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
柔和的陽光從窗子裡射了進來，愛撫著我的臉。我慢慢地恢復了知覺。我逐漸意識到自己是躺在一張病床上，腦袋很疼，胳膊上打著吊針。高高地站在一旁俯視著我、臉上佈滿倦容和焦慮的是母親。她為什麼會在這裡？我在什麼地方？
看到我睜開了眼睛，媽媽露出大大鬆了一口氣的樣子。
“馬修，能聽懂我說的話嗎？”她擔憂地問道。
雖然剛剛才清醒過來，我馬上的反應卻是：“西爾維亞呢？”
我拼命想說話，大口吸著氣，可是發不出聲音來。
我感到有一隻手親切地撫摩著我的手。我聽到了弟弟的聲音：
“別急，馬修，”他說，“你經歷了不少事。我是說，你真的能夠對孫子們吹噓說你腦袋中了彈，卻活了下來親自把這事講給人聽。”
我終於說出了要說的話。
“蔡茲，她沒事吧？她跑出來了嗎？”
他好像聽不懂我的話，只是安慰我說：“放鬆點，最重要的是你沒事。”
“不，不是。”我抗議道，越來越激動。
一個矮胖結實、頭髮灰白、穿著白大褂的男人走進了我的視線，搶過了話頭。他的英語口“音很怪。
“希勒醫生，你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嗎？”
此時此刻，我連自己是誰都說不準。
這位先生繼續用這奇怪的口音很有禮貌地解釋說：“你現在是在蘇黎世的大學醫院裡。”
瑞士！這消息並沒有使我明白什麼。我於嗎在這兒？
“我是塔木茲教授。5天前我們收你進院，一顆子彈嵌在你的蝶骨中，離大腦非常近。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我立刻給你做了手術。很高興看到你脫離了危險。”
母親進一步解釋道：“馬爾科姆上個星期和我們一起飛過來，整個手術過程中他都和塔木茲教授在一起。他說手術棒極了。可惜他自己有緊急病人，不得不趕回迪爾本去。”
我腦袋昏沉沉的，耳朵裡聽到的東西也絲毫不能幫我把事情搞得更清楚。
“我究竟是怎麼到這裡的？”
“顯然你是由一架私人急救飛機送來的。”蔡茲說。
我急切地看著教授。“有誰和我在一起？”
“一個年輕的神經病學家和一個護士。”
“難道沒有一個意大利女孩嗎？”我用懇求的目光看著他。“我是說，不可能沒有。西爾維亞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的。她很漂亮，黑頭髮，身高大約5英尺10英寸。”
“恐怕飛機上沒有別人了。”塔木茲斷言道。
我一定還在藥力的強大作用之下，因為我無法讓家人明白這事有多麼緊迫。此刻我甚至都不知道西爾維亞是否還活著。一想到這一點，我的靈魂就痛苦無比。
“蔡茲，”我抬眼看著弟弟說，“你們怎麼知道我的下落的？”
“我們接到米蘭一個醫生的電話，他沒有多說細節，只是告訴我們你受了傷，正在飛往蘇黎世，將由世界上最好的神經外科醫生給你做手術。從我看到的一切而言，他所說的都是實話。”
這時教授又一次插了進來。
“你還記得中彈前的事嗎？”他問道。
我拼命回憶。然而，要記起最近發生的事情簡直是難以形容地困難。儘管如此，我還是向記憶的堡壘發起進攻，要在這面石牆上打開一個缺口。
“有這麼兩個傢伙——三個，帶著步槍。他們想俘虜我們。他們開了槍。我也開了槍。我想我打中了一個。”即便在那個時刻，我仍無法面對我真的殺了一個人的可能性。我更關心的是我所愛的女人，所以我對他們喊了起來：
“我們遭到襲擊的時候，西爾維亞·達歷山德羅是和我在一起的。請你們哪位告訴我她怎麼樣了好不好？”
母親說話了，流露出了擔心。
“馬修，我們只知道醫生告訴你的這些。在美國的時候，我們看到新聞裡有一小段報道，說有一個美國志願者在厄立特里亞被擊傷，並沒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受害者。”
弟弟補充道：
“這麼有名的一個人如果出了什麼事，肯定會有個大標題，女繼承人遭綁架什麼的，對不對？”
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這絕對不可能，”我火冒三丈道，“她不可能就這麼無影無蹤了。”
我的絕望情緒影響了大家。家人對我的健康越來越擔心。每個人都想找到辦法讓我平靜下來。
“也許佩爾捷大夫會了解點情況，”蔡茲建議說，“實際上他昨天剛來過電話，我們答應他你一醒過來就通知他。”
“好主意，”我急切地說，“咱們馬上給他打一個電話。”
用了將近兩個小時才接通了厄立特里亞，但是我終於聽見了弗朗索瓦的聲音，好像是穿過了厚厚一層靜電干擾傳來的。
“歡迎你恢復知覺，馬修。很高興你重回人間。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麼使你縱容自己表現出這種廉價的英雄主義？”
“別廢話了，行不行？西爾維亞究竟是死是活？”
剎那間的猶豫後他平板地說：“當然活著，那得感謝你。是她把你弄回來的。”
“那她現在在哪兒？”
“我真的不知道。事實就是如此，馬修。”
感謝上帝，我心裡想，我要娶的女人還活著，很安全。可是她為什麼沒有和我一起在這裡呢？
“誰安排飛機把我送來的？”我問道。
“啊，是我。”他答道。就連只是在半清醒狀態下的我也能感覺到他在隱瞞著什麼。
“那西爾維亞去了什麼地方？”
“我以為她在蘇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後看見的是，他們把你抬上直升飛機的時候她握著你的手。”
“什麼直升飛機？”
“幫我們從飛機場把藥品運來的紅海石油平臺的一架意大利直升飛機。你還記得嗎？你上了飛機，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說，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蘭的電話號碼嗎？”
“有的，不過我懷疑這對你會有什麼用。”
他知道些什麼事，但沒有告訴我。
“不管怎樣還是給我吧。”
我把電話遞給蔡茲，他記下了弗朗索瓦告訴他的一串數字。然後，我很快說了聲再見，就命令弟弟立刻給我往米蘭打電話。
一個聲音低沉的男人接了電話。“請找西爾維亞·達歷山德羅講話。”我用意大利語客氣地說。
“對不起，先生。”他簡短地說。
見鬼，我甚至無法逼他說出西爾維亞在不在那裡。作為最後手段，我決定孤注一擲。
“我可以和達歷山德羅先生說話嗎？”
“請講吧。”
“聽著，別裝傻，讓你的老闆接電話。是關於他女兒——我救了她一命的那個女兒。”
不知何故，這倒起了作用。他讓我等一等。沒有多久，一位英語說得像英國廣播公司播音員一樣的紳士接了電話。
“晚上好，希勒醫生。我是達歷山德羅。對你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盡。非常高興聽說你身體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掛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復情況。”
上帝。這就是說，這傢伙實際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從來沒有想到給我打個電話，說聲謝謝？直覺告訴我，我的時間很少，因此我決定單刀直入。
“西爾維亞在哪兒？”
他的應對——只能叫應對，因為這實在不是個回答——光溜得像絲綢一樣：“她現在心情很不好，馬修。我想你是能夠理解的。”
“我能和她說話嗎？”
“我看現在不是時候。”
好一個自命不凡的雜種。
“那你究竟覺得什麼時候才‘是時候’？”
“我覺得我們最好不要把這個談話繼續下去了，”他彬彬有禮然而十分堅決地說，“再見，醫生。”
我強烈地預感到，這將是我和達歷山德羅家族的最後一次聯繫，因此我決心把要說的全說出來。“見鬼，達歷山德羅先生，難道你沒有意識到，為了她，我可能殺了一個人嗎？”
就連這樣強烈的情感宣洩也未能感動他，他仍鎮靜地——顯然十分真誠地說道：“馬修，你救了我女兒的命，我將永遠感謝你。”
說完，他掛上了電話。
我無比痛苦地倒在了枕頭上。
並且希望，打穿了我頭骨的那粒子彈當時就把我打死。