之中，誰會最生氣。這樣，我們走過了幾英里顛簸的路程，然後，我們又討論了另一個老問題：在兩年的合同期滿以後我們還要在這裡呆多久。
“呃，就我而言，”我深情地說，“永遠好像還不夠長。怎麼啦，西爾維亞，突然想家了？”
“為什麼要想家？”
“我也不知道，也許是想一碗真正上乘的意大利麵條。”
她回答時臉好像有點紅。“別擔心，馬修，我向你發誓我要學會做飯。”
“得啦，你知道說到你的烹調技術時我並不是認真的。但是另一方面，關係到孩子時……”
“你是不是指我們想在什麼地方撫養他們？”
“對。”我答道，極力抑制突然而來的想做父親的強烈渴望。在這件事上，我們兩人誰都找不到一個容易的答案。
我們繼續往前開了一段，聽任斯科託和多明戈在荒野中對唱《托斯卡》中的一段小夜曲。西爾維亞似乎陷入了沉思。
“你呆呆地想什麼呢，小姐？”
“你認為我們還回得去嗎？”
“回哪兒？”
“你知道的，回我們來的地方。”
“會的，去參加我們第一個孫子的婚禮。”
她笑了。
車子開了兩個小時以後，格蘭·古爾德①正在演奏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空氣已經熱得像火爐了。當我們來到一叢按樹旁時，我讓西爾維亞停下車，喝了些加蜂蜜的茶廠弗朗索瓦大媽”用來喝下食鹽片防止中暑的偏方的一部分），然後我接過方向盤，開過格雷姆丘陵地帶。
①古爾德（1932-1982），加拿大鋼琴家。
幾分鐘後，大路通到一片開闊的高地。我們已經得到過警告，說這種地形最危險，因為可能的侵犯者能夠看見我們而自己不會被發現。可是我們年輕，正在相愛，又有誰會想傷害我們呢？
不久我們就知道了。剛開始，那聲音像一塊小石頭。在非洲這麼偏僻的地方？顯然我不願意相信穿透右側車前蓋的是一顆子彈，可是伴隨一陣巨大的噬噬聲，被打穿的水箱裡的蒸汽噴了出來。我竭盡全力才使車沒有失去控制，並停了下來。我至今仍記得自己當時對情況極富說服力的估計：“媽的！”
“什麼事？”西爾維亞突然害怕起來，問道。
“不是什麼事，”我糾正她道，“是什麼人。不知道我的美國汽車俱樂部會員證在這兒管不管用。”絞刑架下的幽默。
我把手伸進儀表盤上的貯物箱，抓起手槍匆匆下車去看出了什麼事時，感覺到太陽穴處的血管突突直跳。這時，我面對面地碰上了我們的對手：兩個瘦而結實、膚色紅褐的戰士，胸前交叉掛著子彈袋。他們非常兇狠，在齊腰的高度端著連我都能認得出的俄國造步槍，槍口直指我們。
知識分子的本性難移，我試圖和他們對話。
“你們想要什麼？”我拿出我最好的埃塞俄比亞語陰沉地說。我的心臟撞擊著肋骨，跳得是這樣響，我真怕自己會聽不見他們的回答。
一個外國佬說他們的話，這使他們一驚。兩個人裡較高的一個兇狠地打量著我。很不快調的是，我們仍能聽見格蘭·古爾德的琴聲。
“跟我們來。”他吼叫著說。我決不可能讓這些傢伙把西爾維亞帶走。絕對得先把我打死才行。
“滾開，別擋路。”我也吼道，還加上了從病人痛苦時用的罵人話中學來的精華。這生動的土話又一次使他們愣住了。我回頭對西爾維亞大喊，要她趕快坐到駕駛座上，在換擋前的一剎那通知我。
顯然她是嚇傻了。“不，馬修，也許我們應該按他們說的去做。”
“聽我的，見鬼，”我厲聲說道，企圖把她從癱瘓狀態下震醒，“你不會願意做他們的俘虜的。好了，按我說的去做！”
這時，伏擊者之一用步槍向我示意，要我走到他那兒去。我沒有動，儘管我知道他馬上會開槍。
“快，西爾維亞！”我再一次喊道。半履帶式汽車中仍然毫無動靜。
那人的眼中冒出了怒火，很明顯，他要殺人。那一刻，我變成了一個不惜一切保護配偶的本能動物。
突然，一顆子彈呼嘯著從我耳邊飛過，切斷了我和文明間的聯繫的最後一環。我狂怒地瞄準著向他的胸口開了一槍。我差一點命中了他，但他往下一跪，躲過了子彈。在他還沒有來得及爬起來前，我已跳上了汽車踏腳板。突然，我發現了在大路另一邊的第三個槍手。他正把步槍舉到齊肩高，瞄準西爾維亞。
我本能地毫不猶豫地開了槍。他向後反跳出去。天哪，我打死了一個人。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時刻，然而我沒有時間再去想它。我很快傾過身去，搖著西爾維亞，使勁喊她的名字。她驚醒過來，立刻機警地換擋。汽車揚起一團灰塵馳去。
但這時，一陣彈雨從大路兩側傾瀉而來。在汽車逐漸加速之際，我把身子探出車窗，將手槍裡的子彈全部射向了敵人。四周一片混亂。子彈在到處開花。
我感到有什麼東西撕扯著我的太陽穴，腦袋裡面突然像國慶夜那樣一片閃亮。
然後是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